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物简介:翦伯赞(1898～1968年),湖南桃源县人,维吾尔族,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1949年在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生前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务。他为传播唯物史观、开拓历史学的新道路,为文科教育的建设呕心沥血,献出了毕生精力,留下了宝贵的史学思想和丰富的历史研究成果。他公开发表的著作有《中国史纲要》等17部;文章有《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内蒙古访问》等约400篇;已出版的《翦伯赞全集》就有600多万字;此外,他还主持编纂了数千万字的资料。
一、一次精彩的演讲
翦老离开我们已经42个春秋了,回忆在翦老身边工作的难忘岁月,他老人家的嘉言懿行,犹历历在目。
记得那是1956年4月,春光明媚的一天。那天下午,全国政协礼堂座无虚席,掌声阵阵。一位头发花白的学者,正在讲义和团运动。主讲人就是著名的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翦老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讲到八国联军;从慈禧太后对于义和团的阴谋暗算,讲到义和团如何在清王朝可耻的欺骗、出卖和帝国主义强盗的联合进攻下,终于失败。翦老在揭露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时,声色俱厉;在嘲讽慈禧太后如何跟着帝国主义的笛声跳舞,如何踏着农民的尸骨,重新回到帝座的后面时,充满蔑视;在分析义和团失败的因素和历史教训时,悲壮深沉。翦老讲得精彩生动,我们听得如痴如迷。他渊博的历史知识、高深的理论修养、新颖的历史观点和鲜明的爱憎,通过那才华横溢、动人心弦的演讲,征服了全场听众。听众多为白发苍苍的政协委员,旁听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和研究生。
演讲获得极大的成功。翦老在演讲结束时说,“讲得不好,抛砖引玉”。主持报告会的郭沫若风趣地说:“我是搞考古的,根据我的鉴定,翦老的报告不是砖,是块美玉。”在笑声和掌声中,郭老转过身来和翦老热烈握手。
听了这终生难忘的一课,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伟大的中国,是一个不许外国强盗侵略的国家;中国人民同由“恶劣材料造成的”封建统治者不一样,是敢于在任何凶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前作决死斗争的英雄人民。
二、师生爱戴的历史系主任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翦老担任了北大历史系主任。调整后的北大历史系,是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历史系合并而成。这三所学校,过去都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服谁。翦老巧妙地将三校历史系的教师团结起来,使他们消除门户之见,通力合作。翦老主持下的历史系蒸蒸日上,教师队伍群英荟萃,有史学家翦伯赞、向达、邵循正、周一良、张政、邓广铭、齐思和、杨人、王铁崖等;青年教师多为饱学菁英,有陈庆华、汪、田余庆、袁良义、罗荣渠、张广达等,可谓群星灿烂。基础课多由名师讲授,同学们的进步,日新月异。
历史系在翦老主持下,先后建立了中国史(分古代和近现代)和世界史专业。在大学历史系成立世界史专业,北大是最早的一家。翦老还在北大历史系率先创办了新中国大学的第一个考古专业。1962年,翦老就任北大副校长,积极支持和赞助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
三、青年师生的良师益友
在北大历史系一年一度的迎新会上,翦老总是像对知心朋友谈心一样,如数家珍地讲他的治学心得。他教诲学生说,你们上大学学习知识,就像采集黄金,几年中勤奋学习,能采集到的知识黄金,终归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要把点金术学到手。翦老深有体会地说,这种点金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翦老还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学生说明学习历史的意义,以及如何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他说,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和用其他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不同点,就是它的目的不仅是说明历史,而且是改变历史。它不把历史的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分类与排比上面,而是要从史料的分析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投入现实的历史,作为无产阶级指导原则。
翦老还多次勉励学生要学会从宏观上去把握历史、从微观上去洞察历史的本领。他说,你们学习历史,既要学会使用显微镜,又要学会使用望远镜。前者培养过细功夫,使你们认识历史事实,洞察幽微;后者训练远大眼光,使你们纵观全局,把握要害。所以,两者必须结合使用,缺一不可。
翦老特别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青年人有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和帮助。对1958年停课搞科研、走出小课堂的做法,他虽然有不同看法,但仍然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运动,爱护青年师生的积极性,精心修改他们的文章,给他们写的书写序言,赞扬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校外青年同志的来信、来访,翦老不管工作多忙,也不顾年老多病,总是尽可能亲笔回信,亲自接待,充分体现了他对青年一代的爱心。
1962年5月9日,翦老曾到扬州师范学院(今属扬州大学)作学术报告,讲《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一位徐光灿同学写信给翦老,希望“高等院校主要教材应该统一”。他“万万没有想到”,“国内外享有盛名”、“工作很忙”的翦老,居然亲笔给他回了信,还说“迟复为歉”。翦老的回信是8月20日写的。翦老在信中说:“你的意见很对。现在教育部已经组织了很多教授正在分门别类编写各种教科书,教育部也希望很快编出来,但为保证质量,也要假以时日,估计明年当有一部分教科书出版。这些教科书师范学院也可以采用。”1963年,徐光灿又给翦老写了第二封信,谈了同学们对《三国演义》中关羽放走曹操问题的争论,向翦老请教。9月19日,翦老又亲笔给徐光灿同学回信说:“曹操败走华容道确有其事,但历史文献上都没有说到关羽放走曹操事,《三国演义》及京戏《华容道》中对关羽的描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艺术虚构。这件事与关羽本人无涉,是罗贯中的封建道德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这是文学问题,不是历史问题,你们把它当作文学问题讨论当然可以,不要当作历史问题讨论。”翦老的回信是用毛笔写的,苍劲有力,有的同学把它当做字帖临摹。翦老的复信,轰动了扬州师院,师生们争相传阅,对翦老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四、难忘的文科教材会议
1961年4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那年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面对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严重滑坡的局面,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提出要解决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力图通过抓教材建设这个重要环节,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和教学秩序稳定。在邓小平指导下,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召开了文科教材会议。我有幸作为北大青年教师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
4月12日上午,周扬在中宣部礼堂讲话,会议正式开始。没有开幕式,不设主席团,采取“神仙会”的形式。周扬在讲话中率先揭露了1958年“教育革命”暴露出来的问题,从总结“教育革命”经验教训入手,回答了三年来辩论不休的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书本知识和活知识、论与史、古与今、中与外、文与道的关系等有关文科教学的几个问题。周扬提出“要建设自己的教材”,这对我们这些读惯了苏联教材的青年代表和读惯了欧美教材的中老年代表来说,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可谓动人心弦、震撼人心。周扬进一步说,我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教材”,不是搬苏联的,也不是搬欧美的,首先就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吸收对我们有用的好东西,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
翦老是历史组组长,当天(4月12日)下午,在历史组讨论周扬讲话的会议上,翦老表示,1958年批判白专道路以后,许多学生不敢读书了,他深感忧虑。他说:“今后读书和读死书的界限,也要划分一下,否则,弄得学生连书也不敢读”。他针砭时弊,尖锐指出,现在“空头之风盛行,从理论到理论,从原则到原则,从规律到规律”;“现在不注意写文章不仅是普遍现象,而且对文章不通习以为常,不以为怪。”在翦老带动下,历史组的会开得生动活泼,气氛活跃。有时候,几个人同时站起来,争着发言。有些“犹有余悸”的老教授,也谈出不少心里话。他们说:“这个会越开越精彩了,真像个‘神仙会’了”。
翦老率领历史组的全体代表,认真拟定历史专业教学方案,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到学生阅读书目,都一一仔细推敲。接着,翦老又组织代表们制定历史教材编选计划。确定下来的项目有:黎澍主编的《史学概论》、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等十多种近50本。从此,我作为翦老的秘书,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了五、六年,同文科教材工作终身结缘。
五、呕心沥血写《纲要》
文科教材会议一结束,翦老就立刻行动。在指导编写《中国史纲要》的过程中,他针对史学界和学术界当时出现的简单化、绝对化等错误倾向和一度刮起的浮夸、浮躁的极“左”歪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冒着风险,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公开提出“在真理面前,不能让步。”他把自己的讲话,写成文章发表。其中《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是具有纲领性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对于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怎样评价剥削制度和历史人物的作用,是否摆正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乃至怎样写文章、引史料,他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还提出了六个“不要”,即不要类比,不要影射,不要推论,不要附会,不要过多地追溯或展望,不要过多地引用经典著作的文句。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实事求是。我认为,这是翦老半个世纪治学经验的总结,可以作为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座右铭。《初步意见》一文在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欢迎。但是,它也触怒了一些人,陈伯达一伙,后来竟诬之为“反党史学纲领”。
为了指导《中国史纲要》的编写,翦老又写了《跋<宋司马光通鉴稿>》(196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他希望集体编写历史的同志们要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他说,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这一点就大大地值得我们学习”。所以,翦老主张“要搞好集体编写历史的工作”,第一,每一部分要有一个“司马光”当主编,主编要负起责任来;第二,编书集体不宜大,“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邀请的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三,“应该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删繁就简,取精用宏”。
翦老亲自提名吴荣曾、田余庆、汪、邓广铭、许大龄、邵循正、陈庆华等既有专门研究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编写《中国史纲要》。因为是志同道合,编书时,在认识上、观点上易于取得一致;因为都有研究,参加编写的同志,都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都能承担起他们所承担的那一部分的任务,都能写出基本上具有代表当时学术水平的初稿。
在纲要编写过程中,翦老还要用很大的精力来对付一些必须面对的问题,如古代史分期、古为今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乃至打破王朝体系和让步政策论,等等。
年近古稀的翦老,为了写好《纲要》,日夜奋战,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一丝不苟,呕心沥血,废寝忘食。这部教材耗尽了他的精力。翦老郑重地对我说过,“我从来没有这样负责过”,“《纲要》写好了,我就可以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了”。
《纲要》出版四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大学文科师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还荣获了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六、“我死不瞑目”
1965年11月,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指责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翦老勃然大怒。他说:“姚文元不过是个毛孩子,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翦老说:“吴晗是我的老朋友,解放前他反蒋。他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连他都要整,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这些大快人心的话,却成了翦老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证。
1966年春天,报刊上点名批判翦老的文章,乌云般卷来,翦老已被剥夺反批评的发言权。有一次,翦老沉痛地对我说:“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
文革开始后,翦老被赶出北大燕东园寓所,搬进小黑屋,备受批斗煎熬。1968年秋天,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北大的翦伯赞和冯友兰要“给出路”,“要给他们饭吃”。翦老从小黑屋搬进了燕南园64号楼,监视居住,每月发给生活费100元。
1968年初冬,从“中央专案组”来了一个穿军装的、自称是搞“刘少奇专案”的家伙,带着一名帮手,到翦老家里逼供。那个家伙强迫翦老证明在三十年代某一次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出卖革命的“阴谋”。那时候,翦老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翦老才在解放区第一次见到刘少奇同志。那个家伙,三天两头来找翦老逼供,狂吼咆哮,甚至进行人身侮辱,但是始终未能得逞。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翦老,宁死不作谤书,没有说半句假话。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68年12月18日那天夜里,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战斗了一生的翦老,同他相依为命、苦乐与共的爱侣戴淑婉一起,服安眠药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用死维护了人格尊严。
编辑:陈 敏
一、一次精彩的演讲
翦老离开我们已经42个春秋了,回忆在翦老身边工作的难忘岁月,他老人家的嘉言懿行,犹历历在目。
记得那是1956年4月,春光明媚的一天。那天下午,全国政协礼堂座无虚席,掌声阵阵。一位头发花白的学者,正在讲义和团运动。主讲人就是著名的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翦老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讲到八国联军;从慈禧太后对于义和团的阴谋暗算,讲到义和团如何在清王朝可耻的欺骗、出卖和帝国主义强盗的联合进攻下,终于失败。翦老在揭露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时,声色俱厉;在嘲讽慈禧太后如何跟着帝国主义的笛声跳舞,如何踏着农民的尸骨,重新回到帝座的后面时,充满蔑视;在分析义和团失败的因素和历史教训时,悲壮深沉。翦老讲得精彩生动,我们听得如痴如迷。他渊博的历史知识、高深的理论修养、新颖的历史观点和鲜明的爱憎,通过那才华横溢、动人心弦的演讲,征服了全场听众。听众多为白发苍苍的政协委员,旁听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和研究生。
演讲获得极大的成功。翦老在演讲结束时说,“讲得不好,抛砖引玉”。主持报告会的郭沫若风趣地说:“我是搞考古的,根据我的鉴定,翦老的报告不是砖,是块美玉。”在笑声和掌声中,郭老转过身来和翦老热烈握手。
听了这终生难忘的一课,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伟大的中国,是一个不许外国强盗侵略的国家;中国人民同由“恶劣材料造成的”封建统治者不一样,是敢于在任何凶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前作决死斗争的英雄人民。
二、师生爱戴的历史系主任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翦老担任了北大历史系主任。调整后的北大历史系,是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历史系合并而成。这三所学校,过去都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服谁。翦老巧妙地将三校历史系的教师团结起来,使他们消除门户之见,通力合作。翦老主持下的历史系蒸蒸日上,教师队伍群英荟萃,有史学家翦伯赞、向达、邵循正、周一良、张政、邓广铭、齐思和、杨人、王铁崖等;青年教师多为饱学菁英,有陈庆华、汪、田余庆、袁良义、罗荣渠、张广达等,可谓群星灿烂。基础课多由名师讲授,同学们的进步,日新月异。
历史系在翦老主持下,先后建立了中国史(分古代和近现代)和世界史专业。在大学历史系成立世界史专业,北大是最早的一家。翦老还在北大历史系率先创办了新中国大学的第一个考古专业。1962年,翦老就任北大副校长,积极支持和赞助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
三、青年师生的良师益友
在北大历史系一年一度的迎新会上,翦老总是像对知心朋友谈心一样,如数家珍地讲他的治学心得。他教诲学生说,你们上大学学习知识,就像采集黄金,几年中勤奋学习,能采集到的知识黄金,终归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要把点金术学到手。翦老深有体会地说,这种点金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翦老还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学生说明学习历史的意义,以及如何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他说,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和用其他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不同点,就是它的目的不仅是说明历史,而且是改变历史。它不把历史的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分类与排比上面,而是要从史料的分析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投入现实的历史,作为无产阶级指导原则。
翦老还多次勉励学生要学会从宏观上去把握历史、从微观上去洞察历史的本领。他说,你们学习历史,既要学会使用显微镜,又要学会使用望远镜。前者培养过细功夫,使你们认识历史事实,洞察幽微;后者训练远大眼光,使你们纵观全局,把握要害。所以,两者必须结合使用,缺一不可。
翦老特别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青年人有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和帮助。对1958年停课搞科研、走出小课堂的做法,他虽然有不同看法,但仍然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运动,爱护青年师生的积极性,精心修改他们的文章,给他们写的书写序言,赞扬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校外青年同志的来信、来访,翦老不管工作多忙,也不顾年老多病,总是尽可能亲笔回信,亲自接待,充分体现了他对青年一代的爱心。
1962年5月9日,翦老曾到扬州师范学院(今属扬州大学)作学术报告,讲《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一位徐光灿同学写信给翦老,希望“高等院校主要教材应该统一”。他“万万没有想到”,“国内外享有盛名”、“工作很忙”的翦老,居然亲笔给他回了信,还说“迟复为歉”。翦老的回信是8月20日写的。翦老在信中说:“你的意见很对。现在教育部已经组织了很多教授正在分门别类编写各种教科书,教育部也希望很快编出来,但为保证质量,也要假以时日,估计明年当有一部分教科书出版。这些教科书师范学院也可以采用。”1963年,徐光灿又给翦老写了第二封信,谈了同学们对《三国演义》中关羽放走曹操问题的争论,向翦老请教。9月19日,翦老又亲笔给徐光灿同学回信说:“曹操败走华容道确有其事,但历史文献上都没有说到关羽放走曹操事,《三国演义》及京戏《华容道》中对关羽的描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艺术虚构。这件事与关羽本人无涉,是罗贯中的封建道德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这是文学问题,不是历史问题,你们把它当作文学问题讨论当然可以,不要当作历史问题讨论。”翦老的回信是用毛笔写的,苍劲有力,有的同学把它当做字帖临摹。翦老的复信,轰动了扬州师院,师生们争相传阅,对翦老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四、难忘的文科教材会议
1961年4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那年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面对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严重滑坡的局面,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提出要解决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力图通过抓教材建设这个重要环节,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和教学秩序稳定。在邓小平指导下,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召开了文科教材会议。我有幸作为北大青年教师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
4月12日上午,周扬在中宣部礼堂讲话,会议正式开始。没有开幕式,不设主席团,采取“神仙会”的形式。周扬在讲话中率先揭露了1958年“教育革命”暴露出来的问题,从总结“教育革命”经验教训入手,回答了三年来辩论不休的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书本知识和活知识、论与史、古与今、中与外、文与道的关系等有关文科教学的几个问题。周扬提出“要建设自己的教材”,这对我们这些读惯了苏联教材的青年代表和读惯了欧美教材的中老年代表来说,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可谓动人心弦、震撼人心。周扬进一步说,我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教材”,不是搬苏联的,也不是搬欧美的,首先就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吸收对我们有用的好东西,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
翦老是历史组组长,当天(4月12日)下午,在历史组讨论周扬讲话的会议上,翦老表示,1958年批判白专道路以后,许多学生不敢读书了,他深感忧虑。他说:“今后读书和读死书的界限,也要划分一下,否则,弄得学生连书也不敢读”。他针砭时弊,尖锐指出,现在“空头之风盛行,从理论到理论,从原则到原则,从规律到规律”;“现在不注意写文章不仅是普遍现象,而且对文章不通习以为常,不以为怪。”在翦老带动下,历史组的会开得生动活泼,气氛活跃。有时候,几个人同时站起来,争着发言。有些“犹有余悸”的老教授,也谈出不少心里话。他们说:“这个会越开越精彩了,真像个‘神仙会’了”。
翦老率领历史组的全体代表,认真拟定历史专业教学方案,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到学生阅读书目,都一一仔细推敲。接着,翦老又组织代表们制定历史教材编选计划。确定下来的项目有:黎澍主编的《史学概论》、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等十多种近50本。从此,我作为翦老的秘书,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了五、六年,同文科教材工作终身结缘。
五、呕心沥血写《纲要》
文科教材会议一结束,翦老就立刻行动。在指导编写《中国史纲要》的过程中,他针对史学界和学术界当时出现的简单化、绝对化等错误倾向和一度刮起的浮夸、浮躁的极“左”歪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冒着风险,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公开提出“在真理面前,不能让步。”他把自己的讲话,写成文章发表。其中《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是具有纲领性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对于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怎样评价剥削制度和历史人物的作用,是否摆正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乃至怎样写文章、引史料,他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还提出了六个“不要”,即不要类比,不要影射,不要推论,不要附会,不要过多地追溯或展望,不要过多地引用经典著作的文句。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实事求是。我认为,这是翦老半个世纪治学经验的总结,可以作为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座右铭。《初步意见》一文在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欢迎。但是,它也触怒了一些人,陈伯达一伙,后来竟诬之为“反党史学纲领”。
为了指导《中国史纲要》的编写,翦老又写了《跋<宋司马光通鉴稿>》(196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他希望集体编写历史的同志们要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他说,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这一点就大大地值得我们学习”。所以,翦老主张“要搞好集体编写历史的工作”,第一,每一部分要有一个“司马光”当主编,主编要负起责任来;第二,编书集体不宜大,“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邀请的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三,“应该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删繁就简,取精用宏”。
翦老亲自提名吴荣曾、田余庆、汪、邓广铭、许大龄、邵循正、陈庆华等既有专门研究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编写《中国史纲要》。因为是志同道合,编书时,在认识上、观点上易于取得一致;因为都有研究,参加编写的同志,都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都能承担起他们所承担的那一部分的任务,都能写出基本上具有代表当时学术水平的初稿。
在纲要编写过程中,翦老还要用很大的精力来对付一些必须面对的问题,如古代史分期、古为今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乃至打破王朝体系和让步政策论,等等。
年近古稀的翦老,为了写好《纲要》,日夜奋战,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一丝不苟,呕心沥血,废寝忘食。这部教材耗尽了他的精力。翦老郑重地对我说过,“我从来没有这样负责过”,“《纲要》写好了,我就可以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了”。
《纲要》出版四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大学文科师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还荣获了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六、“我死不瞑目”
1965年11月,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指责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翦老勃然大怒。他说:“姚文元不过是个毛孩子,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翦老说:“吴晗是我的老朋友,解放前他反蒋。他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连他都要整,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这些大快人心的话,却成了翦老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证。
1966年春天,报刊上点名批判翦老的文章,乌云般卷来,翦老已被剥夺反批评的发言权。有一次,翦老沉痛地对我说:“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
文革开始后,翦老被赶出北大燕东园寓所,搬进小黑屋,备受批斗煎熬。1968年秋天,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北大的翦伯赞和冯友兰要“给出路”,“要给他们饭吃”。翦老从小黑屋搬进了燕南园64号楼,监视居住,每月发给生活费100元。
1968年初冬,从“中央专案组”来了一个穿军装的、自称是搞“刘少奇专案”的家伙,带着一名帮手,到翦老家里逼供。那个家伙强迫翦老证明在三十年代某一次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出卖革命的“阴谋”。那时候,翦老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翦老才在解放区第一次见到刘少奇同志。那个家伙,三天两头来找翦老逼供,狂吼咆哮,甚至进行人身侮辱,但是始终未能得逞。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翦老,宁死不作谤书,没有说半句假话。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68年12月18日那天夜里,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战斗了一生的翦老,同他相依为命、苦乐与共的爱侣戴淑婉一起,服安眠药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用死维护了人格尊严。
编辑: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