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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据说那时的北京飘着雪花，田汉在被“文革”造反派囚禁的禁闭室内死去。他死的时候，名单上用的是假名，叫李伍，不是田汉。
直到田汉去世11年之后，1979年4月25日，一千多名各界人士才聚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开了一个迟到的追悼会。那些与田汉一同受诬陷、迫害而活下来的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情绪格外激动，茅盾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田汉的一生，“忠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剧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我国早期音乐、电影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此刻，历史的正义终于重返人间，田汉的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在人们心中，田汉是当代的关汉卿，是中国的戏剧魂，而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道出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心声，也因此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真正的时代代言人。
一生最爱三个人
又逢北京最美的季节，3年前，记者第一次见到田汉的儿子田大畏，便是在这样的秋天。穿过一条窄窄的小巷，询问了很多人，才最终找到老人居住的塔楼。田大畏当时年近八旬，是我国著名的俄文翻译家、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话语不多，但非常坦诚。他说，家中爸爸、妈妈和自己，可以说是三条完全独立的生活轨迹，直到晚年才有些许重叠。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几个月后，在上海日本宪兵队监狱里，一名囚犯无意中听到了这首歌，顿时思绪万千，他就是田汉。田汉随即用短短28个字，表达了自己对安娥的复杂情感：“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然而，田汉与安娥之间爱恨纠缠的故事，又哪里是这短短二十几个字就能够说清楚的，连田大畏也感叹：“他们几乎不和我谈论过去……”
田汉原名寿昌，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6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易克勤带着3个孩子艰难求生。田汉曾在《三叶集》中提到，自己最爱的人有3位：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位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
田汉的舅父易象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1916年，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随舅父前往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读书。易漱瑜是易象的爱女，也是田汉的表妹，他们从小青梅竹马。应该说，与易漱瑜的爱情和夫妻生活，是田汉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满意的。
1922年，夫妻二人回国，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刊名取自王维的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这也是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然而不幸的是，1925年，易漱瑜病逝。易漱瑜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让大琳照顾孩子。
在田汉的恋情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给日本友人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1925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林维中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这不正是我要选择的爱人吗？”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田汉天性浪漫，他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于是，我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舟，只好让它漂流，让它颠簸，毫不能勇猛地向着某一个目标疾驶迈进了。”
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并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 《名优之死》等，在上海已经是颇具影响力。 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假回了上海，与田汉见面。她听说田汉办学没钱，立即把自己积攒下的500元交给了田汉，支持他的事业。
1929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繁忙中，田汉还是在一个月内给林维中写了7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姻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并在合影下写道：“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绝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和莫斯科“红色女郎”相识
1929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共产党的左翼文艺战线。因为田汉在上海有着广泛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24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部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1905年出生在石家庄一个书香之家，原名张式沅。父亲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告诉记者，“母亲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她15岁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安娥因宿舍管理员压迫学生，就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在旅馆不回学校，迫使这位管理员辞了职。事后，安娥离开学校，被父亲带到北京读书。1923年，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大畏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她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就从保定来到北京，从学校里硬是把母亲抓回保定。”当时正值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25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女儿走上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同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安娥”就是她做特工时的化名。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她将在杨处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住在亭子间的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学生。
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个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气。他本以为所见的又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眉清目秀间颇有几分英豪气，不卑不亢，举止大方，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阅历以及不俗才情让田汉兴奋和感动。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甚至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填写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30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争爱情不争躯壳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与田汉保持了5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她当时也不能结婚。”田大畏说。安娥最终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辗转反侧后，他决定遵守前盟，与林维中完婚。但他并不知道，安娥已有了自己的骨肉。
1931年8月，安娥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她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走。“在最难的时候，母亲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6年未回的家乡。女儿再次出现，还带着私生子，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据说，她是跪求姥姥帮她照看我的，姥姥搂着母亲失声痛哭。”之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1933年，因为中共联络人姚篷子被捕叛变，安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她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都写于这一时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经南京辗转皖南、江西的路上，她与田汉相遇。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命运。田大畏说：“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父亲听后很激动。从此，他们在事业上彼此支持和配合。”抗日战争期间，安娥任战地记者，1938年后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1948年安娥赴解放区，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在这一年，田汉与林维中离异。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曾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相濡以沫写新篇
战乱、纷争、婚变，使得安娥与田汉历经20年的风风雨雨后，在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将田汉创作的16场京剧剧本《白蛇传》改编为11场地方剧本；将田汉17场京剧剧本《情探》改写为9场越剧剧本；还将田汉整理加工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写成越剧。田汉对安娥的帮助则更多。他为安娥的诗剧《高粱红了》作序，为安娥的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润饰文字，修改安娥的戏曲剧本《新纺棉花》。安娥把田汉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编成越剧之后，田汉又在此基础上把《追鱼》改成了《金鳞记》，使这个剧本渗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田大畏说，他的父母亲从1949年至1954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1954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劳。一切困难都不存在，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田大畏说，他曾因看不惯父亲的某些行为，而和父亲有过争执，但当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时，也不禁想落泪。“我9岁才被母亲接到重庆，见了父亲一面，之后很少联系，多半都是自己住校。但当我翻阅父亲晚年写给母亲的信时，才了解他原来对家人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1954年，田汉率中国京剧团赴云南慰问解放军，他给北京的安娥写信说：“你已回京否？为什么不见只字来？应该知道我是如此念你。母亲处也请你去看看，听说她老人家又有小病，已好些么？”之后，田汉又在浙江写信：“亲爱的，到这里住了三天，完成了《白蛇》初稿……我们住在一百号，下次一定同你来，也住一百号。”
1956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田大畏说：“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泄气，要同病魔做斗争。他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
有一天，田汉在颐和园创作，听说安娥突然生气了，非常不安地写信给她：“……你昨天回去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才有好处……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吧。”
安娥中风后失去了写作能力，1961年，她在广东养病时，勉强用左手给田汉写了一封信。田汉收到信后无比高兴，立刻回信说：“……信皮上写得花花搭搭地像一幅画，但绿衣使者给正确的投到了。知道你又顽强地在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多么高兴……汉”安娥在上海养病时，田汉不时写信叮嘱：“棉衣找给你，不知对不对”，“四川带去的药，一定要做成药丸，按时吃一年再说，不要忘记。北京的人都好，不要挂念”。1963年，田汉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在昆明疗养的安娥：“亲爱的，我的病好转，勿虑。听说你安心静养，我放心。”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劳动锻炼。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跋涉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定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976年8月18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缕朝霞，伴着几点炊烟；我送你，在汉水边。”战火纷飞的1938年，安娥以一首《朝霞曲》送别重聚的田汉；2014年，新中国成立65周年，我们送你，田汉，在声声国歌唱响之间！
直到田汉去世11年之后，1979年4月25日，一千多名各界人士才聚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开了一个迟到的追悼会。那些与田汉一同受诬陷、迫害而活下来的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情绪格外激动，茅盾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田汉的一生，“忠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剧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我国早期音乐、电影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此刻，历史的正义终于重返人间，田汉的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在人们心中，田汉是当代的关汉卿，是中国的戏剧魂，而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道出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心声，也因此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真正的时代代言人。
一生最爱三个人
又逢北京最美的季节，3年前，记者第一次见到田汉的儿子田大畏，便是在这样的秋天。穿过一条窄窄的小巷，询问了很多人，才最终找到老人居住的塔楼。田大畏当时年近八旬，是我国著名的俄文翻译家、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话语不多，但非常坦诚。他说，家中爸爸、妈妈和自己，可以说是三条完全独立的生活轨迹，直到晚年才有些许重叠。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几个月后，在上海日本宪兵队监狱里，一名囚犯无意中听到了这首歌，顿时思绪万千，他就是田汉。田汉随即用短短28个字，表达了自己对安娥的复杂情感：“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然而，田汉与安娥之间爱恨纠缠的故事，又哪里是这短短二十几个字就能够说清楚的，连田大畏也感叹：“他们几乎不和我谈论过去……”
田汉原名寿昌，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6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易克勤带着3个孩子艰难求生。田汉曾在《三叶集》中提到，自己最爱的人有3位：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位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
田汉的舅父易象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1916年，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随舅父前往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读书。易漱瑜是易象的爱女，也是田汉的表妹，他们从小青梅竹马。应该说，与易漱瑜的爱情和夫妻生活，是田汉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满意的。
1922年，夫妻二人回国，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刊名取自王维的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这也是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然而不幸的是，1925年，易漱瑜病逝。易漱瑜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让大琳照顾孩子。
在田汉的恋情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给日本友人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1925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林维中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这不正是我要选择的爱人吗？”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田汉天性浪漫，他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于是，我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舟，只好让它漂流，让它颠簸，毫不能勇猛地向着某一个目标疾驶迈进了。”
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并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 《名优之死》等，在上海已经是颇具影响力。 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假回了上海，与田汉见面。她听说田汉办学没钱，立即把自己积攒下的500元交给了田汉，支持他的事业。
1929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繁忙中，田汉还是在一个月内给林维中写了7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姻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并在合影下写道：“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绝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和莫斯科“红色女郎”相识
1929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共产党的左翼文艺战线。因为田汉在上海有着广泛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24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部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1905年出生在石家庄一个书香之家，原名张式沅。父亲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告诉记者，“母亲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她15岁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安娥因宿舍管理员压迫学生，就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在旅馆不回学校，迫使这位管理员辞了职。事后，安娥离开学校，被父亲带到北京读书。1923年，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大畏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她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就从保定来到北京，从学校里硬是把母亲抓回保定。”当时正值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25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女儿走上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同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安娥”就是她做特工时的化名。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她将在杨处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住在亭子间的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学生。
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个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气。他本以为所见的又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眉清目秀间颇有几分英豪气，不卑不亢，举止大方，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阅历以及不俗才情让田汉兴奋和感动。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甚至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填写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30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争爱情不争躯壳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与田汉保持了5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她当时也不能结婚。”田大畏说。安娥最终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辗转反侧后，他决定遵守前盟，与林维中完婚。但他并不知道，安娥已有了自己的骨肉。
1931年8月，安娥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她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走。“在最难的时候，母亲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6年未回的家乡。女儿再次出现，还带着私生子，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据说，她是跪求姥姥帮她照看我的，姥姥搂着母亲失声痛哭。”之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1933年，因为中共联络人姚篷子被捕叛变，安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她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都写于这一时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经南京辗转皖南、江西的路上，她与田汉相遇。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命运。田大畏说：“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父亲听后很激动。从此，他们在事业上彼此支持和配合。”抗日战争期间，安娥任战地记者，1938年后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1948年安娥赴解放区，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在这一年，田汉与林维中离异。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曾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相濡以沫写新篇
战乱、纷争、婚变，使得安娥与田汉历经20年的风风雨雨后，在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将田汉创作的16场京剧剧本《白蛇传》改编为11场地方剧本；将田汉17场京剧剧本《情探》改写为9场越剧剧本；还将田汉整理加工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写成越剧。田汉对安娥的帮助则更多。他为安娥的诗剧《高粱红了》作序，为安娥的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润饰文字，修改安娥的戏曲剧本《新纺棉花》。安娥把田汉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编成越剧之后，田汉又在此基础上把《追鱼》改成了《金鳞记》，使这个剧本渗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田大畏说，他的父母亲从1949年至1954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1954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劳。一切困难都不存在，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田大畏说，他曾因看不惯父亲的某些行为，而和父亲有过争执，但当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时，也不禁想落泪。“我9岁才被母亲接到重庆，见了父亲一面，之后很少联系，多半都是自己住校。但当我翻阅父亲晚年写给母亲的信时，才了解他原来对家人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1954年，田汉率中国京剧团赴云南慰问解放军，他给北京的安娥写信说：“你已回京否？为什么不见只字来？应该知道我是如此念你。母亲处也请你去看看，听说她老人家又有小病，已好些么？”之后，田汉又在浙江写信：“亲爱的，到这里住了三天，完成了《白蛇》初稿……我们住在一百号，下次一定同你来，也住一百号。”
1956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田大畏说：“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泄气，要同病魔做斗争。他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
有一天，田汉在颐和园创作，听说安娥突然生气了，非常不安地写信给她：“……你昨天回去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才有好处……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吧。”
安娥中风后失去了写作能力，1961年，她在广东养病时，勉强用左手给田汉写了一封信。田汉收到信后无比高兴，立刻回信说：“……信皮上写得花花搭搭地像一幅画，但绿衣使者给正确的投到了。知道你又顽强地在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多么高兴……汉”安娥在上海养病时，田汉不时写信叮嘱：“棉衣找给你，不知对不对”，“四川带去的药，一定要做成药丸，按时吃一年再说，不要忘记。北京的人都好，不要挂念”。1963年，田汉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在昆明疗养的安娥：“亲爱的，我的病好转，勿虑。听说你安心静养，我放心。”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劳动锻炼。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跋涉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定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976年8月18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缕朝霞，伴着几点炊烟；我送你，在汉水边。”战火纷飞的1938年，安娥以一首《朝霞曲》送别重聚的田汉；2014年，新中国成立65周年，我们送你，田汉，在声声国歌唱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