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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银行作为新进入的一种市场成分，它们所占的比重可能会逐步提高，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所占的比重可能会降低，但业务总量不会减少，而且这个过程会促进我们的业务的提升。没有竞争没有压力时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好，躺着不动人家也会上门来求我们。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形势在逼使我们进步。”
对于李礼辉的评价，外界使用的词汇是“学富力强”的新型管理者。今年54岁的李礼辉就任中国银行行长已经整整两年，这位金融学博士此前担任海南省副省长两年，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八年，还担任过工商银行驻新加坡首任首席代表。有着多起海外金融机构并购经验（如收购香港友联银行组建香港工银亚洲），对今年中银顺利在香港和内地上市的功不可没。
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记录，有一年春节，七天假里，半天时间陪妻子女儿逛庙会，六天半用于学习。通常他提前1小时上班，延迟两小时下班，总是在办公室里把要读的书读完才走。
8月10日，李礼辉接受了《经济》记者的采访，就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后的管理模式、竞争环境、业务发展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是自从中银在今年上市后，李礼辉行长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经济》：中国银行上市后，管理模式跟国际接轨的力度和速度都大大加强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海外总是有人议论中银的各级领导都是由国家任命的。这也是一个事实，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的利益如何保护？
李礼辉：其实，一家银行只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法人治理机制，就既能够保护大股东的利益，也能够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从根本上说，大股东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我自己觉得，从国有银行这个角度说，大股东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国家作为大股东，它不需要通过某个方面的控制来占有整个银行的资源。对于国家这个大股东来说，你把中国银行做好了，你的价值提高了，你才有可能提高所有股东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不认为国家作为大股东会跟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什么冲突。
其次，在机制上我们完全做了这方面的设计。最重要的，我们在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做了很好的安排。在我们的董事会里，现在有四位独立董事，其中三位独立董事分别在董事会下担任稽核委员会的主席、风险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主席。稽核委员会是管理我们整个银行是否符合企业的要求；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对最重要的风险进行控制；关联交易委员会是防止银行与比较大的股东之间进行关联交易，会不会违反有关规定，会不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我们这几位独立董事都是国际上知名的人士。有一位原来是摩根士丹利的风险管理总监，另一位是原来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银行局的前局长，在国际上很有名。还有一位是梁定邦，当过香港联交所的主席，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些独立董事，按照国际惯例，在董事会里更大程度上必须代表小股东的利益，或者说代表小股东对我们银行管理层的工作进行监督。所以我们这个体制的安排，就是要避免大股东违规操作。
第三，你们担心的是，国家作为大股东，会不会指令中国银行向谁贷款不向谁贷款？这一点，过去行政干预是存在的，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们现在的信贷决策、投资决策，都是我们银行独立自主来决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了解政府的政策、规划和动态，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评价和判断，他可能要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这些都是我们会关注的。我们也会跟地方政府加强合作，了解地方政府的哪些重点项目需要建设，有哪些企业需要兼并、整合、重组，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业务机会。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会听他们的指挥，让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
《经济》：根据WTO协议，年底外资银行就要全面进入中国内地，可以做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的客户目标人群是高端客户。而我觉得中国银行的业务范围相对于工行和农行也比较侧重于中高端客户，这样外国银行对中行的冲击是不是会比较大？或者说中行是首当其冲地面临外资银行的冲击？请问您将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李礼辉：你说的冲击其实不过是竞争，而这种竞争早几年就开始了，它对中国所有的银行其实都是一样的。当然了，到今年年底，从法律上我们进入WTO的所谓保护期已经到了，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内地开展业务，例如在币种方面也不再有限制。但是外资银行的竞争早已开始，中国银行和其他银行一些客户已经分流了。
我们的优势主要在于我们有很大的网络，一万个分行，低成本的分行，而外资银行不可能在国内设这么多的分支机构。因为这么多机构用这么多人，对它们来说成本是很昂贵的。所以从这几年已经可以看出来，外资银行主要是选择一些重点区域、重点城市以及它们认为中高端的客户群体开展业务。所以未来对重点区域、对中高端客户的竞争肯定是会越来越激烈的。这是个客观存在。
我们要明白中国的中高端客户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按严格的国际标准，中国过去没有中高端客户。中国的中高端客户是随着经济的成长和进步，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才形成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中高端客户需要的是集团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银行有全球化的优势，但是它在中国内地未必有这种广泛的服务网络，到什么时候它也是“外来户”。当然中国银行自己形成的一些集团客户，它需要的是既能覆盖国内又能走向世界的服务。外国银行也不一定能满足它的全面的需求，特别是在中国内地。对中国银行来说，在目前我们也还不能满足它们全面的要求。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它的要求。这些客户有的是我们通过工作找来的。
另外，在一些产品的设计方面，我们有些方面能够满足它的要求，有些不能够满足。这一点，我们通过股份制改造，通过上市，我们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像苏格兰皇家银行、瑞银，它们的财务管理是做得很好的。它们有各自的优势，我们希望与它们的合作，我们可以从它们那里得到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而且我们已经对外披露，我们跟苏格兰皇家银行合作经营我们的信用卡等业务，还有其他方面的安排。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国际一流银行的水平。再加上我们在本土区域上的优势，我们是有竞争力的。
中国未来成长中的市场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外国银行作为新进入的一种市场成分，它们所占的比重可能会逐步提高，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所占的比重可能会降低，但业务总量不会减少，而且这个过程会促进我们的业务的进步。没有竞争没有压力时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好，躺着不动人家也会上门来求我们。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形势在逼使我们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经济》：对。现在汇丰银行在北京很进取，它受限制，不能做人民币业务，将来放开了，大家也许就会到那里去存款，因为服务好，保险系数高。我们在香港开的账户到内地汇丰分行，可以通过电子网络直接免费从两地电汇，十分方便省事。
李礼辉：将来汇丰肯定是一个竞争对手，但它一般在大城市活动。说到网络服务，国外银行的网络安全也曾经出现过问题。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经济》：中银在两地上市时，您说过中银今年的赢利目标是320亿元，现在国家实行大力度的宏观调控，这个赢利目标的实现会受到影响吗？
李礼辉：你提了一个涉及敏感数据的问题。我现在只能说，对我们所确定的，以及我们所公布的目标我是有充分信心的。
《经济》：您在海南省担任过两年副省长，做地方行政长官的的经历对您现在的银行家生涯又有什么影响？您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八年，成功收购香港友联银行，完成中国工商银行亚洲分行的上市，您还担任过工商银行驻新加坡首任首席代表，这些海外的经历对您的帮助大吗？
李礼辉：当然。这些经历有利于我银行管理经验的积累，任何银行都不会把管理工作交给没有经验的人去做。对我自己来说，这些不同的经历给了我各方面的经验。比如在海南当副省长，作为一个行政官员，他对宏观经济，对社会情况，对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当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在当了银行行长后，会有助于加强对宏观调控一些政策走势的分析、判断以及有关方面的把握。比如，我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保护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但是调控的力度不可能是过分的，否则也会损害经济增长的速度，那样我们可能会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还会引起社会管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省长的经历）使我能够较好地理解宏观调控措施，而且能够判断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现在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有政府工作的经验。这种经历对一个大银行的行长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另外，在海外工作的经验，更多地也涉及银行业务兼并，涉及投资银行，涉及资源配置，这些经验对于中国银行这样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银行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身历其中，你感受不到资本市场对你是个什么要求。工银亚洲是个很小的上市银行，但它的结构和所提供的经验，对于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同样是有益的。对我个人来说，这种经历，使我对资本市场有了更深入、更直接的了解。
《经济》：您认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李礼辉：中国银行具有品牌的优势。中国银行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家银行，走过了93年的漫长历程，具有品牌的优势；具有国际化的优势，是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家银行；具有多元化的业务经营优势。中国银行拥有全资附属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具有多元化业务的优势；而且我们具有人才的优势，有很多非常熟悉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金融业务的人才。因此我们会在竞争中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