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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是爱玩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还是占有的社会财富都让中产阶级有充足的资本去玩，而中产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让中产有了“必须去玩”的社会现实需求。“中产在玩什么”理应成为观察一个社会“玩”生态的范本和整个社会生活风貌的窗口。
为了解两岸三地的中产“玩”生态，本刊特在两岸三地做了随机访问。
两岸三地，对“玩”有不同的叫法：北京人叫“玩票”，上海人叫“白相”，川渝叫做“耍”，广东和港澳人叫“蒲”……不管是哪种叫法，本质却是一样， “玩”就图个乐子。
健康是热点
小娄，北京，通讯业
在联通公司工作的小娄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去公司签约的一个健身俱乐部健身。除了享受公司提供的这份福利之外，小娄还参加了北京西郊的一个自行车俱乐部，每个周末都会和老婆一起去骑上几个小时的自行午，既能起到锻炼的功用，又休闲、浪漫，和老婆说说话，享受恋爱一般的甜蜜。在他的朋友圈里，像他一样热衷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相信等年纪大了之后，现在坚持锻炼的作用便可以体现出来。
其实不只在北京，各地越来越多的中产开始远离“晚九朝五”式的长时间玩乐和那种每逢周末便从早睡到晚的假日，在工作之余开始回归健康的休闲方式。
阿达，台北，IT业
阿达从大学时代起便是一个疯狂的青年，很早一个人从家里搬出来住，常常和朋友在夜店疯到凌晨，开车去阳明山“吓鬼”。毕业之后，紧张的工作让他再难以有空去疯。于是，每到周末，他都会加倍珍惜，把休息时间“玩”到极致——和朋友逛夜市，然后去夜店喝茶，完了之后又去KTV，恐怕浪费一丁点玩乐的时光，搞得自己工作时间很累，每个周末也很疲劳。长时间如此的恶性循环让他去年生子一场大病。病愈之后，年满30岁的他坚持每天早晨早起跑步，晚上即便有应酬也坚持在0：00以前回家睡觉。大半年下来，阿达自觉身体强壮了不少，以往的那种透支感再也不见了踪影。
Suki香港，银行业
Suki一直为香港的夜生活感到骄傲。无论是灯红酒绿的兰桂坊，还是太平山顶看夜景，Suki曾是夜生活的坚定参与者，也是夜店、夜场的“PartyQueen”。近几年来，多位香港明星英年早逝让Suki开始远离夜生活，转而开始热衷于登山等健康的休闲活动。去年，Suki还参加了多座高峰的攀登。在她看来，不管做什么事情，健康都是第一位需要考虑的。
对于大多数中产来说，繁重的工作和来自社会各方的沉重压力使不少人的身体和精神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越来越多的中产人士开始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把健康的观念贯穿到玩乐之中，寓练于玩，强健体魄。
“是到德云社的剧场里听一段郭德刚的相声，还是趁周末的时间去看一场青春版昆曲的《牡丹亭》?”——去年至今，北京的中产圈里的热点话题折射出中产休闲、玩乐的新时尚——怀旧。
在中产阶级看来，怀旧的方式有很多种： 去一个古色古香的酒馆、酒吧喝老酒、吃茴香豆，看传统杂耍：把自己想成徐志摩，挽着陆小曼一般的女伴，到一个老上海的花园洋房里，参加读诗会：穿上校服，戴上校徽，背上书包去参加一个疯狂的“校服沙龙”：抑或者回到大学周边的咖啡馆，坐在地板上看一场大学剧社排演的新剧目。有太多的年代可以去怀念，也有太多的往事可以去成为今天玩乐的素材。
怀旧是时尚
Luke，广州，律师
Luke本是一个喜欢热闹的法律工作者，但最近她喜欢上了一个装修得极为中式、古朴，名叫“水边吧”的酒吧。一有空便会叫上几个朋友去装修古朴的水边吧坐一坐，从不喝酒的她更是对那里用锡壶装盛的绍兴黄酒情有独钟，每次都要两大壶。在她的眼里，现代装潢的酒吧太过喧闹和坚硬，像水边吧这样中式装修，售卖老酒的小店在都市里就显得特别安静，弥漫在空气里的怀旧情绪刚好能搭配心底的那份柔软。
鲁鸣，上海，跨国公司中层
鲁鸣去年被公司选送到上海某大学攻读EMBA。一年下来，他和他的同学的聚会大多是选取一个怀旧的主题。他们曾到咸亨酒店里坐条凳，喝老酒，像孔乙己执著于“茴”字的多种写法一样探讨过能源问题；也曾租下老式酒店的套房，组织大家探讨徐志摩式的爱情在当今的功用；更多次偷偷溜到复旦周边的几个咖啡馆，和大学生一起排演话剧。最近轮到鲁鸣承办同学的聚会，而他正谋划着一场正宗英式宫廷冷餐会。
在鲁鸣看来，怀旧是因为渴望年轻，中产阶级大多对年龄的话题极为敏感，看到奋起直追的年轻一辈总有一种危机感，只能用怀旧来重现自己的成长。
或许鲁鸣的看法过于悲观，但怀旧的玩乐在两岸三地的流行确实是不争的现实。近几年在台湾兴起的“老上海热”让不少台湾人开始热衷于学习上海话，而在香港，一些武术俱乐部、武馆也深受一些中产，特别是一些“海归”的追捧，练武习武也成为时尚。
无论是财产，还是时间、精力，中产阶级都不是最富有的群体，不少玩乐对于中产来说还是相当的奢侈。一不小心的透支也造就了最近在台湾社会引起热烈讨论的“卡奴”现象。
透支的无奈
诗芸，台北，金融从业者
受朋友的影响，诗芸疯狂地迷上了改车。2003年购置的新车在短短三年内，所有配件几乎被她换了个遍，而一些要好朋友的车也总被她拿来改装。为了学习改车的技术，她几乎每两个月就会飞到香港，到一个专业的车行学习，购买零部件。每年在改车上的花费都有近50万新台币。诗芸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卡奴”，为了保持良好的信用度，她办了几十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在台湾的金融制度下，“以卡养卡”。
沈滨，上海，媒体工作者
在一次媒体俱乐部的聚会中，沈滨在太湖边的一家美国游艇俱乐部体会到游艇运动的乐趣。回到上海后，沈滨拿出积蓄，加入了这家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一到节假日，就会去这家俱乐部玩游艇。两年多下来，沈滨从零开始，学会了游艇驾驶和保养技术，可以独自驾驶游艇驰骋于太湖宽阔的水面之上。但无奈的是，年收入10余万元的沈滨至今存款为零，家里的母亲每次提到已34岁的她，都会叹息加摇头：这孩子什么时候能成个家呀?
从“月光”到“卡奴”，像诗芸和沈滨这样，因玩而财产透支的中产决不在少数。而因玩极限运动造成健康透支，因喜欢野外运动而造成家庭透支的现象就更令人叹息了。
无论是社会的宏观环境，还是中产的现实情况，都决定了中产“玩”的生态圈还相当的脆弱，随时可能被无休止的加班、突然的消费调整、税收政策所入侵。不管在大陆，港澳，还是台湾，中产“玩”得并不尽兴是本次调查的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