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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草书成都帖，系辑王右军写给当时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15则，共597字。周抚，字道和。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攻成都，李势降，以抚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达18年之久，直至公元366年卒于成都。周抚是王羲之的亲戚，又是世交友好。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可能有14年之久。王右军与周益州书，在唐时，多集中收入《十七帖》中。《十七帖》计书札二十八通，因第一札首有“十七”二字，故名。该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草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字迹及言语以数相从、缀成卷，以贞观两字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监袋。”（张彦远：《书法要录》）南宋朱熹在马庄甫摹刻《十七帖》题跋中说：“惟此十七帖相传真的，当时虽已入官帖中，而原帖故在人间，得不淆乱……书词问询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图画至纤至悉，盖深有意于浏览而竟不遂，岂所谓不朽之盛事。”明代杨升庵编纂《全蜀艺文志》时，在赤牍之部，收入王羲之与周益州书八则。清代书史家对《十七帖》的版本流传、文义释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包世臣的《十七帖疏证》则进一步按收信者分类归并，得出《十七帖》中有十九通是写给周抚的，并对这十九通的言辞、文义和相关史事作了精辟的疏证，对我们今天了解与周益州书的丰富内涵有很大帮助。王羲之与周益州书，除集中收入《十七帖》中外，其中《旃罽帖》《儿女帖》《蜀都帖》《谯周帖》《清宴帖》《盐井帖》《七十帖》和《益州帖》等诸帖，分别被收入淳化、大观、澄清堂、宝贤堂等官本法帖中。
王羲之草书成都帖，辑录《十七帖》中十五札，都是王羲之向周抚问蜀中事的。现就帖中的成都城楼、讲堂、人物、物产、山川诸奇，以及相约以期“登汶领欲游目”的墨迹，加以归类、移并，使其前后编次较为顺当，以有助于在欣赏王羲之草书的“疏放研妙，气象超然”“书中之龙，煊赫名帖”的同时，有助于了解书圣笔下的古蜀成都的历史风貌，也有助于了解书圣那种心系成都、向往益州的千古深情。
1.成都帖（原《十七帖》之二十三）
往在都，见诸葛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遥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广异闻。
2.讲堂帖（原《十七帖》之二十一）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因欲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3.严君平帖（原《十七帖》之十七）
严君平，司马相如、杨子云，皆有后不？
4.谯周帖（原《十七帖》之二十）
云谯周有孙口，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
5.盐井帖（原《十七帖》之十四）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广异闻，具示。
6.邛竹杖帖（原《十七帖》之三十一）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致。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
7.天鼠膏帖（原《十七帖》之十六）
天鼠膏治耳聋有验不？有验者乃是要药。
8.旃罽帖（原《十七帖》之二十四）
得足下旃扇，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顷服食。方回近之，为许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
9.药草帖（原《十七帖》之二十五）
彼所须此药草，可示，当致。
10.青李帖（原《十七帖》之二十六）
青李，来禽，樱桃，日给滕，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
11.胡桃帖（原《十七帖》之二十七）
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天里唯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者大惠也。
12.清晏帖（原《十七帖》之二十八）
知彼清晏岁半，又所出有无，一乡故是名处。且山川形势乃尔，何可以不游目。
13.七十帖（原《十七帖》之十一）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善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14.蜀都帖（原《十七帖》之十三）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杨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15.儿女帖（《十七帖》之十九）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明示。
以上释文是笔者初读《十七帖》的笔录，草书辨字可能有误，标点、断句也可能不符合原意。千年以前晋代的用语、名词尚需深入探求、解析。而仅从初步释文，似乎大体上可以感悟到书圣与周益州书的心路历程。
读《晋书·王羲之传》，我们知道书圣“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有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而羲之却报书曰：“吾素无廊庙志”，“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由此可见其对关陇、巴蜀之关注。而在都城为官之时，对于来自蜀地人士多有询问蜀都之事，对扬雄《蜀都赋》、左太冲《三都赋》等有关古蜀文献皆曾广泛阅读。永和二年，周抚随桓温攻蜀，后任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周益州遂成王羲之询问蜀事的最佳人选，故王在《十七帖》中有众多的与周益州书。从这些札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王羲之“心系成都，向往益州”的成都情结。其心路历程，似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问蜀事，广异闻（1—5帖）
这是通信初期的信札，一问诸葛显（颙）所说的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是否真实可信？二问石室讲堂是汉何帝立此？能否请人摹取三皇五帝的精妙壁画？三问西蜀名人严君平、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有无后人存世？四问谯周的孙子现在哪里，是否真如传说那样高尚不出？五问盐井、火井足下是否亲眼所见……这些询问的目的仅是为了“广异闻”，请求足下来信“具显”、“具告”，初步表达了书圣对蜀地风土人物的关注之情。
二、得蜀物，感远惠（6—12帖）
从这七通札中，可以得知周益州在复信中对上述询问都作了回答，同时随信赠了众多蜀地特产：邛竹杖、旃罽、胡桃、天鼠膏、戎盐和药草；还用囊装多种花果树木种子，以供在江南引种……这些馈赠一方面传达了周益州对王右军的深厚情意，也展示了蜀地“所出有无”的丰富特产，增进了书圣对益州、成都的了解和感情。而王帖则对周益州的“远惠”、“大惠”表达了感激之情。
三、得别疏，益游目（13一l5帖）
在与周抚的大量书信中，对王羲之的成都情结最终形成者是《清晏帖》《七十帖》和《蜀都帖》等三帖。《清晏帖》虽然仅有三十个字，却表达了书圣对益州、对成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并首次表达了“何可以不游目”的愿望。《七十帖》则是周抚年届七十，羲之将逾耳顺时写的信札。信中一方面表示值得“大庆”和自己“厚幸”的同时，也深“恐前路转欲逼耳”，遂下决心及早“一游目汶领”；又深情提醒周益州“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实现“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在前些时的信中尚说“无缘见卿，以当一笑”，而此信则说“非复常言”，“勿谓虚言”，又再次表示，一定要“登汶领，欲游目”。《蜀都帖》是与周益州书中最长的信札，也是书词最完整的信札。在长达一百零二个字的信札中对周益州专文介绍“具彼山川诸奇”信札的高度评价，明确表示读后更感到扬雄《蜀都帖》及左太冲《三都赋》的“殊为不备”，而且读后更感到“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并进一步表示，要立即动身前往蜀地，“至时示意，告卿求迎”。王羲之在即将动身之前，深感“真以日为岁”，“但言此，心已驰于彼矣”；再三表示：“要欲及卿在彼”之时，实现“登汶领，峨眉而旋”这一“不朽之盛事”！书词中表达的成都情结，竟如此强烈，非是寻常人所能想像的，以至千年后的我们读后仍然怦然心动，感慨万千！
《儿女帖》写作时间，可视为致周抚最后的信札。是信把“登汶领，欲游目”的时间定在“唯一小者”“过此一婚，便得至彼”。这唯一小者，当是七子王献之。王献之生于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到书圣逝世的当年（公元361年），刚好十八岁。王献之的婚期问题，书家有不同的推断。而王羲之的最终没能“至彼”——来到成都，是因为小儿的婚期的影响，还是由于疾病缠身未能成行，尚待求证研究。
书圣的宏伟愿望未能实现，不能“登汶领，（欲）游目”，是书圣的遗憾，也是天府之国成都的遗憾！书圣足迹虽然未至成都，但书圣的巴蜀情结却长存于《与周益州书》的墨迹之中。在华夏大地上的一座城市能获得书圣的这样多的关注和赞美，在全国不是绝无仅有，也是为数不多吧！让我们永远珍视书圣这种“心系成都，向往益州”的千古深情，让我们永远珍惜书圣这份7l行597字的文化遗产——草书《成都帖》！
王羲之草书成都帖，辑录《十七帖》中十五札，都是王羲之向周抚问蜀中事的。现就帖中的成都城楼、讲堂、人物、物产、山川诸奇，以及相约以期“登汶领欲游目”的墨迹，加以归类、移并，使其前后编次较为顺当，以有助于在欣赏王羲之草书的“疏放研妙，气象超然”“书中之龙，煊赫名帖”的同时，有助于了解书圣笔下的古蜀成都的历史风貌，也有助于了解书圣那种心系成都、向往益州的千古深情。
1.成都帖（原《十七帖》之二十三）
往在都，见诸葛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遥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广异闻。
2.讲堂帖（原《十七帖》之二十一）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因欲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3.严君平帖（原《十七帖》之十七）
严君平，司马相如、杨子云，皆有后不？
4.谯周帖（原《十七帖》之二十）
云谯周有孙口，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
5.盐井帖（原《十七帖》之十四）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广异闻，具示。
6.邛竹杖帖（原《十七帖》之三十一）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致。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
7.天鼠膏帖（原《十七帖》之十六）
天鼠膏治耳聋有验不？有验者乃是要药。
8.旃罽帖（原《十七帖》之二十四）
得足下旃扇，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顷服食。方回近之，为许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
9.药草帖（原《十七帖》之二十五）
彼所须此药草，可示，当致。
10.青李帖（原《十七帖》之二十六）
青李，来禽，樱桃，日给滕，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
11.胡桃帖（原《十七帖》之二十七）
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天里唯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者大惠也。
12.清晏帖（原《十七帖》之二十八）
知彼清晏岁半，又所出有无，一乡故是名处。且山川形势乃尔，何可以不游目。
13.七十帖（原《十七帖》之十一）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善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14.蜀都帖（原《十七帖》之十三）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杨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15.儿女帖（《十七帖》之十九）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明示。
以上释文是笔者初读《十七帖》的笔录，草书辨字可能有误，标点、断句也可能不符合原意。千年以前晋代的用语、名词尚需深入探求、解析。而仅从初步释文，似乎大体上可以感悟到书圣与周益州书的心路历程。
读《晋书·王羲之传》，我们知道书圣“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有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而羲之却报书曰：“吾素无廊庙志”，“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由此可见其对关陇、巴蜀之关注。而在都城为官之时，对于来自蜀地人士多有询问蜀都之事，对扬雄《蜀都赋》、左太冲《三都赋》等有关古蜀文献皆曾广泛阅读。永和二年，周抚随桓温攻蜀，后任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周益州遂成王羲之询问蜀事的最佳人选，故王在《十七帖》中有众多的与周益州书。从这些札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王羲之“心系成都，向往益州”的成都情结。其心路历程，似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问蜀事，广异闻（1—5帖）
这是通信初期的信札，一问诸葛显（颙）所说的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是否真实可信？二问石室讲堂是汉何帝立此？能否请人摹取三皇五帝的精妙壁画？三问西蜀名人严君平、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有无后人存世？四问谯周的孙子现在哪里，是否真如传说那样高尚不出？五问盐井、火井足下是否亲眼所见……这些询问的目的仅是为了“广异闻”，请求足下来信“具显”、“具告”，初步表达了书圣对蜀地风土人物的关注之情。
二、得蜀物，感远惠（6—12帖）
从这七通札中，可以得知周益州在复信中对上述询问都作了回答，同时随信赠了众多蜀地特产：邛竹杖、旃罽、胡桃、天鼠膏、戎盐和药草；还用囊装多种花果树木种子，以供在江南引种……这些馈赠一方面传达了周益州对王右军的深厚情意，也展示了蜀地“所出有无”的丰富特产，增进了书圣对益州、成都的了解和感情。而王帖则对周益州的“远惠”、“大惠”表达了感激之情。
三、得别疏，益游目（13一l5帖）
在与周抚的大量书信中，对王羲之的成都情结最终形成者是《清晏帖》《七十帖》和《蜀都帖》等三帖。《清晏帖》虽然仅有三十个字，却表达了书圣对益州、对成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并首次表达了“何可以不游目”的愿望。《七十帖》则是周抚年届七十，羲之将逾耳顺时写的信札。信中一方面表示值得“大庆”和自己“厚幸”的同时，也深“恐前路转欲逼耳”，遂下决心及早“一游目汶领”；又深情提醒周益州“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实现“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在前些时的信中尚说“无缘见卿，以当一笑”，而此信则说“非复常言”，“勿谓虚言”，又再次表示，一定要“登汶领，欲游目”。《蜀都帖》是与周益州书中最长的信札，也是书词最完整的信札。在长达一百零二个字的信札中对周益州专文介绍“具彼山川诸奇”信札的高度评价，明确表示读后更感到扬雄《蜀都帖》及左太冲《三都赋》的“殊为不备”，而且读后更感到“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并进一步表示，要立即动身前往蜀地，“至时示意，告卿求迎”。王羲之在即将动身之前，深感“真以日为岁”，“但言此，心已驰于彼矣”；再三表示：“要欲及卿在彼”之时，实现“登汶领，峨眉而旋”这一“不朽之盛事”！书词中表达的成都情结，竟如此强烈，非是寻常人所能想像的，以至千年后的我们读后仍然怦然心动，感慨万千！
《儿女帖》写作时间，可视为致周抚最后的信札。是信把“登汶领，欲游目”的时间定在“唯一小者”“过此一婚，便得至彼”。这唯一小者，当是七子王献之。王献之生于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到书圣逝世的当年（公元361年），刚好十八岁。王献之的婚期问题，书家有不同的推断。而王羲之的最终没能“至彼”——来到成都，是因为小儿的婚期的影响，还是由于疾病缠身未能成行，尚待求证研究。
书圣的宏伟愿望未能实现，不能“登汶领，（欲）游目”，是书圣的遗憾，也是天府之国成都的遗憾！书圣足迹虽然未至成都，但书圣的巴蜀情结却长存于《与周益州书》的墨迹之中。在华夏大地上的一座城市能获得书圣的这样多的关注和赞美，在全国不是绝无仅有，也是为数不多吧！让我们永远珍视书圣这种“心系成都，向往益州”的千古深情，让我们永远珍惜书圣这份7l行597字的文化遗产——草书《成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