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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集的风尚
晨曦微露，家住彰武县哈尔套镇的王凤江就已起床，来不及洗漱，套上外衣、挎上菜筐，一溜烟小跑下楼，出了院门迈进一条南北通透、东西纵横的十字街口。
“来俩，要热乎的。”他冲着早餐摊正炸果子的师傅说道。
接过果子咬上一口，王凤江一边往嘴里吸凉气倒腾烫人的果子，一边看向挤进十字街熙熙攘攘的人群，望着满载而归的挎兜网袋，聆听着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
“在农村，有一种时尚叫赶集。”抹净嘴，摆正菜筐，王凤江也冲了进去。
此话不假。在乡村，购物并不能如都市生活般任性，只有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实现。“物以稀为贵，这种情况下的购物自然成了一种风尚，久而久之便有了约定俗成的名字——赶集。”
王凤江是在这风尚潮流中长大的，若不是后来成了西哈尔套村村主任，恐怕很难想到，沁入哈尔套大集骨子里的风尚，还有着深层次且独特的历史脉络。
哈尔套在春秋时期属古幽州，在辽金时期已非常繁荣，呈现出集市的样貌——为获得农具、生活必需品或银钱，附近居民自发地在固定的日子，将自己的东西拿到固定的街市上出售或交换。
待到清朝初期，这里成了盛京（今沈阳）所辖的养息牧场。嘉庆年间，这里成为北通内蒙古，南至锦州，东去盛京的重要驿道。由于地处要冲，交通又十分便利，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多民族往来其间，大家“入乡随俗”地携带农副产品来售卖，逐渐形成集市。
清末民初，哈尔套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形成了半农半商、以农促商、以商养农的格局。
建国后，哈尔套领先全国乡镇，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兴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哈尔套人民公社。百姓劳动热情高涨，物资交易往来频繁，在逢五排十的集日里，邻乡近村的农户都“抢滩”于此，争相销售，赶集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多达数千，很是热闹。
“大集还上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哩。”王凤江介绍，《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让哈尔套大集再次名噪全国，“如果当年有抖音快手，大集准是著名网红打卡地。”
喧嚣过后，来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放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百姓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当地开始着手恢复哈尔套大集，王凤江时任西哈尔套村村主任，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经历了前期艰难的征地、补偿程序之后，哈爾套大集的初级规划已基本成型，剩下的只有最难啃的招商工作了。“现在叫招商，以前没这新鲜词儿，土话叫拉活儿。”王凤江带着村干部挨个村地宣传，邻近的乡镇也要去，让大家伙儿都知道大集又恢复了，家里有好货都可以拿到集上卖钱。
“当年每个村都有村办供销社，搁到现在就像社区超市。”王凤江突发奇想，把村办供销社也搬上大集，村民积极响应，转眼间，十里八村的供销社商品都出现在集上。西哈尔套村供销社当时主打产品是白面，“在细粮稀缺尚需供应的年代，从南方辛苦运到北方的白面是难得的宝，特给大集提气。”马不停蹄，王凤江又动员村民侧重各种土特产，让大集不失村集本色……一时间，家常日用、粗粮杂面、山味野货、鸡鸭河鲜等一股脑都被摆到了大集上。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赶集的风尚都不变。”王凤江很享受这份风尚。
赚钱的节奏
在今天，1万元或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月收入，倒退30年，万元户无疑是富人的标签。
“在那时的哈尔套大集上，万元户一抓一大把。”李桂香就是其中一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尔套大集逐年兴旺，不少脑子灵活的人都来到集市，纷纷做起生意，哈尔套大集便成了“粮票”年代的超级市场。那时，只要将外来的商品转运到集上，不出一天，大多会被抢购一空。白天卖货，晚上数钱，成为摊贩们最快乐的时光。
“服装的利润大，一件售价30元钱的衣服，利润就能达到一半。”李桂香卖的是服装，当年有哈尔套直达沈阳五爱街的城际客车，她每周至少要去沈阳进一次货。李桂香眼光好，她每每进新货摆到集市上，瞬间就会被秒杀一空。两年光景不到，她就成为村里首位万元户。
获得的收入与付出的辛苦是等量的。“去外地大包小裹地赶车进货，为节约成本，常坐一宿绿皮车再倒汽车。晚上就车座下铺张毯子凑合睡会，到家后又忙着理货和务农，都忘了补觉这茬儿。”
与凌晨两三点到大集抢占摊位相比，李桂香觉得进货倒成俏活计了。“去得早，位置好，才能卖得多。所以经常会提前一天拿着桌椅去大集跑马圈地。”李桂香感叹，任何时间节点下，占摊位都是遭罪。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下着雪，即便裹着军大衣，披着厚棉被，西北风一吹也透;夏天，天公不作美，总挑在集日下雨，瓢泼过后不仅摊位白占了，大集也被搅黄了……四季变换中，李桂香深深体会着“无利不起早”真实含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万元户和逐渐富足的物质生活背景下，哈尔套大集迎来爆发式繁荣，但不可避免的，是近乎野蛮成长的状态下，粗犷经营背后的种种问题。
“相关部门”开始瞄准哈尔套大集，运输管理费、摊位费、卫生费等收费项目纷至沓来，压在摊户身上喘不过来气，继而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与此同时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的情况经常发生。
好在当地部门及时介入，为大集打通绿色通道，取消了包括摊位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并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监管制度。伴着改革的春风，哈尔套大集驶入发展快车道，摊户呈爆发式增长，商品种类也在不断增加，交易额更是不断刷新纪录。
哈尔套大集的兴旺，带动了周边乡村集市的蓬勃发展。2000年后，以哈尔套为圆心，周围的丰田乡、满堂红乡、平安乡、四堡子乡都相继建起农村大集，各个大集的集日互不撞车，形成远近闻名的区域性新农村大集网络。
对上集的摊户而言，每月奔波于5个大集之间，迈着辛苦的步伐，享着赚钱的节奏，生活忙碌而美好。对于赶集的人来说，目的不仅限于购物，还有传统乡村集市的氛围，以及乡村生活不可割舍之逢集必赶的情怀。 10万粉丝梦
哈尔套大集不仅是大人的购物天堂，更是孩子的幸福来源。因为每年最期待的过年新衣，都是从那儿买来的。
在儿时的傅贺吉眼中，大集是神秘的，每到集日，都会央求去赶集的亲属带上自己，还经常以哭闹相威胁，“如果没达目的，偶尔也会提前几天，开始假装绝食来抗议。”
2010年，带着对哈尔套大集深深的情结，傅贺吉如愿成为一分子，入户门市鳞次栉比的大集，从五爱、西柳等地进货，做起服装生意。
起初生意还不错，但渐渐地，镇里的品牌服装店接连开张，大集服装被贴上了廉价低档的标签，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好不容易挨到2014年，无计可施的傅贺吉只好也在镇上租了一个店面，经营起品牌服装来。可惜好景只维持了两三年，互联网购物的汹涌发展，使实体店面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傅贺吉的店里经常一天都见不到一个顾客。
“大集面对的是十里八村，互联网则面对整个世界。生存只有转型一条路。”去年，傅贺吉兑掉了品牌店，专心經营大集。为在有限的时间内无限地吸引顾客，37岁的傅贺吉在直播平台注册账号，每天精心打扮，以服装模特的身份，对着手机进行直播。傅贺吉本身面容姣好，还有美颜和滤镜的加持，让她在直播间的模样看起来只有20出头。
如今，傅贺吉的直播间已有1万多位固定粉丝，每天能卖出几十套衣服，有时甚至更多，比过去经营实体店赚的还要多。
“赶上热情的粉丝，还会在赶集日到我摊位上直播与我的合影，顺便拿些衣服。”傅贺吉不好意思地说。傅贺吉却不满足于现状，“如果有10万粉丝就好了，就可以雇专业模特直播，效果会更好。”
从大集到实体店，再到站上互联网的风口，年近不惑的傅贺吉仍在为她的10万粉丝梦努力着。值得庆幸的是，傅贺吉不是个例，在如今的哈尔套大集上，已有很多摊户转向互联网，借助早已打入北京市场的哈尔套牌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把销售的触角延展至全国各地。
不只有哈尔套，大多数乡村大集均已步入“中年”时刻，随着人群的逐渐散去，繁华逐渐归于平淡，未来将何去何从？互联网是不可绕行的方向。近年来，哈尔套镇党政部门开始把“哈尔套大集 互联网模式”作为助推镇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并推出了《关于哈尔套镇电商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明确提出要将哈尔套大集打造成网上网下相融合的特色农村大集……“大集发展有了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村娃娃，追寻乡愁也就有了路。”王凤江开心地笑着。
晨曦微露，家住彰武县哈尔套镇的王凤江就已起床，来不及洗漱，套上外衣、挎上菜筐，一溜烟小跑下楼，出了院门迈进一条南北通透、东西纵横的十字街口。
“来俩，要热乎的。”他冲着早餐摊正炸果子的师傅说道。
接过果子咬上一口，王凤江一边往嘴里吸凉气倒腾烫人的果子，一边看向挤进十字街熙熙攘攘的人群，望着满载而归的挎兜网袋，聆听着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
“在农村，有一种时尚叫赶集。”抹净嘴，摆正菜筐，王凤江也冲了进去。
此话不假。在乡村，购物并不能如都市生活般任性，只有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实现。“物以稀为贵，这种情况下的购物自然成了一种风尚，久而久之便有了约定俗成的名字——赶集。”
王凤江是在这风尚潮流中长大的，若不是后来成了西哈尔套村村主任，恐怕很难想到，沁入哈尔套大集骨子里的风尚，还有着深层次且独特的历史脉络。
哈尔套在春秋时期属古幽州，在辽金时期已非常繁荣，呈现出集市的样貌——为获得农具、生活必需品或银钱，附近居民自发地在固定的日子，将自己的东西拿到固定的街市上出售或交换。
待到清朝初期，这里成了盛京（今沈阳）所辖的养息牧场。嘉庆年间，这里成为北通内蒙古，南至锦州，东去盛京的重要驿道。由于地处要冲，交通又十分便利，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多民族往来其间，大家“入乡随俗”地携带农副产品来售卖，逐渐形成集市。
清末民初，哈尔套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形成了半农半商、以农促商、以商养农的格局。
建国后，哈尔套领先全国乡镇，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兴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哈尔套人民公社。百姓劳动热情高涨，物资交易往来频繁，在逢五排十的集日里，邻乡近村的农户都“抢滩”于此，争相销售，赶集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多达数千，很是热闹。
“大集还上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哩。”王凤江介绍，《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让哈尔套大集再次名噪全国，“如果当年有抖音快手，大集准是著名网红打卡地。”
喧嚣过后，来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放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百姓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当地开始着手恢复哈尔套大集，王凤江时任西哈尔套村村主任，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经历了前期艰难的征地、补偿程序之后，哈爾套大集的初级规划已基本成型，剩下的只有最难啃的招商工作了。“现在叫招商，以前没这新鲜词儿，土话叫拉活儿。”王凤江带着村干部挨个村地宣传，邻近的乡镇也要去，让大家伙儿都知道大集又恢复了，家里有好货都可以拿到集上卖钱。
“当年每个村都有村办供销社，搁到现在就像社区超市。”王凤江突发奇想，把村办供销社也搬上大集，村民积极响应，转眼间，十里八村的供销社商品都出现在集上。西哈尔套村供销社当时主打产品是白面，“在细粮稀缺尚需供应的年代，从南方辛苦运到北方的白面是难得的宝，特给大集提气。”马不停蹄，王凤江又动员村民侧重各种土特产，让大集不失村集本色……一时间，家常日用、粗粮杂面、山味野货、鸡鸭河鲜等一股脑都被摆到了大集上。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赶集的风尚都不变。”王凤江很享受这份风尚。
赚钱的节奏
在今天，1万元或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月收入，倒退30年，万元户无疑是富人的标签。
“在那时的哈尔套大集上，万元户一抓一大把。”李桂香就是其中一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尔套大集逐年兴旺，不少脑子灵活的人都来到集市，纷纷做起生意，哈尔套大集便成了“粮票”年代的超级市场。那时，只要将外来的商品转运到集上，不出一天，大多会被抢购一空。白天卖货，晚上数钱，成为摊贩们最快乐的时光。
“服装的利润大，一件售价30元钱的衣服，利润就能达到一半。”李桂香卖的是服装，当年有哈尔套直达沈阳五爱街的城际客车，她每周至少要去沈阳进一次货。李桂香眼光好，她每每进新货摆到集市上，瞬间就会被秒杀一空。两年光景不到，她就成为村里首位万元户。
获得的收入与付出的辛苦是等量的。“去外地大包小裹地赶车进货，为节约成本，常坐一宿绿皮车再倒汽车。晚上就车座下铺张毯子凑合睡会，到家后又忙着理货和务农，都忘了补觉这茬儿。”
与凌晨两三点到大集抢占摊位相比，李桂香觉得进货倒成俏活计了。“去得早，位置好，才能卖得多。所以经常会提前一天拿着桌椅去大集跑马圈地。”李桂香感叹，任何时间节点下，占摊位都是遭罪。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下着雪，即便裹着军大衣，披着厚棉被，西北风一吹也透;夏天，天公不作美，总挑在集日下雨，瓢泼过后不仅摊位白占了，大集也被搅黄了……四季变换中，李桂香深深体会着“无利不起早”真实含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万元户和逐渐富足的物质生活背景下，哈尔套大集迎来爆发式繁荣，但不可避免的，是近乎野蛮成长的状态下，粗犷经营背后的种种问题。
“相关部门”开始瞄准哈尔套大集，运输管理费、摊位费、卫生费等收费项目纷至沓来，压在摊户身上喘不过来气，继而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与此同时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的情况经常发生。
好在当地部门及时介入，为大集打通绿色通道，取消了包括摊位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并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监管制度。伴着改革的春风，哈尔套大集驶入发展快车道，摊户呈爆发式增长，商品种类也在不断增加，交易额更是不断刷新纪录。
哈尔套大集的兴旺，带动了周边乡村集市的蓬勃发展。2000年后，以哈尔套为圆心，周围的丰田乡、满堂红乡、平安乡、四堡子乡都相继建起农村大集，各个大集的集日互不撞车，形成远近闻名的区域性新农村大集网络。
对上集的摊户而言，每月奔波于5个大集之间，迈着辛苦的步伐，享着赚钱的节奏，生活忙碌而美好。对于赶集的人来说，目的不仅限于购物，还有传统乡村集市的氛围，以及乡村生活不可割舍之逢集必赶的情怀。 10万粉丝梦
哈尔套大集不仅是大人的购物天堂，更是孩子的幸福来源。因为每年最期待的过年新衣，都是从那儿买来的。
在儿时的傅贺吉眼中，大集是神秘的，每到集日，都会央求去赶集的亲属带上自己，还经常以哭闹相威胁，“如果没达目的，偶尔也会提前几天，开始假装绝食来抗议。”
2010年，带着对哈尔套大集深深的情结，傅贺吉如愿成为一分子，入户门市鳞次栉比的大集，从五爱、西柳等地进货，做起服装生意。
起初生意还不错，但渐渐地，镇里的品牌服装店接连开张，大集服装被贴上了廉价低档的标签，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好不容易挨到2014年，无计可施的傅贺吉只好也在镇上租了一个店面，经营起品牌服装来。可惜好景只维持了两三年，互联网购物的汹涌发展，使实体店面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傅贺吉的店里经常一天都见不到一个顾客。
“大集面对的是十里八村，互联网则面对整个世界。生存只有转型一条路。”去年，傅贺吉兑掉了品牌店，专心經营大集。为在有限的时间内无限地吸引顾客，37岁的傅贺吉在直播平台注册账号，每天精心打扮，以服装模特的身份，对着手机进行直播。傅贺吉本身面容姣好，还有美颜和滤镜的加持，让她在直播间的模样看起来只有20出头。
如今，傅贺吉的直播间已有1万多位固定粉丝，每天能卖出几十套衣服，有时甚至更多，比过去经营实体店赚的还要多。
“赶上热情的粉丝，还会在赶集日到我摊位上直播与我的合影，顺便拿些衣服。”傅贺吉不好意思地说。傅贺吉却不满足于现状，“如果有10万粉丝就好了，就可以雇专业模特直播，效果会更好。”
从大集到实体店，再到站上互联网的风口，年近不惑的傅贺吉仍在为她的10万粉丝梦努力着。值得庆幸的是，傅贺吉不是个例，在如今的哈尔套大集上，已有很多摊户转向互联网，借助早已打入北京市场的哈尔套牌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把销售的触角延展至全国各地。
不只有哈尔套，大多数乡村大集均已步入“中年”时刻，随着人群的逐渐散去，繁华逐渐归于平淡，未来将何去何从？互联网是不可绕行的方向。近年来，哈尔套镇党政部门开始把“哈尔套大集 互联网模式”作为助推镇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并推出了《关于哈尔套镇电商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明确提出要将哈尔套大集打造成网上网下相融合的特色农村大集……“大集发展有了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村娃娃，追寻乡愁也就有了路。”王凤江开心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