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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人一样,外在美固然重要,内在的个性与底蕴更是一个建筑得以立足于世界建筑之林的重要基础。让我们通过表象看本质,静静地感受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中国馆内、在我们的心与血管之间汩汩地流淌。
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曾经直言批评中国建筑:“再过50年都达不到一流。”不过此次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他却不忘为中国建筑师辩护:“世博会中国馆没有抄袭我的作品。我对中国馆这一建筑作品表示非常钦佩。有时候,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时,确实可能会想到一起,这是想象力的巧合。”
何出此言?事出有因。1992年,安藤忠雄为塞尔维亚世博会设计了日本馆,大屋顶惊艳亮相,虽然不能算是安藤设计生涯中的代表作,但给好事者挖出来,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先生设计的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就像是对安藤忠雄18年前作品的隔空回应,不可避免地,也引起了一些关于其是否为山寨的风言风语。
“类斗拱”之父
安藤忠雄更著名的木结构作品是他在日本南岳山设计重建的光明寺,有网友发现,这个名声在外的安藤代表作与现在的中国馆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光明寺位于日本四国西条市,主殿历经250多年失修,已无恢复之可能,所以寺廟方请到在宗教建筑方面鼎鼎大名的安藤忠雄先生为其设计主殿。安藤的设计确实散发出浓郁的东方气息:垂直方向的柱群支撑起的是大屋顶似的挑出椽子,在一方静默的水池之中,显得肃美又庄重。这是安藤建筑生涯中唯一一个主体为木结构的建筑。在建筑的细部,我们当然还会见到安藤标签似的玻璃和清水混凝土,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安藤忠雄从来不是一个墨守陈规者,也不会像毛纲毅旷那样走向纸上建筑的极端。他清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在日本建筑史上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并且,他也善于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抽象出传统的符号性特征——比如说“类斗拱”今时今日红极一时的建筑样式,实为安藤忠雄先生所首创。和柯布西埃至晚年才重新发现传统不同,安藤忠雄从一开始就站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用从柯布西埃那儿学来的杀手锏——清水混凝土——改写日本建筑,在似与不似之间,安藤忠雄营造了一副不惹人间烟火似的日本面孔,用一句中国老话来形容,我们可以说它们:“宁静而致远,淡泊以明志。”
相对于最后建成的光明寺实体建筑与中国馆的神似,安藤忠雄的一张设计图与现在世博会中国馆的原型更有几分神似兼形似。脱胎于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到了日本建筑师手中,确实焕发出新的光彩,既有古迹遗风,又有现代的简洁之美,而这种美也同样出现在中国馆的形式中。
抛却外表看本质
妙乎哉?不妙也。有安藤忠雄在先,中国馆似乎多少有些摆脱不了的嫌疑。
但别忙下结论。梁思成先生研究木结构的时候,安藤忠雄还没有出生,从文脉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想到类斗拱岂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何镜堂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理论推出结论“一:中国特色;二,时代特色。”大唐的浩然之气在中国大地上曾经让位于繁复的清式细部,而何镜堂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很中国但不复古,其实就这么简单。谁不是活在历史的漩涡中?有了安藤忠雄亲口辩护,中国馆与1992年的日本馆,充其量也就是英雄所见略同而已。
说起来,中国馆还真有点命运多舛。
在赞扬声的背后,这个方案自一开始其实就饱受争议。还不仅仅在于形式的相似问题。有人认为,世博会上的建筑,多以预示未来的高科技面目行世,1889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1958年布鲁塞尔的原子球以大无畏的精神成就了世博的传奇,缘何中国用个大屋顶显示其历史悠久?
何镜堂本人很冷静,他说:“争议是正常的。我们希望很好地把握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度。但首先是中国特色,这是基本原则。”
中国馆与安藤忠雄的光明寺相比,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一个有大国之风,昂然崛起之东方醒狮,“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一个不忘历史的新中国形象确实是霸气十足;一个则更像是个人趣味与禅宗相结合的产物,体量小得多,因而显得轻盈,在盈盈一水间,确实有出世之美。
相比塞尔维亚世博会日本馆,中国馆的设计更为一目了然。通体红色,扑面而来的中国风,似更为雄浑有力。在内部,更没有什么抄袭的嫌疑可言。历史悠长,但表现的手段、设计绝不守旧。
乘坐49米高的电梯,游客可以直达展馆最高、最大的展厅。在大影院里,前、左、右三面大银幕让你成为影片《历程》的俘虏。每张银幕上的时间为8分钟,但三张银幕之和却是24分钟。这部由陆川《南京,南京》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微型史诗”是不是可以命名为“中国,中国”?
更能代表中国的恐怕是《清明上河图》,这是中国馆令人惊艳的亮点。2002年,《清明上河图》曾经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但是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在世博会开幕之前,肯定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看过,潘公凯说:“我们要把它做得有趣、好玩,既有意思又有内容,寓教于乐。”现在,“动画版”《清明上河图》不仅寓教于乐,而且完全是一种最中国的艺术,不是诉诸感官刺激的狂轰乱炸,而是带着中国人特有的含蓄和内敛,讲述着古代老百姓的故事。
这个一个复杂的设计团队。除了总设计师何镜堂之外,还有担任展示总设计师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台湾知名策划人姚开阳担任展示创意总监,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建成教授任展示设计总监,他们与导演陆川一起联手,不会让人失望。要知道,外部的设计只是中国馆整个设计中的一部分。建筑与人一样,外在美固然重要,内在的个性与底蕴更是一个建筑得以立足于世界建筑之林的重要基础。让我们通过表象看本质,静静地感受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中国馆内、在我们的心与血管之间汩汩地流淌。
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曾经直言批评中国建筑:“再过50年都达不到一流。”不过此次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他却不忘为中国建筑师辩护:“世博会中国馆没有抄袭我的作品。我对中国馆这一建筑作品表示非常钦佩。有时候,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时,确实可能会想到一起,这是想象力的巧合。”
何出此言?事出有因。1992年,安藤忠雄为塞尔维亚世博会设计了日本馆,大屋顶惊艳亮相,虽然不能算是安藤设计生涯中的代表作,但给好事者挖出来,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先生设计的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就像是对安藤忠雄18年前作品的隔空回应,不可避免地,也引起了一些关于其是否为山寨的风言风语。
“类斗拱”之父
安藤忠雄更著名的木结构作品是他在日本南岳山设计重建的光明寺,有网友发现,这个名声在外的安藤代表作与现在的中国馆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光明寺位于日本四国西条市,主殿历经250多年失修,已无恢复之可能,所以寺廟方请到在宗教建筑方面鼎鼎大名的安藤忠雄先生为其设计主殿。安藤的设计确实散发出浓郁的东方气息:垂直方向的柱群支撑起的是大屋顶似的挑出椽子,在一方静默的水池之中,显得肃美又庄重。这是安藤建筑生涯中唯一一个主体为木结构的建筑。在建筑的细部,我们当然还会见到安藤标签似的玻璃和清水混凝土,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安藤忠雄从来不是一个墨守陈规者,也不会像毛纲毅旷那样走向纸上建筑的极端。他清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在日本建筑史上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并且,他也善于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抽象出传统的符号性特征——比如说“类斗拱”今时今日红极一时的建筑样式,实为安藤忠雄先生所首创。和柯布西埃至晚年才重新发现传统不同,安藤忠雄从一开始就站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用从柯布西埃那儿学来的杀手锏——清水混凝土——改写日本建筑,在似与不似之间,安藤忠雄营造了一副不惹人间烟火似的日本面孔,用一句中国老话来形容,我们可以说它们:“宁静而致远,淡泊以明志。”
相对于最后建成的光明寺实体建筑与中国馆的神似,安藤忠雄的一张设计图与现在世博会中国馆的原型更有几分神似兼形似。脱胎于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到了日本建筑师手中,确实焕发出新的光彩,既有古迹遗风,又有现代的简洁之美,而这种美也同样出现在中国馆的形式中。
抛却外表看本质
妙乎哉?不妙也。有安藤忠雄在先,中国馆似乎多少有些摆脱不了的嫌疑。
但别忙下结论。梁思成先生研究木结构的时候,安藤忠雄还没有出生,从文脉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想到类斗拱岂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何镜堂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理论推出结论“一:中国特色;二,时代特色。”大唐的浩然之气在中国大地上曾经让位于繁复的清式细部,而何镜堂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很中国但不复古,其实就这么简单。谁不是活在历史的漩涡中?有了安藤忠雄亲口辩护,中国馆与1992年的日本馆,充其量也就是英雄所见略同而已。
说起来,中国馆还真有点命运多舛。
在赞扬声的背后,这个方案自一开始其实就饱受争议。还不仅仅在于形式的相似问题。有人认为,世博会上的建筑,多以预示未来的高科技面目行世,1889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1958年布鲁塞尔的原子球以大无畏的精神成就了世博的传奇,缘何中国用个大屋顶显示其历史悠久?
何镜堂本人很冷静,他说:“争议是正常的。我们希望很好地把握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度。但首先是中国特色,这是基本原则。”
中国馆与安藤忠雄的光明寺相比,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一个有大国之风,昂然崛起之东方醒狮,“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一个不忘历史的新中国形象确实是霸气十足;一个则更像是个人趣味与禅宗相结合的产物,体量小得多,因而显得轻盈,在盈盈一水间,确实有出世之美。
相比塞尔维亚世博会日本馆,中国馆的设计更为一目了然。通体红色,扑面而来的中国风,似更为雄浑有力。在内部,更没有什么抄袭的嫌疑可言。历史悠长,但表现的手段、设计绝不守旧。
乘坐49米高的电梯,游客可以直达展馆最高、最大的展厅。在大影院里,前、左、右三面大银幕让你成为影片《历程》的俘虏。每张银幕上的时间为8分钟,但三张银幕之和却是24分钟。这部由陆川《南京,南京》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微型史诗”是不是可以命名为“中国,中国”?
更能代表中国的恐怕是《清明上河图》,这是中国馆令人惊艳的亮点。2002年,《清明上河图》曾经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但是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在世博会开幕之前,肯定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看过,潘公凯说:“我们要把它做得有趣、好玩,既有意思又有内容,寓教于乐。”现在,“动画版”《清明上河图》不仅寓教于乐,而且完全是一种最中国的艺术,不是诉诸感官刺激的狂轰乱炸,而是带着中国人特有的含蓄和内敛,讲述着古代老百姓的故事。
这个一个复杂的设计团队。除了总设计师何镜堂之外,还有担任展示总设计师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台湾知名策划人姚开阳担任展示创意总监,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建成教授任展示设计总监,他们与导演陆川一起联手,不会让人失望。要知道,外部的设计只是中国馆整个设计中的一部分。建筑与人一样,外在美固然重要,内在的个性与底蕴更是一个建筑得以立足于世界建筑之林的重要基础。让我们通过表象看本质,静静地感受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中国馆内、在我们的心与血管之间汩汩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