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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王树洲坐在记者面前，两手比划着回忆他在“文革”时期拍摄照片的经历。摄影记者对着他连续按下快门。王树洲眼睛一亮，“诶，对，就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叫抓中摆，摆中抓。”
北京798艺术区的映画廊，王树洲“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影像”在这里展出。画廊中间竖起一面墙，王树洲的一幅作品被放大后覆盖了整个墙面。照片表现的是河南辉县“石姑娘”的工作场景：几个年轻女孩子，留着短发或者扎着两个小辫，正围在一起抡着锤子凿石头。她们身后有一排醒目的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上世纪70年代初，王树洲二十出头，负责县里的拍摄宣传工作。他拿着一部海鸥120相机，拍下辉县“文革”十年间的无数场景。王树洲家里还存放着那个时期的几千张黑白底片，底片上留下的是宣传中的场景，人们都喜气洋洋，而照片背后却是没能留下影像的苦难。
照片内外的“石姑娘队”
画廊中间墙上的那张照片，拍摄的是辉县楼村著名的“石姑娘队”，拍摄时间是1973年。辉县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一共有六十多支以“石姑娘”命名的队伍。她们的任务是煅石头、凿洞、架桥、修路、修水库。“石姑娘”作为典型，经常登上《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她们也是王树洲“文革”期间最重要的拍摄主题。
太行山的石头是花岗岩，巨大、坚硬。“石姑娘队”的日常工作是将这些石头煅开以利于开山凿洞，或者凿成长条石修桥。照片里，她们轻舞铁锤，表情轻松，脸上微微露着笑意。身后微波粼粼的水塘里倒映着两棵树，再远处是巍峨的太行山剪影。
但王树洲很清楚，她们的日常工作绝非像照片上展示出来的那样轻松。
作为“石姑娘队”队长之一，如今年过六旬的刘桂青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大锤“重的有二十多斤，最轻的也有七八斤重。”抡起来一下要耗尽力气，脸憋得通红，一小会儿大锤抡下来，身上全是汗水，像刚从水缸里捞出来。刘桂青的队伍里，姑娘们都二十出头，头发被汗水染成黄色，洗都洗不掉。
当年的刘桂青是公认的最积极上进的姑娘，“就像是铁打的”。背一百多斤的石块来来回回，一天工作12个小时。如今，她已经是河南一家大型制药厂的董事长，每天为生意忙碌。她有时觉得自己的脊椎痛得厉害，“应该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刘桂青把手反伸过去，揉着后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王树洲印刷成册的摄影集里，“石姑娘”们青春健康，笑靥如花。直到近几年，随着年纪增大，照片外的她们才逐渐意识到，年轻时那段不要命劳作的日子“可能给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伤痕。”现在她们多数已经年过六十，有时候聚在一起谈论最近正在学习的国画和摄影、子女们的工作和学习。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她们会谈起各自腰上、腿上的伤。
这个“石姑娘队”是学习山西大寨的结果。如今年过七旬的张冬青就是辉县“石姑娘队”的创建者。当年，她代表辉县学习山西大寨后，回来向书记郑永和汇报：“大寨有铁姑娘队，我们不如搞个石姑娘队。”郑永和当场拍板赞同。郑永和与兰考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一起并称为“县委书记三杰”。
彼时的张冬青作为辉县妇联副主任、县里唯一的女常委，占据了王树洲几千张底片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王树洲的镜头下，张冬青意气风发、指点江山，走到哪里都是焦点。而现实中的张冬青，每天参加繁重的“煅石”劳动。一次煅石头的时候，一颗碎石不小心进了左眼。但“轻伤不下火线”，她继续凿了三天石头。后来，这只眼睛化脓，去医院诊断，“彻底坏了”。
真实与不真实的照片
现在回忆起来，张冬青还是很庆幸，自己“至少活下来了”。她的左眼藏在黑框眼镜后面，不仔细看，不太能瞧得出来。在各种场合，她都很少再提起这只受伤的眼睛。“后来就说是坏了，1979年再诊过两次，说治不好了。”张冬青顿了顿，有些轻描淡写地说道。她对辉县“石姑娘队”记忆深刻，但说到这件事，并不愿意多谈。
比这严重得多的伤亡事故常有。
时隔几十年，刘桂青仍清楚地记得一位队员遭遇的意外。一次用火药炸山洞的时候，那个姑娘正在凿石头，脚陷在大石头缝里，来不及拔出。一块巨石滚落下来，正好砸中她。刘桂青不停地哄担架上的队员，“休息一会吧，没事的。”去往医院的路上，那位姑娘再也没有醒来。“二十来岁的生命，说没就没了，”刘桂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念叨着。她当年的队友李清平在一旁抹眼泪。彼时，李清平是县妇联干事，除了参加大小会议也必须参加繁重的劳动。一年的大年初六出工干活，脚和鞋子粘在一起冻成了一坨冰块。现在连“从自行车上跳下来都不行”。
回忆掺杂着浪漫和辛酸，就像王树洲的黑白照片给人的感觉。
评价这些照片“不真实”，会遭到“石姑娘”们的一致反对。“怎么不真实？那时候的精神面貌就是那个样子，发自内心的。”然而要说它们很真实，她们也会摇头，“没有照片上看起来那么轻松，工作还是很苦的，苦得不得了。”
当年，拍谁不拍谁，“都是队里领导选出来的，”王树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一些重要场合，能被选上参加拍照的人，“跟过节似的”。
王树洲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这次展览，画廊中央墙上那张大照片的主人公叫平安稳，是从辉县下放到楼村的知青。人长得漂亮，工作也很积极，很受村里的重视。拍摄的时候，王树洲根据领导的要求，把平安稳安排在中间。她的左后方和右后方分别安排了两个女孩。其中有两个稍微靠前，跟主角一样将铁锤抡在空中，最靠后方的两个女孩，则作为不太重要的背景。
这样的摆拍颇费一番心思。难点首先在于“摆”，“拍几个人还好，有时候拍群像，一大群人嘻嘻哈哈的，怎么摆都不合适，”王树洲摆摆手说，“有时候真是焦头烂额。”
抓到合适的表情也不太容易。王树洲很明白什么样的表情最合适。“要会笑，表情不能紧张。”王树洲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幅照片里，一位中年男子正低头看报。他前方围了一群青年男女，抬头看着他，一起微笑着。
这是王树洲为县水泥厂拍摄的照片，摄于1976年，“文革”已经接近尾声。辉县水泥厂要参加全国范围的主题展览，他们请来王树洲拍摄参展照片。王树洲对这类工作太熟悉了，他按部就班地拍下去：几张表现整体繁荣的大全景、几张领导辛勤参与工作的照片、工人的特写，最后还差一张表现政治学习的照片。
拍摄的主题是“辉县水泥厂工人组织学习报纸社论”。厂里精心挑选出一位外表相对出众的男车间主任，以及十几位青年工人。王树洲找来《人民日报》，让这位车间主任作出低头读报的样子。安排工人们围在他的身边。
车间主任眼睛瞟着报纸，按王树洲的要求问面前的工人们，“吃过饭没？”“找对象没？”问到其中一位男青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哄地一声笑开了。背后水泥厂的烟囱正冒出大团大团的白烟，王树洲赶紧按下快门。为了拍这张照片，工厂方面特意加足炉火，冒出来的烟特别浓。
“还要考虑天气，风大了，那烟飘起来才好看，”王树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习惯性地在空中摆了摆他的右手。
“像样板戏那样”
“都是摆拍的，”站在北京的画廊里，王树洲指着墙上的照片，有些不好意思地向记者介绍。“就想着怎么拍才能像《人民日报》《解放军画报》上的，”他呵呵笑着，“那个时候，你一个小青年你能有什么想法？”
这些照片看上去惊人的一致。四四方方的构图，光线要侧逆光，“像样板戏里那样的”。侧逆光“能烘托那个气氛”，表现人物的高大。
“那时哪懂什么摄影啊，就是跟着别人拍，”王树洲很认真地说。他把《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剪下来，粘贴成厚厚的一本，放在床头。没事的时候就对着琢磨，怎么拍摄，怎么抓表情，“好像怎么琢磨就那些东西，”王树洲说。“四方构图，显出气势雄伟，还有拍摄人物要呈‘马蹄形’分布，就这些。”
“就以为摄影只有这些方法。”和当时中国所有“宣传干事”一样，在王树洲的头脑里，一张成功的好照片，就是要看起来“高大全”“红光亮”。
王树洲印象最深刻的大场面拍摄，是辉县的石门水库大坝建设即将竣工那次。为了配合宣传大坝竣工，中央和省里一共来了七八家新闻单位。王树洲和摄影记者们一起，站在同一个角度架好机器，“领导统一指挥拍摄”。
几千名工人站在大坝上，挽起裤腿，手里拿着铁锹，摆开准备开工的动作。工地指挥长站在高处，手里挥着一面红旗，用高音喇叭下达口令：“干！”几千人按要求一齐工作起来，摄影记者们“喀嚓”“喀嚓”不停拍照。“停！”再一声令下，几千人悄然无声。这样的命令反复多次，直至记者们拍到满意为止。
王树洲清楚地知道，拍摄开山凿洞、修水库的大场面时，靠近镜头前方的人尤其要注意仪表，即便卷着裤腿站在泥里，上身也要把衣服穿好，镜头里不允许出现一点“不协调的东西”。他也遇到过隧道塌方之类的事故，只是面对着灾难和尸体，他从未想到过应该按下快门记录下瞬间的历史。
1980年代中期，王树洲去鲁迅美术学院学习摄影专业。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十几年拍摄的东西“很机械，没有思想”。从鲁美毕业后，王树洲回到辉县，继续拍太行山，“千军万马”的景象已经成为历史，他转而拍太行山上的风景。王树洲明白，“人定胜天”也许并不存在，太行山上的草木山石，终于取代人成为他镜头下的主角。如果有机会让他重新拍一遍那个时代，王树洲说，自己会选择“去拍一些有感情内涵的东西，”当时“一心追求那个标准下的‘美’”，根本不可能想到其他的东西。“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如今的药厂董事长刘桂青办公室中依然存放着当年写下的两本日记，用过的锤子、钢钎等工具也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王树洲的展览结束前，她风风火火跑到北京看展览，“一走进去，情绪就回到了那个时代，又伤感，又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