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
摩拳擦掌杀气高，
是我们铁的红军。
吓掉汉奸魂，猛虎扑羊群，
冲锋向前进。
只见那白军连跑又带滚，
猛打猛冲又猛追，
追到太原城。
这首《东征抗日歌》形象地记述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到山西的伟大壮举。1936年2月到5月发起的红军东征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亟需得到巩固与发展的形势下，为贯彻党的瓦窑堡会议新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所采取的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红军东征虽然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它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和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不朽的。
英明决策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六七月间，国民党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日趋恶化。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进逼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步步退让，我党从1935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根本政策的转变，推动了全国各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13日和28日，中共中央又分别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
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我党提出的抗日救亡的主张，在全国各阶层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抗日救亡大游行，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洪流。
面对全国革命斗争的迅速高涨，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在新形势下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方针及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领导之间在战略发展方向上曾有过争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北靠苏联；也有的主张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则明确提出首先向东发展的方针，并在11月30日召开的庆祝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干部大会上强调指出：执行向东发展的方针，不仅可以调动封锁苏区的晋敌，在运动战中歼灭晋军主力，巩固和发展黄河沿岸苏区，在这一较富庶的地区扩红、筹款，壮大抗日力量；而且还可以把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展到华北去，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行径，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瓦窑堡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在12月23日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作出了东征的决策。确定红一方面军应把自己的行动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25日，会议又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红军东征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秣马厉兵
东征命令发布后，红军各部队分别从甘泉、宜川、洛川及其以南地区和横山地区迅速转移到靠近黄河的永坪镇至延长地区。
1月27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率领红十五军团的第七十八师抵达延长县城。1月31日，军委在延长召开会议，正式将整编后的东征红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其指挥机关及其领导人是：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下辖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下辖第二五○团、第二五一团、第二五二团。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下辖第二六二团、第二六三团、第二六四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组成后，立即开始了东征的准备工作。
第一，政治动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所制订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使整个部队从首长以至战斗员、事务人员都能了解这些策略的执行与以前不同的政治工作方法和方式，总政治部对所有参加东征的干部集中进行培训，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广大干部通过学习，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2月4日，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分别签发了《东征部队政治工作集中训令》和《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确定东征的“基本任务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以迎头痛击，发动山西广大民众抗日运动与抗日战争，援助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消灭卖国贼阎锡山，扫清抗日道路”。
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东征中敌军政治攻势的指示》《东征中肃反工作的训令》以及各种具体规定。
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东征宣言》。
2月1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召集红军团以上干部进一步作动员，阐述了东征的三大任务：一是到外线打击阎锡山，并调动晋军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政治动员工作，使红军指战员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中央新策略的正确性，坚定了渡河东征的胜利信心。
第二，后勤工作。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责成周恩来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张浩、戴季英、毛，泽民、阎红彦等协助周恩来工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征调、训练水手，组织水手工会，日夜赶造船只；第二件事是在沿途设立兵站，运输粮食、军需物资和伤病员；第三件事是成立运输队，把后方的军需物资运到前方，把前方的战利品运回后方。此外，还发动妇女赶制冬装鞋袜，圆满地完成了东征的后勤准备工作。
第三，巩固后方。 为了使东征部队顺利东渡，减少后顾之忧，中央军委首先在陕甘苏区加紧部署扩大红军的工作。1935年12月30日正式发出组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的指示，并积极扩充苏区各地方游击队。要求陕、甘两省所属的六个苏区至少要有一个基干队、几支游击队及若干小组，担任后方留守，以打击从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保卫陕甘根据地。
与此同时，继续加强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1935年12月中旬，党中央派遣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携毛泽东、彭德怀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会见杨虎城。之后，双方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做抗日准备工作”等项协议。
经过我党的努力，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从而为顺利东渡免除了后顾之忧。
第四，加强河东工作。
1935年12月下旬，阎红彦和毛泽民派黄石山等利用各种关系，了解晋军河防情况，阎红彦等又约请石楼县韩家山的韩涌泉到河西报告黄河各渡口晋军的布防情况，并让韩涌泉承担了接应红军东渡的任务。
第五，选择渡河突破口。
延长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彭德怀立即发出在沿河侦察敌情的指示。彭德怀为了摸清敌情，亲自携电台深入黄河沿岸，详细侦察敌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也先后率先头部队的指挥员到达黄河西岸的河西、延水关实地侦察。根据各个部队侦察情况分析，最后确定了渡河突破口。
转战山西
1936年2月18日，红军总部在清涧县袁家沟发出《关于东渡开辟吕梁山脉附近根据地的作战命令》，2月20日20时，东征战役正式打响。
红一军团的渡河突击队由24名勇士组成，分为两个梯队，由红二师第五团团长张振山和连长曾国华带领，夜晚八时从清涧县沟口村的华石畔分乘八只小船进行敌前强渡。在中阳县王家坪登岸后，直捣三交，全歼晋军第七十二师的一个营。继而进占中阳县重镇留誉，其先头部队直逼中阳城。
红十五军团的渡河先遣支队，由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率领第二二三团的四十多名共产党员组成，在清涧县的河口附近，分乘五只小船、两只大船强渡，于当晚十时划向对岸石楼县的贺家凹村，全歼守敌一个连。东面义牒之敌闻风逃窜，红军直扑石楼县城。
2月21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1．3万余人便分别从北起沟口、南到河口约50公里的地段同时渡过黄河，石楼县辛关至中阳县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均被我控制。三交、留誉、义牒、塘马各镇，均被红军攻占。两个军团按照预定的目标，分别朝石楼、中阳、离石三个方向前进。毛泽东率领总部人员也于23日随红十五军团渡河赶赴石楼前线，被阎锡山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彻底崩溃。
红军一夜之间东渡黄河，迫使阎锡山急令孙楚将驻防陕西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并指挥各路晋军四面包剿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包剿，东征红军迅速向沿河的柳林、离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带推进，为在这一地区建立作战根据地创造条件。
2月25日，总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红军第七十五师一个团包围了石楼城，红十五军团主力则于当日上午在石楼南端灭敌一营，下午又在隰县蓬门一带全歼增援石楼的晋军梁鉴堂旅第四○五团先头部队一个营，我军乘胜进占水头镇。
26日至27日，红一军团设伏中阳关上村，将号称“满天飞”的晋军周原健独立二旅李清华团及附属炮兵连全部包围歼灭，我军乘胜挺进孝义。
3月初，东征部队以关上、水头为枢纽，背靠石楼，呈蝎形攻势继续向东挺进。其先头部队已分别到达汾阳西南十公里的三泉镇和灵石西二十余公里的双池镇，主力部队也进入孝义兑九峪一带。阎锡山被迫重新部署兵力，调晋军向孝义、汾阳一带集中，于3月7日下令向我军发起总攻。为了粉碎敌人的总攻，毛泽东、彭德怀等在交口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晋军，为此，红军主力于3月10日向兑九峪地区的晋军第二纵队发起进攻。红军开始打得比较顺利，后因晋军第三纵队李生达部、预备总队王靖国一部相继投入战斗，第四纵队孙楚一部、第一纵队杨澄源一部也开始向红军的侧翼及后方发动进攻，我军处于几路晋军围攻之中，很难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于是主动撤出战斗。
3月12日，红军总部在孝义县郭家掌(今属山西交口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打到同蒲路、汾河流域去，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坚决消灭一切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反动分子，同时加紧扩大红军，广泛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
会后，东征红军改变部署，分成左中右三路大军。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为右路军，长驱南下，向临汾地区进发，并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彭德怀和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为左路军，挥师北上，调动敌人。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附近地区，威逼太原；第二步相机占领岢岚、岚县为中心之各县，创立晋西北根据地，配合在神府行动的红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保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率总部人员、红军第七十五师一个团和红三十军等为中路军，转战晋西。
右路军南下后，突破敌汾河流域堡垒线，迅速占领灵石南关车站。接着，沿同蒲路两侧，先后围困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曲沃各地，攻克了襄陵县城和侯马镇。
左路军从灵石以西地区北上，经孝义、介休、汾阳直插文水、交城地区，第七十五师一个团一度逼近太原南郊，进到晋祠。阎锡山十分恐惧，急忙调兵遣将防守太原，阻拦红军。红十五军团顺势转战，于3月26日从交城岔口镇一带出发，经静乐、娄烦镇转向晋西北的岚县、岢岚、兴县地区，随后转到临县白文镇，于3月31日与从罗峪口东渡的红二十八军会师。
中路军与晋军四个纵队周旋，使敌人疲于奔命，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并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内，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权。
为了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3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石楼、交口、孝义一带连续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议题及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关问题。会议还认真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在争取对日作战的方针下，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略发展。
正当东征红军按照晋西会议精神继续在山西转战之时，蒋介石任命的“剿共”总指挥陈诚将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编为第五、第六、第 七纵队，开始了集中“围剿”各路红军的行动，企图封锁黄河各渡口，分别围歼各路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川、延长出动，捣乱抗日后方。
根据上述形势，东征部队开始收缩兵力，向沿河靠近。
4月中旬，蒋、阎各路军队继续向红军逼进，妄图压缩红军于黄河东岸的永和、隰县、大宁地区内一举歼灭。
为了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4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指出：“方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顺利条件，我军决定西渡黄河。”5月2日，总部下达渡河命令。
从5月2日开始，东征山西的红军各部分批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同日，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敦促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并表示红军“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停战抗日之目的”。
辉煌业绩
红军东征，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奠定了基础。
第一，红军东征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军事力量，扩大了红军，筹集了军需。同时，也扩大和巩固了陕甘抗日根据地。
东征部队进入山西之后，总计歼敌1．3万余人，俘虏敌人官兵4000余名，红军所到之处，大批青年参加红军，20天内红军就新增8000余人。同时，东征红军严格执行总政治部颁发的《没收暂行条例》，筹集银元30余万元。
红军东征的迅猛进攻，迫使原先进入陕北“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红二十八军顺势收复了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建立了神木、府谷根据地。
第二，红军东征震动了国民党营垒，为实现联阎抗日开辟了道路。
红军东征使蒋军数十万兵力以阻截红军为名开赴山西，不但不愿撤走，而且派出特务侦探潜入阎系军政机关，暗中颠覆破坏。蒋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因而为中国共产党实施联阎抗日战略开辟了道路。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愿同阎锡山“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在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阎锡山权衡利弊，最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第三，东征红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为山西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红军东征历时75天，先后转战山西53，县。东征红军还大量选派干部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政权，在中阳、石楼等县先后建立了几十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近百名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此外，还组织了河东独立团，20多支地方游击队。
第四，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在“逼蒋抗日”方针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
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通过谈判，达成了互派代表、电台联系、互相通商、互不侵犯、一致抗日等项协议。不久，陕北红军又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震惊了国民党营垒。特别是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的《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号召立即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与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确定要实现包括“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见，红军渡河东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奠定了基础。
东征红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对于东征红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首《红军东征》诗作了很好的概括：
救国救民行东征，渡过黄河功告成。
倭寇日夜胆悬吊，国贼时刻心恐惊。
山西群众热情接，全国人民狂欢声。
青年学生投下笔，工人农民齐请缨。
消灭敌人七个团，扩大本身八千兵。
革命同志呼胜利，英勇红军显威名。
为虎作伥是蒋阎，带兵阻拦叫陈诚。
发展巩固根据地，团结抗战又回旌。
(责编 兴 柱)
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
摩拳擦掌杀气高，
是我们铁的红军。
吓掉汉奸魂，猛虎扑羊群，
冲锋向前进。
只见那白军连跑又带滚，
猛打猛冲又猛追，
追到太原城。
这首《东征抗日歌》形象地记述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到山西的伟大壮举。1936年2月到5月发起的红军东征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亟需得到巩固与发展的形势下，为贯彻党的瓦窑堡会议新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所采取的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红军东征虽然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它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和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不朽的。
英明决策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六七月间，国民党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日趋恶化。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进逼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步步退让，我党从1935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根本政策的转变，推动了全国各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13日和28日，中共中央又分别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
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我党提出的抗日救亡的主张，在全国各阶层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抗日救亡大游行，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洪流。
面对全国革命斗争的迅速高涨，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在新形势下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方针及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领导之间在战略发展方向上曾有过争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北靠苏联；也有的主张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则明确提出首先向东发展的方针，并在11月30日召开的庆祝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干部大会上强调指出：执行向东发展的方针，不仅可以调动封锁苏区的晋敌，在运动战中歼灭晋军主力，巩固和发展黄河沿岸苏区，在这一较富庶的地区扩红、筹款，壮大抗日力量；而且还可以把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展到华北去，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行径，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瓦窑堡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在12月23日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作出了东征的决策。确定红一方面军应把自己的行动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25日，会议又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红军东征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秣马厉兵
东征命令发布后，红军各部队分别从甘泉、宜川、洛川及其以南地区和横山地区迅速转移到靠近黄河的永坪镇至延长地区。
1月27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率领红十五军团的第七十八师抵达延长县城。1月31日，军委在延长召开会议，正式将整编后的东征红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其指挥机关及其领导人是：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下辖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下辖第二五○团、第二五一团、第二五二团。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下辖第二六二团、第二六三团、第二六四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组成后，立即开始了东征的准备工作。
第一，政治动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所制订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使整个部队从首长以至战斗员、事务人员都能了解这些策略的执行与以前不同的政治工作方法和方式，总政治部对所有参加东征的干部集中进行培训，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广大干部通过学习，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2月4日，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分别签发了《东征部队政治工作集中训令》和《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确定东征的“基本任务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以迎头痛击，发动山西广大民众抗日运动与抗日战争，援助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消灭卖国贼阎锡山，扫清抗日道路”。
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东征中敌军政治攻势的指示》《东征中肃反工作的训令》以及各种具体规定。
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东征宣言》。
2月1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召集红军团以上干部进一步作动员，阐述了东征的三大任务：一是到外线打击阎锡山，并调动晋军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政治动员工作，使红军指战员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中央新策略的正确性，坚定了渡河东征的胜利信心。
第二，后勤工作。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责成周恩来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张浩、戴季英、毛，泽民、阎红彦等协助周恩来工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征调、训练水手，组织水手工会，日夜赶造船只；第二件事是在沿途设立兵站，运输粮食、军需物资和伤病员；第三件事是成立运输队，把后方的军需物资运到前方，把前方的战利品运回后方。此外，还发动妇女赶制冬装鞋袜，圆满地完成了东征的后勤准备工作。
第三，巩固后方。 为了使东征部队顺利东渡，减少后顾之忧，中央军委首先在陕甘苏区加紧部署扩大红军的工作。1935年12月30日正式发出组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的指示，并积极扩充苏区各地方游击队。要求陕、甘两省所属的六个苏区至少要有一个基干队、几支游击队及若干小组，担任后方留守，以打击从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保卫陕甘根据地。
与此同时，继续加强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1935年12月中旬，党中央派遣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携毛泽东、彭德怀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会见杨虎城。之后，双方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做抗日准备工作”等项协议。
经过我党的努力，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从而为顺利东渡免除了后顾之忧。
第四，加强河东工作。
1935年12月下旬，阎红彦和毛泽民派黄石山等利用各种关系，了解晋军河防情况，阎红彦等又约请石楼县韩家山的韩涌泉到河西报告黄河各渡口晋军的布防情况，并让韩涌泉承担了接应红军东渡的任务。
第五，选择渡河突破口。
延长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彭德怀立即发出在沿河侦察敌情的指示。彭德怀为了摸清敌情，亲自携电台深入黄河沿岸，详细侦察敌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也先后率先头部队的指挥员到达黄河西岸的河西、延水关实地侦察。根据各个部队侦察情况分析，最后确定了渡河突破口。
转战山西
1936年2月18日，红军总部在清涧县袁家沟发出《关于东渡开辟吕梁山脉附近根据地的作战命令》，2月20日20时，东征战役正式打响。
红一军团的渡河突击队由24名勇士组成，分为两个梯队，由红二师第五团团长张振山和连长曾国华带领，夜晚八时从清涧县沟口村的华石畔分乘八只小船进行敌前强渡。在中阳县王家坪登岸后，直捣三交，全歼晋军第七十二师的一个营。继而进占中阳县重镇留誉，其先头部队直逼中阳城。
红十五军团的渡河先遣支队，由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率领第二二三团的四十多名共产党员组成，在清涧县的河口附近，分乘五只小船、两只大船强渡，于当晚十时划向对岸石楼县的贺家凹村，全歼守敌一个连。东面义牒之敌闻风逃窜，红军直扑石楼县城。
2月21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1．3万余人便分别从北起沟口、南到河口约50公里的地段同时渡过黄河，石楼县辛关至中阳县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均被我控制。三交、留誉、义牒、塘马各镇，均被红军攻占。两个军团按照预定的目标，分别朝石楼、中阳、离石三个方向前进。毛泽东率领总部人员也于23日随红十五军团渡河赶赴石楼前线，被阎锡山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彻底崩溃。
红军一夜之间东渡黄河，迫使阎锡山急令孙楚将驻防陕西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并指挥各路晋军四面包剿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包剿，东征红军迅速向沿河的柳林、离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带推进，为在这一地区建立作战根据地创造条件。
2月25日，总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红军第七十五师一个团包围了石楼城，红十五军团主力则于当日上午在石楼南端灭敌一营，下午又在隰县蓬门一带全歼增援石楼的晋军梁鉴堂旅第四○五团先头部队一个营，我军乘胜进占水头镇。
26日至27日，红一军团设伏中阳关上村，将号称“满天飞”的晋军周原健独立二旅李清华团及附属炮兵连全部包围歼灭，我军乘胜挺进孝义。
3月初，东征部队以关上、水头为枢纽，背靠石楼，呈蝎形攻势继续向东挺进。其先头部队已分别到达汾阳西南十公里的三泉镇和灵石西二十余公里的双池镇，主力部队也进入孝义兑九峪一带。阎锡山被迫重新部署兵力，调晋军向孝义、汾阳一带集中，于3月7日下令向我军发起总攻。为了粉碎敌人的总攻，毛泽东、彭德怀等在交口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晋军，为此，红军主力于3月10日向兑九峪地区的晋军第二纵队发起进攻。红军开始打得比较顺利，后因晋军第三纵队李生达部、预备总队王靖国一部相继投入战斗，第四纵队孙楚一部、第一纵队杨澄源一部也开始向红军的侧翼及后方发动进攻，我军处于几路晋军围攻之中，很难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于是主动撤出战斗。
3月12日，红军总部在孝义县郭家掌(今属山西交口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打到同蒲路、汾河流域去，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坚决消灭一切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反动分子，同时加紧扩大红军，广泛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
会后，东征红军改变部署，分成左中右三路大军。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为右路军，长驱南下，向临汾地区进发，并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彭德怀和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为左路军，挥师北上，调动敌人。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附近地区，威逼太原；第二步相机占领岢岚、岚县为中心之各县，创立晋西北根据地，配合在神府行动的红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保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率总部人员、红军第七十五师一个团和红三十军等为中路军，转战晋西。
右路军南下后，突破敌汾河流域堡垒线，迅速占领灵石南关车站。接着，沿同蒲路两侧，先后围困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曲沃各地，攻克了襄陵县城和侯马镇。
左路军从灵石以西地区北上，经孝义、介休、汾阳直插文水、交城地区，第七十五师一个团一度逼近太原南郊，进到晋祠。阎锡山十分恐惧，急忙调兵遣将防守太原，阻拦红军。红十五军团顺势转战，于3月26日从交城岔口镇一带出发，经静乐、娄烦镇转向晋西北的岚县、岢岚、兴县地区，随后转到临县白文镇，于3月31日与从罗峪口东渡的红二十八军会师。
中路军与晋军四个纵队周旋，使敌人疲于奔命，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并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内，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权。
为了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3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石楼、交口、孝义一带连续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议题及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关问题。会议还认真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在争取对日作战的方针下，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略发展。
正当东征红军按照晋西会议精神继续在山西转战之时，蒋介石任命的“剿共”总指挥陈诚将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编为第五、第六、第 七纵队，开始了集中“围剿”各路红军的行动，企图封锁黄河各渡口，分别围歼各路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川、延长出动，捣乱抗日后方。
根据上述形势，东征部队开始收缩兵力，向沿河靠近。
4月中旬，蒋、阎各路军队继续向红军逼进，妄图压缩红军于黄河东岸的永和、隰县、大宁地区内一举歼灭。
为了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4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指出：“方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顺利条件，我军决定西渡黄河。”5月2日，总部下达渡河命令。
从5月2日开始，东征山西的红军各部分批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同日，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敦促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并表示红军“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停战抗日之目的”。
辉煌业绩
红军东征，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奠定了基础。
第一，红军东征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军事力量，扩大了红军，筹集了军需。同时，也扩大和巩固了陕甘抗日根据地。
东征部队进入山西之后，总计歼敌1．3万余人，俘虏敌人官兵4000余名，红军所到之处，大批青年参加红军，20天内红军就新增8000余人。同时，东征红军严格执行总政治部颁发的《没收暂行条例》，筹集银元30余万元。
红军东征的迅猛进攻，迫使原先进入陕北“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红二十八军顺势收复了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建立了神木、府谷根据地。
第二，红军东征震动了国民党营垒，为实现联阎抗日开辟了道路。
红军东征使蒋军数十万兵力以阻截红军为名开赴山西，不但不愿撤走，而且派出特务侦探潜入阎系军政机关，暗中颠覆破坏。蒋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因而为中国共产党实施联阎抗日战略开辟了道路。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愿同阎锡山“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在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阎锡山权衡利弊，最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第三，东征红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为山西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红军东征历时75天，先后转战山西53，县。东征红军还大量选派干部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政权，在中阳、石楼等县先后建立了几十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近百名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此外，还组织了河东独立团，20多支地方游击队。
第四，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在“逼蒋抗日”方针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
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通过谈判，达成了互派代表、电台联系、互相通商、互不侵犯、一致抗日等项协议。不久，陕北红军又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震惊了国民党营垒。特别是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的《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号召立即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与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确定要实现包括“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见，红军渡河东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奠定了基础。
东征红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对于东征红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首《红军东征》诗作了很好的概括：
救国救民行东征，渡过黄河功告成。
倭寇日夜胆悬吊，国贼时刻心恐惊。
山西群众热情接，全国人民狂欢声。
青年学生投下笔，工人农民齐请缨。
消灭敌人七个团，扩大本身八千兵。
革命同志呼胜利，英勇红军显威名。
为虎作伥是蒋阎，带兵阻拦叫陈诚。
发展巩固根据地，团结抗战又回旌。
(责编 兴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