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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穷二白，我们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国家。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这样的阐述：“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就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家“穷”的实质就是民穷，整个国家物质基础薄弱，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难改善。
为此，政府曾实行过计划经济，将有限的资源有计划、有控制地提供给庞大的人口群体去消费，同时还要留存一些为经济发展蓄力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一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土地多寡是衡量一个农村家庭是否贫困的主要依据，整个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
这是压制消费需求的特定时期，也是一个全国各族上下团结起来共同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国家的每项投资，每项政策，每个决定，都可以看成初步的扶贫行动。对于每个人来说，扶贫的机会都是相对均等的。送钱发物的救济式扶贫成为人们对于扶贫的第一印象，这也被看成是政府开始扶贫工作的标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东部沿海地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人们获得财富的圣地。大量百姓手中的资金逐步向一些敢于先吃螃蟹的人手中集聚，这一地区与以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为主要财富获取方式的内地经济差距开始拉大，群体性的贫富差距也开始显现。1978年，全国仍有1/3以上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况，但富人已经开始成倍增长。
198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全国性农村扶贫开发计划，从中央建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到省市县甚至乡镇都建立了扶贫开发办公室，机构的组建也意味着以往分散在民政、农业等部门的救济、扶贫职能统一到了一起。政府明确扶贫开发办公室就是要在全国贫困地区实施开发式扶贫。
扶贫机构的组建也意味着扶贫开发将是对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实施的特定工作，就是为了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完成脱贫致富和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划一条农民的收入线和政府的财政收入线作为目标线，线下的享受扶贫政策，线上的不仅无缘，实力雄厚的还要“匀”一部分过来支持其他地区的扶贫开发。
1993年，按照当时的贫困人口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8000万。199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和具体任务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目标到2000年基本解决剩余的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龟与兔赛跑的开始，追赶是一种趋势，完成时限定在了七年。
但众所周知，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七年后的2000年，得益于改革开放助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不可同日而语。而贫困地区虽然经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但与东部居民的收入差距依旧明显，政府如果固守旧有的扶贫标准只能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绝对贫困数字的缩减完全掩盖不了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
长久以来，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要想使其脱贫致富，农业是能选择的最大切口，从种植到养殖，从畜牧到渔业，从旱地作物到水田种植，瞄准农业开展扶贫开发已经成为一些地区的思维定式。
中国农耕文明已经走过数千年，真正通过农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的时期屈指可数。贫困地区想光靠农业实现脱贫，显然不行。扶贫应该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001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纲要里制定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关键的扶贫开发措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即帮助政府确定的贫困村整体脱贫；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即帮助贫困地区的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当地贫困农户建立联系，来帮助贫困农户更好地获取外部信息，更好地与市场对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问题；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目的是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劳动力，让他们经过培训后可以到外面打工，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易地扶贫搬迁，将那些生活在不具备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在政府的帮助下迁移到其他地区发展。
十年间，扶贫开发逐步深入人心，多项扶贫措施的出台，更刺激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时期，一些原本穷得出名的地区一跃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西海固，1972年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定义为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这里黄土割裂，干旱少雨，却人口众多，缺乏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在其《大陆与情感》一书的《离别西海固》章节中这样写到：“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
水的缺乏和地表的破碎让这里的贫困触目惊心。2001年的西海固地区，财政收入仅为1.6亿元，而财政支出高达1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78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3.8%。在产业结构上，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产量低而不稳。
为此，扶贫部门将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作为西海固扶贫开发的利刃，因地制宜打造出劳务、马铃薯、草畜、苗木等一批特色优势产业。2011年，仅有155万余人口的固原市，就有30余万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务工收入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44%。
在西吉，马铃薯也称土豆，过去是“救命粮”，如今被叫“金豆豆”，种植面积超过125万亩，土豆收入占当地农民纯收入的1/3。西芹号称“金杆杆”，2011年全县产量超过30万吨，种西芹的农民年收入6000多元，比其他农民高出2000多元。
贵州毕节，四川大小凉山，江西赣南，湖南湘西……这些在中国旅游地图上都是令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但在中国扶贫地图上，他们是一块块贫困地区的中心。这些地区，代表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也督促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脚步加快、加快！
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地区和三个实施特殊政策的地区作为2020年之前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全国按照2300元的标准确定的农村贫困人口，70%左右分布在这些片区。这些面积广大、涉及多个省区市、地形气候复杂的片区中心就是像毕节、湘西、赣南等榜上有名的热点地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些地区尽快脱贫、发展。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开发历程可以看出，表面上，中国扶贫开发的战线看似随着贫困人口的由多变少而逐步收缩，由面成点；实质上，扶贫开发正在全面施策，对难啃的硬骨头各个击破。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从固定的数字演变成了一个动态的数字差，这个数字差越小，说明扶贫开发工作推进的力度越大。在科学、合理、以人为本的农村扶贫开发面前，贫困并非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这样的阐述：“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就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家“穷”的实质就是民穷，整个国家物质基础薄弱，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难改善。
为此，政府曾实行过计划经济，将有限的资源有计划、有控制地提供给庞大的人口群体去消费，同时还要留存一些为经济发展蓄力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一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土地多寡是衡量一个农村家庭是否贫困的主要依据，整个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
这是压制消费需求的特定时期，也是一个全国各族上下团结起来共同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国家的每项投资，每项政策，每个决定，都可以看成初步的扶贫行动。对于每个人来说，扶贫的机会都是相对均等的。送钱发物的救济式扶贫成为人们对于扶贫的第一印象，这也被看成是政府开始扶贫工作的标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东部沿海地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人们获得财富的圣地。大量百姓手中的资金逐步向一些敢于先吃螃蟹的人手中集聚，这一地区与以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为主要财富获取方式的内地经济差距开始拉大，群体性的贫富差距也开始显现。1978年，全国仍有1/3以上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况，但富人已经开始成倍增长。
198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全国性农村扶贫开发计划，从中央建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到省市县甚至乡镇都建立了扶贫开发办公室，机构的组建也意味着以往分散在民政、农业等部门的救济、扶贫职能统一到了一起。政府明确扶贫开发办公室就是要在全国贫困地区实施开发式扶贫。
扶贫机构的组建也意味着扶贫开发将是对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实施的特定工作，就是为了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完成脱贫致富和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划一条农民的收入线和政府的财政收入线作为目标线，线下的享受扶贫政策，线上的不仅无缘，实力雄厚的还要“匀”一部分过来支持其他地区的扶贫开发。
1993年，按照当时的贫困人口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8000万。199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和具体任务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目标到2000年基本解决剩余的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龟与兔赛跑的开始，追赶是一种趋势，完成时限定在了七年。
但众所周知，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七年后的2000年，得益于改革开放助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不可同日而语。而贫困地区虽然经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但与东部居民的收入差距依旧明显，政府如果固守旧有的扶贫标准只能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绝对贫困数字的缩减完全掩盖不了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
长久以来，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要想使其脱贫致富，农业是能选择的最大切口，从种植到养殖，从畜牧到渔业，从旱地作物到水田种植，瞄准农业开展扶贫开发已经成为一些地区的思维定式。
中国农耕文明已经走过数千年，真正通过农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的时期屈指可数。贫困地区想光靠农业实现脱贫，显然不行。扶贫应该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001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纲要里制定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关键的扶贫开发措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即帮助政府确定的贫困村整体脱贫；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即帮助贫困地区的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当地贫困农户建立联系，来帮助贫困农户更好地获取外部信息，更好地与市场对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问题；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目的是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劳动力，让他们经过培训后可以到外面打工，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易地扶贫搬迁，将那些生活在不具备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在政府的帮助下迁移到其他地区发展。
十年间，扶贫开发逐步深入人心，多项扶贫措施的出台，更刺激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时期，一些原本穷得出名的地区一跃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西海固，1972年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定义为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这里黄土割裂，干旱少雨，却人口众多，缺乏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在其《大陆与情感》一书的《离别西海固》章节中这样写到：“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
水的缺乏和地表的破碎让这里的贫困触目惊心。2001年的西海固地区，财政收入仅为1.6亿元，而财政支出高达1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78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3.8%。在产业结构上，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产量低而不稳。
为此，扶贫部门将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作为西海固扶贫开发的利刃，因地制宜打造出劳务、马铃薯、草畜、苗木等一批特色优势产业。2011年，仅有155万余人口的固原市，就有30余万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务工收入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44%。
在西吉，马铃薯也称土豆，过去是“救命粮”，如今被叫“金豆豆”，种植面积超过125万亩，土豆收入占当地农民纯收入的1/3。西芹号称“金杆杆”，2011年全县产量超过30万吨，种西芹的农民年收入6000多元，比其他农民高出2000多元。
贵州毕节，四川大小凉山，江西赣南，湖南湘西……这些在中国旅游地图上都是令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但在中国扶贫地图上，他们是一块块贫困地区的中心。这些地区，代表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也督促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脚步加快、加快！
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地区和三个实施特殊政策的地区作为2020年之前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全国按照2300元的标准确定的农村贫困人口，70%左右分布在这些片区。这些面积广大、涉及多个省区市、地形气候复杂的片区中心就是像毕节、湘西、赣南等榜上有名的热点地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些地区尽快脱贫、发展。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开发历程可以看出，表面上，中国扶贫开发的战线看似随着贫困人口的由多变少而逐步收缩，由面成点；实质上，扶贫开发正在全面施策，对难啃的硬骨头各个击破。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从固定的数字演变成了一个动态的数字差，这个数字差越小，说明扶贫开发工作推进的力度越大。在科学、合理、以人为本的农村扶贫开发面前，贫困并非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