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1980年代开始，余华的小说就具有对现实文学“再现”的创作特征，这一特征一直延续至今。在以往对《兄弟》的论争中，人们都过于关注余华在这部作品中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正面强攻”，而忽视了历史也是某种现实，余华在对现实“再现”这一点上从未改变。换个角度来看，《兄弟》以及余华以往作品所引起的种种争议，根源在于作品中的“现实”对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惯性发起了挑战，而这种挑战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21世纪文学创作的革新。
关键词：余华; 《兄弟》; 现实;历史
王德威在1988年发表了一篇论余华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他埋下了一个关于未来创作可能性的伏笔：“回首十年创作的过程，余华俨然借《许三观卖血记》作了盘整。他是变成熟了，还是保守了？在这层意义上，他未来创作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①这里所说的“未来创作”，目前看来只能是2005-2006年发表的《兄弟》和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两部作品之外，余华几乎没有在这十七年（从《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出版起至今）里发表其他小说，那么仅有的这两部小说很难不“值得注意”。被注意的原因之一是作者在1980、90年代成就的名声;原因之二自然是与1980、90年代余华小说创作的频率相比，这两部作品出版的时间间隔之长;而原因之三则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读者群体中产生的巨大争议，尤其是关于前一部作品的纷争，长达三四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依然褒贬不一。
早期作品中，余华呈现了一个被偶然和荒诞充斥的世界，超越情感的建构，让暴力、血腥和死亡随处可见，亲情和爱情成为它们最真实的寄生体，由此衍生的冷酷和罪恶被放大到极致，打破叙事的逻辑，穿越时空的束缚，余华用他的创作发起了对读者审美的颠覆和挑战。当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创作被归类于“先锋小说”的时候，余华的创作因此在归类之余获得了另外一种命名——余华“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持续的时间，不同的研究者给予了不同的划分，有的认为到《在细雨中呼喊》是这个“现象”的节点，而有的则把它延长到《许三观卖血记》;但是，我们现在再回首，《兄弟》刚发表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和后几年的余波阵阵，以及《第七天》出版后的争议连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现象”？如今距离《兄弟》的发表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而《第七天》也已经出版了六年，所有的硝烟平息之后，我们需要也有必要重新对这一“现象”进行回顾、整理、审视和阐释。余华是成熟了？是保守了？距离王德威那段关于“未来创作”的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为它续上一个结尾呢？
一
2006年和2007年是对《兄弟》褒贬争论，相互博弈最集中的两年。2007年6月，同心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评论集——《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其中收录的文章大部分是对《兄弟》的批评，甚至有些观点是对余华的整体创作，对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都追根溯源地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这本书如同一把燎原的火迅速点燃了争论的战场。2006年底，复旦大学和《文艺争鸣》联合举办关于《兄弟》的座谈会，在媒体用“力挺余华”这样的词语大力宣传之后，更是把战火的热度推向了高潮，2007年发表了一系列为余华、《兄弟》发声辩护的文章;而2008年的批评主要是“批评的批评”，就《兄弟》所引发的现象，反思“学院派”和当代的批评生态;2009年之后，虽然关于《兄弟》的研究和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相较于前几年已经明显趋于向理性和平淡回归。回顾这场论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窄门”还是“宽门”的整体性评论
余华在小说的后记引了一段耶稣的话：“你们要走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②他认为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都应该走窄门。或许这只是余华随笔写下的人生感悟，却在这次争论中成为了众矢之的。李敬泽认为余华这次不是走入了“窄门”，而是“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头一次采用和复述并非由他发明的模式，它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熟悉和智慧，但也像顺口溜一样空洞无物。”③李敬泽应该是最早发表评论的学者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后面的批评定下了基调。“空洞无物”很快衍化出“《兄弟》是一部缺乏思想深度和超越的小说”这样的定论。④王达敏的这个“遗憾”也代表了大多数持批评意见学者的观点。王宏图认为读者不能从《兄弟》中获得“勇气和力量，得到情感的慰藉”⑤。余华的“窄门”和耶稣的“窄门”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并没有从“狭窄”写出“宽广”来。⑥余华的《兄弟》被这些学者们逐一关在“窄门”外的同时，一部分学者坚定自己的立场，将《兄弟》引向了一道“宽门”。
陈村在《兄弟》上部刚刚发表的时候就表示“上半部不是个引子，他给兄弟构筑的平台结结实实，能托生死。”⑦张清华把《兄弟》定性为“一部复杂和有意味的小说”，⑧郜元宝连续写了《我欢迎余华的“重复”》《为〈兄弟〉辩护到底》两篇文章为余华“辩护”，张清华和郜元宝虽然都给予了《兄弟》正面评价，但同时也认为作品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洪治纲则给予了《兄弟》全面的肯定：“可以说，《兄弟》是一次裂变中的裂变，它既巩固和坚定了余华自身的某些艺术信念，又折射和暗示了余华试图进行自我超越的某些意图，也显示了余华在长篇写作上的勃勃雄心与强劲的叙事潜能。”⑨陈思和“希望余华的《兄弟》进入文学史，进入学院”⑩;楊松芳则把《兄弟》纳入“经典”的行列，认为《兄弟》是“一部富于经典内涵的作品”11。
2.对历史与现实发起“正面强攻”
《兄弟》上部出版之前，余华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说：“这部小说回避了自己前面小说里了的灵巧的叙述方式，采用正面强攻的叙述，有点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那种强度叙述。”“叙事强度增加以后必须依赖的两个要素：现实和历史。”12余华的这段表述成为研究者最有力的论据，不论赞成还是否定，都被拿出来强调一番，虽然有一些难免有“以讹传讹”“断章取义”的嫌疑，但是很多文章还是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不论历史还是现实，它们都代表某一个时代，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时代究竟和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这个时代？又该反映出时代的什么？这是对于《兄弟》，并由此反思整体的当代文学创作的论争点。王赫楠认为小说应该表达出对于一个时代主题和精神的探索和思考，但是，“《兄弟》未能以文学来‘说出’他的高见，而仅用文字干巴巴地记录一些时代事件的片断”。13李云雷把类似的表述展开得更加彻底一点，也代表了大多数批评者的观点：“作为一部小说，不仅没有写出历史进程中的复杂与微妙之处，甚至不能写出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便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了。”14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余华并没有“走出旧的历史评价模式”，没有超越我们以往的理解;15而邵燕君和房伟等认为，余华对现实的处理，在《兄弟》中表现出了一种“顺势”“妥协”的立场。16
当这些学者对余华的“正面强攻”进行质疑、否定的同时，洪治纲、张新颖、刘志荣、张业松等人的观点恰好对他们的质疑给予了正面的回应。洪治纲认为余华是从历史中选择“带有普遍意义的具象符号”来营造故事冲突，“在打开个人精神景观和人性面貌的同时，直逼历史的某些本质”，“试图在重构一种具有中国经验的、比自己以前小说更具历史丰富性的‘大叙事’”。17而张新颖和刘志荣认为余华对历史的书写，是用“现在”的方式来写过去，余华写的不是过去本身，而是“今天的人理解和想象的”过去，“这里面隐藏着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無意识’”。而对于《兄弟》中对“现在”的处理，这两位学者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张新颖认为《兄弟》的好在于“跟这个时代没有距离”，是“‘内在于’时代”，刘志荣选择用“象”这个词来概括：“余华写出了我们时代的‘象’：余华抓住了一个人人心中都有、人人笔下都无的东西，一路叙述下来，编写出了他感受中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状况，至少是在最有代表性的方面。”18张业松进一步把《兄弟》评定为“是书写时代而受到时代欢迎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文学’的代表作”。19
除了这两个大方向之外，在人物塑造、细节的处理和语言等其他方面也都存在褒贬不一的评说，但根源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正面强攻”上。
二
用“现在”的眼光来回顾这场略显持久的论争，2006年的余华和《兄弟》必然是一个受人瞩目的“现象”。有人觉得这个现象是文学市场化、出版业和媒体合谋的结果，虽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及文学就无法避开的话题，任何作家都无法把自己从文学、市场、出版与媒体的相互关系中撇清;但它不应该被拿来做文章，尤其是十年才写一部作品的余华，如果真的是为了媚俗而炒作、造势，他大可借着这个“势”发表一连串系列作品，这种“趁热打铁”的方式在网络文学和影视剧中屡见不鲜，名声和金钱可以在“复制”中滚滚而来。但是，余华在《兄弟》之后选择了沉寂，七年后才出版《第七天》，这足以说明“余华现象”不是有预谋的市场化产物。而这里所说的“现象”其实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中之一是《兄弟》出版后引起的论争构成了一种现象;而另外一层则是《兄弟》本身即是一种现象。回归到文学的角度来重新看这一现象，它至少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就是《兄弟》代表的是一种什么“现象”，其二就是《兄弟》所引发的“现象”和1980、90年代的余华“现象”有什么不同？
结合上面整合的研究“现场”，我们不难发现，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兄弟》中余华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而历史从某个角度讲也是一种“现实”，人物的设定，语言的风格都在为这个“现实”服务。那么，归根结底是关于“现实”的问题。余华的“现实”究竟是什么？余华又是如何处理他的“现实”的？
余华的现实自始至终追求的都是一种主观的“真实”，人们可以接受现实的作品，但是人们无法接受真实，作家怎么可以把真实的生活原原本本地放在小说中，而不加任何修饰加工变形？这是不符合长久以来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的。更何况，这种真实还不一定是读者认为的真实。（所以才会有人质疑《兄弟》中细节的失真。）我们对余华1980、90年代的作品接受程度高，是因为余华在以往的中短篇中基本不对意义做任何限定，而故事又与大众生活比较遥远，读者有接受和想象的空间;而《兄弟》，尤其是下部出版之后，人们对下部的批评远远超过上部，这就是下部所描述的时代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人们的阅读被文本填满之后无法腾挪出空间来填塞自己精神上的期待，从而产生了“差评”的心理误差。这个如同我们在网上购买衣服时，“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别。消费者看着模特想象着自己穿上衣服的样子，实际情况与想象是永远无法对接的。
回顾1970、80年代的文学，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寻根文学”的出现是因为“伤痕”一味地对那段特殊时期控诉，反思和改革也已“无计可施”，文学创作陷入了循环复制的僵局，现实再写不出新意，只能向“传统”寻求文化的归属;而先锋小说比寻根文学同时期或稍后一些时间出现，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实被过度挖掘之后，已无意义再重复下去而转向了形式的试验。但短暂的试验过后，文学整体很快呈现出向“新历史”转向，历史成为作家最安全最舒适的区域。现代史、1960、70年代等成为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被反复咀嚼、回忆、重述的“内容”，被拆解得破碎不能再破碎，被反复拾起的历史碎片，已经让读者失去了兴趣，文学早已开始呼唤革新了。如同当下的热词，走出舒适区、安全区，文学需要走出来，作家们应该走出来，读者也应该走出来。我们会发现，作家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总会表现得相对游刃有余，这是因为谁都不知道完整的历史真相，不过是自己的记忆加上资料的查阅，剩下的完全靠想象来填补、弥合，这个是作家的想象也是读者的想象，读者参与完成了创作的过程。所以，大部分读者们还愿意沉浸在旧有的情感、历史内容的惯性中，听惯了二胡的耳朵一时是无法接受交响乐的混音。而《兄弟》和《兄弟》引发的现象，可以说是代表了当代文学新的转变的苗头。 大部分认为《兄弟》是失败的读者，不过是被《兄弟》中的“现实”所迷惑。没有与现实拉开距离的不是余华，而是参与到这个“现实”中的读者。排除个别跟风，蹭热度，泄私愤的人，“当局者迷”导致了我们都忘了余华在《兄弟》之前，一贯的风格就是“再现”。
在《兄弟》中，余华也只是说出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曾经我们用“零度情感叙述”来解释余华的创作，那么，没有情感的叙述要如何有“关怀”，又如何有“情感的超越”和“慰籍”？我们并不否定文学与现实存在着另外一种关系——表现，但是，它的应用需要因人而异。对于余华，一个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并欢迎“再现”的作家，到了《兄弟》为何要用“表现”的理论去强硬阐释，并在阐释不通之后认定是失败之作呢？这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三
《兄弟》出版之后，也有学者注意到作品中增加了情感的温度、爱的力量，李兰和宋平凡的爱情，李光头和宋刚的兄弟之情，让这部小说多了家庭的温暖和人性的善良，而这条温情的线路，余华是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路走过来的。但我认为，在余华的创作中，“兄弟”从来就不是情感、血缘的纽带，而是用于断裂的，是从裂口处展现“伤痕”的。余华的历史是暴力血腥的历史，余华的现实是充满伤痕的现实。“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一种“罪与罚”的关系。暴力是罪，伤痕是罚，历史是罪，现实就是罚。《兄弟》的上部是“罪”，下部是“罚”，下部的“罚”完全是以“伤痕”的形式呈现。《兄弟》上部有这样一个细节，林红从上海回來，看到血肉模糊的宋凡平，她小心翼翼地把混着宋凡平的血的土收集起来，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余华嗜血的无聊一笔，但它其实埋下的是历史的隐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不知道曾经浸透了多少代人的鲜血，混着血的土地就是历史的罪证。这不难联想到《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中血与生命的关系，这是对生命、对历史的血祭。
余华是一个会写“吃”也喜欢写“吃”的人，这个在《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的细节中可以看见。许三观用嘴给孩子炒的那几道菜色香味俱全，孩子们个个“吃”得心满意足;《兄弟》中五十六碗三鲜面的天堂般感觉，兄弟两个对大白兔奶糖的贪婪痴迷的吃相，少年宋刚分别用酱油和盐拌的两次米饭;还有《兄弟》下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钱财、纵欲的痴相，宋刚为了金钱卖假药，甚至隆胸，人性的异变、畸变，这都是物质极度困乏，致命的贫穷之后的反弹效应;这是物质的反噬，更是心灵的反噬。《兄弟》确实是一个“精神废墟”，不过它不是余华的，是这个时代的。“罚”体现在《兄弟》下部就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20的真实演绎。
这难道不是一种惩罚？不是一种“伤痕”吗？余华是把一个时代的伤痕扒开给读者看，这些是个人的伤痕，也是群体、社会的伤痕，是用历史罪恶来惩罚现在，我们和这个时代都是承受者。这也是一种“现实”！我相信这也是《兄弟》在国外好评如潮而在国内相对冷淡的原因吧。余华虽然没有把反思写在纸面上，但是，作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面对余华呈现出的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我们不会有所反思吗？历史已经无法改写，当下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未来，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在废墟中生存直到被吞噬吗？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个事情，就是余华对于现实的文学“再现”是所谓的余华“现象”;而暴力与伤痕、罪与罚的历史与现实，也是余华“现象”。它是一个整体不分前后。人们在探讨《兄弟》的变化的同时，都忘记了区分主客观的变化。是客观的现实在变化，余华并未改变，他仍然是客观的“呈现”。这样的意义上，余华“现象”始终未变。它是对读者阅读习惯发起的挑战，是对过去的文学的变革，它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先锋”。
注释：
①王德威：《伤痕及景，暴力奇观》，《读书》1998年第5期。
②20余华：《兄弟·后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32页，第631页。
③李敬泽：《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我读〈兄弟〉》，《文汇报》2005年8月20日。
④王达敏：《〈兄弟〉岂止是遗憾》，《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⑤王宏图：《〈兄弟〉的里里外外》，《扬子江评论》2006年创刊号
⑥黄惟群：《读〈兄弟〉·看余华》，载《给余华拔牙 盘点余华的“兄弟店”》，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⑦陈村：《余华兄弟》，《文汇报》2005年8年20日。
⑧张清华：《窄门以里和深渊以下——关于〈兄弟〉（上）的阅读笔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⑨17洪治纲：《在裂变中裂变——论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⑩潘盛：《“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1杨松芳：《〈兄弟〉：是一部富于经典内涵的作品》，《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
12《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新京报》2005年7月28日。
13王赫楠：《廿年之后看余华》，《给余华拔牙 盘点余华的“兄弟店”》，同心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45页。
14李云雷：《〈兄弟〉为什么这么差？》，《给余华拔牙 盘点余华的“兄弟店”》，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5葛红兵：《〈兄弟〉的意义与汉语写作的困境》，《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16房伟：《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伪宏大叙事”年代——来自〈兄弟〉的语境症候分析》，《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18张新颖、刘志荣：《“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9张业松：《如何评价〈兄弟〉》，《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余华; 《兄弟》; 现实;历史
王德威在1988年发表了一篇论余华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他埋下了一个关于未来创作可能性的伏笔：“回首十年创作的过程，余华俨然借《许三观卖血记》作了盘整。他是变成熟了，还是保守了？在这层意义上，他未来创作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①这里所说的“未来创作”，目前看来只能是2005-2006年发表的《兄弟》和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两部作品之外，余华几乎没有在这十七年（从《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出版起至今）里发表其他小说，那么仅有的这两部小说很难不“值得注意”。被注意的原因之一是作者在1980、90年代成就的名声;原因之二自然是与1980、90年代余华小说创作的频率相比，这两部作品出版的时间间隔之长;而原因之三则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读者群体中产生的巨大争议，尤其是关于前一部作品的纷争，长达三四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依然褒贬不一。
早期作品中，余华呈现了一个被偶然和荒诞充斥的世界，超越情感的建构，让暴力、血腥和死亡随处可见，亲情和爱情成为它们最真实的寄生体，由此衍生的冷酷和罪恶被放大到极致，打破叙事的逻辑，穿越时空的束缚，余华用他的创作发起了对读者审美的颠覆和挑战。当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创作被归类于“先锋小说”的时候，余华的创作因此在归类之余获得了另外一种命名——余华“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持续的时间，不同的研究者给予了不同的划分，有的认为到《在细雨中呼喊》是这个“现象”的节点，而有的则把它延长到《许三观卖血记》;但是，我们现在再回首，《兄弟》刚发表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和后几年的余波阵阵，以及《第七天》出版后的争议连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现象”？如今距离《兄弟》的发表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而《第七天》也已经出版了六年，所有的硝烟平息之后，我们需要也有必要重新对这一“现象”进行回顾、整理、审视和阐释。余华是成熟了？是保守了？距离王德威那段关于“未来创作”的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为它续上一个结尾呢？
一
2006年和2007年是对《兄弟》褒贬争论，相互博弈最集中的两年。2007年6月，同心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评论集——《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其中收录的文章大部分是对《兄弟》的批评，甚至有些观点是对余华的整体创作，对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都追根溯源地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这本书如同一把燎原的火迅速点燃了争论的战场。2006年底，复旦大学和《文艺争鸣》联合举办关于《兄弟》的座谈会，在媒体用“力挺余华”这样的词语大力宣传之后，更是把战火的热度推向了高潮，2007年发表了一系列为余华、《兄弟》发声辩护的文章;而2008年的批评主要是“批评的批评”，就《兄弟》所引发的现象，反思“学院派”和当代的批评生态;2009年之后，虽然关于《兄弟》的研究和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相较于前几年已经明显趋于向理性和平淡回归。回顾这场论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窄门”还是“宽门”的整体性评论
余华在小说的后记引了一段耶稣的话：“你们要走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②他认为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都应该走窄门。或许这只是余华随笔写下的人生感悟，却在这次争论中成为了众矢之的。李敬泽认为余华这次不是走入了“窄门”，而是“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头一次采用和复述并非由他发明的模式，它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熟悉和智慧，但也像顺口溜一样空洞无物。”③李敬泽应该是最早发表评论的学者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后面的批评定下了基调。“空洞无物”很快衍化出“《兄弟》是一部缺乏思想深度和超越的小说”这样的定论。④王达敏的这个“遗憾”也代表了大多数持批评意见学者的观点。王宏图认为读者不能从《兄弟》中获得“勇气和力量，得到情感的慰藉”⑤。余华的“窄门”和耶稣的“窄门”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并没有从“狭窄”写出“宽广”来。⑥余华的《兄弟》被这些学者们逐一关在“窄门”外的同时，一部分学者坚定自己的立场，将《兄弟》引向了一道“宽门”。
陈村在《兄弟》上部刚刚发表的时候就表示“上半部不是个引子，他给兄弟构筑的平台结结实实，能托生死。”⑦张清华把《兄弟》定性为“一部复杂和有意味的小说”，⑧郜元宝连续写了《我欢迎余华的“重复”》《为〈兄弟〉辩护到底》两篇文章为余华“辩护”，张清华和郜元宝虽然都给予了《兄弟》正面评价，但同时也认为作品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洪治纲则给予了《兄弟》全面的肯定：“可以说，《兄弟》是一次裂变中的裂变，它既巩固和坚定了余华自身的某些艺术信念，又折射和暗示了余华试图进行自我超越的某些意图，也显示了余华在长篇写作上的勃勃雄心与强劲的叙事潜能。”⑨陈思和“希望余华的《兄弟》进入文学史，进入学院”⑩;楊松芳则把《兄弟》纳入“经典”的行列，认为《兄弟》是“一部富于经典内涵的作品”11。
2.对历史与现实发起“正面强攻”
《兄弟》上部出版之前，余华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说：“这部小说回避了自己前面小说里了的灵巧的叙述方式，采用正面强攻的叙述，有点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那种强度叙述。”“叙事强度增加以后必须依赖的两个要素：现实和历史。”12余华的这段表述成为研究者最有力的论据，不论赞成还是否定，都被拿出来强调一番，虽然有一些难免有“以讹传讹”“断章取义”的嫌疑，但是很多文章还是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不论历史还是现实，它们都代表某一个时代，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时代究竟和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这个时代？又该反映出时代的什么？这是对于《兄弟》，并由此反思整体的当代文学创作的论争点。王赫楠认为小说应该表达出对于一个时代主题和精神的探索和思考，但是，“《兄弟》未能以文学来‘说出’他的高见，而仅用文字干巴巴地记录一些时代事件的片断”。13李云雷把类似的表述展开得更加彻底一点，也代表了大多数批评者的观点：“作为一部小说，不仅没有写出历史进程中的复杂与微妙之处，甚至不能写出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便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了。”14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余华并没有“走出旧的历史评价模式”，没有超越我们以往的理解;15而邵燕君和房伟等认为，余华对现实的处理，在《兄弟》中表现出了一种“顺势”“妥协”的立场。16
当这些学者对余华的“正面强攻”进行质疑、否定的同时，洪治纲、张新颖、刘志荣、张业松等人的观点恰好对他们的质疑给予了正面的回应。洪治纲认为余华是从历史中选择“带有普遍意义的具象符号”来营造故事冲突，“在打开个人精神景观和人性面貌的同时，直逼历史的某些本质”，“试图在重构一种具有中国经验的、比自己以前小说更具历史丰富性的‘大叙事’”。17而张新颖和刘志荣认为余华对历史的书写，是用“现在”的方式来写过去，余华写的不是过去本身，而是“今天的人理解和想象的”过去，“这里面隐藏着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無意识’”。而对于《兄弟》中对“现在”的处理，这两位学者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张新颖认为《兄弟》的好在于“跟这个时代没有距离”，是“‘内在于’时代”，刘志荣选择用“象”这个词来概括：“余华写出了我们时代的‘象’：余华抓住了一个人人心中都有、人人笔下都无的东西，一路叙述下来，编写出了他感受中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状况，至少是在最有代表性的方面。”18张业松进一步把《兄弟》评定为“是书写时代而受到时代欢迎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文学’的代表作”。19
除了这两个大方向之外，在人物塑造、细节的处理和语言等其他方面也都存在褒贬不一的评说，但根源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正面强攻”上。
二
用“现在”的眼光来回顾这场略显持久的论争，2006年的余华和《兄弟》必然是一个受人瞩目的“现象”。有人觉得这个现象是文学市场化、出版业和媒体合谋的结果，虽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及文学就无法避开的话题，任何作家都无法把自己从文学、市场、出版与媒体的相互关系中撇清;但它不应该被拿来做文章，尤其是十年才写一部作品的余华，如果真的是为了媚俗而炒作、造势，他大可借着这个“势”发表一连串系列作品，这种“趁热打铁”的方式在网络文学和影视剧中屡见不鲜，名声和金钱可以在“复制”中滚滚而来。但是，余华在《兄弟》之后选择了沉寂，七年后才出版《第七天》，这足以说明“余华现象”不是有预谋的市场化产物。而这里所说的“现象”其实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中之一是《兄弟》出版后引起的论争构成了一种现象;而另外一层则是《兄弟》本身即是一种现象。回归到文学的角度来重新看这一现象，它至少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就是《兄弟》代表的是一种什么“现象”，其二就是《兄弟》所引发的“现象”和1980、90年代的余华“现象”有什么不同？
结合上面整合的研究“现场”，我们不难发现，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兄弟》中余华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而历史从某个角度讲也是一种“现实”，人物的设定，语言的风格都在为这个“现实”服务。那么，归根结底是关于“现实”的问题。余华的“现实”究竟是什么？余华又是如何处理他的“现实”的？
余华的现实自始至终追求的都是一种主观的“真实”，人们可以接受现实的作品，但是人们无法接受真实，作家怎么可以把真实的生活原原本本地放在小说中，而不加任何修饰加工变形？这是不符合长久以来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的。更何况，这种真实还不一定是读者认为的真实。（所以才会有人质疑《兄弟》中细节的失真。）我们对余华1980、90年代的作品接受程度高，是因为余华在以往的中短篇中基本不对意义做任何限定，而故事又与大众生活比较遥远，读者有接受和想象的空间;而《兄弟》，尤其是下部出版之后，人们对下部的批评远远超过上部，这就是下部所描述的时代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人们的阅读被文本填满之后无法腾挪出空间来填塞自己精神上的期待，从而产生了“差评”的心理误差。这个如同我们在网上购买衣服时，“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别。消费者看着模特想象着自己穿上衣服的样子，实际情况与想象是永远无法对接的。
回顾1970、80年代的文学，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寻根文学”的出现是因为“伤痕”一味地对那段特殊时期控诉，反思和改革也已“无计可施”，文学创作陷入了循环复制的僵局，现实再写不出新意，只能向“传统”寻求文化的归属;而先锋小说比寻根文学同时期或稍后一些时间出现，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实被过度挖掘之后，已无意义再重复下去而转向了形式的试验。但短暂的试验过后，文学整体很快呈现出向“新历史”转向，历史成为作家最安全最舒适的区域。现代史、1960、70年代等成为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被反复咀嚼、回忆、重述的“内容”，被拆解得破碎不能再破碎，被反复拾起的历史碎片，已经让读者失去了兴趣，文学早已开始呼唤革新了。如同当下的热词，走出舒适区、安全区，文学需要走出来，作家们应该走出来，读者也应该走出来。我们会发现，作家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总会表现得相对游刃有余，这是因为谁都不知道完整的历史真相，不过是自己的记忆加上资料的查阅，剩下的完全靠想象来填补、弥合，这个是作家的想象也是读者的想象，读者参与完成了创作的过程。所以，大部分读者们还愿意沉浸在旧有的情感、历史内容的惯性中，听惯了二胡的耳朵一时是无法接受交响乐的混音。而《兄弟》和《兄弟》引发的现象，可以说是代表了当代文学新的转变的苗头。 大部分认为《兄弟》是失败的读者，不过是被《兄弟》中的“现实”所迷惑。没有与现实拉开距离的不是余华，而是参与到这个“现实”中的读者。排除个别跟风，蹭热度，泄私愤的人，“当局者迷”导致了我们都忘了余华在《兄弟》之前，一贯的风格就是“再现”。
在《兄弟》中，余华也只是说出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曾经我们用“零度情感叙述”来解释余华的创作，那么，没有情感的叙述要如何有“关怀”，又如何有“情感的超越”和“慰籍”？我们并不否定文学与现实存在着另外一种关系——表现，但是，它的应用需要因人而异。对于余华，一个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并欢迎“再现”的作家，到了《兄弟》为何要用“表现”的理论去强硬阐释，并在阐释不通之后认定是失败之作呢？这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三
《兄弟》出版之后，也有学者注意到作品中增加了情感的温度、爱的力量，李兰和宋平凡的爱情，李光头和宋刚的兄弟之情，让这部小说多了家庭的温暖和人性的善良，而这条温情的线路，余华是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路走过来的。但我认为，在余华的创作中，“兄弟”从来就不是情感、血缘的纽带，而是用于断裂的，是从裂口处展现“伤痕”的。余华的历史是暴力血腥的历史，余华的现实是充满伤痕的现实。“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一种“罪与罚”的关系。暴力是罪，伤痕是罚，历史是罪，现实就是罚。《兄弟》的上部是“罪”，下部是“罚”，下部的“罚”完全是以“伤痕”的形式呈现。《兄弟》上部有这样一个细节，林红从上海回來，看到血肉模糊的宋凡平，她小心翼翼地把混着宋凡平的血的土收集起来，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余华嗜血的无聊一笔，但它其实埋下的是历史的隐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不知道曾经浸透了多少代人的鲜血，混着血的土地就是历史的罪证。这不难联想到《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中血与生命的关系，这是对生命、对历史的血祭。
余华是一个会写“吃”也喜欢写“吃”的人，这个在《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的细节中可以看见。许三观用嘴给孩子炒的那几道菜色香味俱全，孩子们个个“吃”得心满意足;《兄弟》中五十六碗三鲜面的天堂般感觉，兄弟两个对大白兔奶糖的贪婪痴迷的吃相，少年宋刚分别用酱油和盐拌的两次米饭;还有《兄弟》下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钱财、纵欲的痴相，宋刚为了金钱卖假药，甚至隆胸，人性的异变、畸变，这都是物质极度困乏，致命的贫穷之后的反弹效应;这是物质的反噬，更是心灵的反噬。《兄弟》确实是一个“精神废墟”，不过它不是余华的，是这个时代的。“罚”体现在《兄弟》下部就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20的真实演绎。
这难道不是一种惩罚？不是一种“伤痕”吗？余华是把一个时代的伤痕扒开给读者看，这些是个人的伤痕，也是群体、社会的伤痕，是用历史罪恶来惩罚现在，我们和这个时代都是承受者。这也是一种“现实”！我相信这也是《兄弟》在国外好评如潮而在国内相对冷淡的原因吧。余华虽然没有把反思写在纸面上，但是，作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面对余华呈现出的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我们不会有所反思吗？历史已经无法改写，当下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未来，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在废墟中生存直到被吞噬吗？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个事情，就是余华对于现实的文学“再现”是所谓的余华“现象”;而暴力与伤痕、罪与罚的历史与现实，也是余华“现象”。它是一个整体不分前后。人们在探讨《兄弟》的变化的同时，都忘记了区分主客观的变化。是客观的现实在变化，余华并未改变，他仍然是客观的“呈现”。这样的意义上，余华“现象”始终未变。它是对读者阅读习惯发起的挑战，是对过去的文学的变革，它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先锋”。
注释：
①王德威：《伤痕及景，暴力奇观》，《读书》1998年第5期。
②20余华：《兄弟·后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32页，第631页。
③李敬泽：《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我读〈兄弟〉》，《文汇报》2005年8月20日。
④王达敏：《〈兄弟〉岂止是遗憾》，《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⑤王宏图：《〈兄弟〉的里里外外》，《扬子江评论》2006年创刊号
⑥黄惟群：《读〈兄弟〉·看余华》，载《给余华拔牙 盘点余华的“兄弟店”》，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⑦陈村：《余华兄弟》，《文汇报》2005年8年20日。
⑧张清华：《窄门以里和深渊以下——关于〈兄弟〉（上）的阅读笔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⑨17洪治纲：《在裂变中裂变——论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⑩潘盛：《“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1杨松芳：《〈兄弟〉：是一部富于经典内涵的作品》，《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
12《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新京报》2005年7月28日。
13王赫楠：《廿年之后看余华》，《给余华拔牙 盘点余华的“兄弟店”》，同心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45页。
14李云雷：《〈兄弟〉为什么这么差？》，《给余华拔牙 盘点余华的“兄弟店”》，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5葛红兵：《〈兄弟〉的意义与汉语写作的困境》，《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16房伟：《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伪宏大叙事”年代——来自〈兄弟〉的语境症候分析》，《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18张新颖、刘志荣：《“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9张业松：《如何评价〈兄弟〉》，《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