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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润涛说历史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他在书中也正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与绍兴师爷进行了一场对话。这本书名叫《官府、幕友与书生》。
官府中当然包括了官员，而明清时代的大部分官员也是书生的一种，是功成名就的书生(用钱捐纳的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书生)，作者研究的则是功不成名不就的落魄书生——科举考试的落榜者。这些被逐级淘汰下来的书生们，他们的前途是什么？他们的人生道路怎样走？作者与绍兴师爷的对话就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展开。
作者把对绍兴师爷的研究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探索着一代又一代落魄书生的挣扎求生之路，就使这部著作脱出了单纯的职业史范围，具有了更深邃的内涵。
随着作者与绍兴师爷对话的展开，读者看到了一个悲剧性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数不胜数，但他们往往是单个的人，而不是一个阶层或一个群体，更不大可能是一种职业。绍兴师爷则不同，从个人角度看，虽未必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悲剧，但能够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实属凤毛麟角，除非能跳出这一职业。而作为一个群体，一种社会必须的职业，体现在绍兴师爷身上的却纯属悲剧——在科举道路上奋斗挣扎而失败，失败之后迫不得已去学幕，求职的艰难，失业时的困苦，工作时的兢兢业业又如履薄冰，为人作嫁的苦涩，价值失落的焦虑，飘泊四方寄人篱下时对家乡深深的怀恋，等等。难怪作者会对绍兴师爷充满同情——绍兴师爷也的确值得同情：他们虽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者，但无论智商还是治学的勤奋，肯定不低于那些成功者；他们不是官，享受不到政府官员的名声、地位、权势和利益，但他们治理政务的能力却高于许多政府官员；他们不是学者，他们所掌握的法律和经济知识却堪称专家水平；他们不仅诗词文赋的笔力都很强，对社会经济现实的理解也远比那些只会在书本堆中求学问的书呆子高明。《红楼梦》中宁国府贾珍上房挂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移赠此辈可说十分恰当。绍兴师爷的悲剧还不仅在于生时的落魄不得志，更可悲的是在幕府制度消亡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常常遭到误解，甚而史学界的一些专家提到绍兴师爷时，不是把他们与讼师或刀笔吏混同，就是过多强调他们拉帮结派，操纵地方政治的一面，对师爷的真正作用很少认识。作者满怀对其研究对象的热情，在进行冷静的科学研究的同时，又以激情的笔调进行对话，剖析人生，使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代典章制度中凸现出来了活生生的人，把本来面目还给了这一批悲剧人物。
作者是绍兴人，与绍兴师爷虽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但由同样的明山秀水、同样的风土人情和同样深厚积淀的历史文化所养育，同样的富于才华和同样的勤于治学，奠定了这两代书生对话的基础。作者在今日的高考制度中是个优胜者，由大学而硕士而博士，然后进入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书立说，可说是不愿入仕的中国知识分子最理想的意境，在这一方面作者是与作为科举制度失败者的绍兴师爷极为不同的。但另一方面，时代变了，社会观念也在变化，今天的社会以经济地位论成败，以经济实力论英雄，而从事纯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们，或者说是单纯的书生们，收入之低，生活之清寒，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作者选择了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但这种实现却不为社会价值观念所认同，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几分失意，几许凄凉，这一点又与绍兴师爷有相似之处。书生意气总相通，作者不但能够了解他的研究对象，而且能够深刻理解他们，进而同情他们，这正是《官府、幕友与书生》一书成功的根源。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6.80元)
官府中当然包括了官员，而明清时代的大部分官员也是书生的一种，是功成名就的书生(用钱捐纳的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书生)，作者研究的则是功不成名不就的落魄书生——科举考试的落榜者。这些被逐级淘汰下来的书生们，他们的前途是什么？他们的人生道路怎样走？作者与绍兴师爷的对话就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展开。
作者把对绍兴师爷的研究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探索着一代又一代落魄书生的挣扎求生之路，就使这部著作脱出了单纯的职业史范围，具有了更深邃的内涵。
随着作者与绍兴师爷对话的展开，读者看到了一个悲剧性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数不胜数，但他们往往是单个的人，而不是一个阶层或一个群体，更不大可能是一种职业。绍兴师爷则不同，从个人角度看，虽未必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悲剧，但能够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实属凤毛麟角，除非能跳出这一职业。而作为一个群体，一种社会必须的职业，体现在绍兴师爷身上的却纯属悲剧——在科举道路上奋斗挣扎而失败，失败之后迫不得已去学幕，求职的艰难，失业时的困苦，工作时的兢兢业业又如履薄冰，为人作嫁的苦涩，价值失落的焦虑，飘泊四方寄人篱下时对家乡深深的怀恋，等等。难怪作者会对绍兴师爷充满同情——绍兴师爷也的确值得同情：他们虽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者，但无论智商还是治学的勤奋，肯定不低于那些成功者；他们不是官，享受不到政府官员的名声、地位、权势和利益，但他们治理政务的能力却高于许多政府官员；他们不是学者，他们所掌握的法律和经济知识却堪称专家水平；他们不仅诗词文赋的笔力都很强，对社会经济现实的理解也远比那些只会在书本堆中求学问的书呆子高明。《红楼梦》中宁国府贾珍上房挂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移赠此辈可说十分恰当。绍兴师爷的悲剧还不仅在于生时的落魄不得志，更可悲的是在幕府制度消亡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常常遭到误解，甚而史学界的一些专家提到绍兴师爷时，不是把他们与讼师或刀笔吏混同，就是过多强调他们拉帮结派，操纵地方政治的一面，对师爷的真正作用很少认识。作者满怀对其研究对象的热情，在进行冷静的科学研究的同时，又以激情的笔调进行对话，剖析人生，使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代典章制度中凸现出来了活生生的人，把本来面目还给了这一批悲剧人物。
作者是绍兴人，与绍兴师爷虽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但由同样的明山秀水、同样的风土人情和同样深厚积淀的历史文化所养育，同样的富于才华和同样的勤于治学，奠定了这两代书生对话的基础。作者在今日的高考制度中是个优胜者，由大学而硕士而博士，然后进入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书立说，可说是不愿入仕的中国知识分子最理想的意境，在这一方面作者是与作为科举制度失败者的绍兴师爷极为不同的。但另一方面，时代变了，社会观念也在变化，今天的社会以经济地位论成败，以经济实力论英雄，而从事纯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们，或者说是单纯的书生们，收入之低，生活之清寒，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作者选择了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但这种实现却不为社会价值观念所认同，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几分失意，几许凄凉，这一点又与绍兴师爷有相似之处。书生意气总相通，作者不但能够了解他的研究对象，而且能够深刻理解他们，进而同情他们，这正是《官府、幕友与书生》一书成功的根源。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