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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在乐府诗的发展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叙事诗不光描写了一部爱情悲剧，更从中折射出封建礼教对人民的迫害。本文就焦母、刘兰芝的文中形象进行辩证解读，分析焦仲卿、刘兰芝之死是否皆为焦母之过，由此对封建制对罪恶本质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刘兰芝；焦母；形象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0-0-01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描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焦母作为一个反面角色长期以来被人们贬低，在进行人物形象的评析和悲剧根源的探讨时，焦母总是被当做罪魁祸首来进行讨论，而忽略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关系，因此本文将从辩证的角度对焦母、刘兰芝的形象进行简单粗略的解读，从大的社会环境来探讨是否焦刘之死是焦母一手造成的。
一、焦母、刘兰芝的固有形象
在传统的观点里，焦母作为反派人物，是被大众严肃批判的对象，她专断独裁、蛮横无理、自以为是，以恶婆婆的身份对刘兰芝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最终以赶走刘兰芝将人物形象的“恶”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让大众从心底对这个角色形象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从固有的观点来看，焦母作为全诗的反派，塑造出的形象也是中国传统诗文中一贯的恶婆婆形象，反映出了我国古代婆媳关系中婆婆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而反观刘兰芝，她的人物形象则偏向正面，更多的人对她给予同情和赞扬。刘兰芝在诗中是一个勤俭持家的温柔妻子、孝顺的儿媳，她温柔善良、勤劳懂事，恪守三从四德，与丈夫相敬如宾，她视金钱如粪土、不畏权贵，在中国传统对女性的刻画上，刘兰芝具备了一个“完美女性”应有的全部美德。刘兰芝在焦家的地位则展现出了历代婆媳中媳妇所处的弱势地位，让她在面对欺压时难以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
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形象让历代以来对焦刘之死的解读变成了焦母一人的错误，后世盲目地跟从这种不公正的观点，使得焦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当做了完全的反派。而事实上，焦母的形象构成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不是特例，而她同样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焦母与刘兰芝的形象塑造。
二、焦母、刘兰芝的矛盾焦点
《孔雀东南飞》中的焦点便是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刘兰芝最终被赶回娘家，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观念来看，不少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内因解释：
一是“无子说”。这种说法是根据《礼记·本命》中的一条“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提出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礼教教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刘兰芝过门几年无所出这一点让她和焦母的矛盾不断激化，焦母因此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认为她无法给焦家开枝散叶，这就使得刘兰芝在焦家的处境更加艰难，最终以焦母赶走刘兰芝为结局。
二是“恋子说”与“嫉妒说”。“恋子说”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焦母过度的溺爱，儿子是她丈夫死后唯一的精神寄托，由此衍生出了“嫉妒”说，并以《礼记·内则》中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作为佐证。但是改学说难以站住脚，由于后文中焦母仍为其子安排婚事，可见焦母并没有传说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那么焦母、刘兰芝的矛盾焦点究竟是什么呢？在本文看来，是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妥善。
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甚至衍生出了“公关”这一学科来研究。因此婆媳关系也是另一种模式的“公关”问题。从古到今，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婆媳问题就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婆媳问题是家庭纠纷中最棘手、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很多婆媳难以理智地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勾心斗角、吵吵闹闹中度过后半生。虽然一般情况下也不至于闹到被扫地出门的结果，但是媳妇由此心生怨怼，在婆婆去世后也就成了所谓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对自己的儿媳妇进行相同的事情，恶性循环问题就难以真正解决。因此焦母和刘兰芝的焦点矛盾由此引发，最终酿成了悲剧。
三、焦母背后的人性扭曲
焦母性格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而其性格又影响了焦母对于人生的态度。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性格正是在封建礼教和特殊环境的迫害下形成的，这就使她最终酿成了焦刘的悲剧。
因此虽然焦母罪不可赦，但是也要看到她所遭受到的迫害。焦母早年丧夫，一人将焦仲卿拉扯大，并帮他娶妻生子延续香火，在传统的伦理观中焦母也是一种节女孝妇的典型，晋升为婆婆的焦母终于摆脱了媳妇所处的弱势地位。这实际上反应了当时的一种社会事实，也是古代妇女一种心态的变化过程，反映出古代社会女性虐待女性的一种不公正现象。这种身份地位的转变，其实是一种长期受压抑的释放，通过虐待别人来宣泄自己曾经遭受过的不公平待遇，由此可见，焦母也极有可能是恶婆婆的受害者，这种曾经被压迫和如今压迫他人的双重身份，是古代社会中伦理纲常、男尊女卑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四、焦母形象与孝文化
焦母反面形象的构成其实还与自古以来的“孝道”有关。恶婆婆对媳妇所造成的伤害表面上只有媳妇在背负，但实际上儿子也同样在承受着其所带来的痛苦，从儿子的角度来看就是“母恶”。
在《礼仪·丧服》中有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以说妇女不论嫁人与否，都必须服从男子的管束。但是“夫死从子”这一条又与传统的孝道不相符合，因此儿子孝敬母亲，而母亲则跟随儿子生活，这就为恶婆婆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如果媳妇得不到婆婆的宠爱，那么婆婆可以让儿子休妻，即便儿子不同意，仍然可以强行赶走儿媳妇。这就是封建礼教下婆媳关系不可调和的内因。
焦仲卿作为封建礼教下愚孝的代表人物，他孝顺母亲，万事以母为先，但是这种孝顺却无法保全他的妻子，即便是对焦母苦苦哀求，也无法改变焦母的决定，这就使焦仲卿完全屈服在焦母的权威之下，无法为刘兰芝申诉。这也是焦刘悲剧的主要推手之一。
五、结语
《孔雀东南飞》作为一篇凄美的爱情故事，它的元凶并非是某个人，焦母只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反派被推举出来，实际上它的背后有着许多的力量共同作用，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传统孝文化的压力，女性的心理被扭曲，失去了“自由”，从而表达了一种对封建婚姻的不满，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因此焦刘之死，并非焦母一人之过，通过辩证的看到焦母和刘兰芝的形象塑造，结合历史和社会，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王文荣.用社会历史研究法解读《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形象[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1）.
[2]王潞娟.《孔雀东南飞》的姑恶符号之我见[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7（5）.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刘兰芝；焦母；形象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0-0-01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描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焦母作为一个反面角色长期以来被人们贬低，在进行人物形象的评析和悲剧根源的探讨时，焦母总是被当做罪魁祸首来进行讨论，而忽略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关系，因此本文将从辩证的角度对焦母、刘兰芝的形象进行简单粗略的解读，从大的社会环境来探讨是否焦刘之死是焦母一手造成的。
一、焦母、刘兰芝的固有形象
在传统的观点里，焦母作为反派人物，是被大众严肃批判的对象，她专断独裁、蛮横无理、自以为是，以恶婆婆的身份对刘兰芝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最终以赶走刘兰芝将人物形象的“恶”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让大众从心底对这个角色形象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从固有的观点来看，焦母作为全诗的反派，塑造出的形象也是中国传统诗文中一贯的恶婆婆形象，反映出了我国古代婆媳关系中婆婆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而反观刘兰芝，她的人物形象则偏向正面，更多的人对她给予同情和赞扬。刘兰芝在诗中是一个勤俭持家的温柔妻子、孝顺的儿媳，她温柔善良、勤劳懂事，恪守三从四德，与丈夫相敬如宾，她视金钱如粪土、不畏权贵，在中国传统对女性的刻画上，刘兰芝具备了一个“完美女性”应有的全部美德。刘兰芝在焦家的地位则展现出了历代婆媳中媳妇所处的弱势地位，让她在面对欺压时难以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
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形象让历代以来对焦刘之死的解读变成了焦母一人的错误，后世盲目地跟从这种不公正的观点，使得焦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当做了完全的反派。而事实上，焦母的形象构成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不是特例，而她同样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焦母与刘兰芝的形象塑造。
二、焦母、刘兰芝的矛盾焦点
《孔雀东南飞》中的焦点便是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刘兰芝最终被赶回娘家，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观念来看，不少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内因解释：
一是“无子说”。这种说法是根据《礼记·本命》中的一条“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提出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礼教教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刘兰芝过门几年无所出这一点让她和焦母的矛盾不断激化，焦母因此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认为她无法给焦家开枝散叶，这就使得刘兰芝在焦家的处境更加艰难，最终以焦母赶走刘兰芝为结局。
二是“恋子说”与“嫉妒说”。“恋子说”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焦母过度的溺爱，儿子是她丈夫死后唯一的精神寄托，由此衍生出了“嫉妒”说，并以《礼记·内则》中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作为佐证。但是改学说难以站住脚，由于后文中焦母仍为其子安排婚事，可见焦母并没有传说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那么焦母、刘兰芝的矛盾焦点究竟是什么呢？在本文看来，是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妥善。
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甚至衍生出了“公关”这一学科来研究。因此婆媳关系也是另一种模式的“公关”问题。从古到今，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婆媳问题就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婆媳问题是家庭纠纷中最棘手、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很多婆媳难以理智地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勾心斗角、吵吵闹闹中度过后半生。虽然一般情况下也不至于闹到被扫地出门的结果，但是媳妇由此心生怨怼，在婆婆去世后也就成了所谓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对自己的儿媳妇进行相同的事情，恶性循环问题就难以真正解决。因此焦母和刘兰芝的焦点矛盾由此引发，最终酿成了悲剧。
三、焦母背后的人性扭曲
焦母性格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而其性格又影响了焦母对于人生的态度。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性格正是在封建礼教和特殊环境的迫害下形成的，这就使她最终酿成了焦刘的悲剧。
因此虽然焦母罪不可赦，但是也要看到她所遭受到的迫害。焦母早年丧夫，一人将焦仲卿拉扯大，并帮他娶妻生子延续香火，在传统的伦理观中焦母也是一种节女孝妇的典型，晋升为婆婆的焦母终于摆脱了媳妇所处的弱势地位。这实际上反应了当时的一种社会事实，也是古代妇女一种心态的变化过程，反映出古代社会女性虐待女性的一种不公正现象。这种身份地位的转变，其实是一种长期受压抑的释放，通过虐待别人来宣泄自己曾经遭受过的不公平待遇，由此可见，焦母也极有可能是恶婆婆的受害者，这种曾经被压迫和如今压迫他人的双重身份，是古代社会中伦理纲常、男尊女卑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四、焦母形象与孝文化
焦母反面形象的构成其实还与自古以来的“孝道”有关。恶婆婆对媳妇所造成的伤害表面上只有媳妇在背负，但实际上儿子也同样在承受着其所带来的痛苦，从儿子的角度来看就是“母恶”。
在《礼仪·丧服》中有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以说妇女不论嫁人与否，都必须服从男子的管束。但是“夫死从子”这一条又与传统的孝道不相符合，因此儿子孝敬母亲，而母亲则跟随儿子生活，这就为恶婆婆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如果媳妇得不到婆婆的宠爱，那么婆婆可以让儿子休妻，即便儿子不同意，仍然可以强行赶走儿媳妇。这就是封建礼教下婆媳关系不可调和的内因。
焦仲卿作为封建礼教下愚孝的代表人物，他孝顺母亲，万事以母为先，但是这种孝顺却无法保全他的妻子，即便是对焦母苦苦哀求，也无法改变焦母的决定，这就使焦仲卿完全屈服在焦母的权威之下，无法为刘兰芝申诉。这也是焦刘悲剧的主要推手之一。
五、结语
《孔雀东南飞》作为一篇凄美的爱情故事，它的元凶并非是某个人，焦母只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反派被推举出来，实际上它的背后有着许多的力量共同作用，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传统孝文化的压力，女性的心理被扭曲，失去了“自由”，从而表达了一种对封建婚姻的不满，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因此焦刘之死，并非焦母一人之过，通过辩证的看到焦母和刘兰芝的形象塑造，结合历史和社会，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王文荣.用社会历史研究法解读《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形象[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1）.
[2]王潞娟.《孔雀东南飞》的姑恶符号之我见[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