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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初次见面，是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期间，由傅斯年的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相识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大约是在1915年春，那时，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班读书，彼时，傅斯年20岁，陈寅恪26岁。
两个人再度重逢，是在德国柏林大学，时间大约是在1923年秋。两人同在柏林大学求学，而且，也因为与陈寅恪重逢，受到陈寅恪的影响，傅斯年的治学方向转向了语言文字比较学这一领域，二人在心灵上相互走近，并在学术上成为同路人。二人在德国留学时，生活非常贫困，但他们互相照顾，共渡难关。
二人结束留学生活后双双归国，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而陈寅恪则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1928年10月14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史语所所长，从此迎来了“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履新不久，傅斯年就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出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陈寅恪欣然同意。正是因为陈寅恪的加盟，史语所才将“内阁大档”购买到史语所名下，使这一珍贵资料得以保存，并汇集成《明清史料》公诸于世。1933年，史语所迁到上海，陈寅恪仍留在清华大学任教。
二人又一次相聚，则是几年以后在昆明了。史语所先迁上海，再迁南京，再迁长沙，再迁昆明。而陈寅恪也在抗战爆发后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住进了史语所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当时的昆明，常遭日机轰炸，所以天天得“跑警报”。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也患眼疾，行动不便，于是，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向外跑时，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体跑到楼上，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到楼下，送进防空洞里，这才放心。
1939年，陈寅恪收到英国牛津大学汉学院教授聘书，决定去牛津大学讲汉学。但走到香港后因欧战爆发，地中海不通航，无奈返回西南联大。1940年夏，听说欧洲方面战况好转，陈寅恪一家再度启程赴英国，但走到香港，被告知因时局关系需延期一年。此时，史语所已迁到四川李庄，傅斯年便致信陈寅恪，邀其到李庄史语所任职。但此时，陈寅恪一家已一贫如洗，连回川的路费都没有了，便写信向傅斯年求助。傅斯年接信后，便想方设法为陈寅恪筹集路费。多方奔走无果后，只好与西南联大的杨振声协商，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支3000元，汇给陈寅恪。但款尚未汇到，日军就攻陷了香港，陈寅恪一家由此陷入了绝境。直到1942年5月5日，全家才悄悄逃离香港，一路跋涉到了桂林。傅斯年去信邀请陈寅恪到四川李庄，出任当时设在李庄的史语所专任研究员。那时的陈寅恪，眼疾已经很严重了，而且此前经历了一番离乱奔波，所以就以身体状况不允许为由谢绝了。后来，陈寅恪转入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从此与李庄擦肩而过。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带着史语所返回南京，而陈寅恪则重返清华大学执教。但没过多久，解放战争爆发。在北平即将解放之前，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个“抢救学人”计划，将陈寅恪“抢救”到南京。但陈寅恪在南京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到上海了，随后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留在了大陆。而傅斯年则带着史语所去了台湾，成为台大校长。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参加会议时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讲台上，抢救无效去世。得知消息的陈寅恪写了一首诗来悼念傅斯年：“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1969年10月7日晨，陈寅恪在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两个旷世天才的人生际遇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
两个人再度重逢，是在德国柏林大学，时间大约是在1923年秋。两人同在柏林大学求学，而且，也因为与陈寅恪重逢，受到陈寅恪的影响，傅斯年的治学方向转向了语言文字比较学这一领域，二人在心灵上相互走近，并在学术上成为同路人。二人在德国留学时，生活非常贫困，但他们互相照顾，共渡难关。
二人结束留学生活后双双归国，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而陈寅恪则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1928年10月14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史语所所长，从此迎来了“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履新不久，傅斯年就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出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陈寅恪欣然同意。正是因为陈寅恪的加盟，史语所才将“内阁大档”购买到史语所名下，使这一珍贵资料得以保存，并汇集成《明清史料》公诸于世。1933年，史语所迁到上海，陈寅恪仍留在清华大学任教。
二人又一次相聚，则是几年以后在昆明了。史语所先迁上海，再迁南京，再迁长沙，再迁昆明。而陈寅恪也在抗战爆发后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住进了史语所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当时的昆明，常遭日机轰炸，所以天天得“跑警报”。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也患眼疾，行动不便，于是，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向外跑时，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体跑到楼上，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到楼下，送进防空洞里，这才放心。
1939年，陈寅恪收到英国牛津大学汉学院教授聘书，决定去牛津大学讲汉学。但走到香港后因欧战爆发，地中海不通航，无奈返回西南联大。1940年夏，听说欧洲方面战况好转，陈寅恪一家再度启程赴英国，但走到香港，被告知因时局关系需延期一年。此时，史语所已迁到四川李庄，傅斯年便致信陈寅恪，邀其到李庄史语所任职。但此时，陈寅恪一家已一贫如洗，连回川的路费都没有了，便写信向傅斯年求助。傅斯年接信后，便想方设法为陈寅恪筹集路费。多方奔走无果后，只好与西南联大的杨振声协商，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支3000元，汇给陈寅恪。但款尚未汇到，日军就攻陷了香港，陈寅恪一家由此陷入了绝境。直到1942年5月5日，全家才悄悄逃离香港，一路跋涉到了桂林。傅斯年去信邀请陈寅恪到四川李庄，出任当时设在李庄的史语所专任研究员。那时的陈寅恪，眼疾已经很严重了，而且此前经历了一番离乱奔波，所以就以身体状况不允许为由谢绝了。后来，陈寅恪转入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从此与李庄擦肩而过。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带着史语所返回南京，而陈寅恪则重返清华大学执教。但没过多久，解放战争爆发。在北平即将解放之前，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个“抢救学人”计划，将陈寅恪“抢救”到南京。但陈寅恪在南京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到上海了，随后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留在了大陆。而傅斯年则带着史语所去了台湾，成为台大校长。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参加会议时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讲台上，抢救无效去世。得知消息的陈寅恪写了一首诗来悼念傅斯年：“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1969年10月7日晨，陈寅恪在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两个旷世天才的人生际遇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