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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胜利前夕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以及中国民族抗争的胜利，相应地带动起了国内日益热烈的民主运动。就在抗战胜利前后，各民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包括国统区在内，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也日益频繁，一时形成了此前非常少见的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潮。
在抗战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决定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在1944年初，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向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提议召开党派会议、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中共中央给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及中共中央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发出指示，要求提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建立各党派联合的新政府“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这个建议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赞同之后，林伯渠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明确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为国统区民主运动提出了新的目标，它使民主运动从过去要求国民党给予民主，进而发展为要求彻底废除国民党一党统治，大大推动了民主运动的深入，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召集会议，响应中共的主张，由此大后方掀起了一场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广泛的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前后的民主运动，首当其冲的，是西南陪都重庆、成都以及昆明等地的社会各界。1945年9月，随着董必武、张澜、章伯钧、沈钧儒等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言呼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之后，迁至西南的各高校，如西南联大以及四川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陆续举行国事座谈会等形式的集会，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也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社团、“民盟”云南支部以及李公朴、闻一多等也联合发起了“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会上发表了响应中共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在重庆，复旦大学等也以“国庆纪念晚会”等形式，提出上述要求。显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
二、重庆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的发表和签名运动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重庆文化界人士的《对时局的进言》可谓引人注目。
据《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进入抗战中后期以后，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声日益激烈，到了1944年5月3日，重庆文化界名流张申府、孙伏园、曹禺、潘孑农、马彦祥等50余人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审查制度。9月4日，重庆工商和文化教育界名流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章乃器、胡西园、卢作孚等30人又发表了《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一新政象”。随后，这场民主运动又以重庆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的发表而达到高潮。
1945年2月22日，由郭沫若起草，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312人签名的《对时局的进言》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相继发表，舆论为之震动，并迅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文件，最早是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建议动员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的，具体则是“文工会”的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主要领导经过讨论，拟出了六条纲领，原由翦伯赞、邓初民起草，后由郭沫若执笔修改。《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之法令，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对英、美、苏采取平行外交等六项具体意见。
《进言》旗帜鲜明，其提出的纲领既明确又要求强烈，因此，被誉为是战后文化界的“民主宣言”。它一改过去要求国民党施予民主的被动做法，而是明确提出要立即召集有各党派参加的“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并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结束党治的必要步骤。这实际上是对此前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重申和响应，也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由“抗日民主”转向“人民民主”的重要转折点。
《对时局的进言》文辞恺切、激越，其称：“‘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耸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须及早实行民主。在野人士正日夕为此奔走呼号，政府最近也公开言明，准备提前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分朝野，共具悃忱，中国的危机依然是可以挽救的。然而……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不应有瞬息的踌躇，更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其有益于民主实现者，在我们认为，应该是：一、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进的依据，以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二、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与目前战事配合。以上二大纲实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步骤，政府既决心还政于民，且不愿人民空言民主，自宜采取此项步骤，使人民有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共挽目前的危机。更就有碍民主实现者而言，则有荦荦六大端，应请加以考虑。一、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并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我们恳切地希望，希望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这份由312人联署的《进言》，最先发表于1945年2月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在签名者中，有沈钧儒、邓初民、张申府、茅盾、胡风、柳亚子、沙千里、夏衍、陶行知、曹禺、邵荃麟、老舍、巴金、胡风、白杨、宋云彬、孙伏园、马思聪、陶行知、叶浅予、谢冰心、顾颉刚、费巩等，其中，有教授、学者、律师、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也有教育家、科学家、出版家、编辑、记者、导演、演员、画家、音乐家等，大多是文化教育领域卓有成就的文化精英，也不乏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左翼文化人，当然，更多的则是无党无派，甚至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因此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事实上，《进言》是在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采取了广泛的签名运动而形成的，如“文工会”就从主任委员郭沫若起，几乎所有成员都投入了分头征集签名的活动。郭沫若曾亲自登门请徐悲鸿签名，副主任委员阳翰笙则动员冰心、老舍等签名，老舍还建议请复旦大学的马宗融、陈望道、周谷城等签名，最后，甚至是“四面八方都签了名”。
《进言》发表后，4月7日，延安文化界致函重庆文化界，表示给予支持，并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压迫，誓作重庆文化界的后盾。同时，由《进言》引发的民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进而形成了大后方抗战胜利前夜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运动。对此国民党当局十分尴尬，又异常震怒，试图予以反扑。据说蒋介石在震怒之余曾大骂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无能，质问他“为什么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了过去”。张道藩亟口谎称是共产党指示《新华日报》盗用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名字搞的宣传，并且保证要让“受骗者”重新“声明”签名作废。于是，国民党“CC”系的文化头子张道藩亲自出面，以威胁和诱迫的方式，试图“说服”曾在《进言》上签名的人“撤签”，他随后派出一大批文化特务四处造访签名者，进行威逼、恐吓、利诱，要他们撤回签名，另发“声明”，不过却遭到了大多数签名者的拒绝，如冰心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如果不同意，干吗要签?中国没民主就国无宁日。”徐悲鸿表示：“我对我的签名负责。我决不收回我的签名！”后来勉强由华林、汤灏、卢于道、朱鹤年等少数人登报，声明自己系“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并未参加”云云。
华林是作家，曾参加“中国文艺社”，编辑《文艺月刊》等。汤灏，不知其人。而卢于道、朱鹤年皆为知名的科学家。卢于道当时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在抗战期间他对国民党十分不满，曾于1943年加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是当时受中共南方局影响的一个外围组织，1944年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6年又参与发起和组织“九三学社”，并当选为监事。朱鹤年曾是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从当时他们的政治倾向性来看，似差别不大，而何至于在宣言上签名后又“声明”“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诚不可解，这还要与后来的另一“声明”相联系来看。这一“声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针对《进言》，策划并“组织”750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签名的另一份《争取胜利告国人书》。包括竺可桢、梅贻琦等许多大学校长在内的人，在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和诱迫下，无奈签了名。这一声明发表于1945年4月15日的重庆《中央日报》上。
原来，国民党当局为了针对《进言》进行反攻，授意张道藩炮制另外一个所谓“民意”的声明，最后便捏造和虚拟出了一个强奸民意的《为争胜利敬告国人——教育文化界联合声明》，并且发表在1945年4月15日的《中央日报》上。这个“声明”的签名者，居然达750余人，包括正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大学校长和教授会的众多代表，以及蒋碧薇、王平陵、华林、梁实秋、朱光潜等，其中的许多人是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被列入签名者名单，因而当时香港的报纸发表评论，称：今年2月22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声明”是民主宣言，1945年4月15日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声明”是反民主宣言。不过，所谓《争取胜利告国人书》的出笼，此后很少被人注意和研究。据笔者的调查，只有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对之有过追踪的查访。据竺可桢“文革”时期的日记：
1. （1968年5月24日）：是日北京农学院来人调查韩德章，即1945年4月15日，“该校农经系教授韩德章参加750多人签名的《为争取胜利敬告人民书》”一事，竺可桢回忆，“我也是签名人之一”，但“日记查不出有人来要我签名的事。这时正值费巩失踪，我在上海逗留二个月。名单中所认识的多半是校长，如梅贻琦（清华）、朱恒璧（上海医学院）、林风眠（浙艺）、张孝骞、王抚五（星拱，武大）、胡庶华（湖南大学）等，其余只知道王家楫、任美锷等数人而已。韩，我并不认识，此外则有顾毓琇。从名单我认为顾是主持人之一，不然不会有许多校长”。
以上据竺可桢的回忆和分析，《为争取胜利敬告人民书》的具体组织者，应该是当时教育部的要员顾毓琇，而这个文件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费巩签名的那个《对时局进言》。
2. （1968年5月25日）：“调查《中央日报》1945年4月15日的声明，其中最反动的是下面几句：‘国民政府——是全国人民意志的结晶’和‘一切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务使政令军权真正统一于国民政府，任何政党不拥有自己的军队，任何地方不违背中央政令。’我查1945年日记，知道我于2月23日从遵义到重庆，23日重庆《新华日报》登载了文化界郭沫若等200多人发表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主张设立联合政府。24日在张治中家中膳，张治中说和共产党办交涉不好办。最初共产党要9个师，以后说12个师，但现在要组织联合政府了。下午3点教育部召开在渝校长会议，到梅贻琦、王星拱、邹树文、李蒸、张孝骞、余上沅、欧元怀、刘季洪、齐心清等。——3月1日在教育部开了校长会议，到校长27人，除上述人外，尚有朱恒璧、胡定安、欧元怀、王衍廉（边疆学校校长）、张之江、张洪沅、田伯苍，此外尚有顾毓琇。谈到1945年经费，但没有谈这声明。我看了名单以后，相信这声明大概是那时签的名。3月2日最后一句话谈到宣言。”
3. （1968年5月26日）：“晚间重新再看1945年3月初日记。2日，继续开专科以上校长会议。日记尾后说：今日开会时有一宣言，题为《争取胜利告国人书》，当场签名云云。这时离登报尚有一个半月时间。”
由上可知，《争取胜利告国人书》是在国共开始谈判以及《进言》发表后，在国民党当局授意下，于教育部重庆校长会议期间炮制出来的，并且由校长们签了名的。
4. （1968年5月28日）：“至图书馆看旧《新华日报》。［补示：《新华日报》宣言］”“幸有汉口的1945年《新华日报》，在二月22日第二版上有《文化界发表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一致政府》。全文第一句说道，‘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我想这是驳蒋介石‘以一不变应万变’的)，说在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当时已定四月25日在旧金山开苏、美、中、英、法会议)，说‘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要实行民主’。下面提出六点：1．临时紧急会议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2．组织统一政府，推行战时政治纲领。3．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自由。4．停止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政策。5．严惩贪污狡猾官吏。6．取缔友邦歧视之言论。这文大触蒋介石之怒。到四月初停止了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而于三月初即着手组织四月十五（日）的《中央日报》登了《为争取胜利敬告国人书》宣言。这是有七百多人签名的，而进言则是二百多人（？）签名。在后者签名的有沈钧儒、郭沫若、沈雁冰、沙千里、邵荃麟、胡绳、侯外庐、马寅初、夏衍、高崇民、徐冰、曹禺、老舍、曹靖华、章汉夫、冯雪峰、廖沫沙、刘清扬、翦伯赞、刘白羽、潘梓年、潘菽、戴爱莲、董时进、张孟闻、卢于道、方令孺、周志城（以上四人复旦），农业方面金善宝、梁希，艺术界傅抱石、马思聪、徐悲鸿”。
如上所述，《争取胜利告国人书》是针对《进言》而炮制的，而签名的人数，竟是以七百多人对三百多人，可谓虚张声势。
5. （1968年5月29日）：“近两日来我所要搞清楚1945年2月22日郭沫若等200多人签名的《文化界发表时局进言》登在《新华日报》，梅贻琦和我700多人签名的《为争取胜利敬告国人书》也正是这两条路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和国民党的斗争，而我却站在反动的一面。在当时以为自然科学工作人员不应去搞政治，而实际却为反动派牵了鼻子走。这在现时看来很明白了。至于200多人签名单中有许多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揪出来，这是以后的事，在当时他们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6. （1968年9月21日）：“至于1945年4月15日在《中央日报》700多人签名的事，那是受蒙蔽的，而且700多人签名的人，如水生所王家楫等也是这样，而同时和我签名的18名校长尚有人在，也可以作证的，如胡步曾、胡庶华、廖世承等也可以作证。所以我原来想写一个自传补充材料交院革委会常委，现在看来无此需要了。”
以上竺可桢的日记，是在“文革”期间写下的，当然也就带了当时特殊时代的痕迹，但是他还是坚信：当年“700多人签名的人”，“是受蒙蔽的”，其中包括“水生所”的王家楫，以及华东师大的数学教授李蕃等。
7. （1969年8月26日）：前来外调的有华东师大，是关于“教授李锐夫（蕃）1945年签名案”，以及“水生所”的王家楫，当时“他和唐擘黄（钺）、丁巽甫在一起，忽然有人把传单拿进来要他签名，他就签了”。
“忽然有人把传单拿进来要他签名，他就签了”，这就是当年700多人签名在《争取胜利告国人书》之上的实情。他们之所以会这么糊里糊涂地就签了名，可能是因为没有察觉其中的微妙之处，也可能是抗战胜利带来的喜悦妨碍了他们对国内实际政治的判断。当年抗战胜利背后的复杂和迷离的时局，对于一些怀具着国家至上观念的大学校长和科学家来说，很快就明白其中的是是非非，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如当年历史的进展，国共两党的角逐，是经过了重庆谈判以及一场又一场的民主运动，才分出了泾渭，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搏斗，才分出了胜负。
在上述竺可桢提及的科学家名单中，王家楫是动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和所长，1948年他曾应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教授邀请赴英国考察，返国后正值国民党当局命令各研究所迁台，他不顾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毅然留在大陆；唐钺是心理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及所长；丁巽甫即丁西林是物理学家，又是剧作家和知名社会活动家；李锐夫是数学家。名单中除了卢于道、朱鹤年，他们无一例外，最后都和竺可桢一样，抛弃了国民党政权，选择留在大陆，那么，当年他们的“签名案”（签名或撤签），其是非曲直，不是非常明白的么？
三、“费巩案”的发生
由“签名案”引发的，还有一桩历史悬案，即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字香曾）的失踪，这曾被称为是抗战时期发生在陪都重庆的两大惨案之一，即“綦江惨案”和“费巩神秘失踪案”。
竺可桢1945年3月14日的日记写道：“晚中央组织部之于震天来，知费香曾忽于去北碚路上失踪。缘香曾于四日晚入城，拟坐轮至北碚复旦，曾去看汤元吉，后住邵全声处。次晨邵偕香曾至轮上，邵提行李上轮，再登，香曾已不见。邵挈行李到处觅香曾，卒未见香曾。故于疑其签字于《新华日报》之宣言主张各党派联席会议有关。据香曾告汤，则华林、卢于道、朱鹤年等之报上声明并未加入，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故香曾如被特务机关于闭禁，则性命殊可忧。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Gestapo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
原来，1945年初，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费巩利用为期一年的休假机会，应邀前往重庆的母校复旦大学开设讲座，题目是“民主与法制”，就在费巩频繁出入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对国民党政府的运作进行考察和研究，以便为讲座积累资料时，突然于3月5日凌晨，在前往复旦大学授课途中，在重庆的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竺可桢，竺校长甚为震惊，他立即去找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费巩留学英国时的同学高文伯，托他们代为打听费巩的下落。在随后的几个月之内，竺可桢校长因公务之便，在重庆会同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等，询问了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警、特各方要员，费力探询消息，试图加以营救，可惜竟毫无所获。竺可桢于是与复旦大学校长等联名，正式向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彻查费巩的下落，他还带领浙大教授，联名上书教育部和蒋介石，强烈要求彻查“费巩案”，以维护人权，主持正义。“费巩案”在报端披露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启动调查程序，即由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等在重庆长江水域以及遵义浙大等地查访，结果不了了之，只好诬告与费巩同行的前浙大学生邵全声将费巩推入水中溺死，邵受刑被迫承认，后多次翻供，最后在戴笠亲自审讯下，判为假案，但国民党特务机关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均咬定不曾关押过费巩，而费巩的下落也因此始终不明不白。后来人们推测：所谓“费巩案”，是费巩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最后又被杀害并被投入镪水池毁尸灭迹。至于所以如此，是费巩此前在浙大担任训导长时，对“左派”学生曾多加保护，而浙江大学当年地处西南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之一，自然是国民党予以重点防范的地方，加之费巩一向主持正义，也就成为这个重点防范之地的重点防范的人物。于是不仅是浙大内部的国民党、“三青团”、“中统”与“军统”的特务要监视他，而且贵州、遵义省和市的国民党党部以及“三青团”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及警备司令部，甚至重庆的教育部等，也都对其进行监视。重庆的教育部就曾以其“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党务工作”为由，强迫他辞去了学校训导长一职。
竺可桢当年的日记所以将其失踪马上与“签名”联系起来，绝非空穴来风。但是相应的证据迄今未曾浮出水面。有人说费巩签名之后，陈立夫曾以设宴为由对其加以恫吓和威胁，迫其撤销签名，而据1945年2月5日的费巩日记：“应陈立夫、余井塘之宴，林同济、程沧波、章益等陪同。”日记中的陈、余，皆是国民党要员，特别是陈立夫，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的“CC系”头子，那么，这是一次一般的社交，抑或一次特殊的会面？费巩日记只有这么几个字，于是它供人遐想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了。（张学继等所撰的《陈立夫大传》认为陈立夫对费巩所设“鸿门宴”是探底、探口风，乃至为暗杀制造前奏。）事实上，费巩和陈立夫的接触，几乎无资料可以说明，对于这次宴请，陈立夫晚年的回忆也无一处提及。有文章叙述说：陈立夫设宴前，“费巩收到这张他所鄙视的人的请帖，怒火三丈，当即撕得粉碎。但是在友人的劝说下，以观察究竟有何为的心情，还是去了”。笔者认为这是加以附会的，因为根据费巩当时的日记，即1945年2月7日，这一天，浙大毕业生吴作和来访，费巩在日记中写道：吴“示我以‘文化界进言’，要求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党治、特务及妨碍人民自由之法令，惩治贪污等。列名者郭沫若、洪深、马寅初、张申府、柳亚子等数十人，呈来请我具名，即签字其上焉”。原来是吴作和邀请他签名，费巩随即毫不犹豫地予以签名，此时正是距陈立夫设宴的第二天。由此可以说明：如果说陈立夫设宴的目的是劝说或者恫吓费巩“收回”签名的，那么，这与事实上的时间不相符合，即陈设宴于前，费签名于后，不可能形成对应的关系，所谓费巩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利诱、坚决不收回自己的签名，并且对那些表示“否认”的人（其中有的是他的友人）进行严斥的说法，不仅无法在费巩日记中得到证实，而且显然存在一些时间上的矛盾，因此，那些出于想象的叙述应该不予采信。
对于费巩的签名，应该如何估计，这是判断此后他失踪悬案的一个前提。显然，费巩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的政治倾向，据陶元珍教授回忆，只是一个曾接受过国家主义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费巩此前曾参加过“中国青年党”），而在他生前，他是非常欣赏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他在留学时期也曾朝拜于当时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大师拉斯基，而拉斯基就是继承了“费边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并由此创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派，从而影响于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后者如罗隆基等都曾出自拉斯基门下。至于当时费巩所发表的几篇政论文章，如在《大公报》、《东方杂志》及《宪政》月刊等公开发表的政论，《实行宪政之条件》、《民主抑独裁》等认为1943年下半年自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参政会开会后，实行宪政的呼声重起，而“政府非有诚意，徒以塞英美之责也。然正可乘是为文论之”。《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是被浙大的《思想与时代》拒绝发表的，后转寄给了《宪政》月刊，费巩说：“但一肚皮不合时宜所发议论，恐非当局所喜闻，亦未必为编者所欢迎，姑一试之。本非为名为利，如不克登，则吾宁卷而藏之，空言本无裨大局，澄清无望，吾殆隐乎？”另外一篇《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也被《思想与时代》删节了，费巩转给了《东方杂志》，又一篇《论政权治权之分配》，也被删去了一些激切及讥弹之论，费巩自觉既不违背本意，又精纯和平，即使发表也不至于触怒当局。他还在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半月刊发表了《王之反对党》，另一篇《政治风气之转移》则直寄《大公报》，其中“语多借古人之言，历史上事，讥讽时事，不知亦果能发表否也”。还有一篇《论政权治权之分配》，在发表时因有 “背五权之旨”，在送审时被检查官检扣，未能刊出。最后他还写了《论制宪之原则》，“但又语多批评，不知又将触犯政府之忌讳否也”，以及《人民自由与国民大会》。以上文章，对于作为训练有素的宪政专家和对英国政治尤为熟悉的费巩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他此前就著有《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等专著，只是议论到时政，不免“写文终觉吃力，所谓呕心血之事也”，也大多偏重于专业理论的阐述和说理，并非是对现实政治的尖锐揭露和深刻剖析，也非有具体的针对性，在当时抗战胜利前后，国内民主浪潮积蓄和涌现之时，相类的文章亦不时可见，因此，换言之，费巩只是一位无党派的带有正义感的教授学者，后来他的“失踪”和“遇害”的确让人费解，因此有理由怀疑：抗战胜利前后的国民党并非到了穷途末路因而丧心病狂，如费巩的身份和他的政治态度，是否有必要让国民党特务去对他暗下毒手？如果说是国民党特务果然实施了绑架和暗杀费巩的命令，那么，这个命令是来自哪里？（很多文章指称是蒋介石）其具体的执行的情况又如何？以及当时有无亲见或亲闻的当事人？这都是有待考证的。此外，同费巩教授一样留学西方，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学者还有许多，其中也有人同样敢于直面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如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以及激烈如马寅初等，他们都在历史上留下过反对国民党的记录（马寅初还被囚禁过）。如果说费巩是被国民党特务所绑架和暗杀的，那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为何却唯独只有他一个人呢？
此文只限于讨论与“签名案”有关的内容，如费巩的签名，此外据顾潮《顾颉刚年谱》：1945年2月，当时在政治上较费巩远为“落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也签名于《文化界对时局宣言》之上，为此国民党“中统”头子朱家骅、张道藩曾分别派人要其登报更正，结果却遭到了顾颉刚的拒绝。（顾颉刚甚至也敢公开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要求。据《顾颉刚年谱》：1941年7月13日，蒋介石接见顾颉刚，两人谈及整理古籍事宜。又，1943年1月28日，顾颉刚奉命修改《九鼎铭文》，当时重庆政府与反法西斯盟国中的一些国家签订了几个“新约”，宣告废除列强在中国的若干不平等条约，顾颉刚认为这是“抗战以来第一可喜之事”，遂在弟子刘起釪起草的铭文基础上“加以改窜”，是后遭到许多人的反感，陈寅恪因此还写诗予以讥讽。后来顾颉刚被选为“三青团”评议员，1946年11月，又被选为“国大”的“社会贤达”代表。）由此看来，费巩签名于《进言》，似乎对国民党当局并不会构成十分刺激的举动。
费巩的意外失踪，距离《进言》发表不过十数天，直到1945年4月30日，才由重庆《新华日报》以“编辑部启事”的形式透露出来：“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全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和为国是而发出的快邮代电，北碚学生争取民主同盟为费巩教授失踪事敬告各界宣言，重庆学生争取民主联合会为文工会被解散的一个急紧呼吁，浙大学生自治会电重庆浙大校友会和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请设法营救费巩教授的消息，以上等稿都登不出来。”
那么，个中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这仍然需要详细考查。
四、“文工会”的被迫解散
《进言》的发表，最后还导致了一个事件，即“文工会”的被迫解散。
早在抗战开始和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初，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了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第三厅。其旨在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并由郭沫若担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此后，中共南方局充分利用在国统区取得的部分合法地位，把第三厅变成夹在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并且在抗战文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后国共摩擦加剧，抗战形势逆转，1940年8月郭沫若被免去厅长一职，此后进步人士又被迫全部退出第三厅。为了控制和羁縻这些进步文化人，蒋介石指令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下设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为“文工会”），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团体。1940年11月1日，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为副主任委员的“文工会”宣告成立，当时周恩来指示其开展活动的方式是“他们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于是“文工会”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理论斗争，以及广泛的文艺创作和群众性文艺活动，使“文工会”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据点，因而曾被誉为“第二红岩”、“八路军第二办事处”。《进言》发表并产生巨大影响之后，蒋介石恼羞成怒，由于“文工会”是这次签名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下令解散了“文工会”。
1945年4月1日的晚上，在重庆天官府7号的“文工会”办公处，举行了一场聚餐晚会，这就是“文工会”的结束之日。重庆新闻界、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100多人参加了这次聚会，郭沫若还在签名纸上奋笔疾书：“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所谓“今日”，是指“文工会”前身的第三厅成立于1938年4月1日，而“文工会”的解散也是在4月1日。4月9日晚，重庆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以沈钧儒为首，设宴慰问郭沫若和“文工会”成员，这仿佛竟是一场声讨大会和继续战斗的动员会了。
“文工会”虽然被解散了，不过，继重庆文化界的《对时局进言》之后，此后还有昆明文化界300人签名的《对时局宣言》，以及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的相继公开发表，它们共同在战后的后方文化界形成了强大的攻势，形成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关于引导大后方文化界“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局面，这与其他社会各界人民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洪流相汇合，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日渐腐朽的专制统治，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以及中国民族抗争的胜利，相应地带动起了国内日益热烈的民主运动。就在抗战胜利前后，各民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包括国统区在内，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也日益频繁，一时形成了此前非常少见的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潮。
在抗战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决定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在1944年初，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向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提议召开党派会议、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中共中央给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及中共中央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发出指示，要求提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建立各党派联合的新政府“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这个建议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赞同之后，林伯渠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明确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为国统区民主运动提出了新的目标，它使民主运动从过去要求国民党给予民主，进而发展为要求彻底废除国民党一党统治，大大推动了民主运动的深入，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召集会议，响应中共的主张，由此大后方掀起了一场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广泛的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前后的民主运动，首当其冲的，是西南陪都重庆、成都以及昆明等地的社会各界。1945年9月，随着董必武、张澜、章伯钧、沈钧儒等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言呼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之后，迁至西南的各高校，如西南联大以及四川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陆续举行国事座谈会等形式的集会，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也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社团、“民盟”云南支部以及李公朴、闻一多等也联合发起了“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会上发表了响应中共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在重庆，复旦大学等也以“国庆纪念晚会”等形式，提出上述要求。显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
二、重庆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的发表和签名运动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重庆文化界人士的《对时局的进言》可谓引人注目。
据《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进入抗战中后期以后，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声日益激烈，到了1944年5月3日，重庆文化界名流张申府、孙伏园、曹禺、潘孑农、马彦祥等50余人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审查制度。9月4日，重庆工商和文化教育界名流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章乃器、胡西园、卢作孚等30人又发表了《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一新政象”。随后，这场民主运动又以重庆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的发表而达到高潮。
1945年2月22日，由郭沫若起草，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312人签名的《对时局的进言》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相继发表，舆论为之震动，并迅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文件，最早是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建议动员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的，具体则是“文工会”的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主要领导经过讨论，拟出了六条纲领，原由翦伯赞、邓初民起草，后由郭沫若执笔修改。《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之法令，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对英、美、苏采取平行外交等六项具体意见。
《进言》旗帜鲜明，其提出的纲领既明确又要求强烈，因此，被誉为是战后文化界的“民主宣言”。它一改过去要求国民党施予民主的被动做法，而是明确提出要立即召集有各党派参加的“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并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结束党治的必要步骤。这实际上是对此前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重申和响应，也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由“抗日民主”转向“人民民主”的重要转折点。
《对时局的进言》文辞恺切、激越，其称：“‘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耸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须及早实行民主。在野人士正日夕为此奔走呼号，政府最近也公开言明，准备提前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分朝野，共具悃忱，中国的危机依然是可以挽救的。然而……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不应有瞬息的踌躇，更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其有益于民主实现者，在我们认为，应该是：一、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进的依据，以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二、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与目前战事配合。以上二大纲实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步骤，政府既决心还政于民，且不愿人民空言民主，自宜采取此项步骤，使人民有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共挽目前的危机。更就有碍民主实现者而言，则有荦荦六大端，应请加以考虑。一、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并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我们恳切地希望，希望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这份由312人联署的《进言》，最先发表于1945年2月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在签名者中，有沈钧儒、邓初民、张申府、茅盾、胡风、柳亚子、沙千里、夏衍、陶行知、曹禺、邵荃麟、老舍、巴金、胡风、白杨、宋云彬、孙伏园、马思聪、陶行知、叶浅予、谢冰心、顾颉刚、费巩等，其中，有教授、学者、律师、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也有教育家、科学家、出版家、编辑、记者、导演、演员、画家、音乐家等，大多是文化教育领域卓有成就的文化精英，也不乏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左翼文化人，当然，更多的则是无党无派，甚至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因此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事实上，《进言》是在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采取了广泛的签名运动而形成的，如“文工会”就从主任委员郭沫若起，几乎所有成员都投入了分头征集签名的活动。郭沫若曾亲自登门请徐悲鸿签名，副主任委员阳翰笙则动员冰心、老舍等签名，老舍还建议请复旦大学的马宗融、陈望道、周谷城等签名，最后，甚至是“四面八方都签了名”。
《进言》发表后，4月7日，延安文化界致函重庆文化界，表示给予支持，并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压迫，誓作重庆文化界的后盾。同时，由《进言》引发的民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进而形成了大后方抗战胜利前夜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运动。对此国民党当局十分尴尬，又异常震怒，试图予以反扑。据说蒋介石在震怒之余曾大骂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无能，质问他“为什么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了过去”。张道藩亟口谎称是共产党指示《新华日报》盗用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名字搞的宣传，并且保证要让“受骗者”重新“声明”签名作废。于是，国民党“CC”系的文化头子张道藩亲自出面，以威胁和诱迫的方式，试图“说服”曾在《进言》上签名的人“撤签”，他随后派出一大批文化特务四处造访签名者，进行威逼、恐吓、利诱，要他们撤回签名，另发“声明”，不过却遭到了大多数签名者的拒绝，如冰心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如果不同意，干吗要签?中国没民主就国无宁日。”徐悲鸿表示：“我对我的签名负责。我决不收回我的签名！”后来勉强由华林、汤灏、卢于道、朱鹤年等少数人登报，声明自己系“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并未参加”云云。
华林是作家，曾参加“中国文艺社”，编辑《文艺月刊》等。汤灏，不知其人。而卢于道、朱鹤年皆为知名的科学家。卢于道当时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在抗战期间他对国民党十分不满，曾于1943年加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是当时受中共南方局影响的一个外围组织，1944年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6年又参与发起和组织“九三学社”，并当选为监事。朱鹤年曾是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从当时他们的政治倾向性来看，似差别不大，而何至于在宣言上签名后又“声明”“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诚不可解，这还要与后来的另一“声明”相联系来看。这一“声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针对《进言》，策划并“组织”750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签名的另一份《争取胜利告国人书》。包括竺可桢、梅贻琦等许多大学校长在内的人，在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和诱迫下，无奈签了名。这一声明发表于1945年4月15日的重庆《中央日报》上。
原来，国民党当局为了针对《进言》进行反攻，授意张道藩炮制另外一个所谓“民意”的声明，最后便捏造和虚拟出了一个强奸民意的《为争胜利敬告国人——教育文化界联合声明》，并且发表在1945年4月15日的《中央日报》上。这个“声明”的签名者，居然达750余人，包括正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大学校长和教授会的众多代表，以及蒋碧薇、王平陵、华林、梁实秋、朱光潜等，其中的许多人是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被列入签名者名单，因而当时香港的报纸发表评论，称：今年2月22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声明”是民主宣言，1945年4月15日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声明”是反民主宣言。不过，所谓《争取胜利告国人书》的出笼，此后很少被人注意和研究。据笔者的调查，只有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对之有过追踪的查访。据竺可桢“文革”时期的日记：
1. （1968年5月24日）：是日北京农学院来人调查韩德章，即1945年4月15日，“该校农经系教授韩德章参加750多人签名的《为争取胜利敬告人民书》”一事，竺可桢回忆，“我也是签名人之一”，但“日记查不出有人来要我签名的事。这时正值费巩失踪，我在上海逗留二个月。名单中所认识的多半是校长，如梅贻琦（清华）、朱恒璧（上海医学院）、林风眠（浙艺）、张孝骞、王抚五（星拱，武大）、胡庶华（湖南大学）等，其余只知道王家楫、任美锷等数人而已。韩，我并不认识，此外则有顾毓琇。从名单我认为顾是主持人之一，不然不会有许多校长”。
以上据竺可桢的回忆和分析，《为争取胜利敬告人民书》的具体组织者，应该是当时教育部的要员顾毓琇，而这个文件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费巩签名的那个《对时局进言》。
2. （1968年5月25日）：“调查《中央日报》1945年4月15日的声明，其中最反动的是下面几句：‘国民政府——是全国人民意志的结晶’和‘一切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务使政令军权真正统一于国民政府，任何政党不拥有自己的军队，任何地方不违背中央政令。’我查1945年日记，知道我于2月23日从遵义到重庆，23日重庆《新华日报》登载了文化界郭沫若等200多人发表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主张设立联合政府。24日在张治中家中膳，张治中说和共产党办交涉不好办。最初共产党要9个师，以后说12个师，但现在要组织联合政府了。下午3点教育部召开在渝校长会议，到梅贻琦、王星拱、邹树文、李蒸、张孝骞、余上沅、欧元怀、刘季洪、齐心清等。——3月1日在教育部开了校长会议，到校长27人，除上述人外，尚有朱恒璧、胡定安、欧元怀、王衍廉（边疆学校校长）、张之江、张洪沅、田伯苍，此外尚有顾毓琇。谈到1945年经费，但没有谈这声明。我看了名单以后，相信这声明大概是那时签的名。3月2日最后一句话谈到宣言。”
3. （1968年5月26日）：“晚间重新再看1945年3月初日记。2日，继续开专科以上校长会议。日记尾后说：今日开会时有一宣言，题为《争取胜利告国人书》，当场签名云云。这时离登报尚有一个半月时间。”
由上可知，《争取胜利告国人书》是在国共开始谈判以及《进言》发表后，在国民党当局授意下，于教育部重庆校长会议期间炮制出来的，并且由校长们签了名的。
4. （1968年5月28日）：“至图书馆看旧《新华日报》。［补示：《新华日报》宣言］”“幸有汉口的1945年《新华日报》，在二月22日第二版上有《文化界发表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一致政府》。全文第一句说道，‘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我想这是驳蒋介石‘以一不变应万变’的)，说在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当时已定四月25日在旧金山开苏、美、中、英、法会议)，说‘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要实行民主’。下面提出六点：1．临时紧急会议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2．组织统一政府，推行战时政治纲领。3．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自由。4．停止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政策。5．严惩贪污狡猾官吏。6．取缔友邦歧视之言论。这文大触蒋介石之怒。到四月初停止了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而于三月初即着手组织四月十五（日）的《中央日报》登了《为争取胜利敬告国人书》宣言。这是有七百多人签名的，而进言则是二百多人（？）签名。在后者签名的有沈钧儒、郭沫若、沈雁冰、沙千里、邵荃麟、胡绳、侯外庐、马寅初、夏衍、高崇民、徐冰、曹禺、老舍、曹靖华、章汉夫、冯雪峰、廖沫沙、刘清扬、翦伯赞、刘白羽、潘梓年、潘菽、戴爱莲、董时进、张孟闻、卢于道、方令孺、周志城（以上四人复旦），农业方面金善宝、梁希，艺术界傅抱石、马思聪、徐悲鸿”。
如上所述，《争取胜利告国人书》是针对《进言》而炮制的，而签名的人数，竟是以七百多人对三百多人，可谓虚张声势。
5. （1968年5月29日）：“近两日来我所要搞清楚1945年2月22日郭沫若等200多人签名的《文化界发表时局进言》登在《新华日报》，梅贻琦和我700多人签名的《为争取胜利敬告国人书》也正是这两条路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和国民党的斗争，而我却站在反动的一面。在当时以为自然科学工作人员不应去搞政治，而实际却为反动派牵了鼻子走。这在现时看来很明白了。至于200多人签名单中有许多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揪出来，这是以后的事，在当时他们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6. （1968年9月21日）：“至于1945年4月15日在《中央日报》700多人签名的事，那是受蒙蔽的，而且700多人签名的人，如水生所王家楫等也是这样，而同时和我签名的18名校长尚有人在，也可以作证的，如胡步曾、胡庶华、廖世承等也可以作证。所以我原来想写一个自传补充材料交院革委会常委，现在看来无此需要了。”
以上竺可桢的日记，是在“文革”期间写下的，当然也就带了当时特殊时代的痕迹，但是他还是坚信：当年“700多人签名的人”，“是受蒙蔽的”，其中包括“水生所”的王家楫，以及华东师大的数学教授李蕃等。
7. （1969年8月26日）：前来外调的有华东师大，是关于“教授李锐夫（蕃）1945年签名案”，以及“水生所”的王家楫，当时“他和唐擘黄（钺）、丁巽甫在一起，忽然有人把传单拿进来要他签名，他就签了”。
“忽然有人把传单拿进来要他签名，他就签了”，这就是当年700多人签名在《争取胜利告国人书》之上的实情。他们之所以会这么糊里糊涂地就签了名，可能是因为没有察觉其中的微妙之处，也可能是抗战胜利带来的喜悦妨碍了他们对国内实际政治的判断。当年抗战胜利背后的复杂和迷离的时局，对于一些怀具着国家至上观念的大学校长和科学家来说，很快就明白其中的是是非非，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如当年历史的进展，国共两党的角逐，是经过了重庆谈判以及一场又一场的民主运动，才分出了泾渭，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搏斗，才分出了胜负。
在上述竺可桢提及的科学家名单中，王家楫是动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和所长，1948年他曾应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教授邀请赴英国考察，返国后正值国民党当局命令各研究所迁台，他不顾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毅然留在大陆；唐钺是心理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及所长；丁巽甫即丁西林是物理学家，又是剧作家和知名社会活动家；李锐夫是数学家。名单中除了卢于道、朱鹤年，他们无一例外，最后都和竺可桢一样，抛弃了国民党政权，选择留在大陆，那么，当年他们的“签名案”（签名或撤签），其是非曲直，不是非常明白的么？
三、“费巩案”的发生
由“签名案”引发的，还有一桩历史悬案，即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字香曾）的失踪，这曾被称为是抗战时期发生在陪都重庆的两大惨案之一，即“綦江惨案”和“费巩神秘失踪案”。
竺可桢1945年3月14日的日记写道：“晚中央组织部之于震天来，知费香曾忽于去北碚路上失踪。缘香曾于四日晚入城，拟坐轮至北碚复旦，曾去看汤元吉，后住邵全声处。次晨邵偕香曾至轮上，邵提行李上轮，再登，香曾已不见。邵挈行李到处觅香曾，卒未见香曾。故于疑其签字于《新华日报》之宣言主张各党派联席会议有关。据香曾告汤，则华林、卢于道、朱鹤年等之报上声明并未加入，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故香曾如被特务机关于闭禁，则性命殊可忧。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Gestapo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
原来，1945年初，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费巩利用为期一年的休假机会，应邀前往重庆的母校复旦大学开设讲座，题目是“民主与法制”，就在费巩频繁出入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对国民党政府的运作进行考察和研究，以便为讲座积累资料时，突然于3月5日凌晨，在前往复旦大学授课途中，在重庆的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竺可桢，竺校长甚为震惊，他立即去找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费巩留学英国时的同学高文伯，托他们代为打听费巩的下落。在随后的几个月之内，竺可桢校长因公务之便，在重庆会同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等，询问了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警、特各方要员，费力探询消息，试图加以营救，可惜竟毫无所获。竺可桢于是与复旦大学校长等联名，正式向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彻查费巩的下落，他还带领浙大教授，联名上书教育部和蒋介石，强烈要求彻查“费巩案”，以维护人权，主持正义。“费巩案”在报端披露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启动调查程序，即由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等在重庆长江水域以及遵义浙大等地查访，结果不了了之，只好诬告与费巩同行的前浙大学生邵全声将费巩推入水中溺死，邵受刑被迫承认，后多次翻供，最后在戴笠亲自审讯下，判为假案，但国民党特务机关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均咬定不曾关押过费巩，而费巩的下落也因此始终不明不白。后来人们推测：所谓“费巩案”，是费巩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最后又被杀害并被投入镪水池毁尸灭迹。至于所以如此，是费巩此前在浙大担任训导长时，对“左派”学生曾多加保护，而浙江大学当年地处西南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之一，自然是国民党予以重点防范的地方，加之费巩一向主持正义，也就成为这个重点防范之地的重点防范的人物。于是不仅是浙大内部的国民党、“三青团”、“中统”与“军统”的特务要监视他，而且贵州、遵义省和市的国民党党部以及“三青团”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及警备司令部，甚至重庆的教育部等，也都对其进行监视。重庆的教育部就曾以其“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党务工作”为由，强迫他辞去了学校训导长一职。
竺可桢当年的日记所以将其失踪马上与“签名”联系起来，绝非空穴来风。但是相应的证据迄今未曾浮出水面。有人说费巩签名之后，陈立夫曾以设宴为由对其加以恫吓和威胁，迫其撤销签名，而据1945年2月5日的费巩日记：“应陈立夫、余井塘之宴，林同济、程沧波、章益等陪同。”日记中的陈、余，皆是国民党要员，特别是陈立夫，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的“CC系”头子，那么，这是一次一般的社交，抑或一次特殊的会面？费巩日记只有这么几个字，于是它供人遐想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了。（张学继等所撰的《陈立夫大传》认为陈立夫对费巩所设“鸿门宴”是探底、探口风，乃至为暗杀制造前奏。）事实上，费巩和陈立夫的接触，几乎无资料可以说明，对于这次宴请，陈立夫晚年的回忆也无一处提及。有文章叙述说：陈立夫设宴前，“费巩收到这张他所鄙视的人的请帖，怒火三丈，当即撕得粉碎。但是在友人的劝说下，以观察究竟有何为的心情，还是去了”。笔者认为这是加以附会的，因为根据费巩当时的日记，即1945年2月7日，这一天，浙大毕业生吴作和来访，费巩在日记中写道：吴“示我以‘文化界进言’，要求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党治、特务及妨碍人民自由之法令，惩治贪污等。列名者郭沫若、洪深、马寅初、张申府、柳亚子等数十人，呈来请我具名，即签字其上焉”。原来是吴作和邀请他签名，费巩随即毫不犹豫地予以签名，此时正是距陈立夫设宴的第二天。由此可以说明：如果说陈立夫设宴的目的是劝说或者恫吓费巩“收回”签名的，那么，这与事实上的时间不相符合，即陈设宴于前，费签名于后，不可能形成对应的关系，所谓费巩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利诱、坚决不收回自己的签名，并且对那些表示“否认”的人（其中有的是他的友人）进行严斥的说法，不仅无法在费巩日记中得到证实，而且显然存在一些时间上的矛盾，因此，那些出于想象的叙述应该不予采信。
对于费巩的签名，应该如何估计，这是判断此后他失踪悬案的一个前提。显然，费巩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的政治倾向，据陶元珍教授回忆，只是一个曾接受过国家主义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费巩此前曾参加过“中国青年党”），而在他生前，他是非常欣赏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他在留学时期也曾朝拜于当时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大师拉斯基，而拉斯基就是继承了“费边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并由此创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派，从而影响于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后者如罗隆基等都曾出自拉斯基门下。至于当时费巩所发表的几篇政论文章，如在《大公报》、《东方杂志》及《宪政》月刊等公开发表的政论，《实行宪政之条件》、《民主抑独裁》等认为1943年下半年自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参政会开会后，实行宪政的呼声重起，而“政府非有诚意，徒以塞英美之责也。然正可乘是为文论之”。《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是被浙大的《思想与时代》拒绝发表的，后转寄给了《宪政》月刊，费巩说：“但一肚皮不合时宜所发议论，恐非当局所喜闻，亦未必为编者所欢迎，姑一试之。本非为名为利，如不克登，则吾宁卷而藏之，空言本无裨大局，澄清无望，吾殆隐乎？”另外一篇《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也被《思想与时代》删节了，费巩转给了《东方杂志》，又一篇《论政权治权之分配》，也被删去了一些激切及讥弹之论，费巩自觉既不违背本意，又精纯和平，即使发表也不至于触怒当局。他还在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半月刊发表了《王之反对党》，另一篇《政治风气之转移》则直寄《大公报》，其中“语多借古人之言，历史上事，讥讽时事，不知亦果能发表否也”。还有一篇《论政权治权之分配》，在发表时因有 “背五权之旨”，在送审时被检查官检扣，未能刊出。最后他还写了《论制宪之原则》，“但又语多批评，不知又将触犯政府之忌讳否也”，以及《人民自由与国民大会》。以上文章，对于作为训练有素的宪政专家和对英国政治尤为熟悉的费巩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他此前就著有《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等专著，只是议论到时政，不免“写文终觉吃力，所谓呕心血之事也”，也大多偏重于专业理论的阐述和说理，并非是对现实政治的尖锐揭露和深刻剖析，也非有具体的针对性，在当时抗战胜利前后，国内民主浪潮积蓄和涌现之时，相类的文章亦不时可见，因此，换言之，费巩只是一位无党派的带有正义感的教授学者，后来他的“失踪”和“遇害”的确让人费解，因此有理由怀疑：抗战胜利前后的国民党并非到了穷途末路因而丧心病狂，如费巩的身份和他的政治态度，是否有必要让国民党特务去对他暗下毒手？如果说是国民党特务果然实施了绑架和暗杀费巩的命令，那么，这个命令是来自哪里？（很多文章指称是蒋介石）其具体的执行的情况又如何？以及当时有无亲见或亲闻的当事人？这都是有待考证的。此外，同费巩教授一样留学西方，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学者还有许多，其中也有人同样敢于直面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如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以及激烈如马寅初等，他们都在历史上留下过反对国民党的记录（马寅初还被囚禁过）。如果说费巩是被国民党特务所绑架和暗杀的，那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为何却唯独只有他一个人呢？
此文只限于讨论与“签名案”有关的内容，如费巩的签名，此外据顾潮《顾颉刚年谱》：1945年2月，当时在政治上较费巩远为“落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也签名于《文化界对时局宣言》之上，为此国民党“中统”头子朱家骅、张道藩曾分别派人要其登报更正，结果却遭到了顾颉刚的拒绝。（顾颉刚甚至也敢公开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要求。据《顾颉刚年谱》：1941年7月13日，蒋介石接见顾颉刚，两人谈及整理古籍事宜。又，1943年1月28日，顾颉刚奉命修改《九鼎铭文》，当时重庆政府与反法西斯盟国中的一些国家签订了几个“新约”，宣告废除列强在中国的若干不平等条约，顾颉刚认为这是“抗战以来第一可喜之事”，遂在弟子刘起釪起草的铭文基础上“加以改窜”，是后遭到许多人的反感，陈寅恪因此还写诗予以讥讽。后来顾颉刚被选为“三青团”评议员，1946年11月，又被选为“国大”的“社会贤达”代表。）由此看来，费巩签名于《进言》，似乎对国民党当局并不会构成十分刺激的举动。
费巩的意外失踪，距离《进言》发表不过十数天，直到1945年4月30日，才由重庆《新华日报》以“编辑部启事”的形式透露出来：“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全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和为国是而发出的快邮代电，北碚学生争取民主同盟为费巩教授失踪事敬告各界宣言，重庆学生争取民主联合会为文工会被解散的一个急紧呼吁，浙大学生自治会电重庆浙大校友会和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请设法营救费巩教授的消息，以上等稿都登不出来。”
那么，个中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这仍然需要详细考查。
四、“文工会”的被迫解散
《进言》的发表，最后还导致了一个事件，即“文工会”的被迫解散。
早在抗战开始和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初，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了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第三厅。其旨在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并由郭沫若担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此后，中共南方局充分利用在国统区取得的部分合法地位，把第三厅变成夹在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并且在抗战文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后国共摩擦加剧，抗战形势逆转，1940年8月郭沫若被免去厅长一职，此后进步人士又被迫全部退出第三厅。为了控制和羁縻这些进步文化人，蒋介石指令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下设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为“文工会”），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团体。1940年11月1日，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为副主任委员的“文工会”宣告成立，当时周恩来指示其开展活动的方式是“他们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于是“文工会”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理论斗争，以及广泛的文艺创作和群众性文艺活动，使“文工会”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据点，因而曾被誉为“第二红岩”、“八路军第二办事处”。《进言》发表并产生巨大影响之后，蒋介石恼羞成怒，由于“文工会”是这次签名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下令解散了“文工会”。
1945年4月1日的晚上，在重庆天官府7号的“文工会”办公处，举行了一场聚餐晚会，这就是“文工会”的结束之日。重庆新闻界、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100多人参加了这次聚会，郭沫若还在签名纸上奋笔疾书：“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所谓“今日”，是指“文工会”前身的第三厅成立于1938年4月1日，而“文工会”的解散也是在4月1日。4月9日晚，重庆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以沈钧儒为首，设宴慰问郭沫若和“文工会”成员，这仿佛竟是一场声讨大会和继续战斗的动员会了。
“文工会”虽然被解散了，不过，继重庆文化界的《对时局进言》之后，此后还有昆明文化界300人签名的《对时局宣言》，以及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的相继公开发表，它们共同在战后的后方文化界形成了强大的攻势，形成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关于引导大后方文化界“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局面，这与其他社会各界人民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洪流相汇合，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日渐腐朽的专制统治，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