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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获得特纳奖以来，格兰比四街改造更新项目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现有的研究主要以Assemble团队为主要入手点，分析该项目更新方式与意义。本文试图超越Assemble的单一主体和参与年限，更全面地探讨当地居民自下而上的实践和艺术家外来介入的相互关系，并从所有权的角度分析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模式对该项目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可能。
关键词：城市更新;公众参与;公共艺术;住房所有权;格兰比四街
自从2015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以往主要授予艺术家（团队）的特纳奖以来，由建筑师、设计师组成的Assemble团队参与的利物浦格兰比四街（Granby Four Streets）改造更新项目引起了全球设计界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项目中，Assemble团队获得了利物浦十栋闲置房屋的使用权，并入住曾经富庶、现已萧条的格兰比四街，通过集体讨论决定用翻新改造的方式代营推倒重建。在翻新改造的过程中，Assemble与当地居民一起利用当地的材料设计和制作了从门把手、印刷品到灯架等一系列极具艺术性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础在一栋闲置房屋中建立了格兰比工作室（Granby Workshop），服务于社区的后续改造，同时用于在线销售，从2015年开始，Assemble开始将两个为社区所有的废弃房屋改造為社区的室内花园，即格兰比冬季花园（Granby WinterGarden），以促进具有创造性的社区行动、文化生产和交流。
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于Assemble团队自下而上的更新方式，以及该项目为士绅化式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反击，可以说，这一项目的获奖引发了建筑师和艺术家对如何在项目中提供“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从而“推动和应对当下迫切的社会议题”的思考，现有的中文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从Assemble为切入点，探讨建筑师如何与居民合作设计、超越图纸转向动手实践、打破为财团服务的传统更新开发模式等。但是，格兰比四街项目之所以能突破传统，与历时已久的群众参与和群众组织、财政紧缩背景下的所有权困境密不可分。因而，需要超越Assemble单一的主体和2013年的开始年限，对项目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从而更深刻地考察格兰比四街项目的意义——它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建立“自下而上的更新方式”？是否真正有力地反击了“士绅化式的城市规划和发展”？
公众参与：自下而上与外来介入
从集体商议决定采用翻新改造而非彻底重建，到居民在格兰比工作室中参与构件的设计与制作，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可谓是格兰比四街项目一个最大的壳点，与很多项目不同，格兰比的公众参与并非只是参与评价，而是参与创造;并非是外来者所激发的，而是本身就存在的自下而上的推动，
格兰比四街所在的托克斯泰斯（Toxtath）地区曾经是富裕商人的居住地，但在临近“二战”时富人已随着郊区化进程逐渐搬离，在“二战”后这里则逐渐成为英联邦其他国家移民的聚居地，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经济的衰落给利物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托克斯泰斯地区成为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的地区，种种因素导致了该地区在1981年、1985年两次出现暴乱，但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好转，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青年人失业率甚至升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导致了2011年在距第一次骚乱整整三十年后骚乱再次爆发。
作为托克斯泰斯地区的心脏，格兰比四街所在的格兰比三角（Granby Triangle）曾经是利物浦种族构成最丰富的地区，在这里，宽阔的街道和排屋公寓是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匠建造的，百货店、肉铺、船用杂货铺、甚至电影院，吸引着街区以外的人们的到来。可惜的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失业率的增加，再加上道路北侧的住宅项目的开发，一些店铺被拆除，与上议院街（Upper Parliament Street）的联系也被切断，商业逐渐衰落，学校和电影院也相继关闭。
两次骚乱之后，格兰比进入了恶性循环，商业的衰败和居民的搬离，加强了人们对这片区域的负面影响，于是存更多的商铺和居民搬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兰比居民协会（Granby Residents Association）在1993年由多个住房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共同成立，它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格兰比三角的维多利亚住宅被拆除，并试图寻找其他解决房屋空置、社区参与的问题。这是格兰比的居民第一次自下而上的尝试，这次尝试最大的成绩是保住了格兰比四街。
一群由协会组织的住房所有者坚决抵抗了想要收购并拆毁这些住宅的地方政府，但尽管如此，这次尝试的成绩是有限的，除了四街之外，有不少街道被拆除。同时，由于住房协会不愿意出资翻新住宅，格兰比区域依然处于停滞之中。2002年，布莱尔政府出台的“住房市场更新探路者计划”（Housing Market Renewal Pathfinder Programme）又加强了格兰比区域被拆除的可能，虽然计划旨在通过八年投入二十三亿英镑解决以利物浦为首的九个去工业化英国北部城市的内城问题，但该计划在格兰比四街主要反映为收购并准备拆除这些住宅——越来越多的住宅被板封住，街上的垃圾增多，房屋开始倾塌，破坏行为日益增多。到2013年，有一百二十八户住宅用板封住等待拆除，四街只剩六十户居民。
面对探路者计划的出台，剩下的居民们开始采取行动来消除计划的负面影响，他们清扫人行道，清理垃圾，并通过放置盆栽、在人行道上摆设花园用具、在房屋立面上绘制壁画、培育绿植和鲜花等方式，将萧条的街道重塑为社区花园。这种“游击园艺”（Guerrilla Gardening）将格兰比三角塑造成了绿色三角，并打破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此外，居民们还开始组织每月一次的街头市集。市集成了社区庆祝的场所，居民们搬来桌子，建起小摊，售卖各式各样的商品，从日用品到艺术品。一旁是当地音乐家的表演，各种现场制作的美食，甚至还有人在人群中翩翩起舞。如果说“游击园艺”是当地居民从自我出发，不自觉地形成了与路人的互动，那么市集则是更有意识地创造与更广大市民的连结，据统计，市集曾经在一天内吸引了超过两百名游客，其中一些甚至来自利物浦之外（Thompson，2015）。 在这样的背景下，Assemble团队的介入举措——格兰比工作室和格兰比冬季花园就不再是惊世骇俗的想法，而是居民自下而上实践的延续与提升，格兰比工作室将当地居民的创造性与外来艺术家的实践性相结合，充分继承了市集DIY的特色，并将DIY和艺术性应用于住房改造，创造出能够改变生活的用品，正是这种艺术性的、以居民为主的参与方式，让这些用品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格兰比工作室还通过进驻街角商铺的方式，弥补了市集的临时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格兰比往昔的繁华模样。格兰比冬季花园则尝试同时模糊室内和室外、私人和公共的界限，把旧建筑改造为社区花园，既升华了“游击园艺”的思想——共同介入公共空间以实现自我价值和促进社区交融，又把“游击队”升级为了“正规军”。
因此，Assemble在格兰比的实践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外来介入者，他们能以推动者而非拯救者的姿态，巧妙、节制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充分地发挥自下而上的力量。他们的改造设计想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即不拆除、不采用玻璃立面，而采用当地居民能够理解且喜欢的形式，正如Assemble的创始人之一帕洛玛·斯普利茨（Paloma Strelitz）所说：“在格兰比，我们和居民是合作伙伴（Collaborators），大家平等参与，我们在街坊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不是准许他们参与或为他们赋权（Empowerment）。格兰比的关键是由居民主导，由他们发起实践一个有意义、可持续的参与模式。我们以艺术技能跟大家沟通，当地有些事情本来就有价值，却一直受人忽视，我们就以专业令这些价值被人看见。”居民们这样评价Assemble：“在他们之前，没有人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
所有权：反击还是妥协？
居民自下而上的实践和艺术家的外来介入之所以能让“游击园艺”和街头市集完成向格兰比工作室和格兰比冬季花园的飞跃，而不是像在其他项目中那样流于表面，是因为他们一起促使格兰比四街突破了一直以来的私人所有的形式，在此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固然是使之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但政策变化、私人资金的介入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2011年，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英国保守党和自民党政府在上台后为了削减经费，砍去了工党政府的“住房市场更新探路者计划”。同年，还出台了《地方主义法案》（LocalismAct），试图通过把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或引入社区组织或企业来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等。这两个政策上的变化虽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但在格兰比四街改造的具体案例中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2011年11月成立的格兰比四街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Community Land Trust），取代解散了的格兰比居民协会，成为当地居民的新的组织。该组织的核心屡三分之一为当地居民，三分之一为来自利物浦其他地区的居民，三分之一由政府官员、Assemble成员、创意产业从业者等专家构成。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灵活的住房所有权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社区在拥有土地的同时，也可以邀请其他的合作者按照固定的条款租赁建筑或部分土地，或选择不同的住房所有权形式并吸引更多的商业和创意产业。与合作社的形式不同，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能让整个社区使用商业等设施，而并非只有其成员才能享用。
虽然有这样的潜力，但是基金会一开始并没有机会施加影响。2011年，地方政府开始就格兰比四街的改造组织招标，基金会所采取的办法是主动去接触所有入围的开发商，让他们把居民需受和杜区参与纳入考虑。2012年3月，一家私人公司成功获得了这一开发项目，并承诺将让社区参与其中，实现一个令人激动的设计。然而，六个月之后，他们与地方政府没能在项目条款上达成一致，政府撤回该项目。与此同时，政府在接触其他的住房协会，却发现大家都不愿意单独承担这一项目的风险，毕竟在多年萧条之后，没有人能保证格兰比的更新项目一定能获得成功。在这样的僵局中，基金会在2012年11月写信给地方政府，建议他们改变思路：既然没有一个单一的机构愿意承担风险，何不尝试让多个开发商参与，以期吸引更多的投资？与此同时，基金会在一次小型城市园艺项目中获奖，吸引了斯坦贝克工作室（Steinbeck Studio）的关注，后者最终给予了基金会五十万英镑的低息贷款。这让基金会有能力去撬动更大的资金，同时也让“身无分文”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坐下来与基金会商谈，2013年Assemble开始与基金会合作，将居民们的想法转化为草图和设计，推出了二十七栋空置住宅的改造设计（共空置一百二十八栋）。他们的参与让社区和基金会能够更加实际、严肃地与各方进行商谈。
最终，地方政府同意将格兰比四街两百栋住房中的十栋（包括土地）轉让给基金会。基金会还成功邀请到了PlusDane（二十六栋）、Liverpool Mutual Homes（四十七栋）等住房协会，以及Terrace21等住房合作社，参与格兰比四街的更新改造，并通过他们从多渠道获得了资金，这样便形成了住房协会的住宅、私有住宅、住房合作社的保障型住宅相土地信托单位等多种所有权的混合，从而实现资金、技术、机会、风险和责任的共享。
当基金会拿到了十栋住宅的所有权后，Assemble正式竞标，成为基金会的建筑师，可以说，基金会对十栋住宅的所有权是Assemble的设计得以实现的保证。基金会将土地所有权和住宅所有权分离，从而将住宅的价格控制在九万九千五百英镑，将其与利物浦的收入中位数绑定，并承诺将未来涨幅控制在2%或3%。用基金会成员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去除了住房的盈利动机。于是，使用动机成为主宰，回归生活本身成为可能，手工制作的壁炉、浴室瓷砖，改造后的楼梯间、客厅，打破界限的街道和冬季花园，首先是改善生活的成果，是供居民直接使用的产品，然后其中一些再成为对外销售、提供生计的商品，这种重心的互换展现了另一种可能—一生活可以就是艺术。
房屋归社区所有这一所有权形式，让使用价值取代交换价值成为中心，使通过艺术的、共同参与的手段来提升住房的使用价值成为可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住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从这个角度而言，Assemble在格兰比四街的改造的确是对“士绅化式的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反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或许只是对士绅化的一种妥协，它的实现不但以被活动家称作”神秘的百万富翁”的低息贷款资助为前提，而且以与数量更多的其他所有权的住宅共同存在为前提，在数量上还占据少数（两百栋中的十栋）。
未来：可替代的发展模式？
格兰比四街改造项目用微小而又顽强的力量尝试抵抗当前以利润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其亮点与其说是渐进式、可持续的改造模式，不如说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人们不再被生活主宰，人们开始主宰生活。
自下而上的推动成为项目的主导，外来的介入只是助力，其目的不在于做拯救者和主导者，而在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当地居民的需要相结合，充分地发挥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如基金会的活动家们所回忆的那样：“作为一群非专业的活动家，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部学习了住房和更新的各种知识，我记得一个成员去开会，会前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能力领导开发小组，但三个月之后她什么都学会了。领导们认为社区不够了解开发的复杂性，但这不是真实的情况。”
人们主宰生活之后，生活成为艺术的源泉。当打破了私人所有的住房和公共所有的街道的界限之后，街道本身也成为了居民共同创作的艺术品，而住房则成为了居民共同打理的公共空间;当使用价值超越交换价值成为主导之后，生活用品和居住空间也能成为艺术创作的对象，或许生活本身也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但是，要让这种可能真的能够发展为一种可替代的发展模式，格兰比四街改造模式，或者说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十栋住宅的规模是否有可能继续扩大？与住房协会和住房合作社的合作未来是否会出现矛盾？更重要的是，假如没有斯坦贝克工作室的第一桶金，假如不是如此高风险的项目，社区是否能够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格兰比四街的改造之路是否具有可复制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反思的，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再继续跟进。
关键词：城市更新;公众参与;公共艺术;住房所有权;格兰比四街
自从2015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以往主要授予艺术家（团队）的特纳奖以来，由建筑师、设计师组成的Assemble团队参与的利物浦格兰比四街（Granby Four Streets）改造更新项目引起了全球设计界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项目中，Assemble团队获得了利物浦十栋闲置房屋的使用权，并入住曾经富庶、现已萧条的格兰比四街，通过集体讨论决定用翻新改造的方式代营推倒重建。在翻新改造的过程中，Assemble与当地居民一起利用当地的材料设计和制作了从门把手、印刷品到灯架等一系列极具艺术性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础在一栋闲置房屋中建立了格兰比工作室（Granby Workshop），服务于社区的后续改造，同时用于在线销售，从2015年开始，Assemble开始将两个为社区所有的废弃房屋改造為社区的室内花园，即格兰比冬季花园（Granby WinterGarden），以促进具有创造性的社区行动、文化生产和交流。
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于Assemble团队自下而上的更新方式，以及该项目为士绅化式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反击，可以说，这一项目的获奖引发了建筑师和艺术家对如何在项目中提供“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从而“推动和应对当下迫切的社会议题”的思考，现有的中文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从Assemble为切入点，探讨建筑师如何与居民合作设计、超越图纸转向动手实践、打破为财团服务的传统更新开发模式等。但是，格兰比四街项目之所以能突破传统，与历时已久的群众参与和群众组织、财政紧缩背景下的所有权困境密不可分。因而，需要超越Assemble单一的主体和2013年的开始年限，对项目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从而更深刻地考察格兰比四街项目的意义——它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建立“自下而上的更新方式”？是否真正有力地反击了“士绅化式的城市规划和发展”？
公众参与：自下而上与外来介入
从集体商议决定采用翻新改造而非彻底重建，到居民在格兰比工作室中参与构件的设计与制作，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可谓是格兰比四街项目一个最大的壳点，与很多项目不同，格兰比的公众参与并非只是参与评价，而是参与创造;并非是外来者所激发的，而是本身就存在的自下而上的推动，
格兰比四街所在的托克斯泰斯（Toxtath）地区曾经是富裕商人的居住地，但在临近“二战”时富人已随着郊区化进程逐渐搬离，在“二战”后这里则逐渐成为英联邦其他国家移民的聚居地，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经济的衰落给利物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托克斯泰斯地区成为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的地区，种种因素导致了该地区在1981年、1985年两次出现暴乱，但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好转，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青年人失业率甚至升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导致了2011年在距第一次骚乱整整三十年后骚乱再次爆发。
作为托克斯泰斯地区的心脏，格兰比四街所在的格兰比三角（Granby Triangle）曾经是利物浦种族构成最丰富的地区，在这里，宽阔的街道和排屋公寓是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匠建造的，百货店、肉铺、船用杂货铺、甚至电影院，吸引着街区以外的人们的到来。可惜的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失业率的增加，再加上道路北侧的住宅项目的开发，一些店铺被拆除，与上议院街（Upper Parliament Street）的联系也被切断，商业逐渐衰落，学校和电影院也相继关闭。
两次骚乱之后，格兰比进入了恶性循环，商业的衰败和居民的搬离，加强了人们对这片区域的负面影响，于是存更多的商铺和居民搬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兰比居民协会（Granby Residents Association）在1993年由多个住房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共同成立，它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格兰比三角的维多利亚住宅被拆除，并试图寻找其他解决房屋空置、社区参与的问题。这是格兰比的居民第一次自下而上的尝试，这次尝试最大的成绩是保住了格兰比四街。
一群由协会组织的住房所有者坚决抵抗了想要收购并拆毁这些住宅的地方政府，但尽管如此，这次尝试的成绩是有限的，除了四街之外，有不少街道被拆除。同时，由于住房协会不愿意出资翻新住宅，格兰比区域依然处于停滞之中。2002年，布莱尔政府出台的“住房市场更新探路者计划”（Housing Market Renewal Pathfinder Programme）又加强了格兰比区域被拆除的可能，虽然计划旨在通过八年投入二十三亿英镑解决以利物浦为首的九个去工业化英国北部城市的内城问题，但该计划在格兰比四街主要反映为收购并准备拆除这些住宅——越来越多的住宅被板封住，街上的垃圾增多，房屋开始倾塌，破坏行为日益增多。到2013年，有一百二十八户住宅用板封住等待拆除，四街只剩六十户居民。
面对探路者计划的出台，剩下的居民们开始采取行动来消除计划的负面影响，他们清扫人行道，清理垃圾，并通过放置盆栽、在人行道上摆设花园用具、在房屋立面上绘制壁画、培育绿植和鲜花等方式，将萧条的街道重塑为社区花园。这种“游击园艺”（Guerrilla Gardening）将格兰比三角塑造成了绿色三角，并打破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此外，居民们还开始组织每月一次的街头市集。市集成了社区庆祝的场所，居民们搬来桌子，建起小摊，售卖各式各样的商品，从日用品到艺术品。一旁是当地音乐家的表演，各种现场制作的美食，甚至还有人在人群中翩翩起舞。如果说“游击园艺”是当地居民从自我出发，不自觉地形成了与路人的互动，那么市集则是更有意识地创造与更广大市民的连结，据统计，市集曾经在一天内吸引了超过两百名游客，其中一些甚至来自利物浦之外（Thompson，2015）。 在这样的背景下，Assemble团队的介入举措——格兰比工作室和格兰比冬季花园就不再是惊世骇俗的想法，而是居民自下而上实践的延续与提升，格兰比工作室将当地居民的创造性与外来艺术家的实践性相结合，充分继承了市集DIY的特色，并将DIY和艺术性应用于住房改造，创造出能够改变生活的用品，正是这种艺术性的、以居民为主的参与方式，让这些用品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格兰比工作室还通过进驻街角商铺的方式，弥补了市集的临时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格兰比往昔的繁华模样。格兰比冬季花园则尝试同时模糊室内和室外、私人和公共的界限，把旧建筑改造为社区花园，既升华了“游击园艺”的思想——共同介入公共空间以实现自我价值和促进社区交融，又把“游击队”升级为了“正规军”。
因此，Assemble在格兰比的实践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外来介入者，他们能以推动者而非拯救者的姿态，巧妙、节制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充分地发挥自下而上的力量。他们的改造设计想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即不拆除、不采用玻璃立面，而采用当地居民能够理解且喜欢的形式，正如Assemble的创始人之一帕洛玛·斯普利茨（Paloma Strelitz）所说：“在格兰比，我们和居民是合作伙伴（Collaborators），大家平等参与，我们在街坊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不是准许他们参与或为他们赋权（Empowerment）。格兰比的关键是由居民主导，由他们发起实践一个有意义、可持续的参与模式。我们以艺术技能跟大家沟通，当地有些事情本来就有价值，却一直受人忽视，我们就以专业令这些价值被人看见。”居民们这样评价Assemble：“在他们之前，没有人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
所有权：反击还是妥协？
居民自下而上的实践和艺术家的外来介入之所以能让“游击园艺”和街头市集完成向格兰比工作室和格兰比冬季花园的飞跃，而不是像在其他项目中那样流于表面，是因为他们一起促使格兰比四街突破了一直以来的私人所有的形式，在此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固然是使之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但政策变化、私人资金的介入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2011年，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英国保守党和自民党政府在上台后为了削减经费，砍去了工党政府的“住房市场更新探路者计划”。同年，还出台了《地方主义法案》（LocalismAct），试图通过把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或引入社区组织或企业来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等。这两个政策上的变化虽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但在格兰比四街改造的具体案例中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2011年11月成立的格兰比四街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Community Land Trust），取代解散了的格兰比居民协会，成为当地居民的新的组织。该组织的核心屡三分之一为当地居民，三分之一为来自利物浦其他地区的居民，三分之一由政府官员、Assemble成员、创意产业从业者等专家构成。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灵活的住房所有权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社区在拥有土地的同时，也可以邀请其他的合作者按照固定的条款租赁建筑或部分土地，或选择不同的住房所有权形式并吸引更多的商业和创意产业。与合作社的形式不同，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能让整个社区使用商业等设施，而并非只有其成员才能享用。
虽然有这样的潜力，但是基金会一开始并没有机会施加影响。2011年，地方政府开始就格兰比四街的改造组织招标，基金会所采取的办法是主动去接触所有入围的开发商，让他们把居民需受和杜区参与纳入考虑。2012年3月，一家私人公司成功获得了这一开发项目，并承诺将让社区参与其中，实现一个令人激动的设计。然而，六个月之后，他们与地方政府没能在项目条款上达成一致，政府撤回该项目。与此同时，政府在接触其他的住房协会，却发现大家都不愿意单独承担这一项目的风险，毕竟在多年萧条之后，没有人能保证格兰比的更新项目一定能获得成功。在这样的僵局中，基金会在2012年11月写信给地方政府，建议他们改变思路：既然没有一个单一的机构愿意承担风险，何不尝试让多个开发商参与，以期吸引更多的投资？与此同时，基金会在一次小型城市园艺项目中获奖，吸引了斯坦贝克工作室（Steinbeck Studio）的关注，后者最终给予了基金会五十万英镑的低息贷款。这让基金会有能力去撬动更大的资金，同时也让“身无分文”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坐下来与基金会商谈，2013年Assemble开始与基金会合作，将居民们的想法转化为草图和设计，推出了二十七栋空置住宅的改造设计（共空置一百二十八栋）。他们的参与让社区和基金会能够更加实际、严肃地与各方进行商谈。
最终，地方政府同意将格兰比四街两百栋住房中的十栋（包括土地）轉让给基金会。基金会还成功邀请到了PlusDane（二十六栋）、Liverpool Mutual Homes（四十七栋）等住房协会，以及Terrace21等住房合作社，参与格兰比四街的更新改造，并通过他们从多渠道获得了资金，这样便形成了住房协会的住宅、私有住宅、住房合作社的保障型住宅相土地信托单位等多种所有权的混合，从而实现资金、技术、机会、风险和责任的共享。
当基金会拿到了十栋住宅的所有权后，Assemble正式竞标，成为基金会的建筑师，可以说，基金会对十栋住宅的所有权是Assemble的设计得以实现的保证。基金会将土地所有权和住宅所有权分离，从而将住宅的价格控制在九万九千五百英镑，将其与利物浦的收入中位数绑定，并承诺将未来涨幅控制在2%或3%。用基金会成员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去除了住房的盈利动机。于是，使用动机成为主宰，回归生活本身成为可能，手工制作的壁炉、浴室瓷砖，改造后的楼梯间、客厅，打破界限的街道和冬季花园，首先是改善生活的成果，是供居民直接使用的产品，然后其中一些再成为对外销售、提供生计的商品，这种重心的互换展现了另一种可能—一生活可以就是艺术。
房屋归社区所有这一所有权形式，让使用价值取代交换价值成为中心，使通过艺术的、共同参与的手段来提升住房的使用价值成为可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住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从这个角度而言，Assemble在格兰比四街的改造的确是对“士绅化式的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反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或许只是对士绅化的一种妥协，它的实现不但以被活动家称作”神秘的百万富翁”的低息贷款资助为前提，而且以与数量更多的其他所有权的住宅共同存在为前提，在数量上还占据少数（两百栋中的十栋）。
未来：可替代的发展模式？
格兰比四街改造项目用微小而又顽强的力量尝试抵抗当前以利润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其亮点与其说是渐进式、可持续的改造模式，不如说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人们不再被生活主宰，人们开始主宰生活。
自下而上的推动成为项目的主导，外来的介入只是助力，其目的不在于做拯救者和主导者，而在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当地居民的需要相结合，充分地发挥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如基金会的活动家们所回忆的那样：“作为一群非专业的活动家，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部学习了住房和更新的各种知识，我记得一个成员去开会，会前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能力领导开发小组，但三个月之后她什么都学会了。领导们认为社区不够了解开发的复杂性，但这不是真实的情况。”
人们主宰生活之后，生活成为艺术的源泉。当打破了私人所有的住房和公共所有的街道的界限之后，街道本身也成为了居民共同创作的艺术品，而住房则成为了居民共同打理的公共空间;当使用价值超越交换价值成为主导之后，生活用品和居住空间也能成为艺术创作的对象，或许生活本身也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但是，要让这种可能真的能够发展为一种可替代的发展模式，格兰比四街改造模式，或者说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十栋住宅的规模是否有可能继续扩大？与住房协会和住房合作社的合作未来是否会出现矛盾？更重要的是，假如没有斯坦贝克工作室的第一桶金，假如不是如此高风险的项目，社区是否能够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格兰比四街的改造之路是否具有可复制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反思的，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再继续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