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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卓先生辞世时，我在日本讲学，回国后方从友人处得到消息，万千感慨顿然袭上心头。永别了，不倦不屈地追求理想的诗魂！
自少时起，我便喜欢诗歌，李、杜、苏、辛时时咏唱，普希金、贝多菲、雪萊、惠特曼的名篇也偶尔吟哦，但对于中国的现代自由诗却提不起兴趣，以为是散文分行，情韵寡然，在我的记忆库里实在找不出几首新诗。这种对新诗的偏颇之见发生改变，因于结识曾卓。
约在1978年初，我到武汉话剧院干过几个月“工作队”。由于厌倦“政治斗争”，我抛下工作队的任务于不顾，成天参与研戏、排戏，因此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但我仍乐此不疲。在自找的“研戏”过程中，结识了马奕、金奇、陈旷、胡庆树、晏修华、鄢继烈等一批演员、编导。大家熟悉以后，他们便向我透露：话剧院有一位靠边站的编剧，是“胡风分子”，很有才气，六十年代话剧院上演的《江姐》就出自他的手笔。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是一个“鲁迅迷”，从鲁迅晚期杂文中略知胡风，并读到一些胡风的文论与诗作，感觉胡风的思路文脉颇与鲁迅相通，虽然那时胡风被视为“反革命”，还是“集团”之首，但私心对胡风却隐怀敬意。既然话剧院藏着一位“胡风分子”，便想一睹其人，于是找机会与之在院内一处偏僻小屋见面。记得来人瘦削，五十多岁（恰比我年长二十），脸上皱纹深刻，目光炯炯，气度于平和中蕴藏尊严。我们握手后，他用地道的武汉话自我介绍：“我叫曾卓，话剧院曾经的编剧。”我笑答：“你是话剧院最有才华的编剧，现在暂时闲置。”我们的交谈内容已然失忆，但彼此视为可交，却是无疑的。此后十多年，曾卓的境遇大有改善，我的工作单位也更换三次，但曾卓总能找到新通讯处，约我前往汉口聚会。在这些年月里，我了解到他的不凡身世，记住了他的卓异诗篇，而且两者完全融为一体，真正是“诗如其人”。自此，我对新诗有了新的认识。
老水手坐在岩石上
敞开衣襟，像敞开他的心
面向大海
……
他怀念大海，向往大海：
风暴、巨浪、暗礁，漩涡
和死亡搏斗而战胜死亡
（《老水手的歌》）
这是曾卓的诗，也是曾卓的人生。老水手就是曾卓，曾卓就是搏击于大海洪涛巨浪间的老水手。
老水手告诉我们：“大海”是“梦想的象征，有时是生活的象征，有时是生命的象征”：
我渴望去过一种不平凡的生活，去与恶人斗争，去经历风浪，去征服海洋……（《我为什么常常写海》）
老水手还告诉我们：
诗人必须在生活的洪流中去沐浴自己的灵魂。必须心中有光，才能在生活中看到诗，才能在诗中照亮他所歌唱的生活。
曾卓的诗，是从心中喷涌出来的，这鲜血般的诗之所以炽烈，是因为他“心中有光”。从青少年时代，曾卓便向往光明，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他不惜一切地追求进步，投身于改变积弱积贫的旧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这种向往与追求，当然包蕴着罗曼蒂克成份，但那种真诚却是坚贞不渝的。中年时代，他遭到重击，被打成“反革命”，似乎陷入万劫不复。然而，曾卓“心中有光”，理想的力量支撑着他走过艰辛的历程。“愤怒出诗人”，逆境中的曾卓，在理想之光烛照下，吟诵出他的最卓越的诗章。
1970年，曾卓用诗歌描摹了一个坚毅的形象：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悬崖边的树》）
这是曾卓的诗，也是曾卓的人生。
悬崖边的树——正是身处万般艰困却坚执理想的诗人的写照，即使将“跌进深谷”，却仍然“要展翅飞翔”。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处于革命时代，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后浪推前浪。革命时代留下的遗产斑驳陆离，辉煌与芜杂并存，将其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是反历史主义的。曾卓是革命时代的产儿，是革命理想精华部分的承袭者，他的坎坷经历和敏锐感受，促成他对革命及其理想作出诗性反思，这得益于他忠实生活，又不懈地追逐理想。曾卓说：
诗人应该有两翼：一翼紧紧依傍着大地，一翼高高地伸向天空。（《诗人的两翼》）
植根于民众社会生活的土壤，追求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远理想，是曾卓诗篇感人的源泉，“两翼说”也是曾卓留给我们的不朽遗嘱。
在清理革命遗产的现时代，在普遍追求实利的现时代，坚执理想崇高性的曾卓尤其显得可贵。
近二十年我游走世界各地，在巴黎、洛杉矶、东京、法兰克福、布鲁塞尔、上海、新加坡的街头，不时可以看见身着切·格瓦拉像Ｔ恤的人们在行走；在天涯海角也能发现献身真善美的新人，表明在理想主义较为稀缺的当代，人类仍然保留着对理想的渴望。而每当涌起关于理想崇高性、理想不可或缺性的遐思之际，必然回响起老水手的歌唱。
自少时起，我便喜欢诗歌，李、杜、苏、辛时时咏唱，普希金、贝多菲、雪萊、惠特曼的名篇也偶尔吟哦，但对于中国的现代自由诗却提不起兴趣，以为是散文分行，情韵寡然，在我的记忆库里实在找不出几首新诗。这种对新诗的偏颇之见发生改变，因于结识曾卓。
约在1978年初，我到武汉话剧院干过几个月“工作队”。由于厌倦“政治斗争”，我抛下工作队的任务于不顾，成天参与研戏、排戏，因此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但我仍乐此不疲。在自找的“研戏”过程中，结识了马奕、金奇、陈旷、胡庆树、晏修华、鄢继烈等一批演员、编导。大家熟悉以后，他们便向我透露：话剧院有一位靠边站的编剧，是“胡风分子”，很有才气，六十年代话剧院上演的《江姐》就出自他的手笔。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是一个“鲁迅迷”，从鲁迅晚期杂文中略知胡风，并读到一些胡风的文论与诗作，感觉胡风的思路文脉颇与鲁迅相通，虽然那时胡风被视为“反革命”，还是“集团”之首，但私心对胡风却隐怀敬意。既然话剧院藏着一位“胡风分子”，便想一睹其人，于是找机会与之在院内一处偏僻小屋见面。记得来人瘦削，五十多岁（恰比我年长二十），脸上皱纹深刻，目光炯炯，气度于平和中蕴藏尊严。我们握手后，他用地道的武汉话自我介绍：“我叫曾卓，话剧院曾经的编剧。”我笑答：“你是话剧院最有才华的编剧，现在暂时闲置。”我们的交谈内容已然失忆，但彼此视为可交，却是无疑的。此后十多年，曾卓的境遇大有改善，我的工作单位也更换三次，但曾卓总能找到新通讯处，约我前往汉口聚会。在这些年月里，我了解到他的不凡身世，记住了他的卓异诗篇，而且两者完全融为一体，真正是“诗如其人”。自此，我对新诗有了新的认识。
老水手坐在岩石上
敞开衣襟，像敞开他的心
面向大海
……
他怀念大海，向往大海：
风暴、巨浪、暗礁，漩涡
和死亡搏斗而战胜死亡
（《老水手的歌》）
这是曾卓的诗，也是曾卓的人生。老水手就是曾卓，曾卓就是搏击于大海洪涛巨浪间的老水手。
老水手告诉我们：“大海”是“梦想的象征，有时是生活的象征，有时是生命的象征”：
我渴望去过一种不平凡的生活，去与恶人斗争，去经历风浪，去征服海洋……（《我为什么常常写海》）
老水手还告诉我们：
诗人必须在生活的洪流中去沐浴自己的灵魂。必须心中有光，才能在生活中看到诗，才能在诗中照亮他所歌唱的生活。
曾卓的诗，是从心中喷涌出来的，这鲜血般的诗之所以炽烈，是因为他“心中有光”。从青少年时代，曾卓便向往光明，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他不惜一切地追求进步，投身于改变积弱积贫的旧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这种向往与追求，当然包蕴着罗曼蒂克成份，但那种真诚却是坚贞不渝的。中年时代，他遭到重击，被打成“反革命”，似乎陷入万劫不复。然而，曾卓“心中有光”，理想的力量支撑着他走过艰辛的历程。“愤怒出诗人”，逆境中的曾卓，在理想之光烛照下，吟诵出他的最卓越的诗章。
1970年，曾卓用诗歌描摹了一个坚毅的形象：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悬崖边的树》）
这是曾卓的诗，也是曾卓的人生。
悬崖边的树——正是身处万般艰困却坚执理想的诗人的写照，即使将“跌进深谷”，却仍然“要展翅飞翔”。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处于革命时代，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后浪推前浪。革命时代留下的遗产斑驳陆离，辉煌与芜杂并存，将其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是反历史主义的。曾卓是革命时代的产儿，是革命理想精华部分的承袭者，他的坎坷经历和敏锐感受，促成他对革命及其理想作出诗性反思，这得益于他忠实生活，又不懈地追逐理想。曾卓说：
诗人应该有两翼：一翼紧紧依傍着大地，一翼高高地伸向天空。（《诗人的两翼》）
植根于民众社会生活的土壤，追求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远理想，是曾卓诗篇感人的源泉，“两翼说”也是曾卓留给我们的不朽遗嘱。
在清理革命遗产的现时代，在普遍追求实利的现时代，坚执理想崇高性的曾卓尤其显得可贵。
近二十年我游走世界各地，在巴黎、洛杉矶、东京、法兰克福、布鲁塞尔、上海、新加坡的街头，不时可以看见身着切·格瓦拉像Ｔ恤的人们在行走；在天涯海角也能发现献身真善美的新人，表明在理想主义较为稀缺的当代，人类仍然保留着对理想的渴望。而每当涌起关于理想崇高性、理想不可或缺性的遐思之际，必然回响起老水手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