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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学科的角度，简单的勾勒音乐学的理论架构以及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中的相关代表性人物及其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从民族音乐学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对研究对象、研究理论、方法的认识的不断拓展为前提，概括出几点民族音乐学对音乐学理论研究的影响。
一个学科的成立必定要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抑或独特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为标志。音乐学当然不能例外！虽然音乐的起源在史学家眼中，经常是和人类的起源放在一起研究。换句话说，自从有了人类，音乐便随即产生了。但是对于研究的音乐的学问——音乐学来讲，其产生和人类史相比，却是非常晚近的事。1885年，德国学者阿德勒提出音乐学的学科理论、建立起音乐学的知识谱系。从此，一门把音乐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诞生了。
一、音乐学学科理论构架简述
或许这门学科的诞生要非常感谢近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留声机的诞生。因为无论各民族、各地区、各种样式的音乐，归根结果根是声音。而离开了对了声音的记录，其结果让人难以想象。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使人类记录声音的方法有了一大飞跃。使得人们从记录声音到记谱之间有了充足的时间，而且还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地点。这一技术随即被音乐家用于了自己的课题。
或许正是1877年至1885年期间，对音乐的分析大大增加才为阿德勒提出音乐学学科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基础。阿德勒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个大类。历史音乐学主要是进行时代、民族、地区、城市、流派、艺术家个人的音乐史的研究；体系音乐学则是“揭示可适用于音乐各个门类的法则，包括音乐本体研究、音乐美学和心理学、音乐教育学和比较音乐学等。可以看书，民族音乐学自音乐学科诞生之始，即作为其分析学科而存在。但从其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来讲，音乐学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不了民族音乐学。例如阿德勒本人也曾经问道“艺术必须美吗？与美的标准不同的那些音响就不是艺术品么？（指异文化的音乐，尤其指经济不发达民族的音乐；笔者注）可见，当时阿德勒创建音乐学学科体系之时，更多的仍是立足是西方发达的艺术音乐，其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对音乐的本体的分析。如和声、曲式、调性等等。而“当代中国的音乐本体研究，实际的祖师是阿德勒”。（陈铭道，《民族音乐学十讲》）。
二、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简述
上文，我们已经简短的回顾了一下音乐学的学科历史，以及其研究方法和理念。若我们想论述民族音乐学对音乐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与意义，接下来不妨再来回顾一下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上文已经提到，自阿德勒初创音乐学学科体系之时，民族音乐学便为其中的一个学科分支。而“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人类一切文化层的传统音乐和乐器”1。但当我们单独回顾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时，却发现民族音乐学经典著作的产生甚至要更早一些。
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系的亚历山大•埃利斯于1884年发表《论诸民族的音阶》，“这篇文章述及到希腊、阿拉伯、印度、缅甸、泰国、爪哇、中国以及日本的音阶”。用自己所创造的“音分”方法证明了除欧洲音乐以外，世界上还有着不同的具有独立体系的音阶存在。这给那些“西方中心主义”者以有力的回击。或多或少的消除了一些对非欧音乐的胡说八道。这个人一直致力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工作，后来他被称为“民族音乐学之父”。
从早期的民族音乐学学术活动来看，当时的学者所作的工作确实可以用“收集和比较”来形容。1900年，德国学者施通普夫建立了著名的柏林“音响档案馆”，并且汇聚了一帮著名的学者。有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拉克曼等人。他们的主要学术工作就是研究自己采录的以及从世界各地送回来的录音。他们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理论，想用这个理论来处理全世界的音乐风格、乐器和调音。
1960年，美国人类学者梅里亚姆出版《音乐人类学》一书，提出了自己“观念、行为、间响”的理论范式。这一理论曾引起过很大的反应，甚至被学者延用至今。梅里亚姆将民族音乐学的对象视为“音乐即文化”。它认为音乐必然某种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同时，梅里亚姆还强调民族音乐学应将实地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结合起来。一定的观念产生的一定的行为，一定的行为又造成一定的声音；同时声音会对观念形成影响，对观念有反作用。因此，若要脱离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来研究音乐，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民族音乐学便可以从民族学的角度和音乐学本体的角度进行研究。
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出版《人的音乐性》。后来的美国学者安东尼•西格《苏雅人为什么要歌唱》，也是民族音乐学的一本经典著作，对于音乐民族志的写作很有意义。《人的音乐性》和《苏雅人为什么歌唱》两个著作，均是成功的音乐民族志案例。学者们认识到，民族音乐学无论以何种研究理论作为指导、以何方法展开研究，其成果必将是以“音乐民族志”的方式呈现。甚至曾经有学者将音乐民族志视为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说它的特点是只注重收集和记录的文化，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是保存即将消失族群的音乐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民族音乐学视为一种方法。如陈铭道、周凯模等教授都在文章里表明过此类的观点。
既然作为一种方法，没有太多的思想局限，那开展起研究来就更灵活。如成立于2005年的上海音乐学院人类学E-研究院，专门从事仪式音乐研究。其成员由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威斯利安大学等著名专家及年轻学者组成，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为该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其已经出版著作“音乐人力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仪式音乐与理论》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专著。曹本冶先生提出了“信仰-仪式-音声”的理论模式。并且还提出了“音声”的概念，其“包括仪式中听得到的和听不到的声音”（曹本冶）。除此之外，国内还一大批民族音乐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尝试着各种方法、理论开展民族音乐研究。如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用文化圈、音乐谱例分析等方法对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都大大扩展了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来源以及思维角度。
三、民族音乐学对音乐学理论研究的几个影响
经过以上分析，接下来从几个方面谈谈民族音乐学对音乐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与意义：
1、哲学影响：一个学科的发展完善，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必须还要有哲学思考。阿德勒开创学科，提出学科的基本框架，却并没有进入学科基本理论的更深层次，尤其是没有完成哲学思考。在音乐学展开自己的学术实践过程中，需要对音乐学做哲学认识论的提升，探讨并指明音乐学研究的各种切入的角度和方法。
美学民族音乐家、音乐学家查尔斯•西格完成了这个任务。一般认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但西格尔指出音乐是空间的艺术。音乐的时间只伴随空间而存在；音乐的空间如果不存在，音乐的时间就不存在。宇宙时空绝对存在，但客观、单一、无始无终；音乐时空相对存在，却人为、多样，有始有终。于是他推导出音乐学历史方向和体系方向的哲学差别：历史方向把把音乐放到普通时空，做时间顺序的研究；体系方向把音乐放到音乐时空做多维的研究。这是阿德勒没有抽象出来的理论思考，理论的抽象应该出自具体的实践并能涵盖由之产生的实践，衍生出新的认识，推动科学的发展。
由此，西格尔把音乐学研究的两大分野归属到时间和存在这个经典哲学命题上，不此完成音乐学的哲学认识论提升。
2、学科建设：
从学科研究对象上来讲，民族音乐学极大的扩展了传统音乐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音乐学研究，以欧洲艺术音乐为对象。正如管建华教授在《音乐人类学导引》（2006.4）里说到的“音乐学（Musicology）是源自西方的学科理论，主要以西方音乐文化体系为理论框架”。在其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对于非欧音乐文化持蔑视的态度。而民族音乐学，自其诞生以来，就以非欧音乐研究为中心。由于，我国音乐学者沈恰教授提出“总体音乐学”的说法。以示和西方的“音乐学”所区别。西方的音乐学的提法，是局限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在的人们误解为是具有谱适价值的音乐学。在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过程中，若用西方对于音乐的定义来界定的各民族、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则会处处表现出“和声、曲式”等概念的局限性。换言之，西方音乐学的诠释系统对于非西方音乐文化而言，失效了。因此，音乐学如何紧跟民族音乐学的步伐，在扩展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生产出配套的关于“音乐”的概念以及分析方法将会是一个大的难题。
一个学科的成立必定要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抑或独特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为标志。音乐学当然不能例外！虽然音乐的起源在史学家眼中，经常是和人类的起源放在一起研究。换句话说，自从有了人类，音乐便随即产生了。但是对于研究的音乐的学问——音乐学来讲，其产生和人类史相比，却是非常晚近的事。1885年，德国学者阿德勒提出音乐学的学科理论、建立起音乐学的知识谱系。从此，一门把音乐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诞生了。
一、音乐学学科理论构架简述
或许这门学科的诞生要非常感谢近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留声机的诞生。因为无论各民族、各地区、各种样式的音乐，归根结果根是声音。而离开了对了声音的记录，其结果让人难以想象。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使人类记录声音的方法有了一大飞跃。使得人们从记录声音到记谱之间有了充足的时间，而且还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地点。这一技术随即被音乐家用于了自己的课题。
或许正是1877年至1885年期间，对音乐的分析大大增加才为阿德勒提出音乐学学科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基础。阿德勒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个大类。历史音乐学主要是进行时代、民族、地区、城市、流派、艺术家个人的音乐史的研究；体系音乐学则是“揭示可适用于音乐各个门类的法则，包括音乐本体研究、音乐美学和心理学、音乐教育学和比较音乐学等。可以看书，民族音乐学自音乐学科诞生之始，即作为其分析学科而存在。但从其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来讲，音乐学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不了民族音乐学。例如阿德勒本人也曾经问道“艺术必须美吗？与美的标准不同的那些音响就不是艺术品么？（指异文化的音乐，尤其指经济不发达民族的音乐；笔者注）可见，当时阿德勒创建音乐学学科体系之时，更多的仍是立足是西方发达的艺术音乐，其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对音乐的本体的分析。如和声、曲式、调性等等。而“当代中国的音乐本体研究，实际的祖师是阿德勒”。（陈铭道，《民族音乐学十讲》）。
二、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简述
上文，我们已经简短的回顾了一下音乐学的学科历史，以及其研究方法和理念。若我们想论述民族音乐学对音乐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与意义，接下来不妨再来回顾一下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上文已经提到，自阿德勒初创音乐学学科体系之时，民族音乐学便为其中的一个学科分支。而“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人类一切文化层的传统音乐和乐器”1。但当我们单独回顾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时，却发现民族音乐学经典著作的产生甚至要更早一些。
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系的亚历山大•埃利斯于1884年发表《论诸民族的音阶》，“这篇文章述及到希腊、阿拉伯、印度、缅甸、泰国、爪哇、中国以及日本的音阶”。用自己所创造的“音分”方法证明了除欧洲音乐以外，世界上还有着不同的具有独立体系的音阶存在。这给那些“西方中心主义”者以有力的回击。或多或少的消除了一些对非欧音乐的胡说八道。这个人一直致力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工作，后来他被称为“民族音乐学之父”。
从早期的民族音乐学学术活动来看，当时的学者所作的工作确实可以用“收集和比较”来形容。1900年，德国学者施通普夫建立了著名的柏林“音响档案馆”，并且汇聚了一帮著名的学者。有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拉克曼等人。他们的主要学术工作就是研究自己采录的以及从世界各地送回来的录音。他们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理论，想用这个理论来处理全世界的音乐风格、乐器和调音。
1960年，美国人类学者梅里亚姆出版《音乐人类学》一书，提出了自己“观念、行为、间响”的理论范式。这一理论曾引起过很大的反应，甚至被学者延用至今。梅里亚姆将民族音乐学的对象视为“音乐即文化”。它认为音乐必然某种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同时，梅里亚姆还强调民族音乐学应将实地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结合起来。一定的观念产生的一定的行为，一定的行为又造成一定的声音；同时声音会对观念形成影响，对观念有反作用。因此，若要脱离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来研究音乐，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民族音乐学便可以从民族学的角度和音乐学本体的角度进行研究。
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出版《人的音乐性》。后来的美国学者安东尼•西格《苏雅人为什么要歌唱》，也是民族音乐学的一本经典著作，对于音乐民族志的写作很有意义。《人的音乐性》和《苏雅人为什么歌唱》两个著作，均是成功的音乐民族志案例。学者们认识到，民族音乐学无论以何种研究理论作为指导、以何方法展开研究，其成果必将是以“音乐民族志”的方式呈现。甚至曾经有学者将音乐民族志视为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说它的特点是只注重收集和记录的文化，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是保存即将消失族群的音乐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民族音乐学视为一种方法。如陈铭道、周凯模等教授都在文章里表明过此类的观点。
既然作为一种方法，没有太多的思想局限，那开展起研究来就更灵活。如成立于2005年的上海音乐学院人类学E-研究院，专门从事仪式音乐研究。其成员由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威斯利安大学等著名专家及年轻学者组成，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为该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其已经出版著作“音乐人力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仪式音乐与理论》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专著。曹本冶先生提出了“信仰-仪式-音声”的理论模式。并且还提出了“音声”的概念，其“包括仪式中听得到的和听不到的声音”（曹本冶）。除此之外，国内还一大批民族音乐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尝试着各种方法、理论开展民族音乐研究。如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用文化圈、音乐谱例分析等方法对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都大大扩展了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来源以及思维角度。
三、民族音乐学对音乐学理论研究的几个影响
经过以上分析，接下来从几个方面谈谈民族音乐学对音乐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与意义：
1、哲学影响：一个学科的发展完善，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必须还要有哲学思考。阿德勒开创学科，提出学科的基本框架，却并没有进入学科基本理论的更深层次，尤其是没有完成哲学思考。在音乐学展开自己的学术实践过程中，需要对音乐学做哲学认识论的提升，探讨并指明音乐学研究的各种切入的角度和方法。
美学民族音乐家、音乐学家查尔斯•西格完成了这个任务。一般认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但西格尔指出音乐是空间的艺术。音乐的时间只伴随空间而存在；音乐的空间如果不存在，音乐的时间就不存在。宇宙时空绝对存在，但客观、单一、无始无终；音乐时空相对存在，却人为、多样，有始有终。于是他推导出音乐学历史方向和体系方向的哲学差别：历史方向把把音乐放到普通时空，做时间顺序的研究；体系方向把音乐放到音乐时空做多维的研究。这是阿德勒没有抽象出来的理论思考，理论的抽象应该出自具体的实践并能涵盖由之产生的实践，衍生出新的认识，推动科学的发展。
由此，西格尔把音乐学研究的两大分野归属到时间和存在这个经典哲学命题上，不此完成音乐学的哲学认识论提升。
2、学科建设：
从学科研究对象上来讲，民族音乐学极大的扩展了传统音乐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音乐学研究，以欧洲艺术音乐为对象。正如管建华教授在《音乐人类学导引》（2006.4）里说到的“音乐学（Musicology）是源自西方的学科理论，主要以西方音乐文化体系为理论框架”。在其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对于非欧音乐文化持蔑视的态度。而民族音乐学，自其诞生以来，就以非欧音乐研究为中心。由于，我国音乐学者沈恰教授提出“总体音乐学”的说法。以示和西方的“音乐学”所区别。西方的音乐学的提法，是局限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在的人们误解为是具有谱适价值的音乐学。在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过程中，若用西方对于音乐的定义来界定的各民族、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则会处处表现出“和声、曲式”等概念的局限性。换言之，西方音乐学的诠释系统对于非西方音乐文化而言，失效了。因此，音乐学如何紧跟民族音乐学的步伐，在扩展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生产出配套的关于“音乐”的概念以及分析方法将会是一个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