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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小说里讲到中原汉族同北方游牧民族交战，相互间的蔑称是“南蛮子”、“北鞑子”。后来想想，所谓“蛮子”，大概因南方开发较晚，一直处于蛮荒状态吧？而“鞑子”的称呼或许可以追溯到北方游牧民族鞑靼人。
记得20世纪80年代，小说家陈建功有个短篇叫《京西有个臊鞑子》。因篇名特别，所以一直记得，至于内容，是早就忘了。
我四十年前在黑龙江插队，村子属于民族乡，村民分属两个少数民族，语言与蒙古語相近；远近都称他们“老鞑子”。他们听了，也不以为忤。
有一年农历八月十五，生产队杀牛过节，知青也分得一大块牛肉。大家闹着包饺子，可菜刀太钝，剁不了馅。我们提着刀到老乡家求助——知青跟老乡的关系十分热络，早已是推门上炕、吃喝不分了。
福勒大爷见我们进门，先是一愣；知道来意后，便痛快地拿出磨石，接过刀磨起来。福勒的弟弟水明大叔当过兵，走南闯北，汉话说得最好，这时正在炕上盘腿抽烟，笑眯眯地说：好家伙，刚才吓了我一跳，还以为“八月十五杀鞑子”来了呢！我们这才意识到：提刀登门确实欠考虑。
据水明大叔讲，这还是元朝的典故：受压迫的汉人相约八月十五起事，以切西瓜为号，提菜刀造反。这事提醒了蒙元统治者，从此收缴民间菜刀，五家只留一把，做饭时轮流使用。
这事还在别处听说过，但不知出自何书，是否属实。总觉得统治者还不至蠢到这般地步。都说元代压迫深重、经济衰颓、文坛荒芜……其实这印象并不正确。有据可查，元代的赋税是历朝最轻的；统治者对文化的管制也相对松弛，所以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间产生了那么丰富而活泼的元曲作品来。
元代确实存在着民族压迫，所谓“人分四等”，法律条文偏袒蒙古人、色目人，不利于汉人、南人。但碰上具体案例，也还是要讲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道理，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之类；并不因谁有钱有势，便可以违背常理、胡作非为。
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写过一部《续夷坚志》，其中一篇《戴十妻梁氏》，记述了一个真实案例：一个叫戴十的农民，在战乱后给人家帮佣。有个蒙古人的“通事”（翻译官）把马放到戴家豆子地里，被戴十轰了出来。通事大怒，用马鞭将戴十活活打死！戴十的妻子梁氏是个有主见的妇人，找人抬了丈夫的尸体，到蒙古兵营去告状。
通事的主人是个领兵打仗的蒙古贵族，他并没有安排手下抢尸，以剥夺梁氏“讹诈”的凭据，而是自知理亏，牵出两头牛，又拿出一锭大银，向梁氏谢罪说：你丈夫之死，也是天命使然。你两个孩子还小，拿了这钱，可以养活一家人；即令我杀掉通事，死者不能复生，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梁氏回答得很干脆：我丈夫无罪而死，死得冤枉，这会儿还谈什么利益？我只要让凶手偿命，我们娘儿们就是讨饭，也心甘情愿！
当时许多人劝梁氏放弃索命，并给她出难题说：你敢自己动手杀仇人吗？梁氏说：有什么不敢？夺过刀就砍。兵营里的人怕通事受折磨，便主动把他杀掉了。梁氏手掬仇人之血连饮数口，牵二子而去。
读着这段故事，我一来佩服这位有胆有识、勇于维护自家权利的普通农妇，二来也感慨当事人服膺真理的态度——打狗还要看主人，面对前来讨说法的“草芥”妇孺，这位一呼百应的权势者，不难将其一轰了之；甚至把她拘留起来，让她尝尝“太岁头上动土”的滋味，也是很正常的事！
说实话，读着文章，我没料到事件的结局会是这样。是我的人生经验和思维方式出了问题，还是元代人太傻——包括那个胆大包天的“蛮子”农妇和有权不使的“鞑子”贵族？
记得20世纪80年代，小说家陈建功有个短篇叫《京西有个臊鞑子》。因篇名特别，所以一直记得，至于内容，是早就忘了。
我四十年前在黑龙江插队，村子属于民族乡，村民分属两个少数民族，语言与蒙古語相近；远近都称他们“老鞑子”。他们听了，也不以为忤。
有一年农历八月十五，生产队杀牛过节，知青也分得一大块牛肉。大家闹着包饺子，可菜刀太钝，剁不了馅。我们提着刀到老乡家求助——知青跟老乡的关系十分热络，早已是推门上炕、吃喝不分了。
福勒大爷见我们进门，先是一愣；知道来意后，便痛快地拿出磨石，接过刀磨起来。福勒的弟弟水明大叔当过兵，走南闯北，汉话说得最好，这时正在炕上盘腿抽烟，笑眯眯地说：好家伙，刚才吓了我一跳，还以为“八月十五杀鞑子”来了呢！我们这才意识到：提刀登门确实欠考虑。
据水明大叔讲，这还是元朝的典故：受压迫的汉人相约八月十五起事，以切西瓜为号，提菜刀造反。这事提醒了蒙元统治者，从此收缴民间菜刀，五家只留一把，做饭时轮流使用。
这事还在别处听说过，但不知出自何书，是否属实。总觉得统治者还不至蠢到这般地步。都说元代压迫深重、经济衰颓、文坛荒芜……其实这印象并不正确。有据可查，元代的赋税是历朝最轻的；统治者对文化的管制也相对松弛，所以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间产生了那么丰富而活泼的元曲作品来。
元代确实存在着民族压迫，所谓“人分四等”，法律条文偏袒蒙古人、色目人，不利于汉人、南人。但碰上具体案例，也还是要讲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道理，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之类；并不因谁有钱有势，便可以违背常理、胡作非为。
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写过一部《续夷坚志》，其中一篇《戴十妻梁氏》，记述了一个真实案例：一个叫戴十的农民，在战乱后给人家帮佣。有个蒙古人的“通事”（翻译官）把马放到戴家豆子地里，被戴十轰了出来。通事大怒，用马鞭将戴十活活打死！戴十的妻子梁氏是个有主见的妇人，找人抬了丈夫的尸体，到蒙古兵营去告状。
通事的主人是个领兵打仗的蒙古贵族，他并没有安排手下抢尸，以剥夺梁氏“讹诈”的凭据，而是自知理亏，牵出两头牛，又拿出一锭大银，向梁氏谢罪说：你丈夫之死，也是天命使然。你两个孩子还小，拿了这钱，可以养活一家人；即令我杀掉通事，死者不能复生，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梁氏回答得很干脆：我丈夫无罪而死，死得冤枉，这会儿还谈什么利益？我只要让凶手偿命，我们娘儿们就是讨饭，也心甘情愿！
当时许多人劝梁氏放弃索命，并给她出难题说：你敢自己动手杀仇人吗？梁氏说：有什么不敢？夺过刀就砍。兵营里的人怕通事受折磨，便主动把他杀掉了。梁氏手掬仇人之血连饮数口，牵二子而去。
读着这段故事，我一来佩服这位有胆有识、勇于维护自家权利的普通农妇，二来也感慨当事人服膺真理的态度——打狗还要看主人，面对前来讨说法的“草芥”妇孺，这位一呼百应的权势者，不难将其一轰了之；甚至把她拘留起来，让她尝尝“太岁头上动土”的滋味，也是很正常的事！
说实话，读着文章，我没料到事件的结局会是这样。是我的人生经验和思维方式出了问题，还是元代人太傻——包括那个胆大包天的“蛮子”农妇和有权不使的“鞑子”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