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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各家国有银行想要在2005年之前达到政府为其设立的处理不良贷款（NPLs）、放款损失准备以及资本充足度等目标，还需要其他一些方面的支持。要是这些金融机构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创造资本，那么它们在今后几十年内还有可能继续受到额外放款损失准备金需求的限制。
银行以资产收益为评价标准的净利润可能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是由于继续将其营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来清理不良资产，扭转无法挽回的应收利息损失，以及为不良资产提供额外准备金造成的。此外，尽管迅速增长的贷款项目可能使银行近期的获利能力有所提高，但其各放款业务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还会成为金融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
如果银行想改善其信用状况、提升其信用等级，就必须进行资产重组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资产质量，尽管这些改革举措的结果并不一定如此。
资产重组既可以通过直接注资，又可以通过剥离大部分不良贷款的间接方式来进行。显然，资产重组的水平可能因不同的银行而有所相同，但总体效果却可能比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资本创收能力更好。
除非有更多新注资，否则贷款问题还将延续
从银行业目前整体的表现来看，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似乎不大可能在2005年之前实现中国人民银行（PBOC）提出的将不良贷款率降至15%的目标。据标准普尔估计，中国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下降到更容易操控的5%的水平，还需要少则10年、多则20年的时间。而用于清理不良资产的成本可能大大超过中国2002年1.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40%（约5000亿美元）。因而，要实现当局提出的降低不良贷款率目标，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或者通过注入更多新资金，或者进一步向财政部所属资产管理公司（AMCs）转移不良贷款。
中央集权推动银行自治
持续几年的银行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官员对“四大”贷款决策的影响力。改革的第一阶段任务就是增强“四大”各自总部的实权，使得各分行经理直接对总行而非地方政府负责。当然，银行中央集权也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使得中央政府目前更能有效地对“四大”发号施令。
下一步的改革就是增强银行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自治”能力。如果这一努力遭到失败，其结果很可能使原来由地方政令决定的政治化贷款体制，被中央政令决定的新政治化贷款体制所取代。部分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将引入新股东并为真正实现银行管理自治提供便利，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最终为建立外部市场规范奠定基础。可是，即便在理想的条件下，整个转变过程也得花上许多年时间。而在过渡时期，银行业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推动。中央金融工委是一个由中共的高层领导和金融专家组成的实体，其目的在于保持金融业改革与维护社会安定两方面需要的平衡。
营业利润不足以冲销主要账务
中国的银行目前平均资产收益率（ROAA）约为1.0%。这里的营业利润指的是缴税和放款损失准备金提留之前的利润。根据对各大银行2000年、2001年的一项调查，结合2002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银行放款占资产的平均比重约为60%。这一数字显示，银行运营的平均总贷款收益率（ROAL）当在1.67%左右。
最近中国政府官员指出，中国“四大”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约为25%，低于人民银行30%的预期。假设这次估计是准确的，调整后的不良贷款率也能真实地反映银行业整体的情况，在没有新增不良贷款的条件下，各银行平均不良贷款下降到15%大约需要6年时间计算方式：（25%的现不良贷款率-15%的不良贷款率目标值）/ 1.67%的平均总贷款收益率（ROAL）。但如果出现新增不良贷款，即便量很小（比如占银行全年贷款计划的1%），也可能使销账的时间延长到10年左右（参见表1）。
自然，不景气公司经营状况的好转以及银行自身的努力，都可能加速不良贷款清理的进程。但从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良贷款的回收水平还比较低。据这些公司报告称，总体上现金形式的不良贷款比债转股替代形式的价值回收效果要好，过去3年，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回收了现金形式不良贷款价值的20%多一点。但正如其他任何银行一样，在改进自身信用风险管理系统的过程中，总会有一小部分贷款连续多年不能收回。
除非政府允许“四大”再次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其贷款（第一次剥离了价值1.4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或者采取能使银行减少不良贷款的其他措施，否则人行制定的从2001年起在4年内使“四大”不良贷款减半的目标就将很难实现。
正确执行不良贷款标准尚需时日
中国的银行不公开披露不良贷款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中国银行业建立起评价不良贷款的五级贷款分类制度（参见表2）并要求各国有银行执行，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有关分类标准有很大主观判断成分，执行起来还有很多困难。
亚洲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正在完善的银行体系更多依靠的是定量的方法进行分类，尤其对过期的天数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因此，由于中国的银行依靠全国各地信贷官员的主观判断来进行评价，其公布的数字可能会有所保留。此外，银行不良贷款的比重也没有将先前被排除在外的通过债转股形式获得的资产及股份计算进来。事实上，在任何保守的计算中，这部分通常不易变现的资产及股本都应被包括在内。
亟须新的注资
如果不考虑不良贷款率以及放款损失准备金的水平，而将中国银行系统置于充分的商业化基础之上，那就需要注入新的资金。包括“四大”在内的中国多家银行都已流露出对证券市场，尤其是国内证券市场的兴趣。但另一方面，冲销国家不良贷款所需的巨额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府的投入。
对不良贷款率25%的估计意味着，2002年末，在中国金融机构所发放的12.4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中，有3.1万亿元存在不良问题；而按照悲观估计的50%不良贷款率计算，不良贷款的总量有6.2万亿元人民币。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02年年底中国银行业7220亿人民币投入资本总额的4倍多和9倍多。
行业风险
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尽管本国的监管者和银行自身都在积极地从各方面改善银行业状况，目前仍未能改变资产质量差、收益性低、资本总额太小的行业特性，而调控和监管的工作也只能说是有起色。对于中国而言，想要避免银行业转型中的相关风险，就不能没有可实施的透明的商业准则，以及强有力的监管体制和有效的公司管理方式。
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的挑战如下：
◆过高的不良资产与过低的放款损失准备——平均的准备金保障率只有个位数；
◆资本不足——现有资本总量不足以消化现存的不良资产，也不能抵抗银行系统可能遭受的冲击；
◆收益性差——尽管基本条件正逐步得到改善，单个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还是极低，远少于1%；
◆信息风险高——尽管有所改善，信息披露的机制还十分脆弱，信息风险还很高；
◆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上升——2002年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突破了138%，而1995年，这一数据只有88%；
◆资产价格膨胀——各大城市的地产泡沫还在发展；
◆公司效率低下——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尽管有所改进，但效率仍很低；
◆因政府而产生的高额或有负债——这些负债很可能对银行获得改革资源起制约作用。
银行系统也可以从下面的因素中获益：
◆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轻快步伐使得银行可以拿到更多优良的贷款项目，从而有助于降低剩余不良贷款的比重；
◆政府支持——政府将继续给予银行大力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有银行运作的商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的支持可能逐步减少；
◆中国的高存款率，固定资产账户的不可转化性以及强有力的外部财政形势——这些因素有助于缓解银行业危机带来的冲击。
尽管各大银行都表示了改革的决心，但考虑到其分支网络绝对规模的庞大，以及非商业性原则发放贷款的积习根深蒂固，银行业的全面改革可能还要花上若干年的时间。
行业结构
除了中国人民银行（PBOC）起中央银行的作用以外，中国的银行系统可以按资产规模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由四个纯国有商业银行组成。它们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及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使得它们在同行业中居于统治地位；2002年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总和达60%（见图1）。第二级由三家政策银行组成，它们于1994年建立，主要接管了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贷款功能。其市场份额合计约为整个银行系统资产的1/10。第三级是一些合资商业银行，其资产所有权分属中央、地方政府及其他投资者，它们拥有约13%的市场份额。第四级包括若干金融机构，109家城市商业银行，39000多家农村信用合作社，190家外资银行机构，13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及70多家金融公司。
国内银行系统仍然是将资金从储蓄直接转为贷款的主要渠道。采取非居间化（由储蓄银行存款转为直接的证券投资）或者其他的融资形式目前还不是中国各大银行所关心的问题。股票与国库券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二级市场的交易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业内竞争尽管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但仍主要局限于国内的参与者之间。尽管银行业具有潜在的长期收益性，对银行的短期风险预期水平也可能因为更激烈的竞争而提升。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实力比较弱的机构，由于缺乏定价的灵活性同时又要挽回利润下滑的颓势，因而它们要获得更高的回报就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
中国的银行还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构性制约，包括：对于存贷款利率的决定权因管理者的不同而有区别，历史遗留的巨额不良贷款，缺乏信贷技巧和清晰的运营程序。在银行的政策角色和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备受因亏损国企而形成的不良贷款问题的煎熬。而亏损的国企则在过剩的生产能力、低下的运行效率、过时的技术、疲软的需求以及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苦苦挣扎。尽管有关方面正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但在中国特色的公司管理条件下，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究竟是否拥有专门的技术来监控负债企业的运营或者扭转不利的环境局面还难以乐观。
国内信贷对GDP的比值不断上升是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的麻烦之一。2002年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突破了138%，而1995年，这一数据只有88%。这表明，过去5年经济生产率的增长落后于信贷的增长，可以推测贷款可能流向没有效益或效益低下的经济活动中去了。而如果政府继续坚持通过增加银行贷款的办法来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这一数值还可能进一步上涨。
为了实现金融系统的现代化，中国政府建立起相关制度，设立了金融工具，通过了银行法令，改组了监管机构，放松了国内银行的运营限制，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这些进步一方面增强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灵活性，增加了它们的商业机会，一方面又加大了银行的风险预期。缺乏有关公司和消费者信贷的准确信息、模糊不清的法律制度等问题，是银行准确评估信贷风险从而实现损失最小化的障碍。
此外，随着国内同业竞争的加剧和外资银行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各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也更加强烈。各大银行不但资产基数迅速扩张，参与的交易类型也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国际业务也不断增长，可是这也同样增加了银行的账内外风险，其中包括：对手风险、国家风险、信用风险、外汇风险和交易风险。培养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机制将成为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的最重大挑战。
尽管自1998年初中央收回贷款授权并废除放款配额以来，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力有所减小，但各大银行仍扮演着中央政府政策维护者的重要角色。这在它们对“支柱性产业”的支持以及购买由政府分派的基础建设债券等方面都有所反映。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银行和工业领域的控制权，提高公司管理效率或者说资产和债务管理的高效化将很难获得动力。政府的高层官员经常在银行（包括央行）、公司等行业及其他政府各部的最高职位之间轮换。尽管中国也有会计审查制度，但多数国企建立的会计与金融控制机制目的与其说是进行财务管理，不如说是记账。
鉴于中国银行业微弱的收益率，各银行依靠自身力量从日益上升的坏账困境中脱身似乎不大可能。2002年，四大全资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农业银行未能及时提交报告）平均资产收益率为0.2%。银行的收益预期特征可以概括为：人民币业务方面定价的灵活性有限、收入缺乏多样性、结构成本高昂。而这极低的收益还进一步遭到繁重税收负担--5%的营业税（已经比原先的8%有所下降，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33%的收入所得税以及与总收入有关的各附加税目--的侵蚀。因此，我们必须把银行系统的全面重组，放到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自身税收基础及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尽管近期的改革为经营不善的国企实施破产或者兼并重组创造了条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市场机制来应对公司破产和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等问题，该政策的前景与效果被打了折扣。中国也很少采用公认的价值评估技术，对大多数贷款中通常用作抵押的固定资产进行测算。此外，由于破产企业员工以及各自地方的政府部门享有比债权人更优先的权利，在破产处置的过程中，银行在该企业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缺陷加上腐败及资产剥离等问题，严重妨碍了商业银行解决重大坏账问题。
人民银行与银监会
直到近来，中国人民银行都一直扮演着权威认可的各商业银行管理者的角色。对于它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其缺乏独立性和实施管理政策的可靠性方面。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将央行部分职责转给今年4月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来解决前述问题。近年来，尽管政府一直在强化各项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的有效执行还受到体制不完善、人行相关记录透明度及制度连续性不足等因素的制约。此外，人行在影响商业银行，促使其贷款给政府相关行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提倡谨慎放贷的角色截然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人行为四大国有全资商业银行制定了减少不良贷款的目标：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须在今后几年内每年减少3%的不良贷款；中国农业银行每年应减少的不良贷款比重应在3%-4%之间；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则应每年减少2个百分点。
尽管广信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被关闭，显示政府近年来对违规者的强硬态度正日益鲜明，政治的影响力还是十分强大。此外，广信的关张也突出地反映了有关方面在处理金融机构破产及其制度化退市方面缺乏经验和既定程序的问题。考虑到银行系统业已十分庞大并且数量还在增加的分支机构以及海内外业务的不断扩张，中国人民银行也将面临人力资源及人员培训不足以及建立一个数据收集与分析机构等问题的挑战。
银监会是国务院授权的一个政府机构，原先由人民银行来承担的调控和监管各金融机构等责任是其主要任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四个目标是：保护储户与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市场信心；加深公众对现代金融的理解；减少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稳定。而它的首要任务包括：减少银行不良贷款、全面执行和完善新贷款分类制度；为国有银行改革提供便利；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实验性重组；完善与包括政策银行在内的各金融机构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银行以资产收益为评价标准的净利润可能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是由于继续将其营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来清理不良资产，扭转无法挽回的应收利息损失，以及为不良资产提供额外准备金造成的。此外，尽管迅速增长的贷款项目可能使银行近期的获利能力有所提高，但其各放款业务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还会成为金融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
如果银行想改善其信用状况、提升其信用等级，就必须进行资产重组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资产质量，尽管这些改革举措的结果并不一定如此。
资产重组既可以通过直接注资，又可以通过剥离大部分不良贷款的间接方式来进行。显然，资产重组的水平可能因不同的银行而有所相同，但总体效果却可能比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资本创收能力更好。
除非有更多新注资，否则贷款问题还将延续
从银行业目前整体的表现来看，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似乎不大可能在2005年之前实现中国人民银行（PBOC）提出的将不良贷款率降至15%的目标。据标准普尔估计，中国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下降到更容易操控的5%的水平，还需要少则10年、多则20年的时间。而用于清理不良资产的成本可能大大超过中国2002年1.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40%（约5000亿美元）。因而，要实现当局提出的降低不良贷款率目标，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或者通过注入更多新资金，或者进一步向财政部所属资产管理公司（AMCs）转移不良贷款。
中央集权推动银行自治
持续几年的银行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官员对“四大”贷款决策的影响力。改革的第一阶段任务就是增强“四大”各自总部的实权，使得各分行经理直接对总行而非地方政府负责。当然，银行中央集权也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使得中央政府目前更能有效地对“四大”发号施令。
下一步的改革就是增强银行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自治”能力。如果这一努力遭到失败，其结果很可能使原来由地方政令决定的政治化贷款体制，被中央政令决定的新政治化贷款体制所取代。部分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将引入新股东并为真正实现银行管理自治提供便利，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最终为建立外部市场规范奠定基础。可是，即便在理想的条件下，整个转变过程也得花上许多年时间。而在过渡时期，银行业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推动。中央金融工委是一个由中共的高层领导和金融专家组成的实体，其目的在于保持金融业改革与维护社会安定两方面需要的平衡。
营业利润不足以冲销主要账务
中国的银行目前平均资产收益率（ROAA）约为1.0%。这里的营业利润指的是缴税和放款损失准备金提留之前的利润。根据对各大银行2000年、2001年的一项调查，结合2002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银行放款占资产的平均比重约为60%。这一数字显示，银行运营的平均总贷款收益率（ROAL）当在1.67%左右。
最近中国政府官员指出，中国“四大”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约为25%，低于人民银行30%的预期。假设这次估计是准确的，调整后的不良贷款率也能真实地反映银行业整体的情况，在没有新增不良贷款的条件下，各银行平均不良贷款下降到15%大约需要6年时间计算方式：（25%的现不良贷款率-15%的不良贷款率目标值）/ 1.67%的平均总贷款收益率（ROAL）。但如果出现新增不良贷款，即便量很小（比如占银行全年贷款计划的1%），也可能使销账的时间延长到10年左右（参见表1）。
自然，不景气公司经营状况的好转以及银行自身的努力，都可能加速不良贷款清理的进程。但从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良贷款的回收水平还比较低。据这些公司报告称，总体上现金形式的不良贷款比债转股替代形式的价值回收效果要好，过去3年，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回收了现金形式不良贷款价值的20%多一点。但正如其他任何银行一样，在改进自身信用风险管理系统的过程中，总会有一小部分贷款连续多年不能收回。
除非政府允许“四大”再次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其贷款（第一次剥离了价值1.4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或者采取能使银行减少不良贷款的其他措施，否则人行制定的从2001年起在4年内使“四大”不良贷款减半的目标就将很难实现。
正确执行不良贷款标准尚需时日
中国的银行不公开披露不良贷款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中国银行业建立起评价不良贷款的五级贷款分类制度（参见表2）并要求各国有银行执行，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有关分类标准有很大主观判断成分，执行起来还有很多困难。
亚洲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正在完善的银行体系更多依靠的是定量的方法进行分类，尤其对过期的天数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因此，由于中国的银行依靠全国各地信贷官员的主观判断来进行评价，其公布的数字可能会有所保留。此外，银行不良贷款的比重也没有将先前被排除在外的通过债转股形式获得的资产及股份计算进来。事实上，在任何保守的计算中，这部分通常不易变现的资产及股本都应被包括在内。
亟须新的注资
如果不考虑不良贷款率以及放款损失准备金的水平，而将中国银行系统置于充分的商业化基础之上，那就需要注入新的资金。包括“四大”在内的中国多家银行都已流露出对证券市场，尤其是国内证券市场的兴趣。但另一方面，冲销国家不良贷款所需的巨额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府的投入。
对不良贷款率25%的估计意味着，2002年末，在中国金融机构所发放的12.4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中，有3.1万亿元存在不良问题；而按照悲观估计的50%不良贷款率计算，不良贷款的总量有6.2万亿元人民币。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02年年底中国银行业7220亿人民币投入资本总额的4倍多和9倍多。
行业风险
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尽管本国的监管者和银行自身都在积极地从各方面改善银行业状况，目前仍未能改变资产质量差、收益性低、资本总额太小的行业特性，而调控和监管的工作也只能说是有起色。对于中国而言，想要避免银行业转型中的相关风险，就不能没有可实施的透明的商业准则，以及强有力的监管体制和有效的公司管理方式。
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的挑战如下：
◆过高的不良资产与过低的放款损失准备——平均的准备金保障率只有个位数；
◆资本不足——现有资本总量不足以消化现存的不良资产，也不能抵抗银行系统可能遭受的冲击；
◆收益性差——尽管基本条件正逐步得到改善，单个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还是极低，远少于1%；
◆信息风险高——尽管有所改善，信息披露的机制还十分脆弱，信息风险还很高；
◆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上升——2002年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突破了138%，而1995年，这一数据只有88%；
◆资产价格膨胀——各大城市的地产泡沫还在发展；
◆公司效率低下——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尽管有所改进，但效率仍很低；
◆因政府而产生的高额或有负债——这些负债很可能对银行获得改革资源起制约作用。
银行系统也可以从下面的因素中获益：
◆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轻快步伐使得银行可以拿到更多优良的贷款项目，从而有助于降低剩余不良贷款的比重；
◆政府支持——政府将继续给予银行大力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有银行运作的商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的支持可能逐步减少；
◆中国的高存款率，固定资产账户的不可转化性以及强有力的外部财政形势——这些因素有助于缓解银行业危机带来的冲击。
尽管各大银行都表示了改革的决心，但考虑到其分支网络绝对规模的庞大，以及非商业性原则发放贷款的积习根深蒂固，银行业的全面改革可能还要花上若干年的时间。
行业结构
除了中国人民银行（PBOC）起中央银行的作用以外，中国的银行系统可以按资产规模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由四个纯国有商业银行组成。它们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及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使得它们在同行业中居于统治地位；2002年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总和达60%（见图1）。第二级由三家政策银行组成，它们于1994年建立，主要接管了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贷款功能。其市场份额合计约为整个银行系统资产的1/10。第三级是一些合资商业银行，其资产所有权分属中央、地方政府及其他投资者，它们拥有约13%的市场份额。第四级包括若干金融机构，109家城市商业银行，39000多家农村信用合作社，190家外资银行机构，13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及70多家金融公司。
国内银行系统仍然是将资金从储蓄直接转为贷款的主要渠道。采取非居间化（由储蓄银行存款转为直接的证券投资）或者其他的融资形式目前还不是中国各大银行所关心的问题。股票与国库券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二级市场的交易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业内竞争尽管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但仍主要局限于国内的参与者之间。尽管银行业具有潜在的长期收益性，对银行的短期风险预期水平也可能因为更激烈的竞争而提升。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实力比较弱的机构，由于缺乏定价的灵活性同时又要挽回利润下滑的颓势，因而它们要获得更高的回报就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
中国的银行还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构性制约，包括：对于存贷款利率的决定权因管理者的不同而有区别，历史遗留的巨额不良贷款，缺乏信贷技巧和清晰的运营程序。在银行的政策角色和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备受因亏损国企而形成的不良贷款问题的煎熬。而亏损的国企则在过剩的生产能力、低下的运行效率、过时的技术、疲软的需求以及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苦苦挣扎。尽管有关方面正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但在中国特色的公司管理条件下，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究竟是否拥有专门的技术来监控负债企业的运营或者扭转不利的环境局面还难以乐观。
国内信贷对GDP的比值不断上升是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的麻烦之一。2002年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突破了138%，而1995年，这一数据只有88%。这表明，过去5年经济生产率的增长落后于信贷的增长，可以推测贷款可能流向没有效益或效益低下的经济活动中去了。而如果政府继续坚持通过增加银行贷款的办法来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这一数值还可能进一步上涨。
为了实现金融系统的现代化，中国政府建立起相关制度，设立了金融工具，通过了银行法令，改组了监管机构，放松了国内银行的运营限制，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这些进步一方面增强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灵活性，增加了它们的商业机会，一方面又加大了银行的风险预期。缺乏有关公司和消费者信贷的准确信息、模糊不清的法律制度等问题，是银行准确评估信贷风险从而实现损失最小化的障碍。
此外，随着国内同业竞争的加剧和外资银行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各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也更加强烈。各大银行不但资产基数迅速扩张，参与的交易类型也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国际业务也不断增长，可是这也同样增加了银行的账内外风险，其中包括：对手风险、国家风险、信用风险、外汇风险和交易风险。培养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机制将成为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的最重大挑战。
尽管自1998年初中央收回贷款授权并废除放款配额以来，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力有所减小，但各大银行仍扮演着中央政府政策维护者的重要角色。这在它们对“支柱性产业”的支持以及购买由政府分派的基础建设债券等方面都有所反映。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银行和工业领域的控制权，提高公司管理效率或者说资产和债务管理的高效化将很难获得动力。政府的高层官员经常在银行（包括央行）、公司等行业及其他政府各部的最高职位之间轮换。尽管中国也有会计审查制度，但多数国企建立的会计与金融控制机制目的与其说是进行财务管理，不如说是记账。
鉴于中国银行业微弱的收益率，各银行依靠自身力量从日益上升的坏账困境中脱身似乎不大可能。2002年，四大全资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农业银行未能及时提交报告）平均资产收益率为0.2%。银行的收益预期特征可以概括为：人民币业务方面定价的灵活性有限、收入缺乏多样性、结构成本高昂。而这极低的收益还进一步遭到繁重税收负担--5%的营业税（已经比原先的8%有所下降，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33%的收入所得税以及与总收入有关的各附加税目--的侵蚀。因此，我们必须把银行系统的全面重组，放到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自身税收基础及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尽管近期的改革为经营不善的国企实施破产或者兼并重组创造了条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市场机制来应对公司破产和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等问题，该政策的前景与效果被打了折扣。中国也很少采用公认的价值评估技术，对大多数贷款中通常用作抵押的固定资产进行测算。此外，由于破产企业员工以及各自地方的政府部门享有比债权人更优先的权利，在破产处置的过程中，银行在该企业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缺陷加上腐败及资产剥离等问题，严重妨碍了商业银行解决重大坏账问题。
人民银行与银监会
直到近来，中国人民银行都一直扮演着权威认可的各商业银行管理者的角色。对于它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其缺乏独立性和实施管理政策的可靠性方面。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将央行部分职责转给今年4月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来解决前述问题。近年来，尽管政府一直在强化各项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的有效执行还受到体制不完善、人行相关记录透明度及制度连续性不足等因素的制约。此外，人行在影响商业银行，促使其贷款给政府相关行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提倡谨慎放贷的角色截然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人行为四大国有全资商业银行制定了减少不良贷款的目标：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须在今后几年内每年减少3%的不良贷款；中国农业银行每年应减少的不良贷款比重应在3%-4%之间；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则应每年减少2个百分点。
尽管广信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被关闭，显示政府近年来对违规者的强硬态度正日益鲜明，政治的影响力还是十分强大。此外，广信的关张也突出地反映了有关方面在处理金融机构破产及其制度化退市方面缺乏经验和既定程序的问题。考虑到银行系统业已十分庞大并且数量还在增加的分支机构以及海内外业务的不断扩张，中国人民银行也将面临人力资源及人员培训不足以及建立一个数据收集与分析机构等问题的挑战。
银监会是国务院授权的一个政府机构，原先由人民银行来承担的调控和监管各金融机构等责任是其主要任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四个目标是：保护储户与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市场信心；加深公众对现代金融的理解；减少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稳定。而它的首要任务包括：减少银行不良贷款、全面执行和完善新贷款分类制度；为国有银行改革提供便利；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实验性重组；完善与包括政策银行在内的各金融机构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