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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购得苏兴教授的遗著《吴承恩谱传》（中华书局二○一六年版）。苏兴（一九二三至一九九四），辽宁昌图人。一九四八年毕业于长春东北大学（即今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又读一年研究生，后留校任教。教书治学，毕其一生。此书从内容上分为“传记”和“年谱”两部分，浑厚充实，精见迭出。翻阅散发着墨香的书页，不由得想起了苏先生的音容笑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东北师大中文系读硕士生，苏先生是系主任。他身材清癯，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镜背后，闪动着一种洞悉世事的眼神，有些严肃，令人肃然起敬。熟悉的人知道，他亦有颇为诙谐幽默的一面。偶尔听人转述他的风趣话头，今已不记其详。
苏兴以研究《西游记》及其作者吴承恩而蜚声学林。他的研究，文献功底极深，可谓竭泽而渔。但他绝不是枯守版本目录之学、闭守象牙塔的人物。他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很注重实地考察的方法。说起“读万卷书”，看看他在《吴承恩谱传》写作中参考的文献，便可知道；说起“行万里路”，他对吴承恩故里籍贯、生平事迹的叙写，有许多是得之于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考察，即可为证。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不囿于单纯的文学范围，而是密切结合当时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状况，把作品的来龙去脉、作者的思想行为，生动翔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总能给人以深邃独到、超拔时俗之感。
苏兴治学，专攻《西游记》，大体不出明清小说的范围，给人以“专而精”的感觉。其实，他的学术视野是相当宽阔的。我当时听过他的几节课，课程名称是学术经典和研究方法之类，讲的却是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等名篇。王国维论述殷周之际的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后来读书治学的一把钥匙。由此亦可见苏兴视野之开阔、方法之精湛，是其来有自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以治史的方法研究小说，把精于考据的乾嘉之学和实地考察、理论分析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说他受了些王国维的影响，不知过也不过？
一九八三年，苏兴开始招收他的首届研究生，弟子二人，即刘嘉陵和刘晓峰。“二刘”和我同届、同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亦同住一间寝室（还有一位是我的师兄吕书宝）。嘉陵来自沈阳，出身书香门第，身材魁梧，谈吐风雅，有很丰富的人文学识和很细腻的艺术感觉。他因为热爱小说而研究小说，毕业后任职于辽宁省作协、辽宁电视台。他后来专攻散文写作，显示出超人的水平和实力，其散文名作《京胡》堪称世纪经典。刘晓峰来自吉林农安的矿工之家，聪明敏锐，富有诗人气质。他不仅诗写得好，还善画画，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他后来留学日本，专攻古代节日民俗，十年一剑，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当了教授，成为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在日本出版，后来在《读书》等杂志也时见其佳作。素来关爱弟子的苏先生，早已作古多年，倘能看到二位弟子如今的斐然成就，亦当泉下含笑了。
我后来在东北师大跟随杨公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杨先生之于苏先生，应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杨公骥是一九四六年东北大学创校时首批教授之一，那时苏兴还是在读学生，所以对杨公骥很为尊敬。早在五十年代，杨公骥的代表作《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出版时，在自序中感谢对书中所引《诗经》作品翻译帮过忙的人，就提到了苏兴的名字。前些时候，在网上看到苏兴曾偶然购得《全唐诗》第八函第九册“李义山（商隐）诗”，细细端详，似曾相识，却原来是杨公骥所藏之书，不知何故流出于坊间。后闻人言，方知是杨公骥所出售。于是他提笔写下一段跋语，记述这段因缘，写得很有感慨，寥寥数语，显出那个年代学者的师友情谊之深挚、学术情怀之真诚。谨抄录如下：
曩于骥公（按：此非“公骥”误写倒序，乃是对杨公骥的敬称）书斋睹藏书，有《全唐诗》一散册，是扬州诗局原版。今于旧书店见此册，如有所晤。以人民币五角购之，以其为原版，且为李义山诗全篇。书杏同志云，是骥公所售。乃大悟。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午饭后。古榆城高阳子志。（按：原文无标点）
“扬州诗局”是清代为刊刻钦定《全唐诗》而专设的出版机构，故其所刊之书可称“原版”。“古榆城”是苏兴故乡昌图的别称，或以古城荒芜、长满了榆树而得名。“高阳子”当是其别号。
“以人民币五角”购得一册线装书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而老辈学者的悠长情愫和深厚底蕴，今天细细想来，仍不禁令人为之浩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东北师大中文系读硕士生，苏先生是系主任。他身材清癯，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镜背后，闪动着一种洞悉世事的眼神，有些严肃，令人肃然起敬。熟悉的人知道，他亦有颇为诙谐幽默的一面。偶尔听人转述他的风趣话头，今已不记其详。
苏兴以研究《西游记》及其作者吴承恩而蜚声学林。他的研究，文献功底极深，可谓竭泽而渔。但他绝不是枯守版本目录之学、闭守象牙塔的人物。他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很注重实地考察的方法。说起“读万卷书”，看看他在《吴承恩谱传》写作中参考的文献，便可知道；说起“行万里路”，他对吴承恩故里籍贯、生平事迹的叙写，有许多是得之于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考察，即可为证。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不囿于单纯的文学范围，而是密切结合当时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状况，把作品的来龙去脉、作者的思想行为，生动翔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总能给人以深邃独到、超拔时俗之感。
苏兴治学，专攻《西游记》，大体不出明清小说的范围，给人以“专而精”的感觉。其实，他的学术视野是相当宽阔的。我当时听过他的几节课，课程名称是学术经典和研究方法之类，讲的却是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等名篇。王国维论述殷周之际的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后来读书治学的一把钥匙。由此亦可见苏兴视野之开阔、方法之精湛，是其来有自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以治史的方法研究小说，把精于考据的乾嘉之学和实地考察、理论分析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说他受了些王国维的影响，不知过也不过？
一九八三年，苏兴开始招收他的首届研究生，弟子二人，即刘嘉陵和刘晓峰。“二刘”和我同届、同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亦同住一间寝室（还有一位是我的师兄吕书宝）。嘉陵来自沈阳，出身书香门第，身材魁梧，谈吐风雅，有很丰富的人文学识和很细腻的艺术感觉。他因为热爱小说而研究小说，毕业后任职于辽宁省作协、辽宁电视台。他后来专攻散文写作，显示出超人的水平和实力，其散文名作《京胡》堪称世纪经典。刘晓峰来自吉林农安的矿工之家，聪明敏锐，富有诗人气质。他不仅诗写得好，还善画画，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他后来留学日本，专攻古代节日民俗，十年一剑，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当了教授，成为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在日本出版，后来在《读书》等杂志也时见其佳作。素来关爱弟子的苏先生，早已作古多年，倘能看到二位弟子如今的斐然成就，亦当泉下含笑了。
我后来在东北师大跟随杨公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杨先生之于苏先生，应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杨公骥是一九四六年东北大学创校时首批教授之一，那时苏兴还是在读学生，所以对杨公骥很为尊敬。早在五十年代，杨公骥的代表作《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出版时，在自序中感谢对书中所引《诗经》作品翻译帮过忙的人，就提到了苏兴的名字。前些时候，在网上看到苏兴曾偶然购得《全唐诗》第八函第九册“李义山（商隐）诗”，细细端详，似曾相识，却原来是杨公骥所藏之书，不知何故流出于坊间。后闻人言，方知是杨公骥所出售。于是他提笔写下一段跋语，记述这段因缘，写得很有感慨，寥寥数语，显出那个年代学者的师友情谊之深挚、学术情怀之真诚。谨抄录如下：
曩于骥公（按：此非“公骥”误写倒序，乃是对杨公骥的敬称）书斋睹藏书，有《全唐诗》一散册，是扬州诗局原版。今于旧书店见此册，如有所晤。以人民币五角购之，以其为原版，且为李义山诗全篇。书杏同志云，是骥公所售。乃大悟。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午饭后。古榆城高阳子志。（按：原文无标点）
“扬州诗局”是清代为刊刻钦定《全唐诗》而专设的出版机构，故其所刊之书可称“原版”。“古榆城”是苏兴故乡昌图的别称，或以古城荒芜、长满了榆树而得名。“高阳子”当是其别号。
“以人民币五角”购得一册线装书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而老辈学者的悠长情愫和深厚底蕴，今天细细想来，仍不禁令人为之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