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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监狱三十二监区的大操场上，彝族民警王志伟（彝族名阿尔促布）不戴手套踏着熟悉的节奏，加入了服刑人员的彝族舞蹈行列，这种零距离接触一度让来访者很意外，其实零距离监管是常州监狱监管的常态
2014年12月9日早上6点多，江苏省常州监狱三十二监区监区长陈永军已经坐在了办公室的监控台前，时而来回扫视着监控下监区角角落落的动态，时而用对讲机与同事交流当天的工作事项。
每天早晨，陈永军和监区民警一样，一旦进入工作区域，能跟监区以外连接的手机等通讯工具全部上交，同事之间的工作交流，只能通过对讲机。民警们介绍说，这是在监狱工作的其中一项纪律规定。
从在监控里目视服刑人员起床开始，在确保一切正常后，他会到监区内，与服刑人员面对面，查看服刑人员吃饭、吃药等，包括服刑人员出工、放风，一直到晚上服刑人员入睡，这就是陈永军一天的日常工作。
与普通监狱监区相比，艾滋病监区更像是病房，房间内墙壁、地面、床柜等都被仔细改造，看不到任何尖锐棱角，监区里设立了医疗室，除了艾滋病服刑人员日常服用药品，还有一张手术台，以及手术需要的各种医疗工具。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开展手术治疗。目前，这样的艾滋病监区，全国有数十家，集中在福建、安徽、广西、湖北等地，比如广东省佛山高明监狱第十六监区、福建省清流监狱直属六中队等。
尽管多数时候监区井然有序，但作为监区长，陈永军一刻也不敢松懈。有一些艾滋病服刑人员情绪不稳定，会引发突发事件，他便要在第一时间指挥应急。陈永军从一个办公室的柜子里，翻出了一件浅黄色防护服。他解释说，监区成立了一分钟应急处置小组，遇到特殊情况，一分钟内工作人员就会穿上防护服出现在现场维持秩序。
“平时，上级也是允许民警穿防护服工作的，刚来监区工作时用过，那时候有人撞墙，不得不穿。现在很少用到，因为穿上防护服不容易让服刑人员将内心话讲出来。”《方圆》记者走在常州监狱的艾滋病监区里，感觉与普通监区没有太大区别，服刑人员与民警之间，有的只是衣服制式上的区别。
这份工作的选择波及了家人
早在2007年11月12日，常州监狱就筹建完成了艾滋病罪犯集中关押监区，也就是现在的三十二监区。
唐金彪是第一批进入监区的民警，他曾在另一个监区工作，当年9月，他去安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关于艾滋病服刑人员监管的培训。在这次培训中，他第一次对艾滋病有了全面了解，知道了艾滋病只有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唾沫、握手、拥抱，甚至接吻，这些都不会传播。就是在这次培训中，他知道了监狱正筹建艾滋病监区，并且在双向选择工作民警。
“当时胆子比较大，没有跟家里商量，就决定了到新监区工作。”唐金彪告诉《方圆》记者，家里人得知后刚开始给的压力特别大，还在大学学医的女儿也打来电话，对他的选择表示惊讶。但碍于他的坚持，家人最后不得不接受。
唐金彪不知道的是，这份工作的选择波及了家人。“当时，我跟爱人还住在镇里，邻居知道我整天跟艾滋病犯人在一起，就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跟爱人常一起玩的邻居也不来往了。”唐金彪说，后来他们一家搬到常州市区生活，爱人渐渐有了自己新的朋友圈，常常在傍晚的时候跟朋友出去跳广场舞。有一次，唐金彪陪爱人去广场跳舞，旁人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刚要说，爱人打断了他，随口编了一个职业，“让人知道我跟艾滋病犯人在一起还会遭受歧视”。
陈永军是第二批进入三十二监区工作的狱警。2008年12月到三十二监区时，也跟家人进行过一番“斗争”。“当时是双向选择，其实可以选择不来，但我觉得艾滋病不应该成为我拒绝在此工作的理由。”这位1992年开始参加工作的老狱警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监区成立伊始，很多人都不愿意来监区工作。最初，监区有12名艾滋病服刑人员。“有的病人严重一些，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全身都开始溃烂，看着也心慌。”陈永军说。
监区目前共有民警32名，其中18人是医务人员，平均年龄在45岁，年龄最大的民警已经55岁，年龄最小的民警是26岁的王志伟，于2014年8月进入监区工作。
监区收押服刑人员也在增多，从最初的50个床位，到现在将近200个床位，收押艾滋病病毒感染服刑人员从最初的12名到现在来自11个民族的146人，有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民警祁文煜告诉记者，因为彝族人较多，为了便于管理，去年监区特别招录了一名会彝族人语言的民警王志伟。
146名服刑人员中一大部分来自全省看守所筛查艾滋病体检时查出的已被判处徒刑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还有一些是入监后查出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所在监狱押送至三十二监区服刑。
“全国看守所于2009年起对所有犯罪嫌疑人进行HIV抗体检测，但我们省自2005年在罪犯中首次筛查艾滋病至今，一直是坚持对所有入监罪犯在入监2个月内由地方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入监为罪犯进行艾滋病检测，确保一个不漏，一个不错。”唐金彪告诉记者，全省在押服刑人员检测率达100%，在看守所检测后，入监罪犯再次检测，每年均能检出2到3人。
采用零距离监管模式
2014年11月29日下午，三十二监区的大操场上，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服刑人员正在操场上排演彝族舞蹈。彝族民警王志伟（彝族名阿尔初布）踏着熟悉的节奏，加入了服刑人员的行列。王志伟没有戴手套，很自然地拉起一位服刑人员的手一起舞蹈。
这种“零距离”接触一度让来访者很意外。“和他们一起说家乡话，唱家乡的歌，跳家乡的舞蹈，你把他们当家人，他们就不把你当外人。”王志伟告诉来访者。
听说记者要单独采访服刑人员刘强，唐金彪去车间喊了刘强出来，让他与记者一行坐在一起。他坐在记者斜对面，距离不到一米，整个人看上去毫无拘束，偶尔被唐金彪爆料糗事时，还会笑着与唐自嘲一番。
“这里没有歧视。”另一位服刑人员贾阳告诉记者，当他以为被世界都遗弃的时候，唐金彪在他自杀撞墙时的拦腰一抱感动了他，他觉得，唐金彪对自己比家人还好，所以“不惹事就是最好的回报”。 问及这种“零距离”接触是否担心人身安全时，民警们的回答大多是已经对每个服刑人员进行改造和教化，他们的状况都了解，也有预防机制，不担心。
据了解，服刑人员入监后，监区会通过谈话、观察以及量表法等方法开展心理测验，建立起包含个人一般情况、气质类型、行为特点的罪犯心理健康档案。如果发现服刑人员有病态行为，会提前对其进行心理健康矫治。
在心理健康治疗方面，做思想工作自然也少不了。唐金彪是同事和服刑人员公认的做思想工作的老手，像贾阳这样一心求死的服刑人员，他往往要和其进行几十次谈话。或许是做思想工作多了，他感觉自己快变成了话唠。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他甚至自嘲“是不是我太能唠叨了”。
唐金彪表示，“零距离”管理的背后要有大量的工作支持。摸清每个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是首要的，还要有各种引导和奖励、人文关怀机制。
按照规定，艾滋病监区的服刑人员不必强制劳动。实际中，艾滋病监区根据实际组织病犯“康复性劳作”，并出台了独特的罪犯劳动改造政策。记者了解到，与普通监区相比。三十二监区选择易操作、工序简单、不需过多体力的手工纸质产品作为生产劳动项目，服刑人员每天劳作4～6小时，没有任务指标。一名正在数袋子的服刑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取得的经济效益全部用于他们自己，其中58%划入罪犯个人大账，40%用于改善伙食，2%由监区设立特困救助基金。只有在思想改造表现较好且健康状况允许的前提下，服刑人员经监区批准才能参加劳动改造。陈永军介绍说，“劳动表现也与打分制适度挂钩，主要是引导服刑人员放弃不劳而获的习惯。”
“安排一次生日会面、送一张生日贺卡、打一次生日电话。”唐金彪说，当我们把他当亲人，甚至是重病亲人时，服刑人员自然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也才能实行真正的零距离管理。
据了解，三十二监区累计关押390名病犯，未发生一起罪犯死亡事件，未发生一起重特大监管安全事故。其中，28名企图自杀罪犯被成功转化，16名罪犯全部通过脱盲考试，58名罪犯CD4细胞与入监相比实现上升，15名罪犯体重明显增加。65人次受到减刑、假释奖励。另外通过电话及实地调查，48名离监服刑人员没有发生违反承诺感染他人事件，没有发生重新犯罪行为。
为服刑人员手术提供保障
三十二监区还配置了医疗设施。唐金彪告诉记者，监区本身承担着医疗职能，包括艾滋病常规治疗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病症，都是在监区内完成治疗。比如目前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服刑人员有55人。
每次餐后，监区长吴凯给服刑人员发药，药品包括治疗常见病、慢性病以及抗HIV病毒的，服刑人员根据病情每天领取1至3次。吴凯是副主任医师，专业的医科背景，使他除了日常的管理教育之外，还承担着服刑人员医疗方面的职责。
在这里，打针、换药，收集大小便，这些最平常不过的医护行为，只要稍稍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带来危险。“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我患上急性阑尾炎时，监区长亲自为我做手术，每天给我换药，一换就是3个月。”服刑人员钟华感激地说，“监区长这样用心地照顾我，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艾滋病人”。
唐金彪说，手术过程中的风险给医护人员和民警带来的压力用语言难以描述。有一次，他陪同一名医护人员为一名服刑人员手术，手术过程中抽管时服刑人员的血径直冒出来。“几乎是喷射状往外涌，我当时本能反应退后好几步。”
为了避免医务人员以及其他民警与服刑人员因体液传播染病，监区制定了严格的《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处置预案》。陈永军告诉记者，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职业安全防护和职业暴露后急救基本常识，因为事关自己的生命健康，他们会积极地开展经常性应急演练。
据了解，艾滋病晚期服刑人员很容易并发结核、肝炎等传染病，监区民警冒着可能随时被传染的巨大风险，每月组织患者会诊。7年的时间里，常州监狱32监区共完成60000余艾滋病犯的门诊工作，为105人进了抗病毒治疗，抢救颅脑外伤、手外伤、心脏病、重度贫血等重症患者38人次，肺结核隔离治疗18人次，累计静脉采样5000余人次。
服刑人员也需要法律援助
2010年2月25日，服刑人员徐汇收到法院寄来其妻子朱莉的离婚诉讼状。朱莉请求法院判决二人离婚，并获得儿子抚养权。
当时距离开庭还有一个月，徐汇向监区管理部门寻求帮助，唐金彪应下了这份差事。
徐汇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唐金彪。1979年出生的徐汇在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前，还曾服刑过。徐汇在第一次服刑期间，在狱中照顾过朱莉的哥哥，为了报答徐汇，对方将自己的亲妹妹介绍给徐汇。徐汇与朱莉婚后生了儿子，但感情一直不和，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分居。他们没有共同财产却有一屁股债务。
徐汇知道，这个离婚官司怎么打都是会输，按照法律规定，儿子肯定不会判给他。“我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坏了，我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如果我是法官我也会把儿子判给她的。可是，我家已经四代单传了，除了儿子我们家还有什么呢？我的父母也有能力抚养我儿子。”徐汇恳求唐金彪帮助自己，坚持自己只要儿子。
“我立即安排他打亲情电话，叫他的父母帮他聘请律师，全权委托以前帮他处理交通事故时聘请的律师参与诉讼。”唐金彪告诉记者，他将徐汇正在服刑的情况告知法院，并请求法院到监狱来开庭审理。
开庭那天，徐汇家乡法院的2名法官、原告朱莉及其律师、徐汇的律师一行5人来到了监区开庭。回忆当天的情形，唐金彪显得有些兴奋，他从徐汇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为证人向法院和朱莉一方阐述了自己的个人观点。
整个庭审进行了十多分钟，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不久，法院将判决书寄给了徐汇，得知法院完全采纳了唐金彪的建议，自己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他向唐金彪承诺，会安心改造不会有任何违规违纪行为。
像这样的离婚案件法律援助，唐金彪处理过多起。他认为，服刑人员虽然因犯罪失去人身自由，但民事权利该有的仍要给予保障。 驻常州监狱检察室的检察官也会参与其中。“服刑人员的离婚类官司，帮助起来容易的多，但有些民事权利保障问题，却让人很头疼。”驻监检察室主任潘峰告诉记者，有的服刑人员家里遇到拆迁，服刑人员本人不可能出面跟拆迁部门争取利益，有些工作又和监区和以及检察室职能无关，导致服刑人员的民事权利受损。他希望，未来能在对服刑人员民事权利保障方面多做些推动工作。
促成保外就医是最大难题
当听到父母拒绝签字接受自己回家的时候，张宝绝望地流下了眼泪。
今年35岁的张宝是四川人。有一年在河南打工时，张宝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
“老婆和我离婚了。只有一个女儿，也被山洪冲走了，找不着了。”2008年，张宝因为盗窃电缆被判刑。一年后，情绪消沉的张宝发病，经常发高烧，监区治疗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我们为他启动了保外就医。可是他的父母不同意接受他，当地的相关部门也不愿接收他。”2009年的中秋节，监区民警前往四川，找到张宝的父母，做通了老人家的工作。又找到了乡政府，把张宝的情况如实汇报。当地的疾控部门表示没有治疗条件而拒绝接受张宝回乡时，监区民警表示，张宝的治疗药物，三十二监区可以提供。“在他的老家跑了整整八九天，他们终于都被打动了。”
“长久以来，社会上对艾滋病普遍存在一种恐惧、歧视甚至扭曲的认识，导致一些病情严重的艾滋病服刑人员在启动保外就医程序时，往往因家属、地方相关机构迫于经济负担和社会舆论压力而不予接受，常常得不到更好的医疗救助。”潘峰在对保外就医艾滋病罪犯回访中了解到，亲人的绝情，社会的拒绝和冷漠比死亡更可怕，保外就医之路对于艾滋病罪犯来说，格外艰难。
保外就医是监外执行的一种。根据法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身患严重疾病的，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可准保外就医。记者了解到，艾滋病发病晚期的病人，按照法律规定，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是，由于绝大多数艾滋病罪犯系云、贵、川老少边区的，他们居住在偏僻的山区，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经济相对贫穷落后，有些生活习惯野蛮粗暴，常州监狱艾滋病监区成立三年多来，对艾滋病罪犯保外就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重障碍。
“法律法规在保外就医方面存在的盲区在这里体现特别明显。”唐金彪解释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监狱“应当填写《罪犯保外就医征求意见书》，征求罪犯家属所在公安机关意见，并与罪犯家属联系，办理取保手续。取保人应当具备管束和教育保外就医罪犯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取保人资格由公安机关负责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罪犯家属”通常是指罪犯的配偶、父母、子女，最多放宽到兄弟姐妹。事实上，相当一部分艾滋病罪犯没有司法实践中规定的“罪犯家属”，这就意味着他们因没有“家属”做担保人而不能够保外就医。
“这部分罪犯系孤儿的较多，他们从小背井离乡，浪迹江湖，有些已经离开户籍所在地十多年，有的罪犯户籍所在的村委会、居委会、派出所认为他们失踪或已经死亡了。”唐金彪补充说。
据统计，为了将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服刑人员送回家，2008年以来，三十二监区共安排警力180余人次，累计行程120余万公里，远赴内蒙古、新疆等十余个省份。目前已成功办理65个服刑人员的保外就医工作。
派驻检察室推动监区二期工程建设
“常常看到这位检察官来我们这里。”服刑人员刘强说，坐在记者旁边的是常州市天目湖地区检察院驻常州监狱检察室检察官王平，上次见到王平时，他就在距离自己不远处与一个服刑人员谈话。
这个狱友就是42岁的王坤，因为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4年5月26日，王平在例行巡视时接到一份来自服刑人员王坤的投诉，大致意思是，有个与他同时入狱的人，刑期也相同，对方出狱了，自己还被关押，怀疑监狱有问题。当着王平的面和其亲属的面，监狱民警向王坤展示了“全程留痕”的执法记录，原来先出去的那人羁押时间折抵了部分刑期。
王平告诉记者，他从事这份工作已经30年了，每周都会到艾滋病监区巡视一番。巡视情况，包括收到的每一次投诉意见，处理过程等，王平都记录在一个本子上，长年累月工作下来，本子用完了数十个。
在常州天目湖地区检察院驻常州监狱检察室，主任潘峰向《方圆》记者介绍，“我们主要监督民警是否公正执法、罪犯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监狱所有信息，包括所有监控，我在这都能看到；监狱大门对我们也是完全敞开，我们随时可以突击检查。监狱的每一份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我们都必须审查，监狱才能向法院呈报。”
记者了解到，在检察室的督促下，监狱制定出台了《艾滋病罪犯减刑假释办法》等多种规范，还促成监狱对于假释、保外就医、刑满释放的艾滋病罪犯均送返原籍地并与当地司法机关办理交接手续，实现与社会的“无缝化对接”，有效防止了脱管、漏管。
在服刑人员离开监狱前，检察室与监狱会组织集体宣誓活动，让服刑人员签订承诺书保证“感染到我为止”。潘峰颇为自豪的是，近年来，该艾滋病监区实现了零脱逃、零死亡、零感染他人、零重新犯罪的目标。
驻常州监狱检察室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针对实际收押能力不足和投送量日益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我们深入艾滋病监区开展了关押和监管现状调研，了解掌握实际情况。”潘峰介绍说，在进行风险研判后，检察室形成了一份关于监区亟须扩建的情况反映，之后，常州市政法委书记、常州市院检察长一行到艾滋病监区调研，使得艾滋病监区二期已投入使用。
目前，天目湖地区检察院驻常州监狱检察室共有6名检察官。“我们的人还是太少，有很多工作想得到，却分身乏术。”潘峰遗憾地说，关于服刑人员民事权利保障的很多工作点，前两年就思考过很多，至今却没能抽出人手和时间去落实，“常州监狱有四十多个监区，每周各个监区巡视工作，就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文中服刑人员皆为化名）
2014年12月9日早上6点多，江苏省常州监狱三十二监区监区长陈永军已经坐在了办公室的监控台前，时而来回扫视着监控下监区角角落落的动态，时而用对讲机与同事交流当天的工作事项。
每天早晨，陈永军和监区民警一样，一旦进入工作区域，能跟监区以外连接的手机等通讯工具全部上交，同事之间的工作交流，只能通过对讲机。民警们介绍说，这是在监狱工作的其中一项纪律规定。
从在监控里目视服刑人员起床开始，在确保一切正常后，他会到监区内，与服刑人员面对面，查看服刑人员吃饭、吃药等，包括服刑人员出工、放风，一直到晚上服刑人员入睡，这就是陈永军一天的日常工作。
与普通监狱监区相比，艾滋病监区更像是病房，房间内墙壁、地面、床柜等都被仔细改造，看不到任何尖锐棱角，监区里设立了医疗室，除了艾滋病服刑人员日常服用药品，还有一张手术台，以及手术需要的各种医疗工具。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开展手术治疗。目前，这样的艾滋病监区，全国有数十家，集中在福建、安徽、广西、湖北等地，比如广东省佛山高明监狱第十六监区、福建省清流监狱直属六中队等。
尽管多数时候监区井然有序，但作为监区长，陈永军一刻也不敢松懈。有一些艾滋病服刑人员情绪不稳定，会引发突发事件，他便要在第一时间指挥应急。陈永军从一个办公室的柜子里，翻出了一件浅黄色防护服。他解释说，监区成立了一分钟应急处置小组，遇到特殊情况，一分钟内工作人员就会穿上防护服出现在现场维持秩序。
“平时，上级也是允许民警穿防护服工作的，刚来监区工作时用过，那时候有人撞墙，不得不穿。现在很少用到，因为穿上防护服不容易让服刑人员将内心话讲出来。”《方圆》记者走在常州监狱的艾滋病监区里，感觉与普通监区没有太大区别，服刑人员与民警之间，有的只是衣服制式上的区别。
这份工作的选择波及了家人
早在2007年11月12日，常州监狱就筹建完成了艾滋病罪犯集中关押监区，也就是现在的三十二监区。
唐金彪是第一批进入监区的民警，他曾在另一个监区工作，当年9月，他去安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关于艾滋病服刑人员监管的培训。在这次培训中，他第一次对艾滋病有了全面了解，知道了艾滋病只有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唾沫、握手、拥抱，甚至接吻，这些都不会传播。就是在这次培训中，他知道了监狱正筹建艾滋病监区，并且在双向选择工作民警。
“当时胆子比较大，没有跟家里商量，就决定了到新监区工作。”唐金彪告诉《方圆》记者，家里人得知后刚开始给的压力特别大，还在大学学医的女儿也打来电话，对他的选择表示惊讶。但碍于他的坚持，家人最后不得不接受。
唐金彪不知道的是，这份工作的选择波及了家人。“当时，我跟爱人还住在镇里，邻居知道我整天跟艾滋病犯人在一起，就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跟爱人常一起玩的邻居也不来往了。”唐金彪说，后来他们一家搬到常州市区生活，爱人渐渐有了自己新的朋友圈，常常在傍晚的时候跟朋友出去跳广场舞。有一次，唐金彪陪爱人去广场跳舞，旁人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刚要说，爱人打断了他，随口编了一个职业，“让人知道我跟艾滋病犯人在一起还会遭受歧视”。
陈永军是第二批进入三十二监区工作的狱警。2008年12月到三十二监区时，也跟家人进行过一番“斗争”。“当时是双向选择，其实可以选择不来，但我觉得艾滋病不应该成为我拒绝在此工作的理由。”这位1992年开始参加工作的老狱警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监区成立伊始，很多人都不愿意来监区工作。最初，监区有12名艾滋病服刑人员。“有的病人严重一些，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全身都开始溃烂，看着也心慌。”陈永军说。
监区目前共有民警32名，其中18人是医务人员，平均年龄在45岁，年龄最大的民警已经55岁，年龄最小的民警是26岁的王志伟，于2014年8月进入监区工作。
监区收押服刑人员也在增多，从最初的50个床位，到现在将近200个床位，收押艾滋病病毒感染服刑人员从最初的12名到现在来自11个民族的146人，有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民警祁文煜告诉记者，因为彝族人较多，为了便于管理，去年监区特别招录了一名会彝族人语言的民警王志伟。
146名服刑人员中一大部分来自全省看守所筛查艾滋病体检时查出的已被判处徒刑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还有一些是入监后查出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所在监狱押送至三十二监区服刑。
“全国看守所于2009年起对所有犯罪嫌疑人进行HIV抗体检测，但我们省自2005年在罪犯中首次筛查艾滋病至今，一直是坚持对所有入监罪犯在入监2个月内由地方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入监为罪犯进行艾滋病检测，确保一个不漏，一个不错。”唐金彪告诉记者，全省在押服刑人员检测率达100%，在看守所检测后，入监罪犯再次检测，每年均能检出2到3人。
采用零距离监管模式
2014年11月29日下午，三十二监区的大操场上，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服刑人员正在操场上排演彝族舞蹈。彝族民警王志伟（彝族名阿尔初布）踏着熟悉的节奏，加入了服刑人员的行列。王志伟没有戴手套，很自然地拉起一位服刑人员的手一起舞蹈。
这种“零距离”接触一度让来访者很意外。“和他们一起说家乡话，唱家乡的歌，跳家乡的舞蹈，你把他们当家人，他们就不把你当外人。”王志伟告诉来访者。
听说记者要单独采访服刑人员刘强，唐金彪去车间喊了刘强出来，让他与记者一行坐在一起。他坐在记者斜对面，距离不到一米，整个人看上去毫无拘束，偶尔被唐金彪爆料糗事时，还会笑着与唐自嘲一番。
“这里没有歧视。”另一位服刑人员贾阳告诉记者，当他以为被世界都遗弃的时候，唐金彪在他自杀撞墙时的拦腰一抱感动了他，他觉得，唐金彪对自己比家人还好，所以“不惹事就是最好的回报”。 问及这种“零距离”接触是否担心人身安全时，民警们的回答大多是已经对每个服刑人员进行改造和教化，他们的状况都了解，也有预防机制，不担心。
据了解，服刑人员入监后，监区会通过谈话、观察以及量表法等方法开展心理测验，建立起包含个人一般情况、气质类型、行为特点的罪犯心理健康档案。如果发现服刑人员有病态行为，会提前对其进行心理健康矫治。
在心理健康治疗方面，做思想工作自然也少不了。唐金彪是同事和服刑人员公认的做思想工作的老手，像贾阳这样一心求死的服刑人员，他往往要和其进行几十次谈话。或许是做思想工作多了，他感觉自己快变成了话唠。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他甚至自嘲“是不是我太能唠叨了”。
唐金彪表示，“零距离”管理的背后要有大量的工作支持。摸清每个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是首要的，还要有各种引导和奖励、人文关怀机制。
按照规定，艾滋病监区的服刑人员不必强制劳动。实际中，艾滋病监区根据实际组织病犯“康复性劳作”，并出台了独特的罪犯劳动改造政策。记者了解到，与普通监区相比。三十二监区选择易操作、工序简单、不需过多体力的手工纸质产品作为生产劳动项目，服刑人员每天劳作4～6小时，没有任务指标。一名正在数袋子的服刑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取得的经济效益全部用于他们自己，其中58%划入罪犯个人大账，40%用于改善伙食，2%由监区设立特困救助基金。只有在思想改造表现较好且健康状况允许的前提下，服刑人员经监区批准才能参加劳动改造。陈永军介绍说，“劳动表现也与打分制适度挂钩，主要是引导服刑人员放弃不劳而获的习惯。”
“安排一次生日会面、送一张生日贺卡、打一次生日电话。”唐金彪说，当我们把他当亲人，甚至是重病亲人时，服刑人员自然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也才能实行真正的零距离管理。
据了解，三十二监区累计关押390名病犯，未发生一起罪犯死亡事件，未发生一起重特大监管安全事故。其中，28名企图自杀罪犯被成功转化，16名罪犯全部通过脱盲考试，58名罪犯CD4细胞与入监相比实现上升，15名罪犯体重明显增加。65人次受到减刑、假释奖励。另外通过电话及实地调查，48名离监服刑人员没有发生违反承诺感染他人事件，没有发生重新犯罪行为。
为服刑人员手术提供保障
三十二监区还配置了医疗设施。唐金彪告诉记者，监区本身承担着医疗职能，包括艾滋病常规治疗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病症，都是在监区内完成治疗。比如目前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服刑人员有55人。
每次餐后，监区长吴凯给服刑人员发药，药品包括治疗常见病、慢性病以及抗HIV病毒的，服刑人员根据病情每天领取1至3次。吴凯是副主任医师，专业的医科背景，使他除了日常的管理教育之外，还承担着服刑人员医疗方面的职责。
在这里，打针、换药，收集大小便，这些最平常不过的医护行为，只要稍稍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带来危险。“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我患上急性阑尾炎时，监区长亲自为我做手术，每天给我换药，一换就是3个月。”服刑人员钟华感激地说，“监区长这样用心地照顾我，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艾滋病人”。
唐金彪说，手术过程中的风险给医护人员和民警带来的压力用语言难以描述。有一次，他陪同一名医护人员为一名服刑人员手术，手术过程中抽管时服刑人员的血径直冒出来。“几乎是喷射状往外涌，我当时本能反应退后好几步。”
为了避免医务人员以及其他民警与服刑人员因体液传播染病，监区制定了严格的《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处置预案》。陈永军告诉记者，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职业安全防护和职业暴露后急救基本常识，因为事关自己的生命健康，他们会积极地开展经常性应急演练。
据了解，艾滋病晚期服刑人员很容易并发结核、肝炎等传染病，监区民警冒着可能随时被传染的巨大风险，每月组织患者会诊。7年的时间里，常州监狱32监区共完成60000余艾滋病犯的门诊工作，为105人进了抗病毒治疗，抢救颅脑外伤、手外伤、心脏病、重度贫血等重症患者38人次，肺结核隔离治疗18人次，累计静脉采样5000余人次。
服刑人员也需要法律援助
2010年2月25日，服刑人员徐汇收到法院寄来其妻子朱莉的离婚诉讼状。朱莉请求法院判决二人离婚，并获得儿子抚养权。
当时距离开庭还有一个月，徐汇向监区管理部门寻求帮助，唐金彪应下了这份差事。
徐汇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唐金彪。1979年出生的徐汇在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前，还曾服刑过。徐汇在第一次服刑期间，在狱中照顾过朱莉的哥哥，为了报答徐汇，对方将自己的亲妹妹介绍给徐汇。徐汇与朱莉婚后生了儿子，但感情一直不和，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分居。他们没有共同财产却有一屁股债务。
徐汇知道，这个离婚官司怎么打都是会输，按照法律规定，儿子肯定不会判给他。“我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坏了，我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如果我是法官我也会把儿子判给她的。可是，我家已经四代单传了，除了儿子我们家还有什么呢？我的父母也有能力抚养我儿子。”徐汇恳求唐金彪帮助自己，坚持自己只要儿子。
“我立即安排他打亲情电话，叫他的父母帮他聘请律师，全权委托以前帮他处理交通事故时聘请的律师参与诉讼。”唐金彪告诉记者，他将徐汇正在服刑的情况告知法院，并请求法院到监狱来开庭审理。
开庭那天，徐汇家乡法院的2名法官、原告朱莉及其律师、徐汇的律师一行5人来到了监区开庭。回忆当天的情形，唐金彪显得有些兴奋，他从徐汇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为证人向法院和朱莉一方阐述了自己的个人观点。
整个庭审进行了十多分钟，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不久，法院将判决书寄给了徐汇，得知法院完全采纳了唐金彪的建议，自己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他向唐金彪承诺，会安心改造不会有任何违规违纪行为。
像这样的离婚案件法律援助，唐金彪处理过多起。他认为，服刑人员虽然因犯罪失去人身自由，但民事权利该有的仍要给予保障。 驻常州监狱检察室的检察官也会参与其中。“服刑人员的离婚类官司，帮助起来容易的多，但有些民事权利保障问题，却让人很头疼。”驻监检察室主任潘峰告诉记者，有的服刑人员家里遇到拆迁，服刑人员本人不可能出面跟拆迁部门争取利益，有些工作又和监区和以及检察室职能无关，导致服刑人员的民事权利受损。他希望，未来能在对服刑人员民事权利保障方面多做些推动工作。
促成保外就医是最大难题
当听到父母拒绝签字接受自己回家的时候，张宝绝望地流下了眼泪。
今年35岁的张宝是四川人。有一年在河南打工时，张宝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
“老婆和我离婚了。只有一个女儿，也被山洪冲走了，找不着了。”2008年，张宝因为盗窃电缆被判刑。一年后，情绪消沉的张宝发病，经常发高烧，监区治疗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我们为他启动了保外就医。可是他的父母不同意接受他，当地的相关部门也不愿接收他。”2009年的中秋节，监区民警前往四川，找到张宝的父母，做通了老人家的工作。又找到了乡政府，把张宝的情况如实汇报。当地的疾控部门表示没有治疗条件而拒绝接受张宝回乡时，监区民警表示，张宝的治疗药物，三十二监区可以提供。“在他的老家跑了整整八九天，他们终于都被打动了。”
“长久以来，社会上对艾滋病普遍存在一种恐惧、歧视甚至扭曲的认识，导致一些病情严重的艾滋病服刑人员在启动保外就医程序时，往往因家属、地方相关机构迫于经济负担和社会舆论压力而不予接受，常常得不到更好的医疗救助。”潘峰在对保外就医艾滋病罪犯回访中了解到，亲人的绝情，社会的拒绝和冷漠比死亡更可怕，保外就医之路对于艾滋病罪犯来说，格外艰难。
保外就医是监外执行的一种。根据法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身患严重疾病的，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可准保外就医。记者了解到，艾滋病发病晚期的病人，按照法律规定，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是，由于绝大多数艾滋病罪犯系云、贵、川老少边区的，他们居住在偏僻的山区，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经济相对贫穷落后，有些生活习惯野蛮粗暴，常州监狱艾滋病监区成立三年多来，对艾滋病罪犯保外就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重障碍。
“法律法规在保外就医方面存在的盲区在这里体现特别明显。”唐金彪解释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监狱“应当填写《罪犯保外就医征求意见书》，征求罪犯家属所在公安机关意见，并与罪犯家属联系，办理取保手续。取保人应当具备管束和教育保外就医罪犯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取保人资格由公安机关负责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罪犯家属”通常是指罪犯的配偶、父母、子女，最多放宽到兄弟姐妹。事实上，相当一部分艾滋病罪犯没有司法实践中规定的“罪犯家属”，这就意味着他们因没有“家属”做担保人而不能够保外就医。
“这部分罪犯系孤儿的较多，他们从小背井离乡，浪迹江湖，有些已经离开户籍所在地十多年，有的罪犯户籍所在的村委会、居委会、派出所认为他们失踪或已经死亡了。”唐金彪补充说。
据统计，为了将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服刑人员送回家，2008年以来，三十二监区共安排警力180余人次，累计行程120余万公里，远赴内蒙古、新疆等十余个省份。目前已成功办理65个服刑人员的保外就医工作。
派驻检察室推动监区二期工程建设
“常常看到这位检察官来我们这里。”服刑人员刘强说，坐在记者旁边的是常州市天目湖地区检察院驻常州监狱检察室检察官王平，上次见到王平时，他就在距离自己不远处与一个服刑人员谈话。
这个狱友就是42岁的王坤，因为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4年5月26日，王平在例行巡视时接到一份来自服刑人员王坤的投诉，大致意思是，有个与他同时入狱的人，刑期也相同，对方出狱了，自己还被关押，怀疑监狱有问题。当着王平的面和其亲属的面，监狱民警向王坤展示了“全程留痕”的执法记录，原来先出去的那人羁押时间折抵了部分刑期。
王平告诉记者，他从事这份工作已经30年了，每周都会到艾滋病监区巡视一番。巡视情况，包括收到的每一次投诉意见，处理过程等，王平都记录在一个本子上，长年累月工作下来，本子用完了数十个。
在常州天目湖地区检察院驻常州监狱检察室，主任潘峰向《方圆》记者介绍，“我们主要监督民警是否公正执法、罪犯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监狱所有信息，包括所有监控，我在这都能看到；监狱大门对我们也是完全敞开，我们随时可以突击检查。监狱的每一份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我们都必须审查，监狱才能向法院呈报。”
记者了解到，在检察室的督促下，监狱制定出台了《艾滋病罪犯减刑假释办法》等多种规范，还促成监狱对于假释、保外就医、刑满释放的艾滋病罪犯均送返原籍地并与当地司法机关办理交接手续，实现与社会的“无缝化对接”，有效防止了脱管、漏管。
在服刑人员离开监狱前，检察室与监狱会组织集体宣誓活动，让服刑人员签订承诺书保证“感染到我为止”。潘峰颇为自豪的是，近年来，该艾滋病监区实现了零脱逃、零死亡、零感染他人、零重新犯罪的目标。
驻常州监狱检察室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针对实际收押能力不足和投送量日益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我们深入艾滋病监区开展了关押和监管现状调研，了解掌握实际情况。”潘峰介绍说，在进行风险研判后，检察室形成了一份关于监区亟须扩建的情况反映，之后，常州市政法委书记、常州市院检察长一行到艾滋病监区调研，使得艾滋病监区二期已投入使用。
目前，天目湖地区检察院驻常州监狱检察室共有6名检察官。“我们的人还是太少，有很多工作想得到，却分身乏术。”潘峰遗憾地说，关于服刑人员民事权利保障的很多工作点，前两年就思考过很多，至今却没能抽出人手和时间去落实，“常州监狱有四十多个监区，每周各个监区巡视工作，就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文中服刑人员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