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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晖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语文）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课题组专家，北京市名师工程学术导师。著有《探索和发现的旅程—整本书阅读之专题教学》《高素质文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等。
2016年教师节，《中国教师》杂志发起一项寻找“新锐教师”的活动，其中有一篇对我的专访，经编辑整理，题目定为“学者型教师：向思想的深邃处砥砺前行”。转眼四年过去，杂志又来约稿，作为跟踪回访，让我谈谈职业发展的新情况、新思考，以期给读者新的启迪。受命以后，我重读了那篇专访，发现当时踌躇满志，对很多问题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语，那种真理在握的姿态，使我“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日。怀着惭愧，我又回顾了过往四年的经历，试图找出端倪，提炼“启迪”，而思绪总被情绪打乱，焦虑、压抑、无助、感激、喜悦、空虚、彷徨……纷至沓来，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我想，可以用一句话形容这种体会：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这几年遇到的难事太多。有些困难克服了，也就忘记了，人又何必恋恋于过去的奋斗的时光，总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孔？然而，做博士论文这件事，一时还难以忘怀。我要检讨，读博前两年，没有好好谋划毕业论文，总觉得那是将来的事，一面在中学教书，一面在师大上课，已经很辛苦了，何必急于求成？何况，以我的写作速度和经验，半年还写不完么？事实证明，拖延和自大，后果严重。2017年9月，同学们的开题陆续提上日程，我还“一穷二白”。不仅选题没确定，文献综述没做完，原来几百万字“压箱底”的教学材料也根本用不上。对写博士论文来说，经验有时或许是助力，更多则是阻碍思想重构的累赘，经验越多，累赘越大。这一点我后来才认识到，当时只觉得恐慌。
随后一年零三个月，我陷入论文的“苦海”。这段日子，我羡慕所有全日制研究生。诚然，写毕业论文，无论对谁，都是难的，但学生拥有最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整块时间。全日制研究生可以投入全部精力，可以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心无旁骛。中学老师不仅时间不够，而且结构不良，所谓“既忙且碎”。我当时做教学处副主任、文科项目团队负责人，还教文科实验班。上午搞行政，下午搞教学，白天能写的时间很少。2018年年初，为减少事务性工作，我索性辞去行政职务，但因人手不够，学校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理科实验班。这样一来，每周12节课，加上高三补课、监考、判卷、答疑，白天就更没指望了。造化弄人，越闲越没人理你，越忙事情越多。这年冬天，我被推荐到北京市名师工程和特级教师工作室，当时还想评特级，机会难得，欣然前往。这样一来，时间被占用得更多了。还有一些偶发事件，常让论文中断一周甚至两周。比如，申报北京市和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这不仅是个人荣誉，还涉及学校团队的工作，自然要认真去做。期刊约稿或投稿，原是分内之事，每月也不免拿出几天来写。其他社会工作、学术研讨、应酬交际等，推辞不掉的亦有上百件，实难
尽表。
我开始喜欢夜晚，晚十点至凌晨四五点之间，家里静悄悄，小区里玩耍的孩子们也都安歇了。把手机关掉，想来不会有领导、同事或学生着急，就算突然布置什么工作，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明天再想。熬夜，成了我与现实“对抗”的方式。白天上课、处理杂事，用碎片时间整理材料或补觉。黑白这样一颠倒，每天都有七八小时的整块时间，论文终于可以向前推进了。但身体渐渐吃不消，先是脸色难看、消化不良、发胖，继之以脱发、四肢无力，最后居然失眠。白天晚上都乏，又睡不着，情绪很不稳定。有时照照镜子，不免感慨，前不久那个精神小伙儿，没了。
解决办法是办一张健身卡，把补觉的时间抽出一点，每天游泳2000米。游泳馆很简陋，单向道25米，大约要40个来回。有时游不动，或者焦虑了，就用论文章节计数，一个来回算一节，五个来回算一章，以此类推。一边游，一边回顾论文，找找灵感，心里会踏实些。结果灵感寥寥，游泳技术倒是越来越好，写到20万字的时候，已经可以一次游完2000米，用时才40分钟。此外，我还有一种精神胜利的方法，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就看一些很苦情的文章，比如余华的《活着》，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还有我导师的随笔《除了奋斗，我别无选择》。一来换换脑子，二来确认世上比我遭罪者大有人在，心里一下就舒适很多。
选题汇报、开题、预答辩、外审、正式答辩，一道道程序像刑具套牢我，我还要夜以继日主动给自己“上刑”—做论文期间的切身体验大抵如此。答辩过后，我没喜极而泣，也没仰天长啸，大家很担心，怀疑这是“范进中举”的征兆。实则，我只是在平静地追思这段时光。虽然论文并不出色，但苦读勤写给了我很多东西，这些是在“枷锁”去后，才慢慢感觉到的。比如读书，眼力高了点，至少比过去更能分辨真假优劣;比如写作，思维和语言都更缜密了;比如工作，可以独立打一场持久战，来获得延迟满足，而不再只沉溺于短期任务带来的成就感。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改变了我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看法。
从本科开始，我一直在比较好的学校读书和教书，得到过一些奖励和肯定，我渐渐以为自己有思想、有学问，能力也蛮不错，喜欢在不同场合表现自己。经此一役才发现，我原来知道的那些东西是表层的、局部的、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仿佛只看到“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这让我变得谦虚，可不是那种场面上的客套话，我是真觉得自己无知了。知道无知的好处，从浅层次上看，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新东西，且因为谨言慎行，不会像过去那样招人烦;从深层次上看，则对未来有了新的盼头。打个比方，我在小学六年级读完金庸全集，此后多年陷入深深的伤感，我羡慕那些没看过金庸的同学，他们还有机会体验初读的惊喜和刺激，我只能不斷咀嚼这些熟悉的故事。做老师大约十二年后，我就处在读完金庸全集的状态。读博，让我发现金庸之外还有古龙，武侠之外还有鲁迅，中国之外还有卡夫卡，文学之外还有科学……知识的边界无限大，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永葆求知的热情，永享“初读”的快乐，这对于那些人生已经倦怠或者即将倦怠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最大的好处吗？ 我过去对人要求很高，当然，对自己要求也不低，所谓严于律己、严以待人。但因为很长时间过得太苦，心里慢慢认为众生皆苦。对学生也好，对同事也好，对陌生人也好，当他们的表现远低于我的标准时，我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可能他现在有难处，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有时看到不相干的人遭受痛苦，也总想帮一把，就像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所做的那样—这种想法在以前是不多见的。一个人如果总觉得自己很强大，很了不起，就会忘记感恩，也会习惯性地把别人的难处和苦处当成短处。他连看都不想看，听都不想听，自然就谈不上施以援手。穷过才能理解贫穷，苦过才能感知痛苦，这就是所谓“同理心”吧。这样说来，读博让我几乎变成了一个好人。
从功利的角度说，获得博士学位还有一个好处：让我比较顺利地调到大学，开启了高校教师的生涯。教师从中学向大学流动，在过去很常见，近些年越来越少，其中一道门槛就是学历。之所以说调到大学是“好处”，并不是说大学收入比中学高，我有工资条为证;也不是说在大学教书就比在中小学更有知名度，事实上中小学才是出“名师”的地方，很多大学教师默默在书斋钻研，只有为数不多的同行才认真读过他们的著作或听懂他们的报告。在我看来，大学最大的好处不在名利，在自由。
大学老师个人可支配时间还是要比中小学老师多，整块的时间更多。究其原因，一是课少。而且排列整齐。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每学期一般一两门或者两三门。周课时4～6节，可以集中安排在一两天上完。二是会少。我到文学院一年，非开不可的会，印象里只有3次，合计4小时。如果主持或参加很多课题和项目，会议自然就多起来。三是检查少。只要不耽误上课，上下班是自由的;上课自然是大事，我被教学督导听过课的次数也不多。至于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在哪儿研究、和谁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平时无人过问，职评自见分晓。中学可不是这样，总有几个时间节点，比如晨读、课间操、午自习、晚自习、“净校”等，老师检查学生，领导检查老师。一查有没有到岗，二查有没有尽职。我当过班主任，也当过德育主任，不管被查还是查人，精神上都紧张兮兮。年轻老师还要定期检查教案，进行各种评比、展示。无论年龄大小，被听课是常有的，评优课、常态课、观摩课、展示课、研究课、“推门课”，还要接受领导、专家的检查、督导。此外，凡语文教师出身而做行政的，都免不了写公文。领导时常找到我，见面就夸文笔好，夸过之后就和颜悦色地布置任务，其中有规划、申请、总结、报告、通知、新闻稿等。字斟句酌，敲敲打打，日积月累，最后竟然攒下八九十万字的“作品”。
中学有中学的情况，大学有大学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教育对象的不同，中学课多、会多、检查多，在很多时候是必要的;领导虽然总让我写公文，但我也学到了很多管理经验。况且，写公文也能锻炼人的语言和思维，所谓“功不唐捐”是也。但这样久了，我也会时常幻想，如果一周能有五天自主支配该多好！这个愿望在我写完博士论文且带完两个高三实验班之后，突然实现了。那感觉如从高压锅跳入真空，浑身轻飘飘的懒散而且舒适。
然而好景不长，我很快觉察到轻松背后的虚无。课少了，每周只能和学生见一面，中学师生那种纽带式的依赖关系不在了。单位不找我开会，领导不给我派活，没人检查我工作，同事十天半月见一面。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该干点什么？忙惯了的人一闲下来，就会寂寞而且彷徨。有一天翻朋友圈，突然看到自己的签名，那是2011年秋天随手写下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问题是我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到高校教书对我来讲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把这份职业看成目的，现在目的达到，我可以安享这份自由和闲适，用有限的精力完成各种考核就好。天假以年，说不定还会变成专家模样的精神老头儿，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指点江山。如果是手段，那我是不是要以学术为志业，珍惜眼前这有限的一点自由，在有生之年为学科专业留下点什么，即使熬夜、脱发也在所不惜？马上就要迈入不惑之年的门槛了，我得严肃思考十年前这句“豪言壮语”，想对昨日之我有个交代，顺便找找人生的方向。
文学院有不少熟悉的前辈和年轻朋友，我是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不过，这种话如果直接说出来，别人恐怕只会报以“蒙娜丽莎的微笑”，我只好采取观察法。在工作交往或者闲聊中，我发现他们在用一种很忙的方式度过这种本该很闲的生活，除了备课、上课以及做点社会服务外，都暗暗在自己的专业上较劲。我做论文时自以为苦的生活，他们司空见惯，而且已经这样过了很多年。有些教授没有文凭的压力，甚至能拿到的名衔都拿到了，还是这样拼。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我搬进新办公室不到两个月，就收到四本签名赠书，加上那些出版而没有赠我的，恐怕就
更多了。
金庸小说里有两类高手，一类举重若轻，兵器比“关王刀”还沉;另一类举轻若重，舞动木剑也隐隐有风雷之声。相比之下，我是凡夫俗子无疑了：举重若重，挥汗如雨;举轻若轻，无所适从。回想这几年的职业发展，重负之下，虽然狼狈，毕竟挺了过来，但轻松之后会怎样，我又感到新的恐慌。古人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渐渐适应大学教师工作以后，我见贤思齐，也常常想“弘毅”一下，然而成功率比较低，似乎元气未复，又像中了蒙汗药，一口“真气”总也提不上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沉重压抑的环境下砥砺前行，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下自苦自律，兩者都不容易，但后者似乎更难一些。2020年用现实告诉我们，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但愿若干年后，我能不负今天的反省。对读者朋友，目前我也只有这点真实但粗浅的体会了。
责任编辑：高珊
1040756279@qq.com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语文）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课题组专家，北京市名师工程学术导师。著有《探索和发现的旅程—整本书阅读之专题教学》《高素质文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等。
2016年教师节，《中国教师》杂志发起一项寻找“新锐教师”的活动，其中有一篇对我的专访，经编辑整理，题目定为“学者型教师：向思想的深邃处砥砺前行”。转眼四年过去，杂志又来约稿，作为跟踪回访，让我谈谈职业发展的新情况、新思考，以期给读者新的启迪。受命以后，我重读了那篇专访，发现当时踌躇满志，对很多问题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语，那种真理在握的姿态，使我“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日。怀着惭愧，我又回顾了过往四年的经历，试图找出端倪，提炼“启迪”，而思绪总被情绪打乱，焦虑、压抑、无助、感激、喜悦、空虚、彷徨……纷至沓来，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我想，可以用一句话形容这种体会：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这几年遇到的难事太多。有些困难克服了，也就忘记了，人又何必恋恋于过去的奋斗的时光，总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孔？然而，做博士论文这件事，一时还难以忘怀。我要检讨，读博前两年，没有好好谋划毕业论文，总觉得那是将来的事，一面在中学教书，一面在师大上课，已经很辛苦了，何必急于求成？何况，以我的写作速度和经验，半年还写不完么？事实证明，拖延和自大，后果严重。2017年9月，同学们的开题陆续提上日程，我还“一穷二白”。不仅选题没确定，文献综述没做完，原来几百万字“压箱底”的教学材料也根本用不上。对写博士论文来说，经验有时或许是助力，更多则是阻碍思想重构的累赘，经验越多，累赘越大。这一点我后来才认识到，当时只觉得恐慌。
随后一年零三个月，我陷入论文的“苦海”。这段日子，我羡慕所有全日制研究生。诚然，写毕业论文，无论对谁，都是难的，但学生拥有最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整块时间。全日制研究生可以投入全部精力，可以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心无旁骛。中学老师不仅时间不够，而且结构不良，所谓“既忙且碎”。我当时做教学处副主任、文科项目团队负责人，还教文科实验班。上午搞行政，下午搞教学，白天能写的时间很少。2018年年初，为减少事务性工作，我索性辞去行政职务，但因人手不够，学校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理科实验班。这样一来，每周12节课，加上高三补课、监考、判卷、答疑，白天就更没指望了。造化弄人，越闲越没人理你，越忙事情越多。这年冬天，我被推荐到北京市名师工程和特级教师工作室，当时还想评特级，机会难得，欣然前往。这样一来，时间被占用得更多了。还有一些偶发事件，常让论文中断一周甚至两周。比如，申报北京市和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这不仅是个人荣誉，还涉及学校团队的工作，自然要认真去做。期刊约稿或投稿，原是分内之事，每月也不免拿出几天来写。其他社会工作、学术研讨、应酬交际等，推辞不掉的亦有上百件，实难
尽表。
我开始喜欢夜晚，晚十点至凌晨四五点之间，家里静悄悄，小区里玩耍的孩子们也都安歇了。把手机关掉，想来不会有领导、同事或学生着急，就算突然布置什么工作，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明天再想。熬夜，成了我与现实“对抗”的方式。白天上课、处理杂事，用碎片时间整理材料或补觉。黑白这样一颠倒，每天都有七八小时的整块时间，论文终于可以向前推进了。但身体渐渐吃不消，先是脸色难看、消化不良、发胖，继之以脱发、四肢无力，最后居然失眠。白天晚上都乏，又睡不着，情绪很不稳定。有时照照镜子，不免感慨，前不久那个精神小伙儿，没了。
解决办法是办一张健身卡，把补觉的时间抽出一点，每天游泳2000米。游泳馆很简陋，单向道25米，大约要40个来回。有时游不动，或者焦虑了，就用论文章节计数，一个来回算一节，五个来回算一章，以此类推。一边游，一边回顾论文，找找灵感，心里会踏实些。结果灵感寥寥，游泳技术倒是越来越好，写到20万字的时候，已经可以一次游完2000米，用时才40分钟。此外，我还有一种精神胜利的方法，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就看一些很苦情的文章，比如余华的《活着》，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还有我导师的随笔《除了奋斗，我别无选择》。一来换换脑子，二来确认世上比我遭罪者大有人在，心里一下就舒适很多。
选题汇报、开题、预答辩、外审、正式答辩，一道道程序像刑具套牢我，我还要夜以继日主动给自己“上刑”—做论文期间的切身体验大抵如此。答辩过后，我没喜极而泣，也没仰天长啸，大家很担心，怀疑这是“范进中举”的征兆。实则，我只是在平静地追思这段时光。虽然论文并不出色，但苦读勤写给了我很多东西，这些是在“枷锁”去后，才慢慢感觉到的。比如读书，眼力高了点，至少比过去更能分辨真假优劣;比如写作，思维和语言都更缜密了;比如工作，可以独立打一场持久战，来获得延迟满足，而不再只沉溺于短期任务带来的成就感。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改变了我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看法。
从本科开始，我一直在比较好的学校读书和教书，得到过一些奖励和肯定，我渐渐以为自己有思想、有学问，能力也蛮不错，喜欢在不同场合表现自己。经此一役才发现，我原来知道的那些东西是表层的、局部的、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仿佛只看到“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这让我变得谦虚，可不是那种场面上的客套话，我是真觉得自己无知了。知道无知的好处，从浅层次上看，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新东西，且因为谨言慎行，不会像过去那样招人烦;从深层次上看，则对未来有了新的盼头。打个比方，我在小学六年级读完金庸全集，此后多年陷入深深的伤感，我羡慕那些没看过金庸的同学，他们还有机会体验初读的惊喜和刺激，我只能不斷咀嚼这些熟悉的故事。做老师大约十二年后，我就处在读完金庸全集的状态。读博，让我发现金庸之外还有古龙，武侠之外还有鲁迅，中国之外还有卡夫卡，文学之外还有科学……知识的边界无限大，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永葆求知的热情，永享“初读”的快乐，这对于那些人生已经倦怠或者即将倦怠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最大的好处吗？ 我过去对人要求很高，当然，对自己要求也不低，所谓严于律己、严以待人。但因为很长时间过得太苦，心里慢慢认为众生皆苦。对学生也好，对同事也好，对陌生人也好，当他们的表现远低于我的标准时，我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可能他现在有难处，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有时看到不相干的人遭受痛苦，也总想帮一把，就像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所做的那样—这种想法在以前是不多见的。一个人如果总觉得自己很强大，很了不起，就会忘记感恩，也会习惯性地把别人的难处和苦处当成短处。他连看都不想看，听都不想听，自然就谈不上施以援手。穷过才能理解贫穷，苦过才能感知痛苦，这就是所谓“同理心”吧。这样说来，读博让我几乎变成了一个好人。
从功利的角度说，获得博士学位还有一个好处：让我比较顺利地调到大学，开启了高校教师的生涯。教师从中学向大学流动，在过去很常见，近些年越来越少，其中一道门槛就是学历。之所以说调到大学是“好处”，并不是说大学收入比中学高，我有工资条为证;也不是说在大学教书就比在中小学更有知名度，事实上中小学才是出“名师”的地方，很多大学教师默默在书斋钻研，只有为数不多的同行才认真读过他们的著作或听懂他们的报告。在我看来，大学最大的好处不在名利，在自由。
大学老师个人可支配时间还是要比中小学老师多，整块的时间更多。究其原因，一是课少。而且排列整齐。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每学期一般一两门或者两三门。周课时4～6节，可以集中安排在一两天上完。二是会少。我到文学院一年，非开不可的会，印象里只有3次，合计4小时。如果主持或参加很多课题和项目，会议自然就多起来。三是检查少。只要不耽误上课，上下班是自由的;上课自然是大事，我被教学督导听过课的次数也不多。至于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在哪儿研究、和谁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平时无人过问，职评自见分晓。中学可不是这样，总有几个时间节点，比如晨读、课间操、午自习、晚自习、“净校”等，老师检查学生，领导检查老师。一查有没有到岗，二查有没有尽职。我当过班主任，也当过德育主任，不管被查还是查人，精神上都紧张兮兮。年轻老师还要定期检查教案，进行各种评比、展示。无论年龄大小，被听课是常有的，评优课、常态课、观摩课、展示课、研究课、“推门课”，还要接受领导、专家的检查、督导。此外，凡语文教师出身而做行政的，都免不了写公文。领导时常找到我，见面就夸文笔好，夸过之后就和颜悦色地布置任务，其中有规划、申请、总结、报告、通知、新闻稿等。字斟句酌，敲敲打打，日积月累，最后竟然攒下八九十万字的“作品”。
中学有中学的情况，大学有大学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教育对象的不同，中学课多、会多、检查多，在很多时候是必要的;领导虽然总让我写公文，但我也学到了很多管理经验。况且，写公文也能锻炼人的语言和思维，所谓“功不唐捐”是也。但这样久了，我也会时常幻想，如果一周能有五天自主支配该多好！这个愿望在我写完博士论文且带完两个高三实验班之后，突然实现了。那感觉如从高压锅跳入真空，浑身轻飘飘的懒散而且舒适。
然而好景不长，我很快觉察到轻松背后的虚无。课少了，每周只能和学生见一面，中学师生那种纽带式的依赖关系不在了。单位不找我开会，领导不给我派活，没人检查我工作，同事十天半月见一面。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该干点什么？忙惯了的人一闲下来，就会寂寞而且彷徨。有一天翻朋友圈，突然看到自己的签名，那是2011年秋天随手写下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问题是我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到高校教书对我来讲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把这份职业看成目的，现在目的达到，我可以安享这份自由和闲适，用有限的精力完成各种考核就好。天假以年，说不定还会变成专家模样的精神老头儿，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指点江山。如果是手段，那我是不是要以学术为志业，珍惜眼前这有限的一点自由，在有生之年为学科专业留下点什么，即使熬夜、脱发也在所不惜？马上就要迈入不惑之年的门槛了，我得严肃思考十年前这句“豪言壮语”，想对昨日之我有个交代，顺便找找人生的方向。
文学院有不少熟悉的前辈和年轻朋友，我是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不过，这种话如果直接说出来，别人恐怕只会报以“蒙娜丽莎的微笑”，我只好采取观察法。在工作交往或者闲聊中，我发现他们在用一种很忙的方式度过这种本该很闲的生活，除了备课、上课以及做点社会服务外，都暗暗在自己的专业上较劲。我做论文时自以为苦的生活，他们司空见惯，而且已经这样过了很多年。有些教授没有文凭的压力，甚至能拿到的名衔都拿到了，还是这样拼。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我搬进新办公室不到两个月，就收到四本签名赠书，加上那些出版而没有赠我的，恐怕就
更多了。
金庸小说里有两类高手，一类举重若轻，兵器比“关王刀”还沉;另一类举轻若重，舞动木剑也隐隐有风雷之声。相比之下，我是凡夫俗子无疑了：举重若重，挥汗如雨;举轻若轻，无所适从。回想这几年的职业发展，重负之下，虽然狼狈，毕竟挺了过来，但轻松之后会怎样，我又感到新的恐慌。古人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渐渐适应大学教师工作以后，我见贤思齐，也常常想“弘毅”一下，然而成功率比较低，似乎元气未复，又像中了蒙汗药，一口“真气”总也提不上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沉重压抑的环境下砥砺前行，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下自苦自律，兩者都不容易，但后者似乎更难一些。2020年用现实告诉我们，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但愿若干年后，我能不负今天的反省。对读者朋友，目前我也只有这点真实但粗浅的体会了。
责任编辑：高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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