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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模式，让医药生产企业回归到合理规范的市场竞争中。
医药体制改革一直是全民关注的焦点，也是每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在两会中提出了《关于完善基本药物政策与改革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的议案。
“药品应该逐步回归到真实价格，让百姓真正使用到‘安全、有效、价廉’的药品。”朱文臣说。
医改中最孤独的是药企
尽管“十七大“提出的医改精神，中央相关文件也都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然而，在医改推进的过程中，有关基本药物政策、医药价格形成机制、药品招标采购等方面一些做法却存在脱离实际、与中央文件精神相矛盾、现实无法操作或操作结果违背改革初衷的现象。
从长期的市场调研中，朱文臣发现，在目前相关政策环境下，医药市场的药品价格出现两种极端现象。
一种是药品价格虚高型，企业有足够的操作空间给医生、医疗机构、招标采购部门等相关环节高额回扣。价格虚高的药品主要销售在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制度后开始迅速向基层蔓延，造成对患者的过度用药、滥用药，导致看病费用难以有效降低。
另一种是药品价格虚低型，在“唯低价是取”的招标政策下中标价虚低，其他药企无法与之进行价格竞争，其产品主要销售在基层市场，消费对象为处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底层百姓，即使产品有质量隐患对患者造成伤害，这类消费者大多也基本无力无法申诉。
相反，严格执行国家价格、质量标准等相关政策的规范企业，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发展越发艰难。
政府的药价管制已经使得价格竞争机制完全失灵，导致中国的医药工商行业无法实现优胜劣汰，效率高、质量好、成本低的企业无法通过公平竞争做大做强，而正如上述的两类企业却能够依存于扭曲的市场环境生存下来。
朱文臣说：“医改中最感到孤独的就是我们制药企业。因为政府在医保中掏钱了，所以他就代表了医保；他一会儿又代表消费者，因为政府得代表人民，解决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会儿又代表医院，因为医院是政府投资的，政府也可以代表你。政府代表着几方利益与制药企业进行博弈。”
让药企回归正常竞争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药品政策却不是。除中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医改重点放在药品政策上。欧美国家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重几乎没有超过20%，亚洲国家没有超过30%，而我们的这项比重在45%左右。
这表明，肯定是我们现行与药品相关的政策存在问题。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这一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且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是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禁止二次议价”政策，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
多年关注医药行业的朱文臣通过现象看出本质。他认为，治理公立医院药品费用居高不下，以及基层医疗机构部分药价虚低的有效办法，绝对不是通过简单的“唯低价是取”的招标和零加价率管制解决，恰恰相反，零加价率政策，会导致回扣现象向基层医疗机构蔓延。
正确的改革措施应该是：以取消药品加价率管制包括药品零差价管制为治标之策；以尽快推进管办分开，消除公立医院垄断地位、推进医保付费改革为治本之道。
朱文臣谈到，从完善基本药物采购、使用、报销支付政策，以及改革药品价格政策切入，简单易行、效果会立竿见影。
他建议，国家层面完善药品最高零售价管理政策，取消加价率管制政策（包括15%加成政策、零加成政策、差别加价率政策）。由政府参考现有国家最高零售价、集中招标中标价、零售药店的销售价等信息调整确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或者医保报销价）。
公立医疗机构在其零售价不超过政府确定的最高零售限价内，允许其自主确定药品的购销价格，从而逐步降低药价。在地方招标采购机制仍然存续的条件下，明确规定以中标价作为所属地方各类医疗机构最高零售限价，不须高于中标价销售，但在中标价以内也可以自主确定药品的购销价格。
由政府根据药品市场竞争的价格信息，对药品的最高零售价进行动态调整，两年调整一次。每次调整的幅度应有相对明确的限制，不宜过大，以免弱化药企向医疗机构“明折明扣”直接降低供货价格的动力，以致增加市场机制发现药品真实价格难度。
朱文臣呼吁，改变“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模式，让医药生产企业回归到合理、规范的市场竞争中。
医药体制改革一直是全民关注的焦点，也是每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在两会中提出了《关于完善基本药物政策与改革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的议案。
“药品应该逐步回归到真实价格，让百姓真正使用到‘安全、有效、价廉’的药品。”朱文臣说。
医改中最孤独的是药企
尽管“十七大“提出的医改精神，中央相关文件也都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然而，在医改推进的过程中，有关基本药物政策、医药价格形成机制、药品招标采购等方面一些做法却存在脱离实际、与中央文件精神相矛盾、现实无法操作或操作结果违背改革初衷的现象。
从长期的市场调研中，朱文臣发现，在目前相关政策环境下，医药市场的药品价格出现两种极端现象。
一种是药品价格虚高型，企业有足够的操作空间给医生、医疗机构、招标采购部门等相关环节高额回扣。价格虚高的药品主要销售在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制度后开始迅速向基层蔓延，造成对患者的过度用药、滥用药，导致看病费用难以有效降低。
另一种是药品价格虚低型，在“唯低价是取”的招标政策下中标价虚低，其他药企无法与之进行价格竞争，其产品主要销售在基层市场，消费对象为处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底层百姓，即使产品有质量隐患对患者造成伤害，这类消费者大多也基本无力无法申诉。
相反，严格执行国家价格、质量标准等相关政策的规范企业，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发展越发艰难。
政府的药价管制已经使得价格竞争机制完全失灵，导致中国的医药工商行业无法实现优胜劣汰，效率高、质量好、成本低的企业无法通过公平竞争做大做强，而正如上述的两类企业却能够依存于扭曲的市场环境生存下来。
朱文臣说：“医改中最感到孤独的就是我们制药企业。因为政府在医保中掏钱了，所以他就代表了医保；他一会儿又代表消费者，因为政府得代表人民，解决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会儿又代表医院，因为医院是政府投资的，政府也可以代表你。政府代表着几方利益与制药企业进行博弈。”
让药企回归正常竞争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药品政策却不是。除中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医改重点放在药品政策上。欧美国家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重几乎没有超过20%，亚洲国家没有超过30%，而我们的这项比重在45%左右。
这表明，肯定是我们现行与药品相关的政策存在问题。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这一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且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是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禁止二次议价”政策，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
多年关注医药行业的朱文臣通过现象看出本质。他认为，治理公立医院药品费用居高不下，以及基层医疗机构部分药价虚低的有效办法，绝对不是通过简单的“唯低价是取”的招标和零加价率管制解决，恰恰相反，零加价率政策，会导致回扣现象向基层医疗机构蔓延。
正确的改革措施应该是：以取消药品加价率管制包括药品零差价管制为治标之策；以尽快推进管办分开，消除公立医院垄断地位、推进医保付费改革为治本之道。
朱文臣谈到，从完善基本药物采购、使用、报销支付政策，以及改革药品价格政策切入，简单易行、效果会立竿见影。
他建议，国家层面完善药品最高零售价管理政策，取消加价率管制政策（包括15%加成政策、零加成政策、差别加价率政策）。由政府参考现有国家最高零售价、集中招标中标价、零售药店的销售价等信息调整确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或者医保报销价）。
公立医疗机构在其零售价不超过政府确定的最高零售限价内，允许其自主确定药品的购销价格，从而逐步降低药价。在地方招标采购机制仍然存续的条件下，明确规定以中标价作为所属地方各类医疗机构最高零售限价，不须高于中标价销售，但在中标价以内也可以自主确定药品的购销价格。
由政府根据药品市场竞争的价格信息，对药品的最高零售价进行动态调整，两年调整一次。每次调整的幅度应有相对明确的限制，不宜过大，以免弱化药企向医疗机构“明折明扣”直接降低供货价格的动力，以致增加市场机制发现药品真实价格难度。
朱文臣呼吁，改变“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模式，让医药生产企业回归到合理、规范的市场竞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