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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精准扶贫时代,农民的道德风险进一步显现,主要体现在贫困依赖、贬损性评价、贫困的过度消费、产业振兴中的道德风险等几个方面.道德风险的发生机制与趋利性、信息不对称、治理技术、道德规范等因素间的互动密切相关.防控道德风险,需要通过治理技术和道德规范来约束其因趋利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带来的增长势能,使之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状态.对此,构建文化滋养体系,推进“四治”融合是一种防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