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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学史，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泰勒的《英国文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经典著作。这类勃兴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史，通过将文学的发展与种族、环境、时代的语境状况相勾连，对于塑造民族认同或是勾勒时代心理，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十九世纪广受关注的一种知识门类，文学史的兴起，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尤其是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著述密不可分。
晚清以降，文学史这一全新的著述形式，部分以日本为中介，开始进入中国。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一九0四年初清廷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在文学科大学专设“中国文学门”，并提醒其中的“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中国文学史》之意，“自行编纂讲授”；很快，大学堂讲习林传甲即根据《章程》亦步亦趋地编出了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此书的制作方式，如同一则寓言，此后，中国学者的文学史写作，便几乎与大学制度结下不解之缘：无论是黄人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中国文学史》（一九0五），还是鲁迅堪称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三），或者王瑶具有学科奠基意味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九五三），皆与他们在大学里的教书事业息息相关。
与众多欧西事物的“迁地弗良”不同，文学史这一著述形式进入中国之后，很快便落地生根，而今已变得枝繁叶茂。欧洲十九世纪兴盛一时的文学史，在十九世纪末即遭遇了来自审美主义的质疑；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学院占据主流的“新批评”更是公然拒绝文学史；尽管后来随着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研究路径的展开，文学史一度有复兴之势，但对这一学科进行理论反思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近些年来，在日益强调“微观”“异质”“多元”的后现代学术情境之下，试图将文学的过去叙述成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的文学史，其方法与前提皆饱受质疑；而在欧美大学的文学课程中，文学史也早已退出了教学的中心。然而，时至今日，名目繁多的各类文学史，如“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等，却依然是中国大学（尤其是中文系）文学课程中的重头戏。大学里的课程设置自然催生出一大批文学史的教材、专著，在出版业的推波助澜之下，文学史俨然已发展出一条拥有源源不断的作者、产品和读者的完整产业链，成为知识界难以忽视，同时也难以“消化”的庞大家族。
陈平原的近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即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针对目前中国学界依然存在的文学史迷思，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史与大学教育之问的“纠葛”，所做的回顾与反思之作。在作者看来，文学史在二十世紀中国的确立和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因此，“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507页，下文引用此书时只注页码）。相对于对文学史的书写形态和理论预设进行内在的学理探讨，本书更着重于勾勒和辨析文学史在中国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即百年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作者视野所及，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从三十年代的民国老大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台大、港中大，从晚清教会大学的文学教授到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四老”，几乎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史的巡礼。该书的核心问题是：随着中国向西式教育体系的转化，以及一九一九年之后新文化人从文学革命转向“整理国故”，系统化的“文学史”取代了注重“辞章之学”的传统文学教育，这一话语体系的急遽变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对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造成了何种影响？得失如何？以及在具体的教授与学人身上，面对此种汹涌而来的现代化大潮，又有何种应对措施？
九十年代以来，受学术史研究思潮以及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对文学史书写背后的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探讨，中文学术界已有不少专论陆续问世，如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二00二）、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二00四）等；此外，陈广宏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二0一七），则对晚清以降若干重要文学史著作的体式和来源，进行了详尽的考辨。作为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引领者，陈平原对文学史的关注与反思由来已久。与前述作者主要分析具体的文学史书写文本，进而反思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形式和知识体系的利弊得失不同，陈平原对“文学史”的考察，除了学术史的视野之外，始终伴随着教育史的维度。将教育体制引入对文学史的讨论，不是理论推衍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现象的经验观察。收入本书的十二篇论文中，最早的一篇是作者在王瑶先生晚年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课题下的作品——《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九九三），在此文中，作者通过追问鲁迅晚年为何最终未能编出一部《中国文学史》，提出了如下论断：“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354页），因此，鲁迅晚年文学史著述的中断，与其学界边缘的位置有关。这一关于文学史著述与新式教育体制之依存关系的历史观察，很快上升为一种方法上的自觉；此后，在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夹缝中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成为陈平原关注这一课题的重要视角，这在他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九九八）、《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九九九）、《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二00五）、《假如没有文学史……》（二0一一）等著作的相关讨论中，皆有所体现；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二0一一年初版，二0一六年增订）一书，则堪称这一方法的总结和集大成者——增订本新增了副标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使得这一宗旨和方法更为显豁。
将教育史的维度引入对“文学史”之学科建构的探讨，在陈平原这里，既是一种因历史观察而来的方法自觉，同时也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文学教育是陈平原所寄身同时又密切关注和反思的现代学院体制的重要功能之一。与文学史一样，现代中国的大学制度，同样是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对这一制度的得失及其改革方向的讨论，至今仍然是知识界密切关注的现实议题。对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现状及出路的探究和思考，是陈平原近年来用力甚勤的领域，这不仅是他面向公众发言的重要议题，也是他所着力经营的学术课题之一。近年来陆续出版的陈平原“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即是他在这一领域孜孜耕耘的成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不仅可视为陈平原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的延续和总结，他在此书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史的巡礼，对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方式的反思，以及对何谓“理想的文学教育”的探询，同时也构成了他面向现实发言的历史资源和学理基础，可以与他近年持续发出的关于中国大学改革问题的论述和建言，互相参看。
晚清以降，文学史这一全新的著述形式，部分以日本为中介，开始进入中国。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一九0四年初清廷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在文学科大学专设“中国文学门”，并提醒其中的“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中国文学史》之意，“自行编纂讲授”；很快，大学堂讲习林传甲即根据《章程》亦步亦趋地编出了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此书的制作方式，如同一则寓言，此后，中国学者的文学史写作，便几乎与大学制度结下不解之缘：无论是黄人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中国文学史》（一九0五），还是鲁迅堪称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三），或者王瑶具有学科奠基意味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九五三），皆与他们在大学里的教书事业息息相关。
与众多欧西事物的“迁地弗良”不同，文学史这一著述形式进入中国之后，很快便落地生根，而今已变得枝繁叶茂。欧洲十九世纪兴盛一时的文学史，在十九世纪末即遭遇了来自审美主义的质疑；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学院占据主流的“新批评”更是公然拒绝文学史；尽管后来随着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研究路径的展开，文学史一度有复兴之势，但对这一学科进行理论反思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近些年来，在日益强调“微观”“异质”“多元”的后现代学术情境之下，试图将文学的过去叙述成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的文学史，其方法与前提皆饱受质疑；而在欧美大学的文学课程中，文学史也早已退出了教学的中心。然而，时至今日，名目繁多的各类文学史，如“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等，却依然是中国大学（尤其是中文系）文学课程中的重头戏。大学里的课程设置自然催生出一大批文学史的教材、专著，在出版业的推波助澜之下，文学史俨然已发展出一条拥有源源不断的作者、产品和读者的完整产业链，成为知识界难以忽视，同时也难以“消化”的庞大家族。
陈平原的近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即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针对目前中国学界依然存在的文学史迷思，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史与大学教育之问的“纠葛”，所做的回顾与反思之作。在作者看来，文学史在二十世紀中国的确立和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因此，“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507页，下文引用此书时只注页码）。相对于对文学史的书写形态和理论预设进行内在的学理探讨，本书更着重于勾勒和辨析文学史在中国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即百年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作者视野所及，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从三十年代的民国老大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台大、港中大，从晚清教会大学的文学教授到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四老”，几乎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史的巡礼。该书的核心问题是：随着中国向西式教育体系的转化，以及一九一九年之后新文化人从文学革命转向“整理国故”，系统化的“文学史”取代了注重“辞章之学”的传统文学教育，这一话语体系的急遽变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对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造成了何种影响？得失如何？以及在具体的教授与学人身上，面对此种汹涌而来的现代化大潮，又有何种应对措施？
九十年代以来，受学术史研究思潮以及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对文学史书写背后的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探讨，中文学术界已有不少专论陆续问世，如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二00二）、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二00四）等；此外，陈广宏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二0一七），则对晚清以降若干重要文学史著作的体式和来源，进行了详尽的考辨。作为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引领者，陈平原对文学史的关注与反思由来已久。与前述作者主要分析具体的文学史书写文本，进而反思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形式和知识体系的利弊得失不同，陈平原对“文学史”的考察，除了学术史的视野之外，始终伴随着教育史的维度。将教育体制引入对文学史的讨论，不是理论推衍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现象的经验观察。收入本书的十二篇论文中，最早的一篇是作者在王瑶先生晚年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课题下的作品——《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九九三），在此文中，作者通过追问鲁迅晚年为何最终未能编出一部《中国文学史》，提出了如下论断：“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354页），因此，鲁迅晚年文学史著述的中断，与其学界边缘的位置有关。这一关于文学史著述与新式教育体制之依存关系的历史观察，很快上升为一种方法上的自觉；此后，在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夹缝中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成为陈平原关注这一课题的重要视角，这在他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九九八）、《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九九九）、《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二00五）、《假如没有文学史……》（二0一一）等著作的相关讨论中，皆有所体现；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二0一一年初版，二0一六年增订）一书，则堪称这一方法的总结和集大成者——增订本新增了副标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使得这一宗旨和方法更为显豁。
将教育史的维度引入对“文学史”之学科建构的探讨，在陈平原这里，既是一种因历史观察而来的方法自觉，同时也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文学教育是陈平原所寄身同时又密切关注和反思的现代学院体制的重要功能之一。与文学史一样，现代中国的大学制度，同样是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对这一制度的得失及其改革方向的讨论，至今仍然是知识界密切关注的现实议题。对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现状及出路的探究和思考，是陈平原近年来用力甚勤的领域，这不仅是他面向公众发言的重要议题，也是他所着力经营的学术课题之一。近年来陆续出版的陈平原“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即是他在这一领域孜孜耕耘的成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不仅可视为陈平原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的延续和总结，他在此书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史的巡礼，对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方式的反思，以及对何谓“理想的文学教育”的探询，同时也构成了他面向现实发言的历史资源和学理基础，可以与他近年持续发出的关于中国大学改革问题的论述和建言，互相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