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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从一开始就超出社会学学科的领域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尤其是将其放在唯物史观下进行科学地审视和分析是重要的理论课题。从对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涵义入手，对他由新教伦理向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推移过程进行了考察，为了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唯物史观下的重新审视，还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经济形式
1 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涵义
在这里韦伯应用了他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概念，“假如有某种对象，既用得上这样的名称又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对象就只能是个‘历史实体’（HistorischesIndividuum ），也就是说那必定是个在历史真实当中的各种关联的复合体，是我们就其文化意义的观点在概念上总绾成一个整体的那种实体。”因而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他所特指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实际上，韦伯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的人的精神气质；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具体的定义是一件困难和不讨好的事情，甚至韦伯也并没有冒然去做这项工作，而只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美国文化览胜》中的几段文字来供人体察。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所谓资本主义的人的精神气质大致包括：诚实、守时、勤奋和节俭；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及其两个基础，事务与家庭的分离、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
2 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催生
让韦伯产生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内在关系的想法的是他对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一个各种宗派信仰混杂之处，只消一瞥其职业统计，往往便会发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此一现象在天主教的报章与文献及德国的天主教会议席上一再引起热烈的讨论，那就是：在近代企业中，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教新教的色彩”。
对这种情况的出现韦伯首先排除了了历史因素的作用，即新教的后代继承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在十六世纪，古老帝国中一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大部分富庶城镇），都转向了新教。但韦伯认为这只是对一种历史事实的客观表述，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根本解释，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接着韦伯列举了下列事实：“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从近代的，特别是为了技术研习与工商职业做准备且一般而言为了迎合市民的营利生活之故所设的特定的学校——诸如实业高中、实业中学、高等小学——毕业的百分比，同样也明显远远落后于新教徒，然而提供人文高教的预备教育却是他们所偏好的”。“天主教徒的雇工显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业里的强烈愿望，所以比较多成为工匠师傅，而基督新教徒则相对较多流入工厂，为的是在这儿占有熟练劳工层与工业经理层的高阶位置”。韦伯认为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随后，韦伯开始从正面论证新教伦理如何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加尔文教以及其他新教教派的最核心的教义是预定论，即得到上帝恩宠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这首先排除了神秘主义，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作法都当做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也被完全排除。这样一来，加尔文教将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禁欲主义。预定论的关键正在于此，“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一信念必须在世俗活动中得到证明。世俗活动就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能否博取上帝的青睐即是衡量一项职业是否有用度的标准，但道德标准则是更为主要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以它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来作为衡量尺度。同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的多寡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在清教徒看来，上帝创造一切并设定了一切，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末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末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切不可为肉体的罪孽而如此”。最后一句话是特别重要的，它不但点明了新教是反对奢侈浪费甚至是反对人生的一切享乐的，而且在客观上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这种获利的自由与消费的限制结合到一起时，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会产生资本积累的结果；而强加在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则促成资本被用于生产性质的投资，进而增加财富的总量”。在资本的积累的扩大再生产上新教伦理也暗合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由此，新教的教义开始促使它的信徒渐渐具备了上面曾提到过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因为只有这种气质才能达到教义所推崇的目标：为了荣耀上帝在工作中取得尽可能大的成功。上述资本主义的特征也在此过程中慢慢建立了起来。
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关系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关系上韦伯是反对唯物主义的解释的。较为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对此，……大家只要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是在马萨诸塞，无疑，资本主义精神早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了。１６３２年，对于新英格兰不同于美国其他地方的那种精打细算的谋利方式已经出现抱怨了。另外，新英格兰毗邻的殖民地以及较后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南方各州，资本主义远没有如在新英格兰地区那么发达。尽管这些殖民地大都是由商业动机建立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由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帮助下建立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关系却与唯物主义观点正好颠倒了”。在这里，韦伯是按这样的逻辑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的：如果说经济形式是宗教伦理（一种上层建筑）的基础，那么前者肯定要出现于后者之前。在他所举的上述例子中，显然是不符合他的逻辑的。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我们一再发现这种逻辑的运用。“当时极具资本主义特征的是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这是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这种态度在伦理道德上是不被认可的，最多只能得到容忍。但是，在十八世纪宾夕法尼亚那狭小的资产阶级环境中，因为缺乏货币，商业经常被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中去了。在那里，几乎看不见任何大型企业，只能看到一些银行的雏形。但在这种情况下，营利却被视为道德行动的本质，甚至被当作是一种责任。在那里，上层建筑中物质状况的反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当然，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比，韦伯的思想不是赞成与反对变换了一下位置。认为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根本相反的命题，即用宗教来说明经济，而不是相反，用经济来解释宗教，这一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用韦伯自己的话来作一下说明：“这里，我们只是尝试性地对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究，确定了这一事实和方向，虽然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当并且必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以及其特征上又是如何受到整个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的。通常来说，现代人，哪怕拥有最美好的愿望，也不能准确的看清宗教思想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于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影响。可是，以对文化、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因为任何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可是，假如并不单单是做准备，而是通过作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能将历史的真理揭示出来”。
4 唯物史观下对韦伯新教伦理的重新审视
在这里仍然很有必要将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放在下面：“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一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解释中，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最正确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关系判断的不当之处不在于前面提到的他的逻辑运用，而是在于他并没有获得对“存在”这一概念的唯物史观下的准确理解。“存在”并不一定就是可观察的。表面上看，经济形式出现在新教伦理之后，是由新教伦理促发的。而其实经济形式在此前就已经“存在”了，确切的说是作为一种趋势存在着，正是这一趋势在众多的社会因素中看中了新教伦理，于是新教伦理才得以从社会庞杂的文化现象中显露出来，最终从表面上催生了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其实韦伯本人也是有所觉察的。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卑鄙无耻被奉为真理，但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教会已经与这些财政势力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政治关系。“为获利而获利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无耻的行为，这种行为之所以被容忍，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世生活存在一些不可改变的需求”。这些“不可改变的需求”韦伯并未认真地深入地追究下去，这也恰恰是他漏洞形成的原因。这些需求正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正是这些需求最终促成了宗教改革，从而使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宗教形式的出现，不是宗教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恰恰相反，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抛弃了旧的宗教形式而催生了有利于自身的各种新教教派。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龙婧,译,群言出版社，2007.
［3］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Ｍ］．葛智强等,译,译文出版社，2005.
［4］闵丽.论基督新教伦理的思想实质［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经济形式
1 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涵义
在这里韦伯应用了他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概念，“假如有某种对象，既用得上这样的名称又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对象就只能是个‘历史实体’（HistorischesIndividuum ），也就是说那必定是个在历史真实当中的各种关联的复合体，是我们就其文化意义的观点在概念上总绾成一个整体的那种实体。”因而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他所特指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实际上，韦伯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的人的精神气质；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具体的定义是一件困难和不讨好的事情，甚至韦伯也并没有冒然去做这项工作，而只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美国文化览胜》中的几段文字来供人体察。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所谓资本主义的人的精神气质大致包括：诚实、守时、勤奋和节俭；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及其两个基础，事务与家庭的分离、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
2 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催生
让韦伯产生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内在关系的想法的是他对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一个各种宗派信仰混杂之处，只消一瞥其职业统计，往往便会发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此一现象在天主教的报章与文献及德国的天主教会议席上一再引起热烈的讨论，那就是：在近代企业中，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教新教的色彩”。
对这种情况的出现韦伯首先排除了了历史因素的作用，即新教的后代继承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在十六世纪，古老帝国中一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大部分富庶城镇），都转向了新教。但韦伯认为这只是对一种历史事实的客观表述，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根本解释，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接着韦伯列举了下列事实：“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从近代的，特别是为了技术研习与工商职业做准备且一般而言为了迎合市民的营利生活之故所设的特定的学校——诸如实业高中、实业中学、高等小学——毕业的百分比，同样也明显远远落后于新教徒，然而提供人文高教的预备教育却是他们所偏好的”。“天主教徒的雇工显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业里的强烈愿望，所以比较多成为工匠师傅，而基督新教徒则相对较多流入工厂，为的是在这儿占有熟练劳工层与工业经理层的高阶位置”。韦伯认为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随后，韦伯开始从正面论证新教伦理如何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加尔文教以及其他新教教派的最核心的教义是预定论，即得到上帝恩宠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这首先排除了神秘主义，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作法都当做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也被完全排除。这样一来，加尔文教将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禁欲主义。预定论的关键正在于此，“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一信念必须在世俗活动中得到证明。世俗活动就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能否博取上帝的青睐即是衡量一项职业是否有用度的标准，但道德标准则是更为主要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以它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来作为衡量尺度。同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的多寡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在清教徒看来，上帝创造一切并设定了一切，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末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末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切不可为肉体的罪孽而如此”。最后一句话是特别重要的，它不但点明了新教是反对奢侈浪费甚至是反对人生的一切享乐的，而且在客观上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这种获利的自由与消费的限制结合到一起时，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会产生资本积累的结果；而强加在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则促成资本被用于生产性质的投资，进而增加财富的总量”。在资本的积累的扩大再生产上新教伦理也暗合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由此，新教的教义开始促使它的信徒渐渐具备了上面曾提到过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因为只有这种气质才能达到教义所推崇的目标：为了荣耀上帝在工作中取得尽可能大的成功。上述资本主义的特征也在此过程中慢慢建立了起来。
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关系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关系上韦伯是反对唯物主义的解释的。较为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对此，……大家只要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是在马萨诸塞，无疑，资本主义精神早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了。１６３２年，对于新英格兰不同于美国其他地方的那种精打细算的谋利方式已经出现抱怨了。另外，新英格兰毗邻的殖民地以及较后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南方各州，资本主义远没有如在新英格兰地区那么发达。尽管这些殖民地大都是由商业动机建立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由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帮助下建立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关系却与唯物主义观点正好颠倒了”。在这里，韦伯是按这样的逻辑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的：如果说经济形式是宗教伦理（一种上层建筑）的基础，那么前者肯定要出现于后者之前。在他所举的上述例子中，显然是不符合他的逻辑的。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我们一再发现这种逻辑的运用。“当时极具资本主义特征的是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这是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这种态度在伦理道德上是不被认可的，最多只能得到容忍。但是，在十八世纪宾夕法尼亚那狭小的资产阶级环境中，因为缺乏货币，商业经常被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中去了。在那里，几乎看不见任何大型企业，只能看到一些银行的雏形。但在这种情况下，营利却被视为道德行动的本质，甚至被当作是一种责任。在那里，上层建筑中物质状况的反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当然，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比，韦伯的思想不是赞成与反对变换了一下位置。认为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根本相反的命题，即用宗教来说明经济，而不是相反，用经济来解释宗教，这一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用韦伯自己的话来作一下说明：“这里，我们只是尝试性地对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究，确定了这一事实和方向，虽然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当并且必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以及其特征上又是如何受到整个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的。通常来说，现代人，哪怕拥有最美好的愿望，也不能准确的看清宗教思想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于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影响。可是，以对文化、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因为任何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可是，假如并不单单是做准备，而是通过作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能将历史的真理揭示出来”。
4 唯物史观下对韦伯新教伦理的重新审视
在这里仍然很有必要将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放在下面：“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一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解释中，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最正确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关系判断的不当之处不在于前面提到的他的逻辑运用，而是在于他并没有获得对“存在”这一概念的唯物史观下的准确理解。“存在”并不一定就是可观察的。表面上看，经济形式出现在新教伦理之后，是由新教伦理促发的。而其实经济形式在此前就已经“存在”了，确切的说是作为一种趋势存在着，正是这一趋势在众多的社会因素中看中了新教伦理，于是新教伦理才得以从社会庞杂的文化现象中显露出来，最终从表面上催生了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其实韦伯本人也是有所觉察的。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卑鄙无耻被奉为真理，但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教会已经与这些财政势力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政治关系。“为获利而获利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无耻的行为，这种行为之所以被容忍，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世生活存在一些不可改变的需求”。这些“不可改变的需求”韦伯并未认真地深入地追究下去，这也恰恰是他漏洞形成的原因。这些需求正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正是这些需求最终促成了宗教改革，从而使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宗教形式的出现，不是宗教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恰恰相反，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抛弃了旧的宗教形式而催生了有利于自身的各种新教教派。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龙婧,译,群言出版社，2007.
［3］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Ｍ］．葛智强等,译,译文出版社，2005.
［4］闵丽.论基督新教伦理的思想实质［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