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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西卫视的《DV中国》栏目播放了一部长30分钟的纪录片《生命的钥匙》，而该片作者——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学生解修远却对此毫不知情，直到被拍摄对象告诉她，她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一家省级卫视“默默地用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侵权了。”解修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学生无奈卫视喊冤
“我这部作品从未上传过网络，我就疑惑山西卫视是从哪里找到片源的？”解修远说。
事后几天，她才想起去年曾经带着《生命的钥匙》参加西安民间影像节，在递交参赛作品时每一位作者都被要求签署了一份协议，该协议有如下内容：影像节组委会享有参赛作品版权，可以进行公益性播放。
这个播放并没有时间期限，“永久性”成了这份“霸王条款”最令人质疑的部分。
山西卫视《DV中国》的制片人李晓艳觉得冤枉，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DV中国》节目是山西卫视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下属的DV委员会共同开办的，节目片源由DV委员会提供。山西卫视有偿使用片源，
即须向该委员会支付相关的费用。”
对于李晓艳来说，她走的是正规程序，与D V委员会属于共同合作关系。而该委员会提供的作品与作者之间出现了版权纠纷，却将她的节目推到了风口浪尖。
解修远认为自己与山西卫视之间目前已没有多大纠纷，问题的症结出在她签下的一纸协议。但她觉得，无论是DV委员会还是山西卫视，在使用作品时都应该预先告知作者。且令她疑惑的是，山西卫视向DV委员会支付的有关费用并不属于协议中规定的公益性播映范畴。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和《鲁豫有约》节目都使用过我的作品，央视在使用作品前编导曾再三打电话与我沟通剪接的方式和角度，《鲁豫有约》也在使用作品后的第一时间，跟我本人进行了沟通。”解修远说。
李晓艳告诉本刊记者，她已经督促DV委员会尽快解决问题，并在微博上联系了解修远的父母让他们与该委员会联系。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海波教授是《生命的钥匙》的指导老师，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学生在拍摄作品时是无偿使用学院器材的，所以学生作品版权属于学院和个人共有。解修远的案例较为特殊，她的拍摄计划隶属于学院项目，接受了资金扶持。”
刘海波介绍，由于传统媒体并未十分关注民间作品这一领域，因此学生作品被侵权的情况现在较为严重，解修远的作品被侵权只是个案。
“学生作品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参赛和网站合作，学院与学生的分账比例是4比6。”刘海波说。
在着力将学生作品推向社会的同时，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只提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学院和学生要享有告知权；二是必须享有署名权；三是希望采用方支付一定的稿费。
“像西安民间影像节这样的赛前协议是极度不符合行业规范的。”刘海波解释，一般国际或国内影视节的规定是，该活动举办期间的3个月内主办方拥有公开播映权，其中不牵涉版权问题。
他说，学校方面会向学生强调谨慎签署各种协议，并且校方可能会抵制某些有霸王条款的赛事活动。
高投入低产出的艺术生
明星、画家、音乐家，是金字塔尖的成功者，吸引着无数的青年人前赴后继地走上艺考之路。只是从投入和产出的平均水平来看，艺术生恐怕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行列。
艺术生赵永力回忆，自己从郑州某艺术设计专业毕业两年后，工作还一直没有着落。他承认，从小到大，自己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好，如果不是高中成了美术生，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但大学四年学习后，赵永力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全面塌陷”，他用这四个字形容宿舍几个兄弟找工作时所面临的尴尬境况。全班30人，一半学生没找到工作；而这一年，他所在的高校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全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在80%以上。
毕业两年来，赵永力已记不清自己投了多少份简历，总之，考研后的那两个月，郑州只要有招聘会，他一定会跑过去看看。考研失败，找工作的路上又遭受挫折。他记得曾有一家知名装修公司的招聘负责人对他说：“你这个专业学生太多了，一抓一大把。”
后来，他硬着头皮进入一位学长开的小广告公司上班，底薪800元。但因为经验不足，一直惨淡经营，大半年后，这家小广告公司关门大吉。
与低回报相比，艺考的投入却高得惊人。
刘军先后两次送女儿去北京参加艺术班，学费最低每月一万，半年花了4万多。刘军说，艺术考生的家长在孩子考学问题上常常不惜血本。
刘军陪女儿去北京考试时，碰到一名考生，全家陪护上阵，提前半月就住在宾馆找关系通融，找老师辅导。这名考生一心想当明星，却连考3年不中，摆出一副不考上誓不罢休的架势，每年花在培训上的钱都要10多万元。
刘军说，一名音乐艺考生上大学前至少要花10万元。
尽管花费不菲，但不少家长花得心甘情愿，在他们的观念里，艺考是通往大学的捷径，而现实是：艺考竞争的激烈程度，相比普通高考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信训教授也承认艺考生毕业工作难找，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表演类的毕业就业情况我不熟悉，但是就其他类别而言，大致有三条出路，家里条件好的会出国深造或者自己开公司；有些人会继续在国内考研；普通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并不理想。”
被盗用的创意
一个艺术类大学生，在校期间按照教学要求会完成不少作品。这些作品有着学生稚嫩而新鲜的创意，但完成后的命运往往十分惨淡，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在网络里“游荡”。以学生的个人能力售出作品，对大多数人而言基本不得其门而入。
2012年6月中旬，上海电视节闭幕论坛上，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新媒体创意研究中心宣布创建了“菜鸟创意市场”：大学生艺术类作品网络交易平台。同时，揭幕“2012全国高校艺术类毕业作品拍卖大赛”。
这个平台对于在艺术品流通和交易中处于弱势的学生而言，是一个利好消息。
苏亚毕业于内蒙古某大学的美术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的版画作品被基本完整地用于某白酒的商标中。苏亚认为该白酒的生产厂家及销售公司侵犯了他对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因此将其诉至法院索赔30万元。 2007年毕业的苏亚在毕业前创作了版画《狼王》，并参加所在大学举办的书法、绘画、摄影展。此后他发现自己的作品《狼王》被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所剽窃，基本完整地用于由其研发、由内蒙古一家酒厂受托生产的某系列白酒商标图案中。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供的版画原件及复制件上均有署名，并提供毕业学校的证明予以佐证。而科技公司辩称原告不是该画的著作权人，但却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法院确认苏亚是版画《狼王》的著作权人。
在这个案例中苏亚是幸运的，至少在法律程序中他还能证明自己的原创性，而更多的学生就没那么多精力和条件去打官司了。
李佳运今年从上海大学新闻系毕业，此次他将自己摄影作品和音乐作品上传到了“菜鸟创意市场”。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同学的摄影作品就被盗用过。有个同学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实习，发现报纸所用的新闻图片是自己拍摄后上传到某图片网站的，试问他又如何追究版权费用呢？”
喜欢摄影的学生常将自己拍摄的主题类作品上传到图片网站，一组照片的售价在50元到200元之间，这样微薄的收入不至于让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动辄引起矛盾，但对学生创作的积极性无疑是个打击。“很多同学也从图片网站收到卖照片的收入，虽然钱不多，但大家挺满足的。”李佳运说。
菜鸟的平台
一幅大学生创作的油画，您愿意花多少钱标下？一张由大学生设计的广告海报，你的公司是否愿意采用？当市场充盈着新鲜的创意时，企业无疑也是其中得利者。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吴晓坤老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全国共有1400余所高校开设了艺术类专业，在校的艺术类大学生人数约200 万人，约占在校生总数的1/10。每年都有大批艺术类专业的毕业生投向市场。”
大学几年学到的本领，在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中国当代艺术类大学生，才华水准究竟如何？上述问题，是学校、学生、市场三方持续关注的领域。
吴信训说，“‘菜鸟交易市场’以全国大学生为主要对象。同时设有鉴宝的栏目，为已经毕业的艺术类学生提供作品展示和交易的机会。”
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在直接检验自己的创作是否符合市场期待的同时，还可以收获对市场的认识，通过与同类作品的对比，直观地找到自己的竞争力和努力方向所在。
作品上传之后，将获得由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颁发的作品展销认证书，一旦学生作品被侵权，将可以以此为凭证进行维权。“我们的平台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学生维权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吴信训强调。
传统交易平台的低门槛
JJ，2004年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弹着一手好吉他，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参与音乐演出，并靠作曲、伴奏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生活。
“北京有个版权交易中心，把自己的作品以任何格式的录音版本提供给该中心后，中心会出具一张版权证明，这时你会拥有属于该作品的一个版权号。2003年的时候每年只需支付5块钱的保管费。”JJ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那张版权证明的作用就在于作品被人盗用后，可以此为依据打官司。版权中心并不负责作品的推广，这意味着要将作品卖出去还是要靠自己跑，靠自己在圈子里的人脉。
JJ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在2003年卖出的，一家广告公司采用其为广告配乐，卖出价格是8000元，除去个税他一共拿到手6000余元。
“有另一种公司，承担中介的职能。只是收费要比仅仅去版权中心登记昂贵许多，但他们会负责部分的推广工作，也就是帮你卖作品。”JJ说。
作为一个在校生，他之所以知道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销售、保护自己的作品，与长期浸淫在音乐圈里有关。JJ回忆到，他是一次在北京一个录音室录作品时，录音师告诉他销售自己作品的渠道。
写玄幻小说的杨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从大学时就一直在写，但真正拿到稿费大概是在毕业一年后。”
杨升毕业后曾经花过1年的时间在家里专职写作，并差点跟某知名文学网站签约，但是该网站要求每天5000字的写稿量实在压力太大，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他与逐浪网签约成为写手，稿费维持在千字50元左右。
如今成为期货从业人员的他，再也不写玄幻小说了，定期会给一些财经网站写期货点评，每篇点评的稿费是30元。在杨升看来，大学生或者初出茅庐的作者投稿都将面临困顿的境界，高门槛的平台不得其门而入，低门槛的平台则被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侵权了。”解修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学生无奈卫视喊冤
“我这部作品从未上传过网络，我就疑惑山西卫视是从哪里找到片源的？”解修远说。
事后几天，她才想起去年曾经带着《生命的钥匙》参加西安民间影像节，在递交参赛作品时每一位作者都被要求签署了一份协议，该协议有如下内容：影像节组委会享有参赛作品版权，可以进行公益性播放。
这个播放并没有时间期限，“永久性”成了这份“霸王条款”最令人质疑的部分。
山西卫视《DV中国》的制片人李晓艳觉得冤枉，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DV中国》节目是山西卫视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下属的DV委员会共同开办的，节目片源由DV委员会提供。山西卫视有偿使用片源，
即须向该委员会支付相关的费用。”
对于李晓艳来说，她走的是正规程序，与D V委员会属于共同合作关系。而该委员会提供的作品与作者之间出现了版权纠纷，却将她的节目推到了风口浪尖。
解修远认为自己与山西卫视之间目前已没有多大纠纷，问题的症结出在她签下的一纸协议。但她觉得，无论是DV委员会还是山西卫视，在使用作品时都应该预先告知作者。且令她疑惑的是，山西卫视向DV委员会支付的有关费用并不属于协议中规定的公益性播映范畴。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和《鲁豫有约》节目都使用过我的作品，央视在使用作品前编导曾再三打电话与我沟通剪接的方式和角度，《鲁豫有约》也在使用作品后的第一时间，跟我本人进行了沟通。”解修远说。
李晓艳告诉本刊记者，她已经督促DV委员会尽快解决问题，并在微博上联系了解修远的父母让他们与该委员会联系。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海波教授是《生命的钥匙》的指导老师，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学生在拍摄作品时是无偿使用学院器材的，所以学生作品版权属于学院和个人共有。解修远的案例较为特殊，她的拍摄计划隶属于学院项目，接受了资金扶持。”
刘海波介绍，由于传统媒体并未十分关注民间作品这一领域，因此学生作品被侵权的情况现在较为严重，解修远的作品被侵权只是个案。
“学生作品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参赛和网站合作，学院与学生的分账比例是4比6。”刘海波说。
在着力将学生作品推向社会的同时，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只提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学院和学生要享有告知权；二是必须享有署名权；三是希望采用方支付一定的稿费。
“像西安民间影像节这样的赛前协议是极度不符合行业规范的。”刘海波解释，一般国际或国内影视节的规定是，该活动举办期间的3个月内主办方拥有公开播映权，其中不牵涉版权问题。
他说，学校方面会向学生强调谨慎签署各种协议，并且校方可能会抵制某些有霸王条款的赛事活动。
高投入低产出的艺术生
明星、画家、音乐家，是金字塔尖的成功者，吸引着无数的青年人前赴后继地走上艺考之路。只是从投入和产出的平均水平来看，艺术生恐怕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行列。
艺术生赵永力回忆，自己从郑州某艺术设计专业毕业两年后，工作还一直没有着落。他承认，从小到大，自己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好，如果不是高中成了美术生，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但大学四年学习后，赵永力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全面塌陷”，他用这四个字形容宿舍几个兄弟找工作时所面临的尴尬境况。全班30人，一半学生没找到工作；而这一年，他所在的高校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全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在80%以上。
毕业两年来，赵永力已记不清自己投了多少份简历，总之，考研后的那两个月，郑州只要有招聘会，他一定会跑过去看看。考研失败，找工作的路上又遭受挫折。他记得曾有一家知名装修公司的招聘负责人对他说：“你这个专业学生太多了，一抓一大把。”
后来，他硬着头皮进入一位学长开的小广告公司上班，底薪800元。但因为经验不足，一直惨淡经营，大半年后，这家小广告公司关门大吉。
与低回报相比，艺考的投入却高得惊人。
刘军先后两次送女儿去北京参加艺术班，学费最低每月一万，半年花了4万多。刘军说，艺术考生的家长在孩子考学问题上常常不惜血本。
刘军陪女儿去北京考试时，碰到一名考生，全家陪护上阵，提前半月就住在宾馆找关系通融，找老师辅导。这名考生一心想当明星，却连考3年不中，摆出一副不考上誓不罢休的架势，每年花在培训上的钱都要10多万元。
刘军说，一名音乐艺考生上大学前至少要花10万元。
尽管花费不菲，但不少家长花得心甘情愿，在他们的观念里，艺考是通往大学的捷径，而现实是：艺考竞争的激烈程度，相比普通高考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信训教授也承认艺考生毕业工作难找，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表演类的毕业就业情况我不熟悉，但是就其他类别而言，大致有三条出路，家里条件好的会出国深造或者自己开公司；有些人会继续在国内考研；普通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并不理想。”
被盗用的创意
一个艺术类大学生，在校期间按照教学要求会完成不少作品。这些作品有着学生稚嫩而新鲜的创意，但完成后的命运往往十分惨淡，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在网络里“游荡”。以学生的个人能力售出作品，对大多数人而言基本不得其门而入。
2012年6月中旬，上海电视节闭幕论坛上，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新媒体创意研究中心宣布创建了“菜鸟创意市场”：大学生艺术类作品网络交易平台。同时，揭幕“2012全国高校艺术类毕业作品拍卖大赛”。
这个平台对于在艺术品流通和交易中处于弱势的学生而言，是一个利好消息。
苏亚毕业于内蒙古某大学的美术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的版画作品被基本完整地用于某白酒的商标中。苏亚认为该白酒的生产厂家及销售公司侵犯了他对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因此将其诉至法院索赔30万元。 2007年毕业的苏亚在毕业前创作了版画《狼王》，并参加所在大学举办的书法、绘画、摄影展。此后他发现自己的作品《狼王》被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所剽窃，基本完整地用于由其研发、由内蒙古一家酒厂受托生产的某系列白酒商标图案中。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供的版画原件及复制件上均有署名，并提供毕业学校的证明予以佐证。而科技公司辩称原告不是该画的著作权人，但却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法院确认苏亚是版画《狼王》的著作权人。
在这个案例中苏亚是幸运的，至少在法律程序中他还能证明自己的原创性，而更多的学生就没那么多精力和条件去打官司了。
李佳运今年从上海大学新闻系毕业，此次他将自己摄影作品和音乐作品上传到了“菜鸟创意市场”。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同学的摄影作品就被盗用过。有个同学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实习，发现报纸所用的新闻图片是自己拍摄后上传到某图片网站的，试问他又如何追究版权费用呢？”
喜欢摄影的学生常将自己拍摄的主题类作品上传到图片网站，一组照片的售价在50元到200元之间，这样微薄的收入不至于让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动辄引起矛盾，但对学生创作的积极性无疑是个打击。“很多同学也从图片网站收到卖照片的收入，虽然钱不多，但大家挺满足的。”李佳运说。
菜鸟的平台
一幅大学生创作的油画，您愿意花多少钱标下？一张由大学生设计的广告海报，你的公司是否愿意采用？当市场充盈着新鲜的创意时，企业无疑也是其中得利者。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吴晓坤老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全国共有1400余所高校开设了艺术类专业，在校的艺术类大学生人数约200 万人，约占在校生总数的1/10。每年都有大批艺术类专业的毕业生投向市场。”
大学几年学到的本领，在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中国当代艺术类大学生，才华水准究竟如何？上述问题，是学校、学生、市场三方持续关注的领域。
吴信训说，“‘菜鸟交易市场’以全国大学生为主要对象。同时设有鉴宝的栏目，为已经毕业的艺术类学生提供作品展示和交易的机会。”
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在直接检验自己的创作是否符合市场期待的同时，还可以收获对市场的认识，通过与同类作品的对比，直观地找到自己的竞争力和努力方向所在。
作品上传之后，将获得由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颁发的作品展销认证书，一旦学生作品被侵权，将可以以此为凭证进行维权。“我们的平台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学生维权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吴信训强调。
传统交易平台的低门槛
JJ，2004年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弹着一手好吉他，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参与音乐演出，并靠作曲、伴奏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生活。
“北京有个版权交易中心，把自己的作品以任何格式的录音版本提供给该中心后，中心会出具一张版权证明，这时你会拥有属于该作品的一个版权号。2003年的时候每年只需支付5块钱的保管费。”JJ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那张版权证明的作用就在于作品被人盗用后，可以此为依据打官司。版权中心并不负责作品的推广，这意味着要将作品卖出去还是要靠自己跑，靠自己在圈子里的人脉。
JJ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在2003年卖出的，一家广告公司采用其为广告配乐，卖出价格是8000元，除去个税他一共拿到手6000余元。
“有另一种公司，承担中介的职能。只是收费要比仅仅去版权中心登记昂贵许多，但他们会负责部分的推广工作，也就是帮你卖作品。”JJ说。
作为一个在校生，他之所以知道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销售、保护自己的作品，与长期浸淫在音乐圈里有关。JJ回忆到，他是一次在北京一个录音室录作品时，录音师告诉他销售自己作品的渠道。
写玄幻小说的杨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从大学时就一直在写，但真正拿到稿费大概是在毕业一年后。”
杨升毕业后曾经花过1年的时间在家里专职写作，并差点跟某知名文学网站签约，但是该网站要求每天5000字的写稿量实在压力太大，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他与逐浪网签约成为写手，稿费维持在千字50元左右。
如今成为期货从业人员的他，再也不写玄幻小说了，定期会给一些财经网站写期货点评，每篇点评的稿费是30元。在杨升看来，大学生或者初出茅庐的作者投稿都将面临困顿的境界，高门槛的平台不得其门而入，低门槛的平台则被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