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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喀什师范学院维吾尔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度招标项目《喀什老城女性民俗文化调查研究》（KW150308）。
摘 要：热孜万古丽·玉苏甫是以女性主题为主进行创作的维吾尔族年轻女性作家之一。文章以热孜万古丽·玉苏甫的小说为分析文本，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其作品。文章从女性主义主题、女性主义人物形象、女性主义写作主体这三方面来探究其作品的女性主义特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人物形象；女性写作主体
作者简介：果海尔妮萨·阿卜力克木（1982-），女，维吾尔族，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华中师范大学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民俗文化学；姑丽努尔·阿布力克木，喀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2
热孜万古丽·玉苏甫是20世纪90年代在维吾尔文学小说创作中一直塑造独特的女性形象，献给广大读者优质的文学作品，从而引起读者对女性作家创作的希望和女性作家作品的兴趣的年轻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通常以女性为主角，对女性的生活、价值和社会地位做了评价，尤其是她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主张社会对女性的理解、尊重与珍惜。因此，她的《露珠》、《神秘的苹果》等作品荣获《天尔塔格文学奖》、《塔里木文学奖》，其小说《沙枣花》已被编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集》。
年少的热孜万古丽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养成酷爱读书和文艺活动的良好习惯，从小开始阅读不少作品，并从民间听取达斯坦和传说故事，这对她以后的创作起到重要作用。她在南疆生活中积累了海量写作素材，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女性生活的问题比较突出。从《幸福》、《唱不完的歌》、《沙枣花》、《神秘的苹果》、《绿色的愿望》、《红遍乡村》、《露珠》、《花市》等小说和《赛尔伟汗》等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维吾尔族女性的内心世界，她们对平安生活的盼望，对因为此种愿望而产生的人生悲剧和精神痛苦进行加以升华和深描，揭露当今时代引起乡村女性悲剧的因素。我们从她以女性主题为主的大部分作品中可以归纳出其女性主义创作有以下特点：
一、紧扣女性主义主题
“女性主义”可理解为以女性经验为动机的政治运动及社会理论。在其诞生之初，女性主义表现出与男性主义完全对立的观念。然而，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随着众人对其核心内容的理解与接受，女性主义与男性主义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和谐。[1]换言之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对某一部小说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要注意这部小说中女性与男性在观念、言行上的对立，同时也要注意女性与男性在发展过程中彼此的相互妥协与发展，即两者和谐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后者，它不仅是女性主义及其意义的最终实现，而且它也是女性主义者最终的追求目标。
热孜万古丽在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中仔细描述乡村女性的情感世界、为爱情付出的精神与生理上的代价、将对生活的愿望和正因为此愿望在生活中遇到的人生悲剧提升到较高的高度，与此同时，深入探索她们这些悲剧的根源。她作品中的悲剧性主角不仅有历史上的有名人物、皇上或公主，还有生活在偏僻乡村的，为平安的生活不停地努力奋斗的，刚刚跟幼童时代告别，在心里燃烧着青春的火花的贫穷与纯粹的女性。她们的悲剧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的爱情、婚姻和人生悲剧。这些悲剧的主角根本不是一种悲剧的牺牲者。《红遍乡村》中的“她”与她的母亲因生活在一个男权观点十分强烈的社会环境中，她们的非道德行为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但是在她们背后缠着她们的那些有孩子有家庭的男性或未婚男性一个都没有受到责备，甚至，他们的事情都很顺利。作品中的卡地尔在结婚之前，对“她”说：“如果我娶你这么个女性，人们都会嘲笑我”，这时，“她”对卡地尔回复道：“虽然你还没有结婚，但你也已经是男人了”，这不是一句很简单的话，而是代表“她”跟男性一样享受权利的期望。《沙枣花》中的赛力曼通过在初婚之夜逃跑的方式，再次用精神衰弱乱骂所有男性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不公平地位的不满。作品中赛力曼的此种行为能显示出对男权意识、封建婚姻观念以及男性的不负责任的强烈不满与反对。赛力曼的父母将其婚姻按照封建婚姻观点和意识安排，他们遇到悲惨的后果，在人间也丢脸。
热孜万古丽作品在叙述纯粹女性悲剧的同时，也叙述了父母与男性群体的悲剧。如：《沙枣花》中的赛力曼的母亲是严重受到封建思想、婚姻观点的受害，没有健康的培育子女的能力的一个失败母亲。她父亲虽然是一个真正的专权者，但是赛力曼不尊重他、不佩服他，只因为怕他而听从他。他实际上也是父权意识的牺牲者。赛力曼的丈夫是婚姻的失败者、传统观点的牺牲者。热孜万古丽在其作品中给我们提供关于悲剧性主角的悲剧后果的起源的详细信息。这些人物的悲剧涉及到男权意识、传统婚姻观点、社会性别意识以及悲剧性主角强烈的依附心理，女性意识的缺乏，贫穷，非健康的教育等方面。
对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抨击一直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者基于自己独特的女性性别书写独特的女性经验，表现了性别的不平等。因她在作品中着力揭露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带给妇女的苦难；家庭历史带给妇女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作为女性，尤其是被“边缘化”，被主流文坛视为“他者”的弱势群体，热孜万古丽赋予了她们极大的勇气来打破沉默，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创作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女性文学形象
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女性主义经典《第二性》中说：“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这句话精辟地阐释了女人成长的历程。她认为，女人成长的第一个场所就是她自己的家庭，在家庭中，父母对儿女用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来培养和教育他们。他们希望男孩子从小要有独立的个性，要勇敢、坚强，做事要不依赖大人；对女孩子则要求她们：文静贤淑、柔弱娇美。 热孜万古丽塑造失去保护自己的意识，依附心理强烈的人物形象。她作品中的女性不仅是摆脱不了悲剧性命运的人物，而且是没有独立生活、保护自己、保存良心意识的、依附心理强烈的可怜女性。乡村里严重的物质上的贫穷，强烈的死板传统观点，教育的不周到，母亲的无知落后，没能将女儿用健康的性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武装起来等因素导致女孩们过早成为暂时感情的牺牲品。这些女孩们的母亲也是没能给她们指出准确的人生道路，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女性，无知、贫穷、落后等因素导致这些女孩在家庭与社会中地位的贬低。
一部以女性主义为核心的小说作品，其人物形象系统一定是对立的。无论是女性主义兴起之初的小说作品，还是女性主义取得一定胜利之后的小说作品，在其人物形象体系中一定存在着“对立”的特征。热孜万古力在其小说中创造了不同年代的女性形象，描写了爱恨交织的动人母女关系。尤其是那些母亲们，她们生长在苦难的旧社会，遭受着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压迫，作为没有话语权的“他者”，从小接受封建礼教和教育，没有自我，沉默地忍受一切痛苦。如：《红遍乡村》中的“她”与“她”的母亲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她们的悲剧性命运是同样的。她的母亲因为其婚姻上以经济利益为主，从自己的丈夫身上得不到自己需求的爱情，最终进入不正当的路。因此，在民间失去自己尊严的女性。她是作为自己母亲的非道德行为的牺牲品，没能作为任何一个家庭的儿媳妇，在爱情与婚姻上同样失败的女性，甚至她的命运比她母亲的命运更悲惨。
三、建立女性主义写作主体
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其作品《美杜莎的微笑》中说过：“女性必须书写自我，必须投入自己到写作中，就像赢回自己的身体那样，赢回女性在文坛上的主体性。”[3]女性作为主人公与叙述人，在幻想秩序中有了话语主体的身份，从而有可能否定男性专制的权威，否定男权文化关于女性意义的解释、界定与命名，确定女性的眼光，女性的视点，女性理解、解释并表达自身及世界的权利。[4]在热孜万古丽的作品中，女性是写作的中心，她用独特的女性经验书写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妇女被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改变了传统女性形象从属和“边缘化”的地位。热孜万古丽不仅从写作内容上创造了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女性文学形象，更重要的是建构了女性主义写作主体。以第一人称叙说故事是热孜万古丽最具女性主义写作风格的特点。如：《爱情行程》的第一章中的“我”也就是主角赛尔维讲故事，故事的开头部分是“我”住院的情景，从阳台摔倒的过程，自己的成长与结婚经历用第一人称“我”来非常感人易懂的语言讲述。第二章是塔依尔的故事，也用这种叙述方式来讲述塔依尔的童年经历，跟祖木莱提之间的亲密关系，后来因去上学跟她离开的情节。第三章是祖木莱提的故事，主要叙述赛尔伟的知心朋友祖木莱提的艰苦的条件下成长，以“将暗杀后母”的嫌疑被抓住下地狱等情节是由主角祖木莱提的语言来讲述。热孜万古丽执着地坚持从女性视角“我”来诊释女性经验，而不是男性视角“她”。对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而言，打破沉默，讲述痛苦的过去并不容易，而言说自我价值，建立女性主体就显得更加可贵。
四、结论
热孜万古丽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传统的以男权/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年轻女性所面临的受压制状况。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要求女性遵守“住从”。女性在社会、家庭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父母亲、丈夫、公爹、公婆等多方面的压力，没有话语权。母亲和公婆尽管同为女性，然而在女儿、儿媳面前扮演的是居高临下的“叹亲”或‘丈夫”的角色，代表父/夫权。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们被迫保持沉默。[5]母亲一代的女性都看到了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中所处于的从属地位和失语状态。辛酸的遭遇让她们切实感觉到自我身份的崩溃。
本文认为热孜万古丽·玉苏甫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族女性作家在性别上遭受着边缘性。对以男权话语为主流的文坛而语，她亦是“他者”，这种复杂而痛苦的边缘性赋予了她的作品鲜明独特的女性主义特征。小说中，热孜万古丽着力描写以母女为代表的女性关系，着力刻画一个母性的世界，张扬女性主体和女性的精神体验，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女性意识。热孜万古丽不仅从内容上建构女性主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与女性主义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它体现在小说里母亲们独特的“讲故事”叙事策略中，它既是母亲们打破沉默，教育女儿，传播古老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也是直面和颠覆男权话语的有力武器，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建构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张扬维吾尔族的文化意识，把被边缘化的“他者”推进我国主流文学舞台。
注释：
[1]莫敏：《女性主义视角下英国<傲慢与偏见>的另类解读》，《作家》，2015年第3期.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3]Walde "Dennis ed.Literature in theModern World：Critical Essays and Docu-menu[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赵树勤.当代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与焦虑团.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6）：110.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52.
摘 要：热孜万古丽·玉苏甫是以女性主题为主进行创作的维吾尔族年轻女性作家之一。文章以热孜万古丽·玉苏甫的小说为分析文本，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其作品。文章从女性主义主题、女性主义人物形象、女性主义写作主体这三方面来探究其作品的女性主义特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人物形象；女性写作主体
作者简介：果海尔妮萨·阿卜力克木（1982-），女，维吾尔族，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华中师范大学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民俗文化学；姑丽努尔·阿布力克木，喀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2
热孜万古丽·玉苏甫是20世纪90年代在维吾尔文学小说创作中一直塑造独特的女性形象，献给广大读者优质的文学作品，从而引起读者对女性作家创作的希望和女性作家作品的兴趣的年轻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通常以女性为主角，对女性的生活、价值和社会地位做了评价，尤其是她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主张社会对女性的理解、尊重与珍惜。因此，她的《露珠》、《神秘的苹果》等作品荣获《天尔塔格文学奖》、《塔里木文学奖》，其小说《沙枣花》已被编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集》。
年少的热孜万古丽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养成酷爱读书和文艺活动的良好习惯，从小开始阅读不少作品，并从民间听取达斯坦和传说故事，这对她以后的创作起到重要作用。她在南疆生活中积累了海量写作素材，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女性生活的问题比较突出。从《幸福》、《唱不完的歌》、《沙枣花》、《神秘的苹果》、《绿色的愿望》、《红遍乡村》、《露珠》、《花市》等小说和《赛尔伟汗》等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维吾尔族女性的内心世界，她们对平安生活的盼望，对因为此种愿望而产生的人生悲剧和精神痛苦进行加以升华和深描，揭露当今时代引起乡村女性悲剧的因素。我们从她以女性主题为主的大部分作品中可以归纳出其女性主义创作有以下特点：
一、紧扣女性主义主题
“女性主义”可理解为以女性经验为动机的政治运动及社会理论。在其诞生之初，女性主义表现出与男性主义完全对立的观念。然而，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随着众人对其核心内容的理解与接受，女性主义与男性主义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和谐。[1]换言之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对某一部小说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要注意这部小说中女性与男性在观念、言行上的对立，同时也要注意女性与男性在发展过程中彼此的相互妥协与发展，即两者和谐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后者，它不仅是女性主义及其意义的最终实现，而且它也是女性主义者最终的追求目标。
热孜万古丽在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中仔细描述乡村女性的情感世界、为爱情付出的精神与生理上的代价、将对生活的愿望和正因为此愿望在生活中遇到的人生悲剧提升到较高的高度，与此同时，深入探索她们这些悲剧的根源。她作品中的悲剧性主角不仅有历史上的有名人物、皇上或公主，还有生活在偏僻乡村的，为平安的生活不停地努力奋斗的，刚刚跟幼童时代告别，在心里燃烧着青春的火花的贫穷与纯粹的女性。她们的悲剧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的爱情、婚姻和人生悲剧。这些悲剧的主角根本不是一种悲剧的牺牲者。《红遍乡村》中的“她”与她的母亲因生活在一个男权观点十分强烈的社会环境中，她们的非道德行为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但是在她们背后缠着她们的那些有孩子有家庭的男性或未婚男性一个都没有受到责备，甚至，他们的事情都很顺利。作品中的卡地尔在结婚之前，对“她”说：“如果我娶你这么个女性，人们都会嘲笑我”，这时，“她”对卡地尔回复道：“虽然你还没有结婚，但你也已经是男人了”，这不是一句很简单的话，而是代表“她”跟男性一样享受权利的期望。《沙枣花》中的赛力曼通过在初婚之夜逃跑的方式，再次用精神衰弱乱骂所有男性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不公平地位的不满。作品中赛力曼的此种行为能显示出对男权意识、封建婚姻观念以及男性的不负责任的强烈不满与反对。赛力曼的父母将其婚姻按照封建婚姻观点和意识安排，他们遇到悲惨的后果，在人间也丢脸。
热孜万古丽作品在叙述纯粹女性悲剧的同时，也叙述了父母与男性群体的悲剧。如：《沙枣花》中的赛力曼的母亲是严重受到封建思想、婚姻观点的受害，没有健康的培育子女的能力的一个失败母亲。她父亲虽然是一个真正的专权者，但是赛力曼不尊重他、不佩服他，只因为怕他而听从他。他实际上也是父权意识的牺牲者。赛力曼的丈夫是婚姻的失败者、传统观点的牺牲者。热孜万古丽在其作品中给我们提供关于悲剧性主角的悲剧后果的起源的详细信息。这些人物的悲剧涉及到男权意识、传统婚姻观点、社会性别意识以及悲剧性主角强烈的依附心理，女性意识的缺乏，贫穷，非健康的教育等方面。
对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抨击一直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者基于自己独特的女性性别书写独特的女性经验，表现了性别的不平等。因她在作品中着力揭露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带给妇女的苦难；家庭历史带给妇女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作为女性，尤其是被“边缘化”，被主流文坛视为“他者”的弱势群体，热孜万古丽赋予了她们极大的勇气来打破沉默，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创作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女性文学形象
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女性主义经典《第二性》中说：“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这句话精辟地阐释了女人成长的历程。她认为，女人成长的第一个场所就是她自己的家庭，在家庭中，父母对儿女用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来培养和教育他们。他们希望男孩子从小要有独立的个性，要勇敢、坚强，做事要不依赖大人；对女孩子则要求她们：文静贤淑、柔弱娇美。 热孜万古丽塑造失去保护自己的意识，依附心理强烈的人物形象。她作品中的女性不仅是摆脱不了悲剧性命运的人物，而且是没有独立生活、保护自己、保存良心意识的、依附心理强烈的可怜女性。乡村里严重的物质上的贫穷，强烈的死板传统观点，教育的不周到，母亲的无知落后，没能将女儿用健康的性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武装起来等因素导致女孩们过早成为暂时感情的牺牲品。这些女孩们的母亲也是没能给她们指出准确的人生道路，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女性，无知、贫穷、落后等因素导致这些女孩在家庭与社会中地位的贬低。
一部以女性主义为核心的小说作品，其人物形象系统一定是对立的。无论是女性主义兴起之初的小说作品，还是女性主义取得一定胜利之后的小说作品，在其人物形象体系中一定存在着“对立”的特征。热孜万古力在其小说中创造了不同年代的女性形象，描写了爱恨交织的动人母女关系。尤其是那些母亲们，她们生长在苦难的旧社会，遭受着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压迫，作为没有话语权的“他者”，从小接受封建礼教和教育，没有自我，沉默地忍受一切痛苦。如：《红遍乡村》中的“她”与“她”的母亲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她们的悲剧性命运是同样的。她的母亲因为其婚姻上以经济利益为主，从自己的丈夫身上得不到自己需求的爱情，最终进入不正当的路。因此，在民间失去自己尊严的女性。她是作为自己母亲的非道德行为的牺牲品，没能作为任何一个家庭的儿媳妇，在爱情与婚姻上同样失败的女性，甚至她的命运比她母亲的命运更悲惨。
三、建立女性主义写作主体
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其作品《美杜莎的微笑》中说过：“女性必须书写自我，必须投入自己到写作中，就像赢回自己的身体那样，赢回女性在文坛上的主体性。”[3]女性作为主人公与叙述人，在幻想秩序中有了话语主体的身份，从而有可能否定男性专制的权威，否定男权文化关于女性意义的解释、界定与命名，确定女性的眼光，女性的视点，女性理解、解释并表达自身及世界的权利。[4]在热孜万古丽的作品中，女性是写作的中心，她用独特的女性经验书写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妇女被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改变了传统女性形象从属和“边缘化”的地位。热孜万古丽不仅从写作内容上创造了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女性文学形象，更重要的是建构了女性主义写作主体。以第一人称叙说故事是热孜万古丽最具女性主义写作风格的特点。如：《爱情行程》的第一章中的“我”也就是主角赛尔维讲故事，故事的开头部分是“我”住院的情景，从阳台摔倒的过程，自己的成长与结婚经历用第一人称“我”来非常感人易懂的语言讲述。第二章是塔依尔的故事，也用这种叙述方式来讲述塔依尔的童年经历，跟祖木莱提之间的亲密关系，后来因去上学跟她离开的情节。第三章是祖木莱提的故事，主要叙述赛尔伟的知心朋友祖木莱提的艰苦的条件下成长，以“将暗杀后母”的嫌疑被抓住下地狱等情节是由主角祖木莱提的语言来讲述。热孜万古丽执着地坚持从女性视角“我”来诊释女性经验，而不是男性视角“她”。对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而言，打破沉默，讲述痛苦的过去并不容易，而言说自我价值，建立女性主体就显得更加可贵。
四、结论
热孜万古丽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传统的以男权/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年轻女性所面临的受压制状况。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要求女性遵守“住从”。女性在社会、家庭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父母亲、丈夫、公爹、公婆等多方面的压力，没有话语权。母亲和公婆尽管同为女性，然而在女儿、儿媳面前扮演的是居高临下的“叹亲”或‘丈夫”的角色，代表父/夫权。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们被迫保持沉默。[5]母亲一代的女性都看到了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中所处于的从属地位和失语状态。辛酸的遭遇让她们切实感觉到自我身份的崩溃。
本文认为热孜万古丽·玉苏甫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族女性作家在性别上遭受着边缘性。对以男权话语为主流的文坛而语，她亦是“他者”，这种复杂而痛苦的边缘性赋予了她的作品鲜明独特的女性主义特征。小说中，热孜万古丽着力描写以母女为代表的女性关系，着力刻画一个母性的世界，张扬女性主体和女性的精神体验，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女性意识。热孜万古丽不仅从内容上建构女性主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与女性主义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它体现在小说里母亲们独特的“讲故事”叙事策略中，它既是母亲们打破沉默，教育女儿，传播古老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也是直面和颠覆男权话语的有力武器，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建构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张扬维吾尔族的文化意识，把被边缘化的“他者”推进我国主流文学舞台。
注释：
[1]莫敏：《女性主义视角下英国<傲慢与偏见>的另类解读》，《作家》，2015年第3期.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3]Walde "Dennis ed.Literature in theModern World：Critical Essays and Docu-menu[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赵树勤.当代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与焦虑团.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6）：110.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