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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影响力弥久而深远。纵观莎翁的创作，不难发现这位文学巨匠同样深受希伯来经典著作《圣经》的滋养。正如英国学者伯格思所说：“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朱：65）而当代评论家海伦·加德纳也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所揭示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表述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加德纳：73）由此可见，莎翁的每部作品都或多或少与《圣经》有着密切联系。《暴风雨》是莎士比亚一生的整合之作，被视为“诗的遗嘱”。几乎在所有莎剧全集的目录表上，首篇的荣耀位置总要归于它。然而，我国莎剧翻译大师梁实秋拒绝对《暴风雨》进行任何象征性地解读：“我们越想深求它的意义反倒越容易陷入附会的臆说。”（梁译：8）如果我们真按其所言，只将《暴风雨》视为一般传奇剧来阅读，我们就不能真正领悟该剧的灵魂和思想，从而不能真正理解莎翁的创作意图。本文试图从《圣经》的叙述结构、主题思想以及经典典故来解读《暴风雨》所蕴涵的丰富的基督教思想，探讨莎士比亚如何通过这些方面深化主题，从而揭示该剧巨大魅力的深层原因。
一、“U型”叙述结构
《暴风雨》中主人公普洛斯彼罗（以下简称为“普”）曾是富饶之邦——米兰的公爵。因被弟弟安东尼奥以及那不勒斯王阿隆佐设计而放弃王位，带着女儿米兰达流落到一座荒岛。多年后，安东尼奥等人乘船出海，遇上普用魔法所施的暴风雨。普谴责了阿隆佐、安东尼奥的罪恶，但他没有以恶报恶，反而宽恕了所有的仇人，并且促成了女儿与阿隆佐之子腓迪南的幸福结合。该剧是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从戏剧整体来看，它隐藏着《圣经》特有的U型叙述结构，即“乐园—犯罪—惩罚—忏悔—得救”这种模式。起初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乐园，而人类却背叛上帝，招致惩罚；人们经过对上帝的忏悔，历经种种磨难，最后又进入新天地之中，重获幸福。原型批判大师弗莱把这种叙述模式称为U型结构。（弗莱：220）由此可见，《暴风雨》一剧的情节结构与《圣经》的U型结构颇为相似，而其主人公普公爵在此结构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救赎的作用，饰演了小型基督的角色。该剧一开始，普便俨然一副上帝的化身，他掌握魔法，控制精灵，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起先并未交代普施魔法的原因。直到普自己向女儿讲述过去所遭遇的灾难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因而，“讲述”才是《暴风雨》故事的真正起点。米兰，本是富饶之邦，“在列邦中称雄，普也是最出名的公爵，威名远播。”（第一幕第二场）这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伊甸园以及创造它的万能之神－上帝。进而，上帝被人类背叛，普也被自己亲弟弟陷害。此时，上帝与人类、普与安东尼奥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情节向U型结构的最低点滑落。
由于人类在地上的罪恶愈来愈大，上帝后悔造人，便发起大洪水灭除地上一切生命，惟有义人挪亚蒙恩。而普则用魔法兴起了一场暴风雨，让有罪之人（除恩人贡柴罗外）受到折磨，“为着这件恶事，上天虽然并不把惩罚立刻加在你们身上，却并没有轻轻放过，已经使海洋陆地，以及一切有生之伦，都来和你们作对了。”（第三幕第三场）故事发展到U型结构的最低点。
洪水过后，人类忏悔，进而上帝对此深有悔意，发誓不再如此摧毁所有的生物，并以虹在天地之间立下标记。“洪水”随之被视为一种神圣的洗礼。与此同时，普也没有真正使仇人送命，而是宽恕了他们，他们也受到良心谴责，恢复了普的身份和地位。可见，“暴风雨”同样洗礼了那些有罪之人，令他们的灵魂经过洗涤又恢复到原始纯净的状态。该剧结尾普亲自宣布女儿与仇人之子的婚事，这象征着过去的一切恩怨化为乌有，人类又将重返伊甸园开始愉快的新生活，《暴风雨》的U型模式最终形成。由此表明，这一思维模式在深受基督文化浸润的莎士比亚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暴风雨》的总体构思就是它的艺术显现。该结构制约着剧中人物的行动及情节发展，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当然，莎剧并非只是圣经神话的简单移植，莎翁在借鉴这种叙述结构模式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时代的内容和个人对生活的感悟。
二、“宽恕”的主题思想
进入后期创作的莎士比亚，其仁爱、宽恕、和解的基督教思想也更加得以彰显，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思想特征。这在《暴风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剧是以“宽恕”为主题的传奇剧。面对弟弟的背叛，普并未冤冤相报，而是超越仇恨，用爱仇敌的基督教美德化解一段仇孽，宽恕了仇敌的罪，用爱心拯救了他们。
无独有偶，《圣经》自始至终也鲜明地贯穿着仁慈、宽恕、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圣经》中关于仁慈、宽恕、博爱的箴言和训诫比比皆是。它们告诉世人，有了爱，一切过错和仇恨皆可化解。正如《新约·加拉太》所云：“要通过爱心彼此服侍，因为全部的法律合成一句话，那就是‘爱人如己’”。而耶稣认为：博爱，不仅仅指爱自己的兄弟，而且包括爱自己的敌人。在《新约·路加福音》中耶稣这样训导他的门徒：“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有学者研究《暴风雨》后指出，普的人物原型实际上就是摩西或耶稣，带有鲜明的基督徒色彩。的确，普的宽容——“我宽恕了你，虽然你的天性是这样刻薄”（第五幕第一场）(I do forgive thee,/Unnatural though thou art)——很容易使人想起耶稣关于“爱仇敌”的教导。在很大程度上，普的“宽恕”乃是上帝宽恕世人的缩影。故此在《暴风雨》中普代表神完成了宽恕的使命，唤起人心向善，灵魂得以重塑。而普身上的神性光辉就来自这种宽恕的精神。他用魔法掀起一场暴风雨，使他的仇敌全部落难，复仇的时刻终于到了，然而他却表示：“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动较之仇恨的行动是可贵得多的。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的唯一目的也就达到终点，不再对他们再有一点怨恨。”（第五幕第一场）此话体现了在对“罪”的认识上，剧中人物已由“罪与罚”过渡到“罪与宽恕”上。而“罪——宽恕”则作为一种内在的线索贯穿全剧。从这也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晚年阅尽世事沧桑后的通达和超然：以恶抗恶，必定招致共同毁灭，只有爱与宽恕才能化解人间的仇恨，消除人性之恶，唤起人心向善。
该剧结局米兰达与腓迪南两人的婚姻也同样是“爱”的象征，象征着人与人、人与世界在爱的旗帜下重沐圣恩，永不隔绝。普亲自安排了女儿和仇人之子的奇缘，把对女儿的爱扩展到其他人乃至仇人身上，从而避免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因家族不和而造成的血泪悲剧重演。普用爱化解了仇恨，正如《圣经》告诉人们，爱是把一切完善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莎士比亚安排用婚姻的缔结来表示最终的和解，将子辈的婚姻作为父辈赎罪的方式，可谓独具匠心，同时也折射出莎翁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莎剧所竭力追求和塑造的是一个人类普遍和谐共处的繁荣幸福的理想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则来源于受难悲剧精神启示下的精神超越。作为莎士比亚晚年思想探索的最后一部著作，《暴风雨》不仅凝结了其仁爱、宽恕、和解的基督教思想，而且尽现了莎翁对这一伦理道德的执着追求，进一步使该作获得了不朽的魅力。
三、“该隐杀弟”之典故
《圣经》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密切联系还表现在作者对圣经典故的巧妙运用上。这些运用自然贴切，浑然一体，令人叹为观止。《暴风雨》的主要剧情便是化用了“该隐杀弟”的典故。据《创世纪》记载，因为上帝喜欢弟弟亚伯的祭品，该隐心生妒忌，后找机会杀了亚伯。按犹太人的传统说法，该隐是第一个杀人犯，该隐杀弟象征着上帝创世时建立的和谐秩序已遭破坏。（梁：128）很明显，《暴风雨》中贯穿着两条“该隐杀弟”的线索。首先是普和其弟安东尼奥之间的王位之争。普原为米兰公爵，由于沉溺于魔法研究，遂将国事交给弟弟，原始的平衡秩序开始被打破。安东尼奥渐渐拥有与兄长相当的能力和权力，野心也逐渐膨胀，致使他欲排除兄长而自立为王。该隐是趁亚伯不备，突然起身打他，将其杀死；安东尼奥则是趁着普沉迷于魔法，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勾结阿隆佐篡夺普的王位，并将他与米兰达流放。圣经中的上帝并未判该隐死刑，而是罚他流离漂泊。“流离漂泊”不仅是一种空间距离的放逐，更是精神与心灵的放逐，要使有罪之人在疲惫和困顿中悔过自新。正如福柯所说，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施加于肉体上的，而是施加于灵魂、思想和欲求上的。（福柯：17）
安东尼奥等人的船队遭遇暴风雨，落难海岛，便是由普亲自执导的“流离漂泊”。可见，圣经与《暴风雨》惩罚罪人的方式也很相似。而另一方面，阿隆佐之弟西巴斯辛伙同安东尼奥试图杀兄篡权则是“该隐杀弟”原型的又一次显现。在第二幕中，除了心怀不轨的西巴斯辛和安东尼奥，众人皆因精灵爱丽儿的音乐催眠酣然入睡。安东尼奥趁机劝说西巴斯辛杀掉正在悲痛中昏睡的阿隆佐，并以自己的经历鼓动西巴斯辛生出杀兄之念。好在他们正要动手之际，爱丽儿唤醒了大臣贡柴罗，继而众人皆醒。随后，二人在爱丽儿撤去眼前的筵席时良心受到震颤，剧作家通过贡柴罗的眼睛告诉观众，他们的内心也受到了惩罚——“他们的重大罪恶像隔了好久才发作的毒药一样，现在开始咬噬他们的灵魂了。”（第三幕第三场）莎士比亚通过巧妙地运用“该隐杀弟”这一圣经典故，使剧中人物形象更加神形兼备，情趣盎然，产生了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莎翁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典型意义因为圣经典故而得到更大程度的丰富和延伸，从而形成了“读不尽的莎士比亚”这种独特的风采。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圣书，对英美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审美价值使它成为一座文学宝库，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学源泉。从圣经的角度研究英美文学，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文学价值。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圣经》如影随形般地融入到莎翁的作品之中。英国学者伯格斯曾指出：“纵使谁能禁止《圣经》的发行，完全禁毁了它，使它永远绝迹于人间，然而《圣经》的精华和精神，它的正义、宽容、仁爱、救赎等伟大的教训，以及其他许多宝贵的金言，仍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留存。”（朱：65）既然莎士比亚的创作与《圣经》有着密切联系，那么用《圣经》来解读莎剧不仅可以使读者换个角度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莎剧的思想艺术成就，而且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莎翁在即将结束自己辉煌的创作生涯之时，将《暴风雨》这部闪烁着美的光彩的杰作奉献给了人类。它让我们看到阅历人世沧桑之后的莎士比亚已深深地与《圣经》以及基督教的某些方面真正发生共鸣。本文仅从《圣经》的叙事结构、主题思想以及经典典故这三个方面解读《暴风雨》，令读者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这件艺术瑰宝，明悉这里存有一个戏剧家的艺术崇尚和风格，更有他伟大的心灵和善良的愿望——即他对人类未来命运走向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弗莱，诺思洛普.伟大的代码[M].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加德纳，海伦.宗教与文学[M].沈弘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4]梁工.圣经指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5]莎士比亚.暴风雨[Z].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远东图书公司，2001.
[6]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姚瑶（1982—）女，安徽大学外语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一、“U型”叙述结构
《暴风雨》中主人公普洛斯彼罗（以下简称为“普”）曾是富饶之邦——米兰的公爵。因被弟弟安东尼奥以及那不勒斯王阿隆佐设计而放弃王位，带着女儿米兰达流落到一座荒岛。多年后，安东尼奥等人乘船出海，遇上普用魔法所施的暴风雨。普谴责了阿隆佐、安东尼奥的罪恶，但他没有以恶报恶，反而宽恕了所有的仇人，并且促成了女儿与阿隆佐之子腓迪南的幸福结合。该剧是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从戏剧整体来看，它隐藏着《圣经》特有的U型叙述结构，即“乐园—犯罪—惩罚—忏悔—得救”这种模式。起初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乐园，而人类却背叛上帝，招致惩罚；人们经过对上帝的忏悔，历经种种磨难，最后又进入新天地之中，重获幸福。原型批判大师弗莱把这种叙述模式称为U型结构。（弗莱：220）由此可见，《暴风雨》一剧的情节结构与《圣经》的U型结构颇为相似，而其主人公普公爵在此结构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救赎的作用，饰演了小型基督的角色。该剧一开始，普便俨然一副上帝的化身，他掌握魔法，控制精灵，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起先并未交代普施魔法的原因。直到普自己向女儿讲述过去所遭遇的灾难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因而，“讲述”才是《暴风雨》故事的真正起点。米兰，本是富饶之邦，“在列邦中称雄，普也是最出名的公爵，威名远播。”（第一幕第二场）这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伊甸园以及创造它的万能之神－上帝。进而，上帝被人类背叛，普也被自己亲弟弟陷害。此时，上帝与人类、普与安东尼奥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情节向U型结构的最低点滑落。
由于人类在地上的罪恶愈来愈大，上帝后悔造人，便发起大洪水灭除地上一切生命，惟有义人挪亚蒙恩。而普则用魔法兴起了一场暴风雨，让有罪之人（除恩人贡柴罗外）受到折磨，“为着这件恶事，上天虽然并不把惩罚立刻加在你们身上，却并没有轻轻放过，已经使海洋陆地，以及一切有生之伦，都来和你们作对了。”（第三幕第三场）故事发展到U型结构的最低点。
洪水过后，人类忏悔，进而上帝对此深有悔意，发誓不再如此摧毁所有的生物，并以虹在天地之间立下标记。“洪水”随之被视为一种神圣的洗礼。与此同时，普也没有真正使仇人送命，而是宽恕了他们，他们也受到良心谴责，恢复了普的身份和地位。可见，“暴风雨”同样洗礼了那些有罪之人，令他们的灵魂经过洗涤又恢复到原始纯净的状态。该剧结尾普亲自宣布女儿与仇人之子的婚事，这象征着过去的一切恩怨化为乌有，人类又将重返伊甸园开始愉快的新生活，《暴风雨》的U型模式最终形成。由此表明，这一思维模式在深受基督文化浸润的莎士比亚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暴风雨》的总体构思就是它的艺术显现。该结构制约着剧中人物的行动及情节发展，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当然，莎剧并非只是圣经神话的简单移植，莎翁在借鉴这种叙述结构模式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时代的内容和个人对生活的感悟。
二、“宽恕”的主题思想
进入后期创作的莎士比亚，其仁爱、宽恕、和解的基督教思想也更加得以彰显，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思想特征。这在《暴风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剧是以“宽恕”为主题的传奇剧。面对弟弟的背叛，普并未冤冤相报，而是超越仇恨，用爱仇敌的基督教美德化解一段仇孽，宽恕了仇敌的罪，用爱心拯救了他们。
无独有偶，《圣经》自始至终也鲜明地贯穿着仁慈、宽恕、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圣经》中关于仁慈、宽恕、博爱的箴言和训诫比比皆是。它们告诉世人，有了爱，一切过错和仇恨皆可化解。正如《新约·加拉太》所云：“要通过爱心彼此服侍，因为全部的法律合成一句话，那就是‘爱人如己’”。而耶稣认为：博爱，不仅仅指爱自己的兄弟，而且包括爱自己的敌人。在《新约·路加福音》中耶稣这样训导他的门徒：“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有学者研究《暴风雨》后指出，普的人物原型实际上就是摩西或耶稣，带有鲜明的基督徒色彩。的确，普的宽容——“我宽恕了你，虽然你的天性是这样刻薄”（第五幕第一场）(I do forgive thee,/Unnatural though thou art)——很容易使人想起耶稣关于“爱仇敌”的教导。在很大程度上，普的“宽恕”乃是上帝宽恕世人的缩影。故此在《暴风雨》中普代表神完成了宽恕的使命，唤起人心向善，灵魂得以重塑。而普身上的神性光辉就来自这种宽恕的精神。他用魔法掀起一场暴风雨，使他的仇敌全部落难，复仇的时刻终于到了，然而他却表示：“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动较之仇恨的行动是可贵得多的。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的唯一目的也就达到终点，不再对他们再有一点怨恨。”（第五幕第一场）此话体现了在对“罪”的认识上，剧中人物已由“罪与罚”过渡到“罪与宽恕”上。而“罪——宽恕”则作为一种内在的线索贯穿全剧。从这也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晚年阅尽世事沧桑后的通达和超然：以恶抗恶，必定招致共同毁灭，只有爱与宽恕才能化解人间的仇恨，消除人性之恶，唤起人心向善。
该剧结局米兰达与腓迪南两人的婚姻也同样是“爱”的象征，象征着人与人、人与世界在爱的旗帜下重沐圣恩，永不隔绝。普亲自安排了女儿和仇人之子的奇缘，把对女儿的爱扩展到其他人乃至仇人身上，从而避免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因家族不和而造成的血泪悲剧重演。普用爱化解了仇恨，正如《圣经》告诉人们，爱是把一切完善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莎士比亚安排用婚姻的缔结来表示最终的和解，将子辈的婚姻作为父辈赎罪的方式，可谓独具匠心，同时也折射出莎翁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莎剧所竭力追求和塑造的是一个人类普遍和谐共处的繁荣幸福的理想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则来源于受难悲剧精神启示下的精神超越。作为莎士比亚晚年思想探索的最后一部著作，《暴风雨》不仅凝结了其仁爱、宽恕、和解的基督教思想，而且尽现了莎翁对这一伦理道德的执着追求，进一步使该作获得了不朽的魅力。
三、“该隐杀弟”之典故
《圣经》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密切联系还表现在作者对圣经典故的巧妙运用上。这些运用自然贴切，浑然一体，令人叹为观止。《暴风雨》的主要剧情便是化用了“该隐杀弟”的典故。据《创世纪》记载，因为上帝喜欢弟弟亚伯的祭品，该隐心生妒忌，后找机会杀了亚伯。按犹太人的传统说法，该隐是第一个杀人犯，该隐杀弟象征着上帝创世时建立的和谐秩序已遭破坏。（梁：128）很明显，《暴风雨》中贯穿着两条“该隐杀弟”的线索。首先是普和其弟安东尼奥之间的王位之争。普原为米兰公爵，由于沉溺于魔法研究，遂将国事交给弟弟，原始的平衡秩序开始被打破。安东尼奥渐渐拥有与兄长相当的能力和权力，野心也逐渐膨胀，致使他欲排除兄长而自立为王。该隐是趁亚伯不备，突然起身打他，将其杀死；安东尼奥则是趁着普沉迷于魔法，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勾结阿隆佐篡夺普的王位，并将他与米兰达流放。圣经中的上帝并未判该隐死刑，而是罚他流离漂泊。“流离漂泊”不仅是一种空间距离的放逐，更是精神与心灵的放逐，要使有罪之人在疲惫和困顿中悔过自新。正如福柯所说，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施加于肉体上的，而是施加于灵魂、思想和欲求上的。（福柯：17）
安东尼奥等人的船队遭遇暴风雨，落难海岛，便是由普亲自执导的“流离漂泊”。可见，圣经与《暴风雨》惩罚罪人的方式也很相似。而另一方面，阿隆佐之弟西巴斯辛伙同安东尼奥试图杀兄篡权则是“该隐杀弟”原型的又一次显现。在第二幕中，除了心怀不轨的西巴斯辛和安东尼奥，众人皆因精灵爱丽儿的音乐催眠酣然入睡。安东尼奥趁机劝说西巴斯辛杀掉正在悲痛中昏睡的阿隆佐，并以自己的经历鼓动西巴斯辛生出杀兄之念。好在他们正要动手之际，爱丽儿唤醒了大臣贡柴罗，继而众人皆醒。随后，二人在爱丽儿撤去眼前的筵席时良心受到震颤，剧作家通过贡柴罗的眼睛告诉观众，他们的内心也受到了惩罚——“他们的重大罪恶像隔了好久才发作的毒药一样，现在开始咬噬他们的灵魂了。”（第三幕第三场）莎士比亚通过巧妙地运用“该隐杀弟”这一圣经典故，使剧中人物形象更加神形兼备，情趣盎然，产生了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莎翁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典型意义因为圣经典故而得到更大程度的丰富和延伸，从而形成了“读不尽的莎士比亚”这种独特的风采。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圣书，对英美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审美价值使它成为一座文学宝库，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学源泉。从圣经的角度研究英美文学，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文学价值。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圣经》如影随形般地融入到莎翁的作品之中。英国学者伯格斯曾指出：“纵使谁能禁止《圣经》的发行，完全禁毁了它，使它永远绝迹于人间，然而《圣经》的精华和精神，它的正义、宽容、仁爱、救赎等伟大的教训，以及其他许多宝贵的金言，仍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留存。”（朱：65）既然莎士比亚的创作与《圣经》有着密切联系，那么用《圣经》来解读莎剧不仅可以使读者换个角度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莎剧的思想艺术成就，而且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莎翁在即将结束自己辉煌的创作生涯之时，将《暴风雨》这部闪烁着美的光彩的杰作奉献给了人类。它让我们看到阅历人世沧桑之后的莎士比亚已深深地与《圣经》以及基督教的某些方面真正发生共鸣。本文仅从《圣经》的叙事结构、主题思想以及经典典故这三个方面解读《暴风雨》，令读者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这件艺术瑰宝，明悉这里存有一个戏剧家的艺术崇尚和风格，更有他伟大的心灵和善良的愿望——即他对人类未来命运走向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弗莱，诺思洛普.伟大的代码[M].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加德纳，海伦.宗教与文学[M].沈弘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4]梁工.圣经指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5]莎士比亚.暴风雨[Z].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远东图书公司，2001.
[6]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姚瑶（1982—）女，安徽大学外语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