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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在全国政协教育界联组讨论上，有委员提出，“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给接送孩子的家长带来了很大不便和困难”。
“3点半”难题难倒了一众上班族父母。学校课后服务普遍缺位，商业托管机构“解放”了部分家长，但鱼龙混杂的市场也埋下诸多安全隐患。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教育部已经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实现“弹性放学时间”，由学校提供课后服务。
“弹性离校”能否破解“三点半”难题这一社会沉疴？如何调动校方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如何避免“弹性离校”沦为变相补课？填补课后服务“真空”还有哪些实现途径？
以政府购买服务补公校师资不足短板
胡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下午放学过早，造成“课外两小时”的空档，并由此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安全和隔代教育的问题。
此外，这一问题还助推社会上各类辅导机构的产生，加重家长经济负担；致使某些教师投身到收费晚托班“事业”中，丑化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群众意见大。
同时，公办中小学在社会上的办学口碑越来越差，老百姓认为“公办学校老师不负责任，抓得不严，两点就放学”，所以，有条件的家长都尽力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
“课外两小时”现象，存在已久，社会反响强烈，亟需解决。
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课外培训机构或者各地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优秀教师到学校授课，以弥补部分公办中小学师资不足的短板。对课外培训机构和培训教师进行资质认定、培训教材和培训方案的审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服务，可以让公办中小学相关学科教师跟进学习加以培训，相应地可抵扣“十三五”教师培训的学分以激励教师积极参与的积极性。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标小学与徐望月艺校的合作，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该校每天下午放学后向五个年级所有学生开放手工、绘画、棋类、舞蹈、科技、电脑设计、体育等各类课程，开学之初向每位同学下发选课单及收费情况，由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有条件的家长可以在放学后自己接回家，也可以不参加艺校报名参加学校的“晚托班”，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监督学生做作业，这样很好地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大大提高了该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广泛好评。
以财政保障解决课后服务“后顾之忧”
熊丙奇（教育学者）
从“一刀切离校”到“弹性离校”，这不只是学生离校时间、方式的调整，更是基于学生实际情况采取的理性举措。治理教育问题，需要改变传统的“推责式”懒政思维，而要以学生为本，从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职责出发，寻求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让教育管理、服务精细化。
2017年年初，南京宣布從新学期起实行“弹性离校”。在南京之前，已有多地调整了以前的“一刀切”做法，恢复托管班。上海公办学校从2014年春季学期开始，陆续开出各种形式的晚托班，解决下午三点半放学后孩子没人接的问题。这些晚托班，教育部门统一称呼为放学后的“看护服务”，对学生完全免费。随后，广州从2015年春季开学起，也全面恢复小学课后托管服务，费用由财政埋单。
总体看来，社会对学校恢复提供晚托服务且完全免费，是积极支持的。由于财政埋单，乱收费问题没有再发生。但也有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如何保障教师加班提供课后服务的权利和待遇？如何给学校购买课后服务的自主权？还有，政府财政能否持续埋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课后服务为非义务教育范畴。
如果要收取一定的课后服务费用，则发挥家长委员会的管理、监督作用，便尤显重要了。这就需要学校建立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对收费进行公开听证、决策。而且，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监督，也是避免课后时间用于补课的重要措施。
实行“弹性离校”是教育管理从“一刀切”走向精细化。而要做好精细化，必须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平衡各方利益，有系统配套方案，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经费问题，精细化管理可能难以落地。
学校无力独“背锅”，大教育观亟待形成
李庆军（中学教师）
在中国的大部分中小学，“清校”已成为学校教学工作中的一个专业名词。到了规定的时间节点，不管有什么理由，学生必须一个不剩离开学校。
个中原因简单粗暴，借用文件语言就是“不得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学生放学是早了，但放学后的学生该去哪里、该干什么呢？家长又开始为孩子早放学而愁眉不展。
不少家长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学校不负责，老师抓得不严”等抱怨经常可以听到。可是，化解“三点半”难题，不能仅靠学校延伸服务。因为学校只是一个教育单位，不能也无力承担对孩子的无限责任。
解决“三点半难题”，应该形成全社会的大教育观：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属于家庭、学校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应该激活社会各界的能力和资源，为教育服务。
社区教育在这方面作为了吗？社区图书馆有多少？社区活动中心有多少？体育中心、艺术中心有多少？孩子放学以后，如果社区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项目，且收费低廉，家长怎么会不送孩子去呢？
再者，家庭作坊、教辅机构和专业托管班鱼龙混杂的课后托管行业“脱管”问题谁来监管？教委还是工商？有些托管班还提供晚餐，别名“小饭桌”，那是不是还要餐饮卫生，甚至家政行业的监管？目前看来是一片混沌。
治愈“三点半”这一社会沉疴，学校当然要主动作为，在课后服务方面承担主渠道责任，发挥主要作用。但不能仅靠学校，家长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也应积极介入，形成合力，才能共同解决家长的难题。
不同国家课外托管政策基本内涵一致
周红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小学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不一致，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不同国家课外托管的概念、说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内涵比较一致。
首先，国家层面出台立法，保障儿童的托管需求。
1971年，美国政府出台《儿童全面发展法案》，规定政府应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看护服务；1983年，美国国会针对“挂钥匙的儿童”通过了“儿童决议”；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先制定了《学龄社区儿童保健法》，这是地方课后教育正式立法的开始。时至今日，在法律的规范和保障下，美国的托管教育服务得到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公共服务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建立合理的课外托管成本分担机制。
日本投入“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财政预算主要包括了运营费用、设施费用和紧急保育费用。其中的运营费用需要家长承担50%，剩余的50%运营费以及设施费和紧急保育费均由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承担三分之一。
第三，以严格的质量标准保证课外托管的有效性。
澳大利亚依《全国质量标准》对课外托管机构进行审批、评估和分级，旨在促进儿童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并帮助家庭辨别什么是优质的课外托管服务。
第四，制定托管指南，确保课后活动有序开展。
自2013年9月开始，法国政府每年都会发布《“为了高质量的课外活动”使用指南》，为法国各地区课外活动的开展提供指导框架，内容覆盖了课外活动组织主体、课外活动时间及时长、课外活动教育的人员队伍和任职资格、课外活动收费标准和财政补贴等。
这些经验值得我国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参考。
“3点半”难题难倒了一众上班族父母。学校课后服务普遍缺位，商业托管机构“解放”了部分家长，但鱼龙混杂的市场也埋下诸多安全隐患。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教育部已经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实现“弹性放学时间”，由学校提供课后服务。
“弹性离校”能否破解“三点半”难题这一社会沉疴？如何调动校方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如何避免“弹性离校”沦为变相补课？填补课后服务“真空”还有哪些实现途径？
以政府购买服务补公校师资不足短板
胡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下午放学过早，造成“课外两小时”的空档，并由此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安全和隔代教育的问题。
此外，这一问题还助推社会上各类辅导机构的产生，加重家长经济负担；致使某些教师投身到收费晚托班“事业”中，丑化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群众意见大。
同时，公办中小学在社会上的办学口碑越来越差，老百姓认为“公办学校老师不负责任，抓得不严，两点就放学”，所以，有条件的家长都尽力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
“课外两小时”现象，存在已久，社会反响强烈，亟需解决。
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课外培训机构或者各地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优秀教师到学校授课，以弥补部分公办中小学师资不足的短板。对课外培训机构和培训教师进行资质认定、培训教材和培训方案的审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服务，可以让公办中小学相关学科教师跟进学习加以培训，相应地可抵扣“十三五”教师培训的学分以激励教师积极参与的积极性。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标小学与徐望月艺校的合作，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该校每天下午放学后向五个年级所有学生开放手工、绘画、棋类、舞蹈、科技、电脑设计、体育等各类课程，开学之初向每位同学下发选课单及收费情况，由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有条件的家长可以在放学后自己接回家，也可以不参加艺校报名参加学校的“晚托班”，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监督学生做作业，这样很好地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大大提高了该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广泛好评。
以财政保障解决课后服务“后顾之忧”
熊丙奇（教育学者）
从“一刀切离校”到“弹性离校”，这不只是学生离校时间、方式的调整，更是基于学生实际情况采取的理性举措。治理教育问题，需要改变传统的“推责式”懒政思维，而要以学生为本，从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职责出发，寻求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让教育管理、服务精细化。
2017年年初，南京宣布從新学期起实行“弹性离校”。在南京之前，已有多地调整了以前的“一刀切”做法，恢复托管班。上海公办学校从2014年春季学期开始，陆续开出各种形式的晚托班，解决下午三点半放学后孩子没人接的问题。这些晚托班，教育部门统一称呼为放学后的“看护服务”，对学生完全免费。随后，广州从2015年春季开学起，也全面恢复小学课后托管服务，费用由财政埋单。
总体看来，社会对学校恢复提供晚托服务且完全免费，是积极支持的。由于财政埋单，乱收费问题没有再发生。但也有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如何保障教师加班提供课后服务的权利和待遇？如何给学校购买课后服务的自主权？还有，政府财政能否持续埋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课后服务为非义务教育范畴。
如果要收取一定的课后服务费用，则发挥家长委员会的管理、监督作用，便尤显重要了。这就需要学校建立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对收费进行公开听证、决策。而且，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监督，也是避免课后时间用于补课的重要措施。
实行“弹性离校”是教育管理从“一刀切”走向精细化。而要做好精细化，必须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平衡各方利益，有系统配套方案，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经费问题，精细化管理可能难以落地。
学校无力独“背锅”，大教育观亟待形成
李庆军（中学教师）
在中国的大部分中小学，“清校”已成为学校教学工作中的一个专业名词。到了规定的时间节点，不管有什么理由，学生必须一个不剩离开学校。
个中原因简单粗暴，借用文件语言就是“不得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学生放学是早了，但放学后的学生该去哪里、该干什么呢？家长又开始为孩子早放学而愁眉不展。
不少家长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学校不负责，老师抓得不严”等抱怨经常可以听到。可是，化解“三点半”难题，不能仅靠学校延伸服务。因为学校只是一个教育单位，不能也无力承担对孩子的无限责任。
解决“三点半难题”，应该形成全社会的大教育观：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属于家庭、学校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应该激活社会各界的能力和资源，为教育服务。
社区教育在这方面作为了吗？社区图书馆有多少？社区活动中心有多少？体育中心、艺术中心有多少？孩子放学以后，如果社区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项目，且收费低廉，家长怎么会不送孩子去呢？
再者，家庭作坊、教辅机构和专业托管班鱼龙混杂的课后托管行业“脱管”问题谁来监管？教委还是工商？有些托管班还提供晚餐，别名“小饭桌”，那是不是还要餐饮卫生，甚至家政行业的监管？目前看来是一片混沌。
治愈“三点半”这一社会沉疴，学校当然要主动作为，在课后服务方面承担主渠道责任，发挥主要作用。但不能仅靠学校，家长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也应积极介入，形成合力，才能共同解决家长的难题。
不同国家课外托管政策基本内涵一致
周红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小学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不一致，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不同国家课外托管的概念、说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内涵比较一致。
首先，国家层面出台立法，保障儿童的托管需求。
1971年，美国政府出台《儿童全面发展法案》，规定政府应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看护服务；1983年，美国国会针对“挂钥匙的儿童”通过了“儿童决议”；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先制定了《学龄社区儿童保健法》，这是地方课后教育正式立法的开始。时至今日，在法律的规范和保障下，美国的托管教育服务得到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公共服务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建立合理的课外托管成本分担机制。
日本投入“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财政预算主要包括了运营费用、设施费用和紧急保育费用。其中的运营费用需要家长承担50%，剩余的50%运营费以及设施费和紧急保育费均由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承担三分之一。
第三，以严格的质量标准保证课外托管的有效性。
澳大利亚依《全国质量标准》对课外托管机构进行审批、评估和分级，旨在促进儿童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并帮助家庭辨别什么是优质的课外托管服务。
第四，制定托管指南，确保课后活动有序开展。
自2013年9月开始，法国政府每年都会发布《“为了高质量的课外活动”使用指南》，为法国各地区课外活动的开展提供指导框架，内容覆盖了课外活动组织主体、课外活动时间及时长、课外活动教育的人员队伍和任职资格、课外活动收费标准和财政补贴等。
这些经验值得我国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