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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吴式颖先生非常重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人才培养工作。吴先生教书育人，甘之若饴，言传身教，令人敬仰。先生在教学中倡导教学与研讨并行、学生学习与研究合一，引领学生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带领学生感悟理解人类教育的历史。
1973年11月，先生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先生在1979年9月和黄宗宪先生合作招收了以教育学原理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毛祖桓和文贵如。先生时任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与陈友松和程舜英先生共同承担研究生教学工作，并主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教育”和“教育学专题研究”两门课程。
1980年12月，先生晋升副教授职称，并在1986年被提升为研究员。1986年，先生开始招收以外国教育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于当年招收了李赤一、郭晓平和邹速聪三名硕士研究生。先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教育名著选读、苏联教育制度史、专业外
语（俄语阅读）和美国教育制度史等课程，与学生一起研读、讨论教育著作，提出在学习中“不要就教育论教育，而是能将教育问题放到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来进行研讨”。为此，先生与研究生一起研读李纯武先生等编著的《简明世界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上册，1983年下册），研讨世界教育史进程中的主要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变迁历程，注重将具体的人类教育实践置于整体的人类历史实践中加以展示，凸显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规律与人类教育发展个别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后来的教学中，先生又相继为研究生开设了“外国教育名著选读”和“外国教育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在先生的课上，先生和学生在阅读教育著作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苏格拉底式”的平等讨论，在富有启发和引领性的交流中引领学生理解教育，感悟教育的历史。当时阅读和讨论的主要教育名著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斯宾塞的《教育论》、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杜威的《杜威教育论著选》、克鲁普斯卡娅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等等。在讨论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先生既重视引导学生在研读经典的基础上整体把握每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体系，力争读得全面;同时又十分注重分析每位教育家教育思想形成与提出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力争读得深入。先生在教学与研讨中，每每为教育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献身于人类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而感佩不已。先生以自身对教育事业的执着、投入和言传身教极大地感染和影响了追随先生的青年学子。先生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我和学生都读著作，每周都有讨论。对有些著作，我在阅读时还做了读书笔记。讨论时学生先说说自己的阅读心得和阅读中遇到的问题。我事先也准备了课上要讨论的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为拓宽学术视野，先生还带领我们读《世界通史》，教导我们如何认识教育在人类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除课堂教学指导之外，先生还在课外组织开展“教育名著读书会”，引导同学们阅读教育著作，分析教育现实问题。读书会一般两周举行一次，每次读一本书。有时是1～2人汇报，众人讨论;有时是多人谈一个或多个问题，各抒己见，甚至有激烈争论。吴先生总是作为一员参加讨论，既平和又平等，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每每令学生们感佩不已的是，参加先生的读书会，不读书是不行的。否则，你只要一参与讨论发言，先生的追问马上会令你面红耳赤。在讨论中，先生的简要评点，或苏格拉底式的启发式引導，对于陷入教育家复杂教育思想之网的学生们而言如醍醐灌顶，常令大家茅塞顿开。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学生向自己求教，先生总是耐心解惑，给予指导。吴明海是先生的关门弟子（博士研究生），1991年春，正师从夏之莲教授攻读外国教育史硕士学位，在初步确定论文题目为“科南特、布鲁纳教育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之后，即在先生主持的“西方教育名著读书会”上，就论文选题的可行性向先生请教。先生慈眉善目，微笑如春，先与吴明海拉家常，问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当听说吴明海是安徽教育学院的毕业生时，她便接着问吴明海是否认识张蕙老师。吴明海说“旁听过张老师的课”，先生说张老师是她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还住在同一个宿舍。接着，先生关心起论文的选题，当听到了题目之后，她沉吟片刻，说道：“可以做。”接下来便帮助吴明海分析两位学者所处时代的背景，各自生平、思想的特点，两者的一致性、差异性及耦合之处，并建议吴明海研究两人各自所属的教育思想流派和两个流派的呼应关系，同时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次教育改革文献，找出对两人的思想形成构成影响的因素。最后还向吴明海推荐了若干书籍。听了先生一席话，吴明海感到思路更清晰了，一颗忐忑的心终于放下了。
基于对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人才培养的关注，先生还在自身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参与兄弟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工作。1986年4月，先生应河北大学教育系之邀参与其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教学，参与承担专业课程讲授、学生论文开题、研究生论文评审和答辩等工作。
先生热心于对外国教育史问题的解惑释疑，不求名利。2018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举办系列高端学术讲座，尝试联系先生做一场学术报告，先生满口答应。学院请先生提供银行账号，并表示将在可能范围内给予最高标准的讲课费。先生表示：“我是与学生座谈座谈，给钱就不去了。”先生为准备此次报告，手写了近万字的讲稿，在实际开展讲座时，先生以《改革开放40年与外国教育史建设》为题，一口气脱稿讲了近2小时，接着又回答师生提问半小时。会后又与师生漫步校园，边走边谈边合影，其乐融融。学院领导与师生无不感慨万分：这就是大家风范！
先生的弟子们都记得，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家里，无论是开题、答辩、课题研讨会，还是同门聚会、旅行途中，从学术到家常，从严肃到谐趣，先生总能与大家打成一片。吴明海仍然清楚地记得，读博期间，除了定期上课能见到先生外，先生每每来学校办事，都要到13号公寓楼505室敲门来找他。那时先生已经71岁，学生公寓没有电梯，先生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爬”5层楼来看她的学生。先生每次爬楼登门时，如果有同学提前看到先生，“伙伴皆惊忙”，必大呼小叫：“吴明海，吴老师来了！”然后“呼隆隆”汇集一堂，古今中外，谈天说地，谈笑风生。先生走后，大伙往往会羡慕不已地说：“吴明海真幸福！”
带领学生一起做研究，也是先生非常重视并积极践行的教学之道。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申报外国教育史博士点和先生的博士生导师资格。1991年9月，先生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张斌贤和褚宏启，后又招收指导博士研究生朱旭东、杨孔炽、吴国珍、苏立增、陈如平、王保星、吴明海、巨瑛梅。
先生为博士生开设和主讲的课程包括“外国教育名著评介”“教育哲学”和“外国教育现代化专题研究”。其中“外国教育现代化专题研究”课程，即是为适应1993年1月先生主持的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研究工作的需要而开设的。当时已毕业的博士生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斌贤和褚宏启参与了项目研究，当时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朱旭东、杨孔炽、吴国珍、陈如平和王保星均修读了该课程，并分别承担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法国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任务。该课程每周进行一次座谈，师生们主要就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经验、教育现代化理論、各国教育现代化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示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先生的讲授和她所组织的讨论，不仅让学生们理解了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和发展历史，也开始对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共性经验和个别国家的特殊性有了更为清楚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先生还结合课题研究的需要，为学生们详细探讨了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要素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项目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为学生们日后各自开始自己的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吴式颖先生（左三）与她的学生们
先生曾说过，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她影响最大，其中小说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话成为先生的人生格言，这就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先生以她的言传身教和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完美践行了她所信奉的人生格言。先生教书育人，著作等身，老当益壮，永葆活力，就是因为她自觉地把个人求学、为学与为师的追求，与祖国和人民壮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先生教育家的风采和为人师表的风范永远督促激励着我们前进！
责任编辑：孙昕
heartedu_sx@163.com
一、教学与研讨并行：先生教我们如何学习人类教育的历史
1973年11月，先生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先生在1979年9月和黄宗宪先生合作招收了以教育学原理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毛祖桓和文贵如。先生时任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与陈友松和程舜英先生共同承担研究生教学工作，并主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教育”和“教育学专题研究”两门课程。
1980年12月，先生晋升副教授职称，并在1986年被提升为研究员。1986年，先生开始招收以外国教育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于当年招收了李赤一、郭晓平和邹速聪三名硕士研究生。先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教育名著选读、苏联教育制度史、专业外
语（俄语阅读）和美国教育制度史等课程，与学生一起研读、讨论教育著作，提出在学习中“不要就教育论教育，而是能将教育问题放到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来进行研讨”。为此，先生与研究生一起研读李纯武先生等编著的《简明世界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上册，1983年下册），研讨世界教育史进程中的主要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变迁历程，注重将具体的人类教育实践置于整体的人类历史实践中加以展示，凸显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规律与人类教育发展个别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后来的教学中，先生又相继为研究生开设了“外国教育名著选读”和“外国教育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在先生的课上，先生和学生在阅读教育著作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苏格拉底式”的平等讨论，在富有启发和引领性的交流中引领学生理解教育，感悟教育的历史。当时阅读和讨论的主要教育名著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斯宾塞的《教育论》、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杜威的《杜威教育论著选》、克鲁普斯卡娅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等等。在讨论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先生既重视引导学生在研读经典的基础上整体把握每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体系，力争读得全面;同时又十分注重分析每位教育家教育思想形成与提出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力争读得深入。先生在教学与研讨中，每每为教育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献身于人类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而感佩不已。先生以自身对教育事业的执着、投入和言传身教极大地感染和影响了追随先生的青年学子。先生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我和学生都读著作，每周都有讨论。对有些著作，我在阅读时还做了读书笔记。讨论时学生先说说自己的阅读心得和阅读中遇到的问题。我事先也准备了课上要讨论的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为拓宽学术视野，先生还带领我们读《世界通史》，教导我们如何认识教育在人类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除课堂教学指导之外，先生还在课外组织开展“教育名著读书会”，引导同学们阅读教育著作，分析教育现实问题。读书会一般两周举行一次，每次读一本书。有时是1～2人汇报，众人讨论;有时是多人谈一个或多个问题，各抒己见，甚至有激烈争论。吴先生总是作为一员参加讨论，既平和又平等，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每每令学生们感佩不已的是，参加先生的读书会，不读书是不行的。否则，你只要一参与讨论发言，先生的追问马上会令你面红耳赤。在讨论中，先生的简要评点，或苏格拉底式的启发式引導，对于陷入教育家复杂教育思想之网的学生们而言如醍醐灌顶，常令大家茅塞顿开。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学生向自己求教，先生总是耐心解惑，给予指导。吴明海是先生的关门弟子（博士研究生），1991年春，正师从夏之莲教授攻读外国教育史硕士学位，在初步确定论文题目为“科南特、布鲁纳教育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之后，即在先生主持的“西方教育名著读书会”上，就论文选题的可行性向先生请教。先生慈眉善目，微笑如春，先与吴明海拉家常，问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当听说吴明海是安徽教育学院的毕业生时，她便接着问吴明海是否认识张蕙老师。吴明海说“旁听过张老师的课”，先生说张老师是她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还住在同一个宿舍。接着，先生关心起论文的选题，当听到了题目之后，她沉吟片刻，说道：“可以做。”接下来便帮助吴明海分析两位学者所处时代的背景，各自生平、思想的特点，两者的一致性、差异性及耦合之处，并建议吴明海研究两人各自所属的教育思想流派和两个流派的呼应关系，同时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次教育改革文献，找出对两人的思想形成构成影响的因素。最后还向吴明海推荐了若干书籍。听了先生一席话，吴明海感到思路更清晰了，一颗忐忑的心终于放下了。
基于对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人才培养的关注，先生还在自身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参与兄弟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工作。1986年4月，先生应河北大学教育系之邀参与其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教学，参与承担专业课程讲授、学生论文开题、研究生论文评审和答辩等工作。
先生热心于对外国教育史问题的解惑释疑，不求名利。2018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举办系列高端学术讲座，尝试联系先生做一场学术报告，先生满口答应。学院请先生提供银行账号，并表示将在可能范围内给予最高标准的讲课费。先生表示：“我是与学生座谈座谈，给钱就不去了。”先生为准备此次报告，手写了近万字的讲稿，在实际开展讲座时，先生以《改革开放40年与外国教育史建设》为题，一口气脱稿讲了近2小时，接着又回答师生提问半小时。会后又与师生漫步校园，边走边谈边合影，其乐融融。学院领导与师生无不感慨万分：这就是大家风范！
先生的弟子们都记得，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家里，无论是开题、答辩、课题研讨会，还是同门聚会、旅行途中，从学术到家常，从严肃到谐趣，先生总能与大家打成一片。吴明海仍然清楚地记得，读博期间，除了定期上课能见到先生外，先生每每来学校办事，都要到13号公寓楼505室敲门来找他。那时先生已经71岁，学生公寓没有电梯，先生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爬”5层楼来看她的学生。先生每次爬楼登门时，如果有同学提前看到先生，“伙伴皆惊忙”，必大呼小叫：“吴明海，吴老师来了！”然后“呼隆隆”汇集一堂，古今中外，谈天说地，谈笑风生。先生走后，大伙往往会羡慕不已地说：“吴明海真幸福！”
二、学习与研究合一：先生教我们如何研究人类教育的历史
带领学生一起做研究，也是先生非常重视并积极践行的教学之道。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申报外国教育史博士点和先生的博士生导师资格。1991年9月，先生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张斌贤和褚宏启，后又招收指导博士研究生朱旭东、杨孔炽、吴国珍、苏立增、陈如平、王保星、吴明海、巨瑛梅。
先生为博士生开设和主讲的课程包括“外国教育名著评介”“教育哲学”和“外国教育现代化专题研究”。其中“外国教育现代化专题研究”课程，即是为适应1993年1月先生主持的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研究工作的需要而开设的。当时已毕业的博士生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斌贤和褚宏启参与了项目研究，当时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朱旭东、杨孔炽、吴国珍、陈如平和王保星均修读了该课程，并分别承担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法国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任务。该课程每周进行一次座谈，师生们主要就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经验、教育现代化理論、各国教育现代化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示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先生的讲授和她所组织的讨论，不仅让学生们理解了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和发展历史，也开始对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共性经验和个别国家的特殊性有了更为清楚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先生还结合课题研究的需要，为学生们详细探讨了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要素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项目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为学生们日后各自开始自己的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先生曾说过，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她影响最大，其中小说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话成为先生的人生格言，这就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先生以她的言传身教和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完美践行了她所信奉的人生格言。先生教书育人，著作等身，老当益壮，永葆活力，就是因为她自觉地把个人求学、为学与为师的追求，与祖国和人民壮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先生教育家的风采和为人师表的风范永远督促激励着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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