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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重人性
西方教育重神性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是一种人本文化。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中国文化是重人而轻神。这就势必在教育上重视人性，发扬人性，轻视神性。这与西方文化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教会控制，灌输宗教意识，大异其趣。这也是“东西方教育思想从起源性即表现出来的思维方法上的第一个重大差异”。
中国教育重道义
西方教育重功利
从价值系统上进行分析，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偏重“义”与“德”，看轻“利”与“力”，是突出刚健自强之类个人修养的思维模式。中国人最讲“礼”，“礼”就成为最具中华文化的原初性和普遍意义。以人为本，讲求理性，必然重视根据人的理性而衍生出来的行为准则，这种重德的文化必然反映在教育上的首重道义，这与西方教育讲求功利迥然有别。
“义”其为天下之功利，“利”则为一己之私欲。在价值论上，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即重义轻利甚至尚义反利，这反映在教育上就必然重道义。
西方文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个人主义，使人过分注重个人利益和权利，推动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探求和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与享受，在促进西方社会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所形成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道德水准下降、拜金主义弥漫、享乐主义抬头、亲情淡漠、人际冷落等种种现象似乎也不能等闲视之。
中国教育重政事
西方教育重自然
中国教育重政事而西方教育重自然，是中、西文化模式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呈现的不同反映。
中国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顺天应物”、“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平等，“万物相育而不相害，众道并行而不相悖”。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政教合一”，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最一般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
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人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培养科学的研究态度，使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而近代中国由于受文化传统的束缚，在科学技术上开始落伍。落后就要挨打，故中国近代屡遭外侮的史实不胜枚举。
中国教育重和谐
西方教育重竞争
中国教育崇尚和谐，西方教育讲求竞争，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也是中、西文化模式在对待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不同反映。
中国文化向来具有中道的文化品格，而中道的原则就是凡事讲究和谐，和谐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和谐境界是以追求真(自然之和谐)、善(人际之和谐)、美(天人之和谐)相统一的总体目标，尤以人际和谐为主旨，特别强调“人自我身心内外之和谐”。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都强调并追求和谐，儒家以“礼之用，和为贵”，道家以“相忘于江湖”顺应自然，佛家以“无念”来达到人与人、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在和谐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也非常注重塑造和谐的品质。孔子在评价学生的行为时，运用和谐中庸的标准，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这个标准也成为古代教育中“因材施教”的出发点。重和谐的价值取向也对中国古代的教育方式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形成了古代教育思想中注重自我教育和道德反省的传统。“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这种克己内省的典范。
西方教育思想虽然也屡有提倡和谐的学说，但重视竞争的思想古已有之，而且逐步成为居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明确把竞争作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此后，从霍布斯、马尔萨斯，直到达尔文、赫管黎、高尔顿等，无不重视生存竞争的原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竞争与差异一直是西方教育家着意培养的品质。
中国教育重群体
西方教育重个体
中国教育看重群体，而西方教育注重个体，这是中、西文化传统家庭本位和个人本位在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歧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统一性，忽视个性差异，也就是强调群体，忽视个体。个体对于群体来说，义务重于权利，奉献大于索取。个体的价值只有在整体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这种重群体的特征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上，如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官师合一”、“政教一体”、“家国一体”。强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把握，西方文化传统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人格和尊严。这一思想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再一次重新正视人的存在。正视自己的存在。诗人但丁呼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17世纪初，荷兰国际法专家格老秀斯明确把自由和财产规定为个人的权利，并把这一人权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这种思想逐渐成为西方的社会公理：一个人首先关心自身的利益是自然和合理的，谋求增进个人的利益是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佳途径。这些个人至上的原则被写进了西方的教科书中。如人有权自行其是，人有抉择权，人身不可侵犯；政府无权干涉个人的自由和隐私；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史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中、西两大文化体系所孕育出来的教育思想，各有长短，互有优势，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质。这就说明，教育思想的异同与文化模式的差异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这种中、西文化模式的基本差异导致了中、西方教育思想的根本歧异。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教育是民族进步的动力。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交融和会通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产生出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动力。为此，中、西各国，在努力把握和弘扬本土文化传统的精华之时，无不充分借鉴和吸收他国文化传统的精义，淘其旧素，添其新质，为本国的教育改革服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相互尊敬的文化全球化的氛围下，中、西文化教育会在彼此交流中水乳交融，在相互借鉴中灵犀相通，这既可带来西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丰富，又可带来中国文化教育的繁荣与多彩，相互促进，扬长避短，最终会将全人类的文化教育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而使“执两用中”与“两极对立”的中、西文化模式达到高度文明下的物我交融、互动，相得益彰。
西方教育重神性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是一种人本文化。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中国文化是重人而轻神。这就势必在教育上重视人性，发扬人性，轻视神性。这与西方文化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教会控制，灌输宗教意识，大异其趣。这也是“东西方教育思想从起源性即表现出来的思维方法上的第一个重大差异”。
中国教育重道义
西方教育重功利
从价值系统上进行分析，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偏重“义”与“德”，看轻“利”与“力”，是突出刚健自强之类个人修养的思维模式。中国人最讲“礼”，“礼”就成为最具中华文化的原初性和普遍意义。以人为本，讲求理性，必然重视根据人的理性而衍生出来的行为准则，这种重德的文化必然反映在教育上的首重道义，这与西方教育讲求功利迥然有别。
“义”其为天下之功利，“利”则为一己之私欲。在价值论上，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即重义轻利甚至尚义反利，这反映在教育上就必然重道义。
西方文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个人主义，使人过分注重个人利益和权利，推动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探求和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与享受，在促进西方社会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所形成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道德水准下降、拜金主义弥漫、享乐主义抬头、亲情淡漠、人际冷落等种种现象似乎也不能等闲视之。
中国教育重政事
西方教育重自然
中国教育重政事而西方教育重自然，是中、西文化模式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呈现的不同反映。
中国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顺天应物”、“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平等，“万物相育而不相害，众道并行而不相悖”。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政教合一”，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最一般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
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人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培养科学的研究态度，使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而近代中国由于受文化传统的束缚，在科学技术上开始落伍。落后就要挨打，故中国近代屡遭外侮的史实不胜枚举。
中国教育重和谐
西方教育重竞争
中国教育崇尚和谐，西方教育讲求竞争，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也是中、西文化模式在对待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不同反映。
中国文化向来具有中道的文化品格，而中道的原则就是凡事讲究和谐，和谐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和谐境界是以追求真(自然之和谐)、善(人际之和谐)、美(天人之和谐)相统一的总体目标，尤以人际和谐为主旨，特别强调“人自我身心内外之和谐”。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都强调并追求和谐，儒家以“礼之用，和为贵”，道家以“相忘于江湖”顺应自然，佛家以“无念”来达到人与人、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在和谐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也非常注重塑造和谐的品质。孔子在评价学生的行为时，运用和谐中庸的标准，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这个标准也成为古代教育中“因材施教”的出发点。重和谐的价值取向也对中国古代的教育方式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形成了古代教育思想中注重自我教育和道德反省的传统。“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这种克己内省的典范。
西方教育思想虽然也屡有提倡和谐的学说，但重视竞争的思想古已有之，而且逐步成为居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明确把竞争作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此后，从霍布斯、马尔萨斯，直到达尔文、赫管黎、高尔顿等，无不重视生存竞争的原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竞争与差异一直是西方教育家着意培养的品质。
中国教育重群体
西方教育重个体
中国教育看重群体，而西方教育注重个体，这是中、西文化传统家庭本位和个人本位在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歧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统一性，忽视个性差异，也就是强调群体，忽视个体。个体对于群体来说，义务重于权利，奉献大于索取。个体的价值只有在整体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这种重群体的特征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上，如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官师合一”、“政教一体”、“家国一体”。强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把握，西方文化传统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人格和尊严。这一思想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再一次重新正视人的存在。正视自己的存在。诗人但丁呼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17世纪初，荷兰国际法专家格老秀斯明确把自由和财产规定为个人的权利，并把这一人权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这种思想逐渐成为西方的社会公理：一个人首先关心自身的利益是自然和合理的，谋求增进个人的利益是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佳途径。这些个人至上的原则被写进了西方的教科书中。如人有权自行其是，人有抉择权，人身不可侵犯；政府无权干涉个人的自由和隐私；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史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中、西两大文化体系所孕育出来的教育思想，各有长短，互有优势，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质。这就说明，教育思想的异同与文化模式的差异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这种中、西文化模式的基本差异导致了中、西方教育思想的根本歧异。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教育是民族进步的动力。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交融和会通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产生出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动力。为此，中、西各国，在努力把握和弘扬本土文化传统的精华之时，无不充分借鉴和吸收他国文化传统的精义，淘其旧素，添其新质，为本国的教育改革服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相互尊敬的文化全球化的氛围下，中、西文化教育会在彼此交流中水乳交融，在相互借鉴中灵犀相通，这既可带来西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丰富，又可带来中国文化教育的繁荣与多彩，相互促进，扬长避短，最终会将全人类的文化教育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而使“执两用中”与“两极对立”的中、西文化模式达到高度文明下的物我交融、互动，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