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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历史正在被重写。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陆俊，等等，带着不同的面具在中国足协这个大舞台上，表演着不同的角色，直到警察命令他们下台。他们虽然级别不同，权力有异，但都保持着强烈的精神和行动默契，利用裁判影响比赛，把权力转化为实际的利益。足球的窝案、串案，其犯罪路径就是如此简单。让我们解剖张建强这只麻雀。
在案发八百多天后，备受瞩目的足坛系列反腐大案于去年底开审，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是张建强，前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
2011年11月19日，辽宁铁岭市。清晨7点半，一列黑色特警车队驶过立交桥，钻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铁门。当地气温是零下17度，但法院门口停放的20多辆警车以及众多记者，让这里的温度骤然升高。
8时，身穿橙色“铁看”背心的张建强缓缓下车，被法警押入大楼，铁岭中院第21法庭。
审判长宣布带被告人张建强出庭，旁听席上的足球记者被这一幕震惊了。两年多不见，昔日气派昂扬、大背头一丝不苟的张建强，已头发花白、满脸褶皱，苍老得不成样子。像是被撕裂了灵魂。
公诉人花费3个小时，宣读张建强的一系列受贿事实。由此解开了中国足球的许多重大悬谜。
张建强于2010年1月15日晚，被辽宁警方带走。当时，张担任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这是他1992年进入中国足协以来的第二个重要职务。在2000年调任女子部主任之前，张建强一直在裁判领域发展。
张建强是山东人。根据地缘推测，外人一般认为他是同出山东的足协副主席张吉龙线上的人。而事实上，张建强是足协的独立派，并不特别依附于任何人。
张建强跟体育总局众多干部一样，出自北体大，先是留校任教，然后调入中国足协谋求仕途。跟他同样轨迹的还有杨一民。两人年龄相仿，业务能力出众，是足协中层干部中的佼佼者。也许是亮瑜情结作怪，两人关系极其冷淡。
阎世铎当政其间，将职业部主任杨一民提拔为足协副主席，同时将张建强从裁判委员会秘书长的位置上调任女子部主任。一升一调，显示了阎世铎的好恶。而张建强的调动，对中国裁判界可谓伤筋动骨。当时张建强已谋得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副主席一职，而且颇受主席布佐将军器重，一般认为，他将在不久的将来接替布佐的职位。
裁判是足球场上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场比赛的结果。而中国足球在冲出亚洲的道路上，曾频频遭遇“黑哨”，甚至有相当一部人认为，中国足球要实现夙愿，必须对亚足联裁委会进行渗透。
很多人不理解，而张建强本人对这一调动更极其不满。张并通过布佐将军施压。具体做法是，2002年釜山亚运会，他受布佐将军委派出任足球赛事裁判长要职。但阎世铎断然拒绝张建强赴任，理由是：他作为足协工作人员，已调任女子部，跟裁判工作无涉。
至今，关于阎世铎阻止张建强在裁判界发展，依旧是罗生门。或者是发现了张的蛛丝马迹，调职以训诫；或者压根就是中国式人事斗争之一幕。圈内的传言是，当时张建强培植了以陆俊、黄俊杰为核心的一大批裁判，形成了事实上的“张家帮”。而包括阎世铎在内的足协最高领导层，对裁判工作完全失控。由是必须调虎离山。
十年后，在铁岭的法庭上，张建强面对公诉机关的一系列举证很少表示疑议。在1997年至1999年，主管裁判工作期间，张建强共计8次收受贿赂。导演了中国足球史上一系列著名疑案。
没有一场比赛的影响力能与渝沈之战相比。故事发生在1999年12月5日，主角是沈阳海狮和重庆隆鑫队。1999年的甲A联赛收官战，保级形势错综复杂，其中沈阳海狮的处境最为危险，即使取胜，也还要看他人的脸色，而广州松日、青岛以及深圳和大连实德至少打平就能上岸。
赛前，中国足协采取了种种所谓措施，来保证比赛的公平性，但球迷的预测几乎是诊断书式的：重庆隆鑫必然让球给沈阳海狮。而上半时重庆外援马克打入的一球，也被认为是“欲纵故擒”之计。
多年后，说起那场“巅峰之作”，时任重庆力帆队主教练而失去了对比赛控制权的李章洙依旧耿耿：“那就是一场假球。”因为，中场休息过后，他的队员像丢了魂，更匪夷所思的是，开赛时间竟然比其他比赛晚了7分钟。这令李章洙以及三名马来西亚裁判非常诧异。
现场执行导演是该场比赛的第四官员陆俊，而深居幕后操控的，居然是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检方的公诉书称：“1999年10月著名的渝沈之战，当时沈阳海狮为在甲A联赛中保级，由总经理章建先后六次在北京体育大学附近送给张建强共计人民币68万元。当年甲A最后一轮，张建强按照沈阳队的要求安排陆俊做第四裁判，当时比赛下半场晚开场5分钟，最后沈阳队在第92分钟攻入制胜一球，以2比1获胜从而保级成功。”法庭上，张建强对此供认不讳。
张建强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种种魔幻、失误还有异想天开都整合到了一起。而付出了金钱的沈阳海狮队总经理章健，则开始挑衅舆论。央视记者把话筒伸到章健嘴边，问他对这种现场震耳欲聋的“假球”呼声作何感想？章健顿了一下，得意地说：“可以理解吧，不过我们保级后，可以有机会为中国足球做更多的事情。”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足协对本场比赛展开了调查，但最后仅以“消极比赛”论处，并不影响大局。但十年后，重庆队和沈阳队双双跌入中甲。这一哀婉的结局令人想起“恶有恶报”的诅咒。
早年间曾有针对张建强的传闻，称他“收保护费”，这对于始终展现完美人格的官员来说，无异于恶毒攻击。朋友们力劝他澄清，而张的态度是清者自清。现在看来，他是个聪明人，沉默即是最巧妙的掩饰。因为渝沈战前，张建强早已开始大规模收受贿赂。 不苟言笑的张建强，远比一般人所以为的更敢干。早在1997年4月，他就收到了陕西国力的40万贿款。这是他受贿生涯的开山之作，直接的行贿者是陕西国力当时的主教练贾秀全。
贾秀全是中国足球界几十年以来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首批留洋，长期担任国家队队长，以后卫之身荣膺1984年亚洲杯最佳球员和最佳射手。长期的国家队生涯为他在足协积累了深厚的人脉。退役后游走于国家队和俱乐部队，名利相得益彰。
贾在足协的主要靠山，是曾经担任国家队科研教练的杨一民，但他的更大优势在于，深谙足协的办事程序，能找对人。1996年出任乙级的陕西国力主教练后，为了完成合同中规定的升级任务，他直接把主管裁判工作的张建强拉下了水。
裁判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主教练。这是贾秀全摸爬滚打几十年后的深刻体悟。公诉书称：“1997年4月，张建强主管裁判期间，陕西国力为得到裁判关照进入甲B，当时主教练贾秀全在北京体育大学附近送给张建强现金人民币40万元。1997年9月，全国乙级联赛复赛阶段，张建强按照贾秀全要求安排陈超做陕西国力和长春亚泰的主裁判，陕西队1比0获胜，以乙级联赛第三名身份进入甲B。1998年10月底，陕西国力为了继续得到关照，由贾秀全在张建强的办公室送给他50万。”
有心人从陕西国力恰到好处的升级之旅和众多的奇闻异事中，发现了其隐藏的秘密。而作为陕西人的云南红塔代理主教练王宝山，第一个活学活用。“1998年下半年，云南红塔足球俱乐部为了在甲B联赛的裁判选派工作中获得关照从而保级，由时任代理主教练王宝山在昆明海埂基地张建强所住房间送给张建强5万；1999年9月，云南红塔为在裁判选派中得到照顾从而确保冲A成功，由时任球队助理教练王立仁在北京市顺风酒店送给张建强3万元，云南红塔在当年的甲B联赛中杀出，晋级2000年甲A联赛。”
王立仁的名气不够响，但他辅佐的是名望卓著的老帅戚务生。史志载：“1999年，戚务生任云南红塔队主教练，带领该队冲上甲A。”戚务生在圈内人称“大戚”，曾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同时又是著名的保级专家。一般认为，他的能力在于调动散布在各队的“戚家军”资源，平衡各种关系，从而达到保级或升级之目的。现在看来，这只是善良的推测。作为老江湖，他跟晚辈贾秀全、王宝山如出一辙。
拿钱办事，张建强“口碑”高企。“1999年12月末到2000年上半年，山东鲁能为感谢张建强在裁判安排方面的关照，获得1999赛季甲A和足协杯冠军，总经理邵克难先后两次在北京向张建强送了40万；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年底，江苏舜天为在甲B联赛中获得裁判的关照，通过时任该俱乐部总经理潘强先后四次送给张建强共计8万；1999年，上海申花为在甲A联赛裁判的选派和执法中获得关照，通过潘强送给张建强10万。”
行贿者邵克难和潘强，都是被上级派至俱乐部的正处级干部，而且都是被看好的培养对象。一般认为，两人不过是在俱乐部总经理的岗位上，积累一下“履历”，即被安排更重要的职务。跟邵克难在“双冠王”后选择辞职下海不同，潘强一直在江苏省体育局发展，在被警方控制前，担任江苏省体育局水上中心主任。虽然依旧是正处级，但岗位更重要，也更有实权。
邵克难的辞职一直是个谜，而现在的一切让人豁然开朗。至于潘强，为何能够在体育系统“带病安排”依旧？
控制裁判，是整个足坛反腐系列大案的内核。不仅张建强，其他足协领导如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在收受俱乐部的好处费或预先的感谢费后，要影响比赛结果，也得通过裁委会，通过裁委会领导。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特意询问张建强裁委会的运作程序，张答：“我负责草拟裁判人选，裁判委员会主任最后决定。”张的这一陈述，是建立在他最早的裁委会副主任职务上，当他后来升至裁委会主任后，当然就有了决定权。
不过，由于在行政级别上，裁委会主任只是处级干部，大大低于局级的足协副主席，所以只能说，在没有上级压力的情况下，主任具有决定权。事情已经比较明朗，足协各级领导，以不同方式影响裁判，从而对比赛结果施加影响。
对张建强来说，2000年被阎世铎强行调至女子部，客观上减轻了受贿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他。毕竟女足的油水没男女那么大。在法庭上，谈到女足，张建强几度哽咽。他带着哭腔说：“自己在任职中国足协女子部负责人期间，中国女足两获世界亚军、女青也两获世界第二名，给中国足球作出过贡献。”
中国女足的巅峰期，曾获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和1999年世界杯亚军，张建强功不可没。张的务实精神有口皆碑，但同时，他在女足领域也刻意构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从而将影响力转化为实际的利益。
只是，女足池小水浅，5年5笔贿款之和共计14万，不及甲A一场比赛所得。2003年，甲A最后一轮，上海申花与上海国际同城德比，谁赢谁夺冠。申花管理层经缜密考量，认定已离开裁委会副主任职位的张建强，仍可以左右比赛。便向张建强行贿70万元。张曲线安排好友陆俊出任该场比赛主裁判。陆俊在比赛中将上海国际的沈晗罚下，保证申花如意夺冠。张与陆俊每人分得35万元。
张建强的生财之道，就像一棵卷心菜。把菜叶一片片剥去，就会看到核心：通过控制裁判影响比赛。在转入女足领域后，他依旧如法炮制。
“2004年11月至2005年11月，江苏华泰女足为感谢张建强的关照，由时任该俱乐部总经理先后三次向其行贿共计5万元。2008年2月张建强任女子部主任期间，武汉体育局足管中心为感谢女足世界杯和城运会期间张建强的帮助，由付翔送给张建强3万元。2009年10月至11月，江苏华泰女足为感谢张建强的关照，安排总经理苏宁向其行贿3万元。2009年2月，湖北足球管理中心为湖北女足在全运会期间得到张建强在裁判方面的关照，向其行贿1万元。2009年5月浙江杭州女足为感谢张建强的关照，向其行贿2万元。”
行贿者，无论江苏、湖北还是浙江女足，都是中国足坛后起的弱势力量，为了自身发展的安全，找到了张建强这颗保护伞。张克隆了他在男足的影响模式，通过裁判对比赛结果进行“关照”。
在法庭上，张建强剖析出问题的根源时说：“没有监管，个人面对诱惑时很难把控，这就是一个现实。”
是监督的缺位、制度的缺失，导致了利益链的形成，从足协领导到裁判再到各俱乐部，都在按照潜规则行事。甚至局外人谢亚龙一到足协，就深陷其中。而长期在足协经营的南勇、杨一民等人，事实上参与了潜规则的构建。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些足协官员，事实上身兼黑白两道。
“怎么办”是现在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体育总局的做法是推行“管办分离”。事实上，管办分离依旧难以解决监督缺位的漏洞。毫无疑问，足球暴露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靠对现行管理体制进行修修补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也许，中国足球患的是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