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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田近雄所著的《日本军队用语集》一书中提到，昔日日本天皇对于陆军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先是“恩赐”望远镜，后来是军刀；对于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先是“恩赐”军刀，后来改为银表。2009年，我在参观日本防卫省时，在旧日本陆军部的展室里，见到了一些当年天皇“恩赐”的军刀、银表和望远镜。
日本军队除了对军官有所“恩赐”以外，对士兵也有。对于士兵，特别是特攻队或敢死队则“恩赐”香烟。日本战时与军队有关的纸质香烟盒我见的不多，各类金属香烟盒倒见过不少，这或许是因为金属香烟盒便于在酷暑及严寒等各种行军作战条件下保存香烟吧。在我收集到的日军金属香烟盒中，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以侵华战争重大事件为图案的香烟盒。
日军“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 “纪念”烟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史称“七·七”事变，日本人称为“支那事变”。侵华日军为“纪念”这次所谓的“支那事变”，特意制造了两种图案的铜制香烟盒。一种是我收集到的、正面图案为日军占领当时北平南苑29军军部的场景，并在右下方附“支那事变纪念”的文字，烟盒的背面则记载了对该事变的说明。另一种烟盒的正面图案是日军飞机轰炸天津海河岸边建筑的场景。
中日双方还曾为“究竟是谁在‘七·七’事变中开的第一枪”有所争论。但事实上，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军队根本没有权利驻扎在中国领土上。
我收集的以侵华日军重大战事题材为图案的香烟盒中，有一个烟盒上的图案是一个日本军官手持望远镜瞭望战场，旁边还有一个持枪日军士兵和一只腰负通信袋的军犬。从当年日本造币局发行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两枚铜制“纪念”币可知，这个烟盒图案即是套用当时“八·一三”淞沪会战“纪念”币的图案。
从日军兵要地志来看，两次“事变”战场并非预先选定
因为收集到了日军“纪念”“七·七”和“八·一三”两次“事变”的香烟盒，结合战史和日军兵要地志，我对那段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见解。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大本营陆军部》中“从华北事变扩大到中国事变”内容记载，关于“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当时坚持出兵仅限于华北，而不扩及青岛、上海的方针，主张“陆军不能出兵，上海侨民可由海军保护”，极力反对向上海前方进攻或积极攻取南京。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编写者认为，当时派遣两个师团保护上海日侨的最大错误，是由于对中国军情与地形判断错误所致。其中，对于地形的判断错误，都归结于当时日军调查编印的兵要地志。《大本营陆军部》中记载：“上海的敌情侦察很不可靠，海军曾说能占领江湾镇一线，实际上，出兵时敌已到达吴淞镇。此外，据兵要地志班判断，在第11师团登陆的附近，10月底以前为一片泥泞，无法作战。实际上却能完成作战。”另外，日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中岛后来曾说：“8月23日，虽命上海派遣军在海军的协助下迅速在上海登陆，但由于中国军队已占领登陆点附近严阵以待，登陆作战困难。加以根据错误的兵要地志资料，认为上海附近地形不能使用野炮以上的火炮，致使上海派遣军的编组劣于原中国驻屯军，但实际地形可以使用更大的兵力。而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意外坚固，以致陷入极度苦战。”
关于这一点，我曾研读过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其中“用兵的观察”一章对当时登陆地点的描述为“该地海岸线为扬子江、钱塘江沙土堆积，浅近海岸地形亦多沼泽沟渠。易于登陆地点极少，唯乍浦附近(金山卫)可以登陆，但该地为要塞地区，最近增强了防卫。扬子江沿岸土质泥泞、草丛密，且陆上地形湿地沟渠多，登陆后行动困难。加之长江的水路经常变迁，昨日适于之地，今日泥泞没人马之足。因而事前侦察最为紧要。”日军兵要地志《水网地带作战》中还提到：“本地带内的村落、竹林、墓地及堤防、土堆作为攻防据点价值颇大。支那军队在该地村落防御中背水为阵可顽强抵抗。”
事实上，日军兵要地志的判断并没有错。战争开始后，据亲历淞沪会战，时任国民党军14师参谋长的郭汝瑰将军回忆：“我下级官兵缺乏战斗经验，凡遭敌强烈炮火袭击，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去藏，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敌人将所有的炮都对准竹林、小山包打，竹林、小山包就成了弹巢，往往伤亡很大。”从日军的兵要地志来看，日军早就注意到了这些明显目标，其中还记录：“携行轻渡河器材十分必要，可在现地征集竹筏和小木船。遇水壕可用树、草填埋，作业时间30分钟到一小时，野战重车辆即可通过。”
客观来讲，日军兵要地志并无明显错误。我国战史提到，恰是日军在淞沪会战中携带轻型渡河器材，才使其在水网地带克服障碍进展迅速。侵华日军将领将“事变”初期战场兵力火力投送不足归结于兵要地志的失误，实是可笑。这种将战争失败、战役失败的原因推卸给兵要地志调查不足的例子，我在日本战后的史料中已见到数次了。
值得重视的是，日军这部《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是1937年8月16日，也就是日军下达总动员令并派遣第3师团和第11师团开赴上海的第二天印发的。另外，我发现日军《平津地方(河北省北部)兵要地志概说》，是其参谋本部1937年8月20日，即“七一七”事变后一个半月印发的。日军视兵要地志是制定作战计划的基础资料。我认为，从日军这两本匆匆搞出的“急救章”般的兵要地志也可以看出，“七·七”事变的卢沟桥和“八·一三”会战的上海，都不是日军领率机关事先选定的战场。
此外，淞沪会战中国民党第98师587团在8月30日攻入孙家楼日军阵地时，曾缴获《陆海协同作战》、《街市战研究》、《支那军战斗法研究》三本教材，其封面上有“昭和十二年七月第22联队翻印”的文字。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这也说明，日军自“七一七”事变之后，匆匆开始了对华的应急作战训练。“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虽损失惨重，但将主力用于长江方向，迫日军主力由华北平原转于华中湖泊山岳地带，展开持久战，争取数月时间，达成沿海物资内迁的战略目的。
当年，日本陆军本是以俄国为假想敌，日本海军则以美国为假想敌而进行准备，对中国并未过多考虑，认为万一事态发生，以陆海军一部即可胜任。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1935年、1936年的对华作战设想中：“满州事变后对苏作战准备极不完善，而形势要求必须对之严加警戒。因此，对华作战之规模需要极力加以限制，即必须以最小的兵力达到作战目的”；又说：“虑及对苏、对美之关系，必须排除万难，力避从局部战争发展为全面战争……”。可见日本当局并不希望对华战争战势无限扩大，以保存实力。
而当“事变”发生时，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青年将校和参谋们极力推动日本当权者扩大事态，“惩罚”中国，最终导致全面抗战爆发。与之相反，石原莞尔似乎是个“明白人”，他在“七·七”和“八·一三”两次“事变”中，都反对扩大战争。俞天任在《军国幕僚》中精辟总结石原莞尔对华战略思想：“主张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州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西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然后和美国进行最终的战争。”时至今日看到这个战略构想，依然让人不寒而栗。所幸石原莞尔与日本当权者意见不和而辞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堀场一雄在战后著书《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中说，日本统治集团各派系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侵华的策略和步骤上却主张不同。可见当年日本军队中对侵华之争论还是很激烈的。
编辑 王晓西
日本军队除了对军官有所“恩赐”以外，对士兵也有。对于士兵，特别是特攻队或敢死队则“恩赐”香烟。日本战时与军队有关的纸质香烟盒我见的不多，各类金属香烟盒倒见过不少，这或许是因为金属香烟盒便于在酷暑及严寒等各种行军作战条件下保存香烟吧。在我收集到的日军金属香烟盒中，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以侵华战争重大事件为图案的香烟盒。
日军“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 “纪念”烟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史称“七·七”事变，日本人称为“支那事变”。侵华日军为“纪念”这次所谓的“支那事变”，特意制造了两种图案的铜制香烟盒。一种是我收集到的、正面图案为日军占领当时北平南苑29军军部的场景，并在右下方附“支那事变纪念”的文字，烟盒的背面则记载了对该事变的说明。另一种烟盒的正面图案是日军飞机轰炸天津海河岸边建筑的场景。
中日双方还曾为“究竟是谁在‘七·七’事变中开的第一枪”有所争论。但事实上，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军队根本没有权利驻扎在中国领土上。
我收集的以侵华日军重大战事题材为图案的香烟盒中，有一个烟盒上的图案是一个日本军官手持望远镜瞭望战场，旁边还有一个持枪日军士兵和一只腰负通信袋的军犬。从当年日本造币局发行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两枚铜制“纪念”币可知，这个烟盒图案即是套用当时“八·一三”淞沪会战“纪念”币的图案。
从日军兵要地志来看，两次“事变”战场并非预先选定
因为收集到了日军“纪念”“七·七”和“八·一三”两次“事变”的香烟盒，结合战史和日军兵要地志，我对那段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见解。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大本营陆军部》中“从华北事变扩大到中国事变”内容记载，关于“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当时坚持出兵仅限于华北，而不扩及青岛、上海的方针，主张“陆军不能出兵，上海侨民可由海军保护”，极力反对向上海前方进攻或积极攻取南京。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编写者认为，当时派遣两个师团保护上海日侨的最大错误，是由于对中国军情与地形判断错误所致。其中，对于地形的判断错误，都归结于当时日军调查编印的兵要地志。《大本营陆军部》中记载：“上海的敌情侦察很不可靠，海军曾说能占领江湾镇一线，实际上，出兵时敌已到达吴淞镇。此外，据兵要地志班判断，在第11师团登陆的附近，10月底以前为一片泥泞，无法作战。实际上却能完成作战。”另外，日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中岛后来曾说：“8月23日，虽命上海派遣军在海军的协助下迅速在上海登陆，但由于中国军队已占领登陆点附近严阵以待，登陆作战困难。加以根据错误的兵要地志资料，认为上海附近地形不能使用野炮以上的火炮，致使上海派遣军的编组劣于原中国驻屯军，但实际地形可以使用更大的兵力。而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意外坚固，以致陷入极度苦战。”
关于这一点，我曾研读过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其中“用兵的观察”一章对当时登陆地点的描述为“该地海岸线为扬子江、钱塘江沙土堆积，浅近海岸地形亦多沼泽沟渠。易于登陆地点极少，唯乍浦附近(金山卫)可以登陆，但该地为要塞地区，最近增强了防卫。扬子江沿岸土质泥泞、草丛密，且陆上地形湿地沟渠多，登陆后行动困难。加之长江的水路经常变迁，昨日适于之地，今日泥泞没人马之足。因而事前侦察最为紧要。”日军兵要地志《水网地带作战》中还提到：“本地带内的村落、竹林、墓地及堤防、土堆作为攻防据点价值颇大。支那军队在该地村落防御中背水为阵可顽强抵抗。”
事实上，日军兵要地志的判断并没有错。战争开始后，据亲历淞沪会战，时任国民党军14师参谋长的郭汝瑰将军回忆：“我下级官兵缺乏战斗经验，凡遭敌强烈炮火袭击，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去藏，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敌人将所有的炮都对准竹林、小山包打，竹林、小山包就成了弹巢，往往伤亡很大。”从日军的兵要地志来看，日军早就注意到了这些明显目标，其中还记录：“携行轻渡河器材十分必要，可在现地征集竹筏和小木船。遇水壕可用树、草填埋，作业时间30分钟到一小时，野战重车辆即可通过。”
客观来讲，日军兵要地志并无明显错误。我国战史提到，恰是日军在淞沪会战中携带轻型渡河器材，才使其在水网地带克服障碍进展迅速。侵华日军将领将“事变”初期战场兵力火力投送不足归结于兵要地志的失误，实是可笑。这种将战争失败、战役失败的原因推卸给兵要地志调查不足的例子，我在日本战后的史料中已见到数次了。
值得重视的是，日军这部《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是1937年8月16日，也就是日军下达总动员令并派遣第3师团和第11师团开赴上海的第二天印发的。另外，我发现日军《平津地方(河北省北部)兵要地志概说》，是其参谋本部1937年8月20日，即“七一七”事变后一个半月印发的。日军视兵要地志是制定作战计划的基础资料。我认为，从日军这两本匆匆搞出的“急救章”般的兵要地志也可以看出，“七·七”事变的卢沟桥和“八·一三”会战的上海，都不是日军领率机关事先选定的战场。
此外，淞沪会战中国民党第98师587团在8月30日攻入孙家楼日军阵地时，曾缴获《陆海协同作战》、《街市战研究》、《支那军战斗法研究》三本教材，其封面上有“昭和十二年七月第22联队翻印”的文字。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这也说明，日军自“七一七”事变之后，匆匆开始了对华的应急作战训练。“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虽损失惨重，但将主力用于长江方向，迫日军主力由华北平原转于华中湖泊山岳地带，展开持久战，争取数月时间，达成沿海物资内迁的战略目的。
当年，日本陆军本是以俄国为假想敌，日本海军则以美国为假想敌而进行准备，对中国并未过多考虑，认为万一事态发生，以陆海军一部即可胜任。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1935年、1936年的对华作战设想中：“满州事变后对苏作战准备极不完善，而形势要求必须对之严加警戒。因此，对华作战之规模需要极力加以限制，即必须以最小的兵力达到作战目的”；又说：“虑及对苏、对美之关系，必须排除万难，力避从局部战争发展为全面战争……”。可见日本当局并不希望对华战争战势无限扩大，以保存实力。
而当“事变”发生时，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青年将校和参谋们极力推动日本当权者扩大事态，“惩罚”中国，最终导致全面抗战爆发。与之相反，石原莞尔似乎是个“明白人”，他在“七·七”和“八·一三”两次“事变”中，都反对扩大战争。俞天任在《军国幕僚》中精辟总结石原莞尔对华战略思想：“主张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州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西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然后和美国进行最终的战争。”时至今日看到这个战略构想，依然让人不寒而栗。所幸石原莞尔与日本当权者意见不和而辞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堀场一雄在战后著书《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中说，日本统治集团各派系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侵华的策略和步骤上却主张不同。可见当年日本军队中对侵华之争论还是很激烈的。
编辑 王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