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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加速了世界各国绿色复苏步伐。不久前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日本、韩国等国相继宣布本国碳中和目标。
作为绿色复苏倡议不可或缺的内容，电力产业未来的发展路径选择至关重要。是坚持以煤電为主的传统基建路径，还是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电力新基建？这成为电力行业“十四五”规划一道必答的选择题。
10月21日，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项目举办线上发布会，发布《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电力战略路径抉择：煤电还是电力新基建》的报告。报告比较了电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对经济和就业、电力供应和能源安全等的影响，提出我国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应坚定地走电力新基建之路。
以5G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已成为中国疫后调控经济的关键着力点。报告把煤电和主要用来输送煤电的特高压线路称为传统基建，把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电力建设模式称为电力新基建。电力新基建包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以及储能技术、综合能源服务、配电网、数字电网等。
报告认为，传统基建强调在硬件方面的投入，追求数量上的规模效益，是供给侧规模经济而非新时代要求的供需互联的经济发展模式，“重发、轻供、不管用”的发展理念落后于时代要求。
目前，煤电和特高压输送清洁能源的利用效率远不及预期。2019年，火电平均利用小时数4293小时，远低于火电机组设定的标准利用小时数5300～5500小时。设计容量为680～1050万千瓦的浙福线路、1000千伏的晋东南—南阳—荆门线路和900万千伏锡盟—山东线路2019年的通道利用率均仅有10%左右。
此外，虽然特高压线路的建设是为了输送可再生能源电力，而在实际运行时，却需要大量配套煤电。以甘肃酒泉—湖南±800千伏输电工程为例，其设计输送能力为800万千瓦，配套的煤电电源高达600万千瓦。
“电力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可有效拉动经济、带动就业，特别是疫后中央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在这个过程中电力的发展如何和保就业、保民生更好衔接，这是报告关注的一个重点。”报告负责人、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说。
“电力行业长期面临电量充裕、电力紧张的结构性矛盾，随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的要求会逐步提高，如果继续发展煤电，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电力行业自身发展的诉求。”袁家海说。
同时，袁家海表示，如果继续依赖煤电，未来我国会面临更大国际压力。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电力需求会出现短期下滑，或者对“十四五”电力规划产生修正影响，“客观上也扩大了电力低碳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应该牢牢抓住这样的窗口期。”
对于电力传统基建和电力新基建在“十四五”能源转型窗口期中扮演的角色，报告从投资拉动、就业影响、尖峰负荷资源、灵活性资源、能源独立性、电力结构、资产质量和经营风险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
“以煤电为中心和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电力基础设施方案，会带来不同的机组容量、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同的电力资源，也会产生不同的电力供应效果，产生不同的公司主体或利益相关者。”袁家海说。
报告对比了电力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产业链以及带来的投资效果与产出，认为电力传统基建投资取向偏好大型国企，而非民营企业，这不足以充分活跃民间投资和拉动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电力新基建产业具有更高市场份额，能充分拉动民间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电力新基建投资对我国后疫情时代实现经济绿色复苏至关重要。
此外，继续大力度部署电力传统基建，会导致煤电机组利用率持续走低、效益下滑，增加煤电企业大量资产搁浅风险，同时也不利于能源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而在电力新基建布局下，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将成为主导，储能、需求侧管理、气电和灵活性改造后的煤电为系统提供足够的灵活性，配电网的改造和数字电网的建设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由此各方将依据各自分工合作，提高整体效率和效益。
2060年碳中和目标也要求审慎考虑煤电发展。“每新增一台煤电机组都会对碳达峰和碳中和产生不利影响。课题组一个明确的观点是，‘十四五’期间增加煤电与中期碳达峰目标和远期碳中和目标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袁家海说。
报告认为，在疫情影响下，电力行业为助力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六稳”“六保”，应坚定地走电力新基建之路。在电力新基建规划情景下，“十四五”时期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年均增长7.4%，到2025年中国煤电的装机总量将控制在11.5亿千瓦以内，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也将较2019年提升10个百分点。
为此，报告给出两大建议。
其一，随着新能源接入电网，煤电远距离输送应尽可能减少，建设特高压应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消纳，优化配置全国能源资源。首先，明确增量特高压项目配套大规模煤电远距离输送不符合电力发展方向。其次，需支持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跨区消纳模式，传统“风火光打捆”特高压输送模式应明确特高压通道最低利用率和年输送新能源电量最低比例。
其二，需明确在碳排放约束下，煤电发展面临退出市场的必然过程。同时，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绿色、灵活、高效、智慧的电力新基建体系，是实现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有力推手。
电力新基建体系下，逐步退出落后煤电机组、优先开发消纳清洁能源提升电力供给质量，配电网和数字电网建设提升电网供给效率，煤电灵活性改造和延寿管理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最大限度地避免新的煤电建设，充电桩、储能、综合能源服务等实现多能互补，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煤控研究项目核心组成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说，为实现碳达峰的中期目标和碳中和的远景目标，煤电加速退出是必然的，应加快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灵活清洁、安全高效的电力系统，实现终端用能部门的高度电气化，并大幅提高用电效率。
作为绿色复苏倡议不可或缺的内容，电力产业未来的发展路径选择至关重要。是坚持以煤電为主的传统基建路径，还是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电力新基建？这成为电力行业“十四五”规划一道必答的选择题。
10月21日，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项目举办线上发布会，发布《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电力战略路径抉择：煤电还是电力新基建》的报告。报告比较了电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对经济和就业、电力供应和能源安全等的影响，提出我国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应坚定地走电力新基建之路。
传统基建弊端日显
以5G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已成为中国疫后调控经济的关键着力点。报告把煤电和主要用来输送煤电的特高压线路称为传统基建，把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电力建设模式称为电力新基建。电力新基建包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以及储能技术、综合能源服务、配电网、数字电网等。
报告认为，传统基建强调在硬件方面的投入，追求数量上的规模效益，是供给侧规模经济而非新时代要求的供需互联的经济发展模式，“重发、轻供、不管用”的发展理念落后于时代要求。
目前，煤电和特高压输送清洁能源的利用效率远不及预期。2019年，火电平均利用小时数4293小时，远低于火电机组设定的标准利用小时数5300～5500小时。设计容量为680～1050万千瓦的浙福线路、1000千伏的晋东南—南阳—荆门线路和900万千伏锡盟—山东线路2019年的通道利用率均仅有10%左右。
此外，虽然特高压线路的建设是为了输送可再生能源电力，而在实际运行时，却需要大量配套煤电。以甘肃酒泉—湖南±800千伏输电工程为例，其设计输送能力为800万千瓦，配套的煤电电源高达600万千瓦。
“电力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可有效拉动经济、带动就业，特别是疫后中央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在这个过程中电力的发展如何和保就业、保民生更好衔接，这是报告关注的一个重点。”报告负责人、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说。
“电力行业长期面临电量充裕、电力紧张的结构性矛盾，随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的要求会逐步提高，如果继续发展煤电，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电力行业自身发展的诉求。”袁家海说。
同时，袁家海表示，如果继续依赖煤电，未来我国会面临更大国际压力。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电力需求会出现短期下滑，或者对“十四五”电力规划产生修正影响，“客观上也扩大了电力低碳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应该牢牢抓住这样的窗口期。”
不同路径比较
对于电力传统基建和电力新基建在“十四五”能源转型窗口期中扮演的角色，报告从投资拉动、就业影响、尖峰负荷资源、灵活性资源、能源独立性、电力结构、资产质量和经营风险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
“以煤电为中心和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电力基础设施方案，会带来不同的机组容量、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同的电力资源，也会产生不同的电力供应效果，产生不同的公司主体或利益相关者。”袁家海说。
报告对比了电力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产业链以及带来的投资效果与产出，认为电力传统基建投资取向偏好大型国企，而非民营企业，这不足以充分活跃民间投资和拉动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电力新基建产业具有更高市场份额，能充分拉动民间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电力新基建投资对我国后疫情时代实现经济绿色复苏至关重要。
此外，继续大力度部署电力传统基建，会导致煤电机组利用率持续走低、效益下滑，增加煤电企业大量资产搁浅风险，同时也不利于能源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而在电力新基建布局下，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将成为主导，储能、需求侧管理、气电和灵活性改造后的煤电为系统提供足够的灵活性，配电网的改造和数字电网的建设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由此各方将依据各自分工合作，提高整体效率和效益。
2060年碳中和目标也要求审慎考虑煤电发展。“每新增一台煤电机组都会对碳达峰和碳中和产生不利影响。课题组一个明确的观点是，‘十四五’期间增加煤电与中期碳达峰目标和远期碳中和目标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袁家海说。
坚定走电力新基建之路
报告认为，在疫情影响下，电力行业为助力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六稳”“六保”，应坚定地走电力新基建之路。在电力新基建规划情景下，“十四五”时期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年均增长7.4%，到2025年中国煤电的装机总量将控制在11.5亿千瓦以内，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也将较2019年提升10个百分点。
为此，报告给出两大建议。
其一，随着新能源接入电网，煤电远距离输送应尽可能减少，建设特高压应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消纳，优化配置全国能源资源。首先，明确增量特高压项目配套大规模煤电远距离输送不符合电力发展方向。其次，需支持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跨区消纳模式，传统“风火光打捆”特高压输送模式应明确特高压通道最低利用率和年输送新能源电量最低比例。
其二，需明确在碳排放约束下，煤电发展面临退出市场的必然过程。同时，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绿色、灵活、高效、智慧的电力新基建体系，是实现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有力推手。
电力新基建体系下，逐步退出落后煤电机组、优先开发消纳清洁能源提升电力供给质量，配电网和数字电网建设提升电网供给效率，煤电灵活性改造和延寿管理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最大限度地避免新的煤电建设，充电桩、储能、综合能源服务等实现多能互补，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煤控研究项目核心组成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说，为实现碳达峰的中期目标和碳中和的远景目标，煤电加速退出是必然的，应加快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灵活清洁、安全高效的电力系统，实现终端用能部门的高度电气化，并大幅提高用电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