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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军是武汉电视台的纪录片制作人。谁也没想到的是，他能够坚持从事纪录片创作18年，作品从“拍着玩”一路走向国际大奖。有人说，他用镜头记录下了生活中那些最细微、最朴实甚至最可怕的真实，拍摄的作品值得余生回味。
追逐炼狱之旅
陈为军出生于1969年。1992年，陈为军在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武汉电视台工作，从此，他开始了纪录片的拍摄之路。这一路走来，陈为军一直默默无闻，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碰撞中寻找着自己的拍摄风格。直到2004年，他拍摄的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多项国际大奖，他才渐入人们的视野。
2001年4月，武汉大学教授桂希恩把5名愿意面对镜头的艾滋病患者接出村子，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那次采访中，陈为军认识了马深义。马深义家一共五口人，除了大女儿，他和老婆雷妹以及一儿一女均感染了艾滋病，这让陈为军深受触动，他决定把马家人的遭遇和整个生活拍成纪录片。
当夜，陈为军无眠。马家小儿子给他的印象太深了。马占槽和自己的孩子年龄相仿，从诞生起就携带的HIV病毒决定了这个孩子一定不会走远，陈为军知道，现在懵懂的孩子在一两年内就会被长期的高烧、腹泻、真菌腐蚀、肉瘤及疱疹包围，各种脏器的癌變和并发症会一直折磨着他，“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
陈为军反复思考拍摄的意义。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边缘人群处于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模式是最真实的、最质朴的，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警示作用，纪录片并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好故事，它要蕴涵的东西应该可以很多。
一开始，陈为军不能确定自己的选题能否拍摄出想要的效果，只能是试着私人先开始做，大多数都是利用周末往返于河南和武汉进行拍摄。当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检举记者可以得到现金奖励，陈为军因此多次被遣返。为了拍摄，他只能坐车先到县城，再步行个把小时进入文楼村。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农民，并把摄像机装在麻袋中，请老乡先扛着到马深义家里。
一次，陈为军深夜离开文楼村时迷了路，在广袤的高粱地里，十分惧怕被蛇咬死。他首先想到的是，打开摄像机颤抖着记录下自己的声音，交代家人死后要如何处理录像机里的素材。不是因为陈为军觉得这片子能拿国际大奖，而是他感觉到的只是一种义务。因为他“见了令自己的人生观、生死观发生巨大变化的生命惨剧。”陈为军说，“我把片名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雷妹的话。我一定要把这样的话都记录下来，一定要让外界看到，面对死亡的他们是怎么活着的。”
一公里内有真实
有人抨击陈为军故弄玄虚，抓住了“艾滋病”三个字做文章。陈为军说，也可以把艾滋病人换成是肝炎病人，他想拍的就是普通人最普通的生活。“纪录片就像原汁原味的生活切片一样，放在显微镜下一定会有些新的发现，答案就藏在片子的影像当中，能被跨越国界、跨越背景的人读懂。”
刚来电视台不久，陈为军就利用业余时间向朋友借了摄像机，拍摄了《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他把镜头对准了两位拍摄对象：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他们每天穿梭于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在街边卖粉丝煲，相同的是，他们每天要面对老婆、孩子和油盐酱醋。这部纪录片初步奠定了陈为军式的拍摄风格：把沿着两条平行线生活的人展现出来，让这些人沉浸在最质朴的生活琐事中，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有人问他，你怎么确定这个就是好题目？他回答，“纪录片最怕的是猎奇，一定要选那些人性化的故事，最普通的情感，选题通常在你一公里范围之内。”最晦涩的道理总是蕴含在最简单的故事里。
陈为军把镜头对准了某个小学的一次班长民主选举，名字叫做《请投票给我》，这也是片中孩子们最常说的一句话。片子记录了三个孩子为了赢得竞选，最原始、最真实的对利益的追逐过程，夹杂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和孩子们的嬉笑泪水，而三名小候选人的家长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孩子是一面镜子，直接反射给你。”陈为军说。
《华盛顿邮报》对此片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关于一群7岁大的孩子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最后，片子入围了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2007年6月17日，该片作为唯一入选“美国电影协会纯银奖长片竞赛”单元的中国纪录片，打败其他99部入围作品，成为白银电影节最高奖项“纯银奖长片”的得主，并获得了艾美奖等众多国际奖项的提名。
随时放下摄像机
令人诧异的是陈为军并不喜欢这一行。“做纪录片，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我随时准备放下摄像机，远离这个行业。”陈为军说，“纪录片的拍摄就像是在黄河里舀水，不知哪一瓢能舀上来什么，很有可能选择好题材，拍摄起来发现与最初设想完全不同，这个选题可能就废了；也有可能拍摄一段时间，别人不愿意接受拍摄了，这个选题就夭折了。”所以，陈为军养成了做一件事情不会只开辟一个战场、不会以获奖为目的的定式思维。
陈为军越发觉得，只要彼此足够真诚，肯定会拍摄到那些对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一定会接触到对方不愿意揭开的真实。他认为，拍摄纪录片最重要的是有良心，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某个群体，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但我知道片子背后就是千万双眼睛，他们随时会挑剔某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否放进去？放进去，会让被拍摄者和我都受到伤害。但如果一个导演把片子做成双赢，一团和气，这个片子就更有问题。”他说。
但无论如何，“真实是开天辟地、澄清混沌的力量，纪录片的生命就是真实。”陈为军说，自己拍的纪录片，二十年后的人再看会有同样的感受，因为它是真实的。W
责编 / 王迅
wx@lnddgr.cn
追逐炼狱之旅
陈为军出生于1969年。1992年，陈为军在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武汉电视台工作，从此，他开始了纪录片的拍摄之路。这一路走来，陈为军一直默默无闻，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碰撞中寻找着自己的拍摄风格。直到2004年，他拍摄的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多项国际大奖，他才渐入人们的视野。
2001年4月，武汉大学教授桂希恩把5名愿意面对镜头的艾滋病患者接出村子，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那次采访中，陈为军认识了马深义。马深义家一共五口人，除了大女儿，他和老婆雷妹以及一儿一女均感染了艾滋病，这让陈为军深受触动，他决定把马家人的遭遇和整个生活拍成纪录片。
当夜，陈为军无眠。马家小儿子给他的印象太深了。马占槽和自己的孩子年龄相仿，从诞生起就携带的HIV病毒决定了这个孩子一定不会走远，陈为军知道，现在懵懂的孩子在一两年内就会被长期的高烧、腹泻、真菌腐蚀、肉瘤及疱疹包围，各种脏器的癌變和并发症会一直折磨着他，“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
陈为军反复思考拍摄的意义。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边缘人群处于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模式是最真实的、最质朴的，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警示作用，纪录片并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好故事，它要蕴涵的东西应该可以很多。
一开始，陈为军不能确定自己的选题能否拍摄出想要的效果，只能是试着私人先开始做，大多数都是利用周末往返于河南和武汉进行拍摄。当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检举记者可以得到现金奖励，陈为军因此多次被遣返。为了拍摄，他只能坐车先到县城，再步行个把小时进入文楼村。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农民，并把摄像机装在麻袋中，请老乡先扛着到马深义家里。
一次，陈为军深夜离开文楼村时迷了路，在广袤的高粱地里，十分惧怕被蛇咬死。他首先想到的是，打开摄像机颤抖着记录下自己的声音，交代家人死后要如何处理录像机里的素材。不是因为陈为军觉得这片子能拿国际大奖，而是他感觉到的只是一种义务。因为他“见了令自己的人生观、生死观发生巨大变化的生命惨剧。”陈为军说，“我把片名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雷妹的话。我一定要把这样的话都记录下来，一定要让外界看到，面对死亡的他们是怎么活着的。”
一公里内有真实
有人抨击陈为军故弄玄虚，抓住了“艾滋病”三个字做文章。陈为军说，也可以把艾滋病人换成是肝炎病人，他想拍的就是普通人最普通的生活。“纪录片就像原汁原味的生活切片一样，放在显微镜下一定会有些新的发现，答案就藏在片子的影像当中，能被跨越国界、跨越背景的人读懂。”
刚来电视台不久，陈为军就利用业余时间向朋友借了摄像机，拍摄了《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他把镜头对准了两位拍摄对象：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他们每天穿梭于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在街边卖粉丝煲，相同的是，他们每天要面对老婆、孩子和油盐酱醋。这部纪录片初步奠定了陈为军式的拍摄风格：把沿着两条平行线生活的人展现出来，让这些人沉浸在最质朴的生活琐事中，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有人问他，你怎么确定这个就是好题目？他回答，“纪录片最怕的是猎奇，一定要选那些人性化的故事，最普通的情感，选题通常在你一公里范围之内。”最晦涩的道理总是蕴含在最简单的故事里。
陈为军把镜头对准了某个小学的一次班长民主选举，名字叫做《请投票给我》，这也是片中孩子们最常说的一句话。片子记录了三个孩子为了赢得竞选，最原始、最真实的对利益的追逐过程，夹杂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和孩子们的嬉笑泪水，而三名小候选人的家长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孩子是一面镜子，直接反射给你。”陈为军说。
《华盛顿邮报》对此片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关于一群7岁大的孩子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最后，片子入围了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2007年6月17日，该片作为唯一入选“美国电影协会纯银奖长片竞赛”单元的中国纪录片，打败其他99部入围作品，成为白银电影节最高奖项“纯银奖长片”的得主，并获得了艾美奖等众多国际奖项的提名。
随时放下摄像机
令人诧异的是陈为军并不喜欢这一行。“做纪录片，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我随时准备放下摄像机，远离这个行业。”陈为军说，“纪录片的拍摄就像是在黄河里舀水，不知哪一瓢能舀上来什么，很有可能选择好题材，拍摄起来发现与最初设想完全不同，这个选题可能就废了；也有可能拍摄一段时间，别人不愿意接受拍摄了，这个选题就夭折了。”所以，陈为军养成了做一件事情不会只开辟一个战场、不会以获奖为目的的定式思维。
陈为军越发觉得，只要彼此足够真诚，肯定会拍摄到那些对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一定会接触到对方不愿意揭开的真实。他认为，拍摄纪录片最重要的是有良心，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某个群体，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但我知道片子背后就是千万双眼睛，他们随时会挑剔某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否放进去？放进去，会让被拍摄者和我都受到伤害。但如果一个导演把片子做成双赢，一团和气，这个片子就更有问题。”他说。
但无论如何，“真实是开天辟地、澄清混沌的力量，纪录片的生命就是真实。”陈为军说，自己拍的纪录片，二十年后的人再看会有同样的感受，因为它是真实的。W
责编 / 王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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