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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被称为全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这是一个“微”文化、“晒”文化的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事事都是新闻，媒体所担负的传播信息功能，似乎正在弱化。信息不再是媒体“独家经营”，人们对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往往只通过一个“圈子”便可满足。
在媒体环境发生巨变的今天，探讨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是否过时了？现在，媒体不再如过去那般拥有强大的权威，媒体人也不再被看做“无冕之王”。而某种程度上，一个职业的神圣感、责任感，往往是由它的重要性、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性带来的。在生存已经发生困难的时候，探讨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
实际上，这非但不是不合时宜，而且十分有必要。
“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中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方便地获取信息，却也常常被无处不在的信息所绑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刷新着“朋友圈”，看到那个红点就忍不住要去点开，尽管里面绝大多数内容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每当一个热点事件发生，我们又往往陷入轻信的泥潭，盲目地去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并且义愤填膺地高呼“不转不是某某人”。
尼尔·波兹曼曾经区分过奥威尔与赫胥黎所担心的事情：奥威尔害怕书籍被禁止流传，赫胥黎害怕的是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因为没有人再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知情权被剥夺，而赫胥黎害怕我们周围有太多信息，从而变得完全被动接受；奥威尔害怕真相被掩盖，赫胥黎则害怕真相被淹没在一片枝节和琐事的海洋中……
若干年前，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邵飘萍更是秉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媒体人使命感，为了理想甘愿付出生命。他曾写道：“新闻记者之尽职，以道德人格为基础，以侠义勇敢为先驱，而归本于责任心之坚固。张勋复辟之役，余因亲赴天津发电，彼时京电局为辫子兵所占守，途经丰台，夹杂两军之中，几死于流弹之下。当时之危险状态，至今思之，犹为心悸。若果死，则责任心命我不得不死也。”
世易时移，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也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如果说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等民国时期的报人们，为了自由、民主、和平而呼告，是在冲破专制的藩篱，穆青等新中国的优秀记者，为了弘扬党的优秀作风而奔走，时至今日，媒体人则应该拨开信息的迷雾，探究事实的真相，传播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体传播信息的功能非但没被削弱，而且时代对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靠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已经不再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专业主义的分析、深入的调查、理性的观点才是媒体应该提供的。
正因为媒体环境发生了改变，一部分生存困难又难以实现转型的媒体出现了偏差，或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以所谓的“批评性报道”为幌子行“新闻敲诈”之实；或是一味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试图满足受众在娱乐方面无穷无尽的欲望。
近期，关于媒体的两则新闻值得深思：其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曝光了包括《中国特产报》在内的8起典型新闻敲诈案件，并下发通报，要求各新闻单位对记者站、网站、经营部门、采编部门进行集中检查清理，认真纠正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把好新闻采访关，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其二，6月26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向快播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6亿元天价罚单在当日生效，6月28日，广东省通管局依法吊销了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网络、自媒体的冲击下，媒体的坚守更加珍贵。那些只盯着经济利益而罔顾社会效益，不知起码的新闻伦理和传播责任“去哪儿了”的媒体，久而久之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品牌丧失，公信力缺乏，受众不买账。
在媒体环境发生巨变的今天，探讨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是否过时了？现在，媒体不再如过去那般拥有强大的权威，媒体人也不再被看做“无冕之王”。而某种程度上，一个职业的神圣感、责任感，往往是由它的重要性、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性带来的。在生存已经发生困难的时候，探讨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
实际上，这非但不是不合时宜，而且十分有必要。
“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中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方便地获取信息，却也常常被无处不在的信息所绑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刷新着“朋友圈”，看到那个红点就忍不住要去点开，尽管里面绝大多数内容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每当一个热点事件发生，我们又往往陷入轻信的泥潭，盲目地去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并且义愤填膺地高呼“不转不是某某人”。
尼尔·波兹曼曾经区分过奥威尔与赫胥黎所担心的事情：奥威尔害怕书籍被禁止流传，赫胥黎害怕的是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因为没有人再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知情权被剥夺，而赫胥黎害怕我们周围有太多信息，从而变得完全被动接受；奥威尔害怕真相被掩盖，赫胥黎则害怕真相被淹没在一片枝节和琐事的海洋中……
若干年前，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邵飘萍更是秉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媒体人使命感，为了理想甘愿付出生命。他曾写道：“新闻记者之尽职，以道德人格为基础，以侠义勇敢为先驱，而归本于责任心之坚固。张勋复辟之役，余因亲赴天津发电，彼时京电局为辫子兵所占守，途经丰台，夹杂两军之中，几死于流弹之下。当时之危险状态，至今思之，犹为心悸。若果死，则责任心命我不得不死也。”
世易时移，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也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如果说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等民国时期的报人们，为了自由、民主、和平而呼告，是在冲破专制的藩篱，穆青等新中国的优秀记者，为了弘扬党的优秀作风而奔走，时至今日，媒体人则应该拨开信息的迷雾，探究事实的真相，传播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体传播信息的功能非但没被削弱，而且时代对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靠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已经不再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专业主义的分析、深入的调查、理性的观点才是媒体应该提供的。
正因为媒体环境发生了改变，一部分生存困难又难以实现转型的媒体出现了偏差，或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以所谓的“批评性报道”为幌子行“新闻敲诈”之实；或是一味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试图满足受众在娱乐方面无穷无尽的欲望。
近期，关于媒体的两则新闻值得深思：其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曝光了包括《中国特产报》在内的8起典型新闻敲诈案件，并下发通报，要求各新闻单位对记者站、网站、经营部门、采编部门进行集中检查清理，认真纠正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把好新闻采访关，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其二，6月26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向快播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6亿元天价罚单在当日生效，6月28日，广东省通管局依法吊销了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网络、自媒体的冲击下，媒体的坚守更加珍贵。那些只盯着经济利益而罔顾社会效益，不知起码的新闻伦理和传播责任“去哪儿了”的媒体，久而久之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品牌丧失，公信力缺乏，受众不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