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月19日,中央汇金公司发布公告,首次披露总规模为1875亿元的债券发行计划,募集资金中约有千亿将用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再融资。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15年来,这是中国商业银行业界铁律。2010年春水涨动,我国首次决定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1%。汇金此次驰援三大行是这一新政的具体执行,同时昭示出动态资本充足监管的方向。可以说,千亿汇金债拉开了“资本缓冲”这一宏观谨慎新工具引入中国的帷幕。
资本缓冲改变中国经济
所谓资本缓冲,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繁荣期增加超额资本充足要求,以备在经济萧条期应对资本充足率下滑。汇金发债千亿注资的同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亦在紧锣密鼓地研究资本缓冲的中国拟行方案。
资本缓冲是后危机时期新资本协议改革的重头戏之一。2010下半年伊始,国际银行间权威监管机构——巴塞尔银行管理委员会发布《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建议书——征求意见稿》(下称“巴塞尔方案”),现引起全球金融监管当局广泛探讨,我国时下的资本充足率调整也引源于此,可以视为资本缓冲的“中国方案”。
资本缓冲,将如何改变中国经济的轨迹?
巴塞尔资本缓冲的设计思想是将资本充足率同经济周期挂钩:即经济繁荣,资本缓冲要求上调;经济萧条,资本缓冲要求下降。对于有信贷驱动特点的中国经济来说,动态地调整资本充足率,必然相应调节信贷扩张,这等同于不断踩刹、点压驱动经济的油门,所以,资本缓冲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影响将是平滑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
资本缓冲对中国经济第二个影响体现在股市。自2006年夏,中国银行率先登陆A股,补充资本金200亿元以来,银行上市融资,始终影响股市冷暖。资本市场融资能力成为牵制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重要因素——今年初春,上调资产充足率引发的股市再融资猜想,辟谣和股指下跌即是佐证。
资本缓冲的第三个影响,则是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合力。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资本补充,始于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至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出台前后,这一时期是资本充足监管首次实践。而相近时期的1996年—2005年,为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货币政策先后6次调整存款准备金和10次下调贷款利率。
但因为当时的信贷规模优先受制于资本充足的约束,事实证明,尤其在1997年—2002年,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实现预定目标。而引进资本缓冲之后,则有望在金融监管层面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调资本充足率,中国该怎么做?
正征求意见的巴塞尔方案,就缓冲资本的操作、计算和沟通等向世界提供了底稿蓝本,并为决策参考提供了“信贷/GDP比率”。巴塞尔方案提供了“三步走”的参考操作:第一步定义资本缓冲所需统计的银行信贷业务的具体口径,并将这一口径关联GDP,计算出“信贷/GDP比率”;第二步将计算出的比率同历史和长期趋势数据再对比,匡算出现在经济周期的位置,并进一步演算出“信贷/GDP比率缺口”;第三步将信贷/GDP比率缺口转换成资本缓冲要求。
笔者认为,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设计,可以参考巴塞尔方案提供的信贷/GDP比率,但不宜直接将这一比例转换为资产缓冲要求。也就是说,信贷/GDP比率,在中国难成资产缓冲的主要决策依据,原因有二:
首先,与巴塞尔方案的理论不同,中国经济周期的顶部往往并非补充资本的最佳时机。自1998年第一次发行特别国债,几次大的银行资本补充分别是2003年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2005年10月—2006年10月三大商业银行上市、2007年秋建设银行回归A股、刚刚收官的农行A H融资和此次汇金发债千亿。剔除第一次的2700亿元注资是在经济周期的底部,历次补充资本的决策点和注入点,都不是经济周期的峰顶或谷底。
我国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渠道有限,资本充足率所调节的信贷规模同时是其他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的中介目标。资本缓冲的中国方案更应优先考虑经济驱动政策和资本市场承受能力。2007年底,三大行上市后,股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2%。2009年为配合经济驱动政策,中国银行业进行了巨额信贷投放。年底,三大行资本充足率应声下滑,引发此次汇金再注资,事隔仅有三年。在我国,经济周期对资本缓冲只是软约束,而经济驱动政策和资本市场承受力构成硬约束。
其次,资本缓冲在中国的成功,决定因素不在缓冲本身。我国银行业同资产结构、同模式发展、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单一业务品种风险往往传导为全行业系统风险。1998年首次注资后,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理论上的8%,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又迅速下降,2003年个别银行一度出现负资本充足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质化催生同风险的资产高消耗。这一现象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是造成资本充足率波动的魁首。
本世纪初,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曾高达30%左右。回顾过去,银行业的历史最高资本充足率也远不能匹敌如此高的不良水平;再假设未来,即使有最强财政、汇金注资支持、最多利润留成补充内生资本和最好资本市场再融资状况,如果历史再度重现,中国银行业只能再度面临资不抵债的尴尬境界。
内部系统风险严重、外部补充资本能力有限,这个实际国情,决定了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关键是对风险的提前识别,不能怡然独情于资本充足。
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设计,在巴塞尔方案之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英国特纳报告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标准法、风险预算法和欧盟讨论的缓冲极端损失机制等等。可鉴方案中,唯一经历实践的是西班牙于本世纪初实施的动态拨备机制。拨备计提虽仅面对“预期损失”,西班牙政府依然要求银行积累或模拟20年的数据,以保证跨越一个长经济周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巴塞尔方案中以数据、模型为主导的理念,不应成为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首要决策依据。资本缓冲在中国不宜同宏观经济周期随时传脉共振,而是宜结合宏观经济调控意向、资本市场阴晴和金融风险前瞻,相机而动。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15年来,这是中国商业银行业界铁律。2010年春水涨动,我国首次决定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1%。汇金此次驰援三大行是这一新政的具体执行,同时昭示出动态资本充足监管的方向。可以说,千亿汇金债拉开了“资本缓冲”这一宏观谨慎新工具引入中国的帷幕。
资本缓冲改变中国经济
所谓资本缓冲,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繁荣期增加超额资本充足要求,以备在经济萧条期应对资本充足率下滑。汇金发债千亿注资的同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亦在紧锣密鼓地研究资本缓冲的中国拟行方案。
资本缓冲是后危机时期新资本协议改革的重头戏之一。2010下半年伊始,国际银行间权威监管机构——巴塞尔银行管理委员会发布《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建议书——征求意见稿》(下称“巴塞尔方案”),现引起全球金融监管当局广泛探讨,我国时下的资本充足率调整也引源于此,可以视为资本缓冲的“中国方案”。
资本缓冲,将如何改变中国经济的轨迹?
巴塞尔资本缓冲的设计思想是将资本充足率同经济周期挂钩:即经济繁荣,资本缓冲要求上调;经济萧条,资本缓冲要求下降。对于有信贷驱动特点的中国经济来说,动态地调整资本充足率,必然相应调节信贷扩张,这等同于不断踩刹、点压驱动经济的油门,所以,资本缓冲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影响将是平滑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
资本缓冲对中国经济第二个影响体现在股市。自2006年夏,中国银行率先登陆A股,补充资本金200亿元以来,银行上市融资,始终影响股市冷暖。资本市场融资能力成为牵制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重要因素——今年初春,上调资产充足率引发的股市再融资猜想,辟谣和股指下跌即是佐证。
资本缓冲的第三个影响,则是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合力。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资本补充,始于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至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出台前后,这一时期是资本充足监管首次实践。而相近时期的1996年—2005年,为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货币政策先后6次调整存款准备金和10次下调贷款利率。
但因为当时的信贷规模优先受制于资本充足的约束,事实证明,尤其在1997年—2002年,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实现预定目标。而引进资本缓冲之后,则有望在金融监管层面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调资本充足率,中国该怎么做?
正征求意见的巴塞尔方案,就缓冲资本的操作、计算和沟通等向世界提供了底稿蓝本,并为决策参考提供了“信贷/GDP比率”。巴塞尔方案提供了“三步走”的参考操作:第一步定义资本缓冲所需统计的银行信贷业务的具体口径,并将这一口径关联GDP,计算出“信贷/GDP比率”;第二步将计算出的比率同历史和长期趋势数据再对比,匡算出现在经济周期的位置,并进一步演算出“信贷/GDP比率缺口”;第三步将信贷/GDP比率缺口转换成资本缓冲要求。
笔者认为,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设计,可以参考巴塞尔方案提供的信贷/GDP比率,但不宜直接将这一比例转换为资产缓冲要求。也就是说,信贷/GDP比率,在中国难成资产缓冲的主要决策依据,原因有二:
首先,与巴塞尔方案的理论不同,中国经济周期的顶部往往并非补充资本的最佳时机。自1998年第一次发行特别国债,几次大的银行资本补充分别是2003年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2005年10月—2006年10月三大商业银行上市、2007年秋建设银行回归A股、刚刚收官的农行A H融资和此次汇金发债千亿。剔除第一次的2700亿元注资是在经济周期的底部,历次补充资本的决策点和注入点,都不是经济周期的峰顶或谷底。
我国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渠道有限,资本充足率所调节的信贷规模同时是其他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的中介目标。资本缓冲的中国方案更应优先考虑经济驱动政策和资本市场承受能力。2007年底,三大行上市后,股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2%。2009年为配合经济驱动政策,中国银行业进行了巨额信贷投放。年底,三大行资本充足率应声下滑,引发此次汇金再注资,事隔仅有三年。在我国,经济周期对资本缓冲只是软约束,而经济驱动政策和资本市场承受力构成硬约束。
其次,资本缓冲在中国的成功,决定因素不在缓冲本身。我国银行业同资产结构、同模式发展、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单一业务品种风险往往传导为全行业系统风险。1998年首次注资后,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理论上的8%,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又迅速下降,2003年个别银行一度出现负资本充足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质化催生同风险的资产高消耗。这一现象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是造成资本充足率波动的魁首。
本世纪初,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曾高达30%左右。回顾过去,银行业的历史最高资本充足率也远不能匹敌如此高的不良水平;再假设未来,即使有最强财政、汇金注资支持、最多利润留成补充内生资本和最好资本市场再融资状况,如果历史再度重现,中国银行业只能再度面临资不抵债的尴尬境界。
内部系统风险严重、外部补充资本能力有限,这个实际国情,决定了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关键是对风险的提前识别,不能怡然独情于资本充足。
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设计,在巴塞尔方案之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英国特纳报告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标准法、风险预算法和欧盟讨论的缓冲极端损失机制等等。可鉴方案中,唯一经历实践的是西班牙于本世纪初实施的动态拨备机制。拨备计提虽仅面对“预期损失”,西班牙政府依然要求银行积累或模拟20年的数据,以保证跨越一个长经济周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巴塞尔方案中以数据、模型为主导的理念,不应成为资本缓冲中国方案的首要决策依据。资本缓冲在中国不宜同宏观经济周期随时传脉共振,而是宜结合宏观经济调控意向、资本市场阴晴和金融风险前瞻,相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