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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于1927年7月所写的散文名篇，由于作者的创作时间刚好与当时特殊的政治年份巧合，因此，对于《荷》文的分析，许多论者总是从它的政治背景入手。其实不然，朱自清先生的生前知交，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潜心做学问，对政治不太关心的人。正如已故的学者王瑶先生所说：“朱先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是晚年的事情，以前他是相信国民政府的。”“这几天”也只不过是一个时间上的虚指，而非确指。
同时，朱先生一直把自己看作“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是素人,而且将永远是素人”。他的朋友也都认同他人格上的诚恳、温厚，“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可见，他是一个“教书、卖文”的学者、教授，一个“本本分分”的“寻常人”。因此，我们不应按传统的固常思维方式，将朱先生推至“不胜寒”的“智者”高处去理解其孤独。他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朱先生的“不平静”的情感呢？
笔者认为《荷塘月色》表现的纯粹是朱自清个人的情感，这种个人情感完全是属于他作为生命个体的内心体验。他的“不宁静”原因有三：其一，劳碌奔波给他带来的烦乱之感，儿女成群，家庭贫困以及为人父者而不能尽责之愧；其二，在清华二等公民的境遇；其三，内心的美人爱欲情结。总之，先生在此文中表现的是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追求进入自由理想生活而不得的幻灭的情思。
1920年北大毕业后，朱自清先后在浙江杭州第一师范、扬州江苏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台州）、省立第十中学（温州）、省立第四中学（宁波）、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短短的五年时间了更换了七所学校，工作的奔波劳累，生活的变化之大，怎能不影响着一位想追求宁静、安定生活的诗人、散文作家的心境呢？
写作此文时，朱先生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家庭的贫困和冲突使他过早地陷入了人生担荷过重的生存境况。这种沉重的生活压力在他的自传性散文《儿女》中写得很具体。这导致了朱先生精神的烦乱与心灵的孤寂。烦闷不得释放，难有人理解，便产生了精神上的压抑。从而形成了“被压抑的愿望”。
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时由友人介绍，朱自清先生来到了清华大学任教。在这所由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起来的大学中，像中文系这样并非与留美直接相关的系科，像朱先生这样既非清华出身，也未喝过洋墨水的教授，总不被人重视。虽说经过几年的奋斗，人们看到了中文系的重要性和实力，“二等公民”的待遇有所改善，但要彻底扭转传统形成的偏见，毕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朱先生也不得不发出“我们终于只能做第二流人物”的慨叹。惟其如此，所以他不得不格外慎重，为承担角色的责任和义务，他必须按照角色的社会要求去做事，说话，克制个性，勤勉努力，去做一些“白天里要做的事”，去说一些“白天里要说的话”。而只能把那些不快和慨叹“压抑”起来。
朱自清先生在散文《女人》一文中提到：“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我所发现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朱先生所说的艺术的女人有三种意思：“是女人中最为艺术的，是女人的艺术的一面，是我们以艺术的眼睛去看女人”。这“艺术的女人”便是“珍藏”于先生心中已久且愈强烈的“美人爱欲”情结。这主要源于他个人婚姻的不幸。朱先生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她没有文化，没有“艺术的女人”的“圆满”，她与朱先生过着患难与共的生活，为他生了6个孩子，31岁便故去了。朱先生对她的感情限于悉心照料产生的深深的感激和歉疚的怀念。朱先生是北大的学生，先学哲学，后搞文学创作。北大的新思潮对朱先生影响很大，然而他却生活在无爱的婚姻中。这就构成了他对“艺术的女人”的爱欲情结，以及不可得的痛苦。
另外，在《荷》文中，作者勾画出的美人意象也非常明显。“荷”并不是荷花的实在描写，而是情感的象征，是为了逃避“内部防御的稽查作用”的“移置”，是作者“潜意识的伪装”，是美人的象征。弗洛伊德说：“这些梦是经过了化装，他们的欲望满足已经伪装得难以辨认，其原因恰恰在于对梦的主题或由此所产生的欲望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感，以及一种把它们压抑下去的愿望。”被大多数论者遗忘的还有作者在《荷》文中引用的《采莲赋》和《西洲曲》。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采莲赋》实际上是写采莲时少男少女的爱情欢会的，采莲不是真的为了采莲，也不只是少女表现自己采莲是为了爱情，为了性爱。同样的，《西洲曲》描写了一位居住在西洲附近的年轻女子在一年四季中对情人的思念。朱自清对这一文化传统自然是十分了解的，不由地生发出“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的喟叹，真可谓是有感而发了。
在这“荷塘”梦里，朱先生勾勒了一幅理想的自由生活图景，这里既热闹又冷静；既可以像“树上是蝉声”，“水里的蛙声”一样自由地鸣叫，又能“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遗世而独立”。在这里他得到了片刻的魂灵的欢娱和快乐。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不仅仅是朱先生个人的情感真实。
余昌忠，中学教师，现居福建晋江。
同时，朱先生一直把自己看作“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是素人,而且将永远是素人”。他的朋友也都认同他人格上的诚恳、温厚，“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可见，他是一个“教书、卖文”的学者、教授，一个“本本分分”的“寻常人”。因此，我们不应按传统的固常思维方式，将朱先生推至“不胜寒”的“智者”高处去理解其孤独。他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朱先生的“不平静”的情感呢？
笔者认为《荷塘月色》表现的纯粹是朱自清个人的情感，这种个人情感完全是属于他作为生命个体的内心体验。他的“不宁静”原因有三：其一，劳碌奔波给他带来的烦乱之感，儿女成群，家庭贫困以及为人父者而不能尽责之愧；其二，在清华二等公民的境遇；其三，内心的美人爱欲情结。总之，先生在此文中表现的是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追求进入自由理想生活而不得的幻灭的情思。
1920年北大毕业后，朱自清先后在浙江杭州第一师范、扬州江苏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台州）、省立第十中学（温州）、省立第四中学（宁波）、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短短的五年时间了更换了七所学校，工作的奔波劳累，生活的变化之大，怎能不影响着一位想追求宁静、安定生活的诗人、散文作家的心境呢？
写作此文时，朱先生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家庭的贫困和冲突使他过早地陷入了人生担荷过重的生存境况。这种沉重的生活压力在他的自传性散文《儿女》中写得很具体。这导致了朱先生精神的烦乱与心灵的孤寂。烦闷不得释放，难有人理解，便产生了精神上的压抑。从而形成了“被压抑的愿望”。
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时由友人介绍，朱自清先生来到了清华大学任教。在这所由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起来的大学中，像中文系这样并非与留美直接相关的系科，像朱先生这样既非清华出身，也未喝过洋墨水的教授，总不被人重视。虽说经过几年的奋斗，人们看到了中文系的重要性和实力，“二等公民”的待遇有所改善，但要彻底扭转传统形成的偏见，毕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朱先生也不得不发出“我们终于只能做第二流人物”的慨叹。惟其如此，所以他不得不格外慎重，为承担角色的责任和义务，他必须按照角色的社会要求去做事，说话，克制个性，勤勉努力，去做一些“白天里要做的事”，去说一些“白天里要说的话”。而只能把那些不快和慨叹“压抑”起来。
朱自清先生在散文《女人》一文中提到：“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我所发现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朱先生所说的艺术的女人有三种意思：“是女人中最为艺术的，是女人的艺术的一面，是我们以艺术的眼睛去看女人”。这“艺术的女人”便是“珍藏”于先生心中已久且愈强烈的“美人爱欲”情结。这主要源于他个人婚姻的不幸。朱先生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她没有文化，没有“艺术的女人”的“圆满”，她与朱先生过着患难与共的生活，为他生了6个孩子，31岁便故去了。朱先生对她的感情限于悉心照料产生的深深的感激和歉疚的怀念。朱先生是北大的学生，先学哲学，后搞文学创作。北大的新思潮对朱先生影响很大，然而他却生活在无爱的婚姻中。这就构成了他对“艺术的女人”的爱欲情结，以及不可得的痛苦。
另外，在《荷》文中，作者勾画出的美人意象也非常明显。“荷”并不是荷花的实在描写，而是情感的象征，是为了逃避“内部防御的稽查作用”的“移置”，是作者“潜意识的伪装”，是美人的象征。弗洛伊德说：“这些梦是经过了化装，他们的欲望满足已经伪装得难以辨认，其原因恰恰在于对梦的主题或由此所产生的欲望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感，以及一种把它们压抑下去的愿望。”被大多数论者遗忘的还有作者在《荷》文中引用的《采莲赋》和《西洲曲》。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采莲赋》实际上是写采莲时少男少女的爱情欢会的，采莲不是真的为了采莲，也不只是少女表现自己采莲是为了爱情，为了性爱。同样的，《西洲曲》描写了一位居住在西洲附近的年轻女子在一年四季中对情人的思念。朱自清对这一文化传统自然是十分了解的，不由地生发出“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的喟叹，真可谓是有感而发了。
在这“荷塘”梦里，朱先生勾勒了一幅理想的自由生活图景，这里既热闹又冷静；既可以像“树上是蝉声”，“水里的蛙声”一样自由地鸣叫，又能“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遗世而独立”。在这里他得到了片刻的魂灵的欢娱和快乐。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不仅仅是朱先生个人的情感真实。
余昌忠，中学教师，现居福建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