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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新近一个改变甄别穷人方式的举措受人尊敬。
在2010年前的上海,一个月收入只有425元的家庭会被列为低收入家庭,低于这条线即可“持证”享受低保相关待遇。而一个月收入500元的家庭,尽管看起来每月收入要比低保户高75元,但较之低保户享受的低保待遇,这75元则远远低于种类较多的扶贫补贴。是低保家庭穷,还是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但受大额医疗、教育、住房等硬支出挤压后实际生活水平低于低保水平的低保边缘家庭穷?今年,上海市有关部门面对这道有点让人尴尬的算术题,不再绕道走,而是直面对待,提出了“支出型贫困”的新概念,从现在开始将形成支出型贫困群体的发现、监控和预警机制,并擬通过建立上海市贫困群体综合帮扶平台,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无缝衔接”,探索低保救助基础上的“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救助套餐,从根本上解决支出型贫困难题。由此,传统的只核收入不核支出的贫困定义将在上海成为“过去式”。
因为官方改变了甄别穷人的方式,穷人队伍一下子扩大了。但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近年来各地因新的因病因残问题等因素导致经济困难,的确催生了数量十分庞大的新城市贫民,形成了“支出型贫困”新现象。几个明显的特征是,物价上涨使餐饮、衣着支出总量不断减少,住房、交通等基本生活开支明显增长,医疗、教育支出增加且占比例越来越高,低收入家庭实际支出呈现透支,等等。有的“支出型贫困”家庭甚至出现“吃药挤占吃饭”或“交了学费难买米”的窘况。
其实,新生的“支出型贫困”穷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也不是只有上海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调查数据,如果以收入作为贫困指标,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以人均支出为指标,则贫困人口总数增至3710万人。之所以长期没有人对新出现的“支出型贫困”现象给予提出并及时正视,原因在于“三怕”:一怕否定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二怕给地方政绩抹黑,三怕给政府领导出难题。
事实上,穷不穷是相对的,老百姓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昭示天下,谁也无法抹杀。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有目共睹,谁也不能否定。各级地方领导实事求是优良工作作风,也正在大力回归。因此,这“三怕”是多余的,没有必要。
生存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也是最基本的民生。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总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陷入贫困危及生存,或面临这样那样的生活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建立一种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的制度,让竞争中的弱者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积极维护和谐稳定和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作为社会救助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强化对从根本上解决支出型贫困问题的紧迫感,积极转变扶贫理念,努力创新扶贫实践,大胆改革陈旧贫困发现机制,主动完善条线贫困帮扶机制,有效建立部门贫困联动机制。要像上海市一样主动寻找穷人并予以扶助,在解决收入型贫困问题同时对现行救助制度实行坚决的改革,以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政府也应鼓励支持非政府性质的救助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它是以基层为活动基础的,对处于社会低层的人群的需求有更直观的认识,在政府救助计划没有关注的地方,或者新需求产生而政府还尚未关注的领域,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就会起一种补充作用,以更好地解决“支出型”贫困问题。此外,由于非政府组织资金多来自个人捐助和私营机构或企业的资助,这也有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促进国家的持续发展。
总之,“支出型贫困”已经是一个群体现象,各级政府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有感于此,上海市政府改变甄别穷人方式的新举措,值得各地借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在2010年前的上海,一个月收入只有425元的家庭会被列为低收入家庭,低于这条线即可“持证”享受低保相关待遇。而一个月收入500元的家庭,尽管看起来每月收入要比低保户高75元,但较之低保户享受的低保待遇,这75元则远远低于种类较多的扶贫补贴。是低保家庭穷,还是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但受大额医疗、教育、住房等硬支出挤压后实际生活水平低于低保水平的低保边缘家庭穷?今年,上海市有关部门面对这道有点让人尴尬的算术题,不再绕道走,而是直面对待,提出了“支出型贫困”的新概念,从现在开始将形成支出型贫困群体的发现、监控和预警机制,并擬通过建立上海市贫困群体综合帮扶平台,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无缝衔接”,探索低保救助基础上的“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救助套餐,从根本上解决支出型贫困难题。由此,传统的只核收入不核支出的贫困定义将在上海成为“过去式”。
因为官方改变了甄别穷人的方式,穷人队伍一下子扩大了。但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近年来各地因新的因病因残问题等因素导致经济困难,的确催生了数量十分庞大的新城市贫民,形成了“支出型贫困”新现象。几个明显的特征是,物价上涨使餐饮、衣着支出总量不断减少,住房、交通等基本生活开支明显增长,医疗、教育支出增加且占比例越来越高,低收入家庭实际支出呈现透支,等等。有的“支出型贫困”家庭甚至出现“吃药挤占吃饭”或“交了学费难买米”的窘况。
其实,新生的“支出型贫困”穷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也不是只有上海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调查数据,如果以收入作为贫困指标,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以人均支出为指标,则贫困人口总数增至3710万人。之所以长期没有人对新出现的“支出型贫困”现象给予提出并及时正视,原因在于“三怕”:一怕否定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二怕给地方政绩抹黑,三怕给政府领导出难题。
事实上,穷不穷是相对的,老百姓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昭示天下,谁也无法抹杀。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有目共睹,谁也不能否定。各级地方领导实事求是优良工作作风,也正在大力回归。因此,这“三怕”是多余的,没有必要。
生存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也是最基本的民生。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总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陷入贫困危及生存,或面临这样那样的生活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建立一种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的制度,让竞争中的弱者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积极维护和谐稳定和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作为社会救助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强化对从根本上解决支出型贫困问题的紧迫感,积极转变扶贫理念,努力创新扶贫实践,大胆改革陈旧贫困发现机制,主动完善条线贫困帮扶机制,有效建立部门贫困联动机制。要像上海市一样主动寻找穷人并予以扶助,在解决收入型贫困问题同时对现行救助制度实行坚决的改革,以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政府也应鼓励支持非政府性质的救助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它是以基层为活动基础的,对处于社会低层的人群的需求有更直观的认识,在政府救助计划没有关注的地方,或者新需求产生而政府还尚未关注的领域,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就会起一种补充作用,以更好地解决“支出型”贫困问题。此外,由于非政府组织资金多来自个人捐助和私营机构或企业的资助,这也有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促进国家的持续发展。
总之,“支出型贫困”已经是一个群体现象,各级政府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有感于此,上海市政府改变甄别穷人方式的新举措,值得各地借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