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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则旧闻：2006年02月11日,《天府早报》称，四川省正式启动地震信息旬报制度，每月上、中、下旬发布3次地震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定期发布地震信息在全国尚属首次。从这条信息中，我们可以反思：政府的天然属性是否对地震有充分的敏感？
经济学家薛兆丰曾有过如是观点：把地震等灾难预警交由保险公司操办。因为政府的地震部门有一种几乎天然的预警惰性，而保险公司却因利益得失不得不孜孜不倦地观察和分析灾难降临的可能性，唯恐放过哪怕一个蛛丝马迹。薛先生的理论值得商榷，一是像地震、海啸这样的自然灾害尚属难以准确预报的科技难关，让保险公司承担如此风险有些勉为其难；二是救灾本身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政府救灾的主导责任责无旁贷。即便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来预警灾害或承担灾难风险，也是不可能的。日本的《灾害救助法》就明确规定：灾民的房屋全部倒塌或已无法居住，而又无法取得资金重建家园时，政府必须建造临时住宅给灾民使用。
不过，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或分解部分灾害风险，也是发达国家不断尝试、不断修订的一种商业救灾方式。从长治久安的理念出发，商业性救灾方式可以减少政府救灾的财政压力，也会有效提升受灾民众应对灾后困难的信心与能力。
比如，1994年1月，洛杉矶地区发生里氏6.7级地震。美国很多保险公司因巨额的损失和对潜在风险的担心，在1994年后停止或缩减了地震险的业务，因而促成加州议会于1996年审核通过成立了加州地震局。其名称类似政府机构，但实为地震保险商业机构。加州地震局既直接销售地震险给普通消费者，也给保险企业提供再保险业务。目前，该局共有超过60亿美元储备资金总额。
再比如，新西兰应对地震灾害的体系由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三部分组成，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一旦灾害发生，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房屋最高责任限额为10万新西兰元(1新元约合0.77美元)，房内财产最高责任限额为两万新元；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出法定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赔偿；而保险协会则负责启动应急计划。此外，地震委员会还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从而分散风险。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地震委员会支付能力时，政府将发挥托底作用，负担剩余理赔支付，而地震委员会每年都要支付给政府一定的保证金。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应对突发灾害的速度和调配救灾资源的能力无人能敌。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排斥商业救灾的合理性，既然政府的任何财政支出都来源于纳税人，那么，选择一条政府与市场都能发挥作用的救灾方式，也相当于节约使用纳税人的税款。当然，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或分解部分灾害风险，不仅要制定一套科学有效的措施，还要有相应的法规作为支撑。
灾后重建，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
但愿在四川地震发生后，我们能够学会自问：我们的救灾机制还有哪些缺陷？
经济学家薛兆丰曾有过如是观点：把地震等灾难预警交由保险公司操办。因为政府的地震部门有一种几乎天然的预警惰性，而保险公司却因利益得失不得不孜孜不倦地观察和分析灾难降临的可能性，唯恐放过哪怕一个蛛丝马迹。薛先生的理论值得商榷，一是像地震、海啸这样的自然灾害尚属难以准确预报的科技难关，让保险公司承担如此风险有些勉为其难；二是救灾本身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政府救灾的主导责任责无旁贷。即便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来预警灾害或承担灾难风险，也是不可能的。日本的《灾害救助法》就明确规定：灾民的房屋全部倒塌或已无法居住，而又无法取得资金重建家园时，政府必须建造临时住宅给灾民使用。
不过，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或分解部分灾害风险，也是发达国家不断尝试、不断修订的一种商业救灾方式。从长治久安的理念出发，商业性救灾方式可以减少政府救灾的财政压力，也会有效提升受灾民众应对灾后困难的信心与能力。
比如，1994年1月，洛杉矶地区发生里氏6.7级地震。美国很多保险公司因巨额的损失和对潜在风险的担心，在1994年后停止或缩减了地震险的业务，因而促成加州议会于1996年审核通过成立了加州地震局。其名称类似政府机构，但实为地震保险商业机构。加州地震局既直接销售地震险给普通消费者，也给保险企业提供再保险业务。目前，该局共有超过60亿美元储备资金总额。
再比如，新西兰应对地震灾害的体系由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三部分组成，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一旦灾害发生，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房屋最高责任限额为10万新西兰元(1新元约合0.77美元)，房内财产最高责任限额为两万新元；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出法定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赔偿；而保险协会则负责启动应急计划。此外，地震委员会还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从而分散风险。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地震委员会支付能力时，政府将发挥托底作用，负担剩余理赔支付，而地震委员会每年都要支付给政府一定的保证金。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应对突发灾害的速度和调配救灾资源的能力无人能敌。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排斥商业救灾的合理性，既然政府的任何财政支出都来源于纳税人，那么，选择一条政府与市场都能发挥作用的救灾方式，也相当于节约使用纳税人的税款。当然，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或分解部分灾害风险，不仅要制定一套科学有效的措施，还要有相应的法规作为支撑。
灾后重建，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
但愿在四川地震发生后，我们能够学会自问：我们的救灾机制还有哪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