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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庄士敦是以逊帝溥仪的帝师闻名，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和他在《紫禁城的黄昏》中的详细描述，使庄士敦成为最具传奇色彩的“赴英国殖民地工作”的公职人员之一。那么，在这本新版的《回望庄士敦》，有关庄士敦的大量一手资料得以披露，这位与最后一位封建帝王有密切交往的历史人物的悲剧性渐渐呈现出来。一种没落的、命定的、个体的、却又是时代的哀伤弥漫开来……
庄士敦1874年出生于英国爱丁堡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出生于苏格兰，就读于牛津，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浸润下的英国绅士，来华后却终生迷恋中国儒学，而且极端蔑视西方基督教文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异数。庄士敦有写作的习惯，在威海卫，他写了《一个中国人对基督教会的抗议》，公开指责教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所持有的观点。在《飓风》一文中，他蔑视传教士所谓的宣讲福音和对中国文化的胡乱干涉。“传教士们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而庄士敦反对这种夜郎自大的观点，传教士想改变中国的态度也激怒了庄士敦。”1911年出版时，遭到传教士团体的猛烈攻击。尽管他的著作显示了他卓越的文化理想，但是现实中的庄士敦确实窘迫极了。他“写信给殖民部要求在租借地外获得一个更高的职位，几年来，……在克莱门迪这些同辈人获得晋升之时，他还在威海卫毫无生气地工作着。”他坚持写作，《从北京到瓦城》《华北地区的龙与狮》《佛教中国》《飓风》，一本接一本，从不敢懈怠。在现实的严酷中，从不放弃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经常地，我们看到庄士敦的两种生活状态，一是现实的麻烦和平淡，一是精神的敏锐和独立。也是靠着这种精神的表达和追求，他，一位“拥有现代历史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尤其在中国文化、宗教和诗歌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的英国官员，就理所当然被选做了末帝溥仪的帝师。
他做帝师的意义，与其说教育影响了溥仪，充当徐世昌主张的培养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皇帝的政治角色，不如说，用他的眼睛和笔窥见了中国封建帝制苟延残喘中的历史真实。“庄士敦很快意识到紫禁城内的大量权力被控制在掌管日常生活的内务府手中。他认识到，隶属内务府的太监，其实只是内务府本身所引起的更为重大的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个部门之所以如此腐败，在于贿赂和内部按级分赃已形成了体制。”庄士敦给溥仪讲述外面的世界，并帮他剪除内务府的势力。1924年，军阀冯玉祥进驻北京，进入紫禁城，拘押了溥仪，并限他三小时之内离宫。日本人利用溥仪，给他安排好一切。而且就在庄士敦眼皮子底下，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次日，当庄士敦发现溥仪已经离开北京时，气愤之余感到内心受到了伤害。最后，溥仪恳求庄士敦去天津，他冷淡地给予了下列答复：“如果现在能够离开皇帝左右，对我来说真是一次大的解脱，因为我不想离开北京。我已经放弃了带他去英格兰的念头，并且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收留他，他最好选择去日本，在东京或东京附近定居下来。”这就是，庄士敦与末帝溥仪的最后结局，虽然他们后来有所缓和，但是，“末帝”这一历史悲剧人物在庄士敦生命中投影如此之深重，以至于晚年时候写的《紫禁城黄昏》，都无法摆脱种种末世的悲剧气息。
庄士敦一生未娶。他一生，年轻时，中年时，年老时都很轻易地被美妙的女人迷住：1912年庄士敦自从搬入威海卫以来，第一次坠入了爱河。这位名叫爱丽丝的女歌唱家身材纤细，有着一头深色秀发，比庄士敦大十七岁，“他们都非常风趣，共同享受着温馨的浪漫时刻，但彼此也都很现实，明白这种关系不会有真正的结果。”这样无果而终的爱情，有过许多段。客观地看，许多情况下，是因为庄士敦不肯回英国，执意留在中国，令那一位位姑娘神伤。当一个人注定是悲剧的，仿佛命运就处处捉弄他，他与一位艾琳小姐于1930年12月宣布订立婚约，并打算马上举行婚礼，但是最终未能如愿举行，因为，他一次次推迟婚期，因为有英国一个职位拿不到的话，他几乎肯定会离开英国。最后，艾琳，只好解除婚约。得到这个职位后，他要求休假5个月，作为各大学赴中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前往中国。中国——那神秘丰沃的国度，成就了庄士敦的理想和精神世界，却让他走在完全“不着调”的现实生活中。他晚年在自己购买的岛上，跟一位所谓的寡妇生活在一起。结果，在他死后，这位伊丽莎白女士不仅把他的家产四散分尽，而且，还销毁了所有资料。包括庄士敦的所有旅行记录，全部完成和未完成的手稿，以及大量信件。
正如作者史奥娜-艾尔利写道：“庄士敦的基本形象应该是一致的——他是一位性情古怪、难以相处的人，他既聪明又愚蠢，既令人发笑又惹人不快，既磊落大度又执著偏见……”他以他特殊的身份见证了封建帝制的没落，也以他特殊的精神追求显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异数。大时代转换时，个人都是渺小的。庄士敦恰巧是这样一位失败的英雄。书中附有大量图片，重现历史。如1904年孔令贻接见庄士敦、威海卫传教士下乡传教、20世纪初刘公岛海面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1920年代威海卫的外国游客、天津的江堤、威海卫移交典礼结束后庄士敦与中英官员共同举杯祝贺，等等。
庄士敦1874年出生于英国爱丁堡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出生于苏格兰，就读于牛津，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浸润下的英国绅士，来华后却终生迷恋中国儒学，而且极端蔑视西方基督教文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异数。庄士敦有写作的习惯，在威海卫，他写了《一个中国人对基督教会的抗议》，公开指责教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所持有的观点。在《飓风》一文中，他蔑视传教士所谓的宣讲福音和对中国文化的胡乱干涉。“传教士们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而庄士敦反对这种夜郎自大的观点，传教士想改变中国的态度也激怒了庄士敦。”1911年出版时，遭到传教士团体的猛烈攻击。尽管他的著作显示了他卓越的文化理想，但是现实中的庄士敦确实窘迫极了。他“写信给殖民部要求在租借地外获得一个更高的职位，几年来，……在克莱门迪这些同辈人获得晋升之时，他还在威海卫毫无生气地工作着。”他坚持写作，《从北京到瓦城》《华北地区的龙与狮》《佛教中国》《飓风》，一本接一本，从不敢懈怠。在现实的严酷中，从不放弃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经常地，我们看到庄士敦的两种生活状态，一是现实的麻烦和平淡，一是精神的敏锐和独立。也是靠着这种精神的表达和追求，他，一位“拥有现代历史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尤其在中国文化、宗教和诗歌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的英国官员，就理所当然被选做了末帝溥仪的帝师。
他做帝师的意义，与其说教育影响了溥仪，充当徐世昌主张的培养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皇帝的政治角色，不如说，用他的眼睛和笔窥见了中国封建帝制苟延残喘中的历史真实。“庄士敦很快意识到紫禁城内的大量权力被控制在掌管日常生活的内务府手中。他认识到，隶属内务府的太监，其实只是内务府本身所引起的更为重大的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个部门之所以如此腐败，在于贿赂和内部按级分赃已形成了体制。”庄士敦给溥仪讲述外面的世界，并帮他剪除内务府的势力。1924年，军阀冯玉祥进驻北京，进入紫禁城，拘押了溥仪，并限他三小时之内离宫。日本人利用溥仪，给他安排好一切。而且就在庄士敦眼皮子底下，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次日，当庄士敦发现溥仪已经离开北京时，气愤之余感到内心受到了伤害。最后，溥仪恳求庄士敦去天津，他冷淡地给予了下列答复：“如果现在能够离开皇帝左右，对我来说真是一次大的解脱，因为我不想离开北京。我已经放弃了带他去英格兰的念头，并且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收留他，他最好选择去日本，在东京或东京附近定居下来。”这就是，庄士敦与末帝溥仪的最后结局，虽然他们后来有所缓和，但是，“末帝”这一历史悲剧人物在庄士敦生命中投影如此之深重，以至于晚年时候写的《紫禁城黄昏》，都无法摆脱种种末世的悲剧气息。
庄士敦一生未娶。他一生，年轻时，中年时，年老时都很轻易地被美妙的女人迷住：1912年庄士敦自从搬入威海卫以来，第一次坠入了爱河。这位名叫爱丽丝的女歌唱家身材纤细，有着一头深色秀发，比庄士敦大十七岁，“他们都非常风趣，共同享受着温馨的浪漫时刻，但彼此也都很现实，明白这种关系不会有真正的结果。”这样无果而终的爱情，有过许多段。客观地看，许多情况下，是因为庄士敦不肯回英国，执意留在中国，令那一位位姑娘神伤。当一个人注定是悲剧的，仿佛命运就处处捉弄他，他与一位艾琳小姐于1930年12月宣布订立婚约，并打算马上举行婚礼，但是最终未能如愿举行，因为，他一次次推迟婚期，因为有英国一个职位拿不到的话，他几乎肯定会离开英国。最后，艾琳，只好解除婚约。得到这个职位后，他要求休假5个月，作为各大学赴中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前往中国。中国——那神秘丰沃的国度，成就了庄士敦的理想和精神世界，却让他走在完全“不着调”的现实生活中。他晚年在自己购买的岛上，跟一位所谓的寡妇生活在一起。结果，在他死后，这位伊丽莎白女士不仅把他的家产四散分尽，而且，还销毁了所有资料。包括庄士敦的所有旅行记录，全部完成和未完成的手稿，以及大量信件。
正如作者史奥娜-艾尔利写道：“庄士敦的基本形象应该是一致的——他是一位性情古怪、难以相处的人，他既聪明又愚蠢，既令人发笑又惹人不快，既磊落大度又执著偏见……”他以他特殊的身份见证了封建帝制的没落，也以他特殊的精神追求显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异数。大时代转换时，个人都是渺小的。庄士敦恰巧是这样一位失败的英雄。书中附有大量图片，重现历史。如1904年孔令贻接见庄士敦、威海卫传教士下乡传教、20世纪初刘公岛海面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1920年代威海卫的外国游客、天津的江堤、威海卫移交典礼结束后庄士敦与中英官员共同举杯祝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