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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自英国工业革命到美国次贷危机，世界上已发生了大约25次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伴随着每一次危机的跌宕起伏，许多国家的发展也浮浮沉沉。尽管这些危机约有一半是发源于美国，但多年来美国的经济地位却一直不可动摇，自19世纪末以来就牢牢占据着世界第一的宝座。是什么力量帮助美国从历次危机的泥沼中摆脱出来，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技创新无疑是动力之一。
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局的划分方法，从1857年到2001年美国共经历了31次经济周期。在这些经济周期的波动过程中，美国曾出台过大量的科技政策。尽管从目前来讲，还难以具体评估某项科技政策的出台对化解某次金融危机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科技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科技创新，推动了技术变革和升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二战之前
1787年，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宪法中写道：“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者的作品和发现在一定时间内的专有的权利，来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这是美国最早的科技政策。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加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例如1790年制定了保护专利的第一部法律；1836年成立了专利局；1862年通过了《土地赠与法案》，以支持教育和研究事业；1863年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立法成立美国国家科学院；1901年成立国家标准局；1915年美国国会成立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以促进航空技术的发展等等。
这些科技政策的重点是保护专利，发展农业技术，建设基础设施，加强教育和制定标准。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美国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自20世纪初，美国便开始重视利用科技创新解决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二战至20世纪60年代末
二战期间，出于战争的考虑，美国政府在1942年开始实施“曼哈顿工程”。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提交《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强调基础研究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1950年，美国建立国家科学会，促进基础研究与教育的发展。1958年，美国通过了《航空航天法》，成立了航空航天局；通过了《国家国防教育法》，以夯实未来科学研究的人才基础制定了一个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国家计划。这一时期，美国建立了一大批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研发、生产体系，产生了一系列科技成果，从而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时代”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
在这一阶段初期，美国的科技面临着不利的形势，正如1979年美国科学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所说：“美国科技的现状虽然是出色的，但是在世界上已不再有鹤立鸡群的形象了。”为此，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科技政策。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重点法》；针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环境保护运动和能源危机，1977年成立了能源部，资助与能源有关的研发活动；1980年制定了《史蒂文森一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1年通过了《经济复兴税收、法》；1986年发布了《联邦技术转让法》；1992年推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3年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4年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等等。这些科技政策刺激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为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利用科技创新应对危机的启示
多年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由3种力量来支撑：一是军事力量，二是美元货币体系，三是科技创新。在当前情况下，军事力量和美元货币体系两大法宝已饱受诟病，美国只有再次依靠科技创新来扭转目前不利的局面。在运用科技创新与国际金融危机搏斗方面，美国已是身经百战，可为我们提供如下一些启示：
1、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并非是每次等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才意识到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将科技看作保持美国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科技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从科技政策的推出到科技革命的实现，其间存在一个时滞；从科技革命到产业革命，其间又有一个时滞。如果在危机爆发后才制定科技创新的对策，无疑已经处于下风，难以抢占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也就无法保持住领先地位。
从美国科技政策的变迁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不断对科技政策进行调整，不断推出符合发展需求的新政策措施，从而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2、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
从1953年至2002年，美国的研发强度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1964年)，研发强度大幅度增长，从1953年占财政支出的1.36％上升到1964年的2.87％；第二阶段(1964年－1978年)，研发强度逐渐回落，原因是政府因经济危机大量削减了研发投入；第三阶段(1978年－1985年)，研发强度有所恢复，主要是由于日本的科技和经济起飞对美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四阶段(1985年－2002年)，研发强度出现回落震荡现象，一直在2.75％到2.4％之间波动。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美国一直不敢放松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没有因此而大幅度减少研发投入。国会公布的《2009年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的草案中，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的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这笔支出将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所重点支持的3个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和国立健康研究院。这3个机构增加的经费将主要用于研究和开发，兑现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承诺实施的美国竞争力计划，在7-10年内使这3个机构的物质科学和工程经费达到翻番的目标。另外，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许多大公司裁员，但它们并没有降低研发开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在除汽车和医药企业外的美国28家大企业中，虽然2008年第四季度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了7.7％，但研发费用只微幅下降了0.7％。其中，微软、IBM、波音、杜邦、卡特彼勒等许多大型企业的研发开支还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3、准确把握技术革命的前进方向。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大多数时候都能够准确地把握技术革命的方向，但也存在一些失误。例如，在二战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期内，美国曾大规模地增加对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投入。由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主要集中在航天领域，导致美国民用工业大幅度削减，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祸根。庆幸的是，冷战后，克林顿政府减缓了国防经费的增长速度，放弃了“星球大战”计划，转而兴建“信息高速公路”，重新把握住了技术革命的前进方向。
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并没有认识到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电子通信、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给经济带来一片繁荣的同时，对经济的拉动力也已基本释放完毕。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时，信息技术革命业已失去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此时，美国并没有去寻找下一个技术革命的突破口，而是通过美联储连续27次降息来刺激房地产业，暂时扭转了经济的衰退，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准确地把握技术革命的方向，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把新能源作为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发动机”。根据奥巴马公布的能源政策，美国将逐步实现能源供给的战略转型，计划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研究：促使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于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此外，美国还将发展智能电网产业，全面推进分布式能源管理。
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局的划分方法，从1857年到2001年美国共经历了31次经济周期。在这些经济周期的波动过程中，美国曾出台过大量的科技政策。尽管从目前来讲，还难以具体评估某项科技政策的出台对化解某次金融危机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科技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科技创新，推动了技术变革和升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二战之前
1787年，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宪法中写道：“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者的作品和发现在一定时间内的专有的权利，来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这是美国最早的科技政策。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加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例如1790年制定了保护专利的第一部法律；1836年成立了专利局；1862年通过了《土地赠与法案》，以支持教育和研究事业；1863年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立法成立美国国家科学院；1901年成立国家标准局；1915年美国国会成立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以促进航空技术的发展等等。
这些科技政策的重点是保护专利，发展农业技术，建设基础设施，加强教育和制定标准。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美国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自20世纪初，美国便开始重视利用科技创新解决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二战至20世纪60年代末
二战期间，出于战争的考虑，美国政府在1942年开始实施“曼哈顿工程”。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提交《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强调基础研究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1950年，美国建立国家科学会，促进基础研究与教育的发展。1958年，美国通过了《航空航天法》，成立了航空航天局；通过了《国家国防教育法》，以夯实未来科学研究的人才基础制定了一个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国家计划。这一时期，美国建立了一大批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研发、生产体系，产生了一系列科技成果，从而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时代”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
在这一阶段初期，美国的科技面临着不利的形势，正如1979年美国科学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所说：“美国科技的现状虽然是出色的，但是在世界上已不再有鹤立鸡群的形象了。”为此，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科技政策。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重点法》；针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环境保护运动和能源危机，1977年成立了能源部，资助与能源有关的研发活动；1980年制定了《史蒂文森一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1年通过了《经济复兴税收、法》；1986年发布了《联邦技术转让法》；1992年推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3年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4年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等等。这些科技政策刺激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为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利用科技创新应对危机的启示
多年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由3种力量来支撑：一是军事力量，二是美元货币体系，三是科技创新。在当前情况下，军事力量和美元货币体系两大法宝已饱受诟病，美国只有再次依靠科技创新来扭转目前不利的局面。在运用科技创新与国际金融危机搏斗方面，美国已是身经百战，可为我们提供如下一些启示：
1、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并非是每次等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才意识到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将科技看作保持美国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科技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从科技政策的推出到科技革命的实现，其间存在一个时滞；从科技革命到产业革命，其间又有一个时滞。如果在危机爆发后才制定科技创新的对策，无疑已经处于下风，难以抢占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也就无法保持住领先地位。
从美国科技政策的变迁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不断对科技政策进行调整，不断推出符合发展需求的新政策措施，从而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2、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
从1953年至2002年，美国的研发强度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1964年)，研发强度大幅度增长，从1953年占财政支出的1.36％上升到1964年的2.87％；第二阶段(1964年－1978年)，研发强度逐渐回落，原因是政府因经济危机大量削减了研发投入；第三阶段(1978年－1985年)，研发强度有所恢复，主要是由于日本的科技和经济起飞对美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四阶段(1985年－2002年)，研发强度出现回落震荡现象，一直在2.75％到2.4％之间波动。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美国一直不敢放松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没有因此而大幅度减少研发投入。国会公布的《2009年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的草案中，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的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这笔支出将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所重点支持的3个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和国立健康研究院。这3个机构增加的经费将主要用于研究和开发，兑现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承诺实施的美国竞争力计划，在7-10年内使这3个机构的物质科学和工程经费达到翻番的目标。另外，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许多大公司裁员，但它们并没有降低研发开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在除汽车和医药企业外的美国28家大企业中，虽然2008年第四季度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了7.7％，但研发费用只微幅下降了0.7％。其中，微软、IBM、波音、杜邦、卡特彼勒等许多大型企业的研发开支还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3、准确把握技术革命的前进方向。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大多数时候都能够准确地把握技术革命的方向，但也存在一些失误。例如，在二战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期内，美国曾大规模地增加对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投入。由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主要集中在航天领域，导致美国民用工业大幅度削减，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祸根。庆幸的是，冷战后，克林顿政府减缓了国防经费的增长速度，放弃了“星球大战”计划，转而兴建“信息高速公路”，重新把握住了技术革命的前进方向。
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并没有认识到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电子通信、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给经济带来一片繁荣的同时，对经济的拉动力也已基本释放完毕。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时，信息技术革命业已失去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此时，美国并没有去寻找下一个技术革命的突破口，而是通过美联储连续27次降息来刺激房地产业，暂时扭转了经济的衰退，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准确地把握技术革命的方向，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把新能源作为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发动机”。根据奥巴马公布的能源政策，美国将逐步实现能源供给的战略转型，计划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研究：促使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于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此外，美国还将发展智能电网产业，全面推进分布式能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