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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的第一个周末，韩寒的小团队在北京望京的某个足球场上组织了一次足球比赛。韩寒一如惯常担当守门员。
相比电影而言，这是一群更喜欢足球的年轻人。韩寒、路金波、张冠仁，还有心态仍是年轻人的方励。他们从东极岛的海滩沿着电影的拍摄轨迹踢到了西昌、内蒙古的沙漠。倘若顺着韩寒的秉性，电影一定会按照当初的设想，沿着公路走出国，但是“老江湖”方励为了审片的顺利，把韩寒拉了回来。倘若当初完全遂了韩寒的愿，人人都会相信这帮把足球踢出“乒乓球比分”的业余队员也定能把足球“踢出国门”，虽然方励一再说他没多少时间踢足球。
在那个周末的下午4点，方励在劳雷工业公司的办公室用一支油墨笔在白板上画了一艘无人探测船，然后又添了寥寥几笔，算是海水。跟唯一来开会的下属聊过之后，他把代表船体的线擦去，又画上，“船体”明显被“削尖”。这次会议之后，上述劳雷工业公司的这名员工就要直飞美国，而前一个小时，方励还在望京的足球场上，一副玩心肆意的样子。
这一点，方励和韩寒很像。总是那么坦然，即使火烧眉毛他们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路数解决自己的问题。
虽然他也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
“不是韩寒，我也会参与《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成片粗剪之后，方励缩在小屏幕之后观看。
张冠仁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方励听到朴树那首《平凡之路》结束的时候，忽然起身，走到韩寒跟前给了韩寒三个拥抱并热泪盈眶，韩寒一时愣了。
“根本就挡不住，他真的打动我了。看完粗剪片已经觉得像是一个电影。”方励悉数列举了一下电影里的人物，“全篇没有一个坏人，包括说出‘我们都是没饭吃的人，各走各路’的贾樟柯（所饰演角色，下同）。陈乔恩本身是一个群众演员，还能够很平淡地说出‘混不好的时候再来找我’。甚至钟汉良这个唯一的‘坏人’，也是对自己的妻子怀有深爱之极的感情，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为了看卫星发射，偷走了别人的车。” 这些都真实透露着小人物的生活情感，也透露着现实生活中很多无奈。
“我小时候为了造无线电，也偷过学校的镇流器。”方励对钟汉良表示理解。
当记者问：“在所制片的电影中你最喜欢哪部？”
“《观音山》《苹果》《后会无期》《颐和园》《红颜》《安阳婴儿》《二次曝光》《日日夜夜》”，方励对《中国周刊》记者做了以上排序。
按照方励心中电影的标准，《后会无期》不算最好的，但是他依然对韩寒的故事十分赞扬。“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必须好好保护，这样才能展现他最初自己的情怀。”
从决定做电影，到电影上映，两年半的时间里，韩寒讲述了三个故事。方励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最终确定了《东极岛少年往事》，也就是《后会无期》的雏形。
当时还仅仅是口头表达。“韩寒这个小朋友太能拖了，说好了开机日期，还继续不断赛车，最后的剧本交稿日期一改再改，真急死人，不过韩寒作为一个导演，我觉得没问题。他跟人的交流很温和。一次都没着急过，很有礼貌的人，不过会给你软钉子，倒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建议。”
因为喜欢故事本身，“那种用外来的眼光来看大陆，用一个海岛上来的少年眼光来看待大陆的现实生活”。方励笑了下，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如果不是韩寒，我一样投资《后会无期》，但如果换了别人，可能会干预多一些而已。”
毕竟韩寒有那么多喜欢他的人，方励想通过韩寒展现一种韩寒的风格，“本身都是合作关系，是一起来完成一个夙愿”。
做电影是被纪录片感染的
少年时代的方励热爱摄影，自己做放大机、暗房冲印，“但那只是拍拍照片，那个时候对电影只是喜欢看，做电影绝对是高不可攀的事情”。
80年代末，在美国读书期间，方励租住在一个美国家庭里。“房东家有三个付费的电影频道，于是就狂看。在那几年看了大批好莱坞电影，对电影的了解和热爱从那时候开始。”
方励看完了几乎所有关于战争的纪录片，“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中东、马岛战争，空战、海战、坦克战，什么都看”。“那些记录时代和人们命运的强烈画面很打动我，永远难忘。”“那会儿的感想很多，但做电影的想法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对电影还不懂，直到1999年，朋友介绍认识了王超”。
2000年，从未做过导演的小说作家王超找到了方励，寻求他的处女作电影投资。方励郑重其事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第一次踏入电影圈是帮朋友忙，从来没想投资赚钱。” 没看剧本，不挑演员，方励直接对王超说：“你给我讲故事，能打动我，我就拍。”
王超的故事确实感人，当然王超的表达也应该不错，总之他打动了方励。
这故事就是《安阳婴儿》的雏形。
“我都是被‘地下’的”
地下电影或许是一种基于不妥协的独立电影。
一批人怀着理想主义情怀，用电影语言去记录一个时代，“在自己的情感和视角里，去讲述一个故事，让观众能走进电影里去，在自己不曾经历的历史片断里又生活一遍” 。
“我从来没选择做‘地下’电影。想法很简单，听完故事感觉不错那就做呗。”
方励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地下”电影人，“都是被‘地下’的，我是奔着做地上（公映）电影来做任何一部电影的。”但《安阳婴儿》之时，方励并不懂如何做电影，连业余都不算，只是心底的电影情怀刚好被王超的故事打动。开机以后，一个朋友随口一问方励：“你的片子有拍摄许可吗？”
方励一脸茫然：“还要许可？”
“我完全不知道，拍电影还需要许可证，还要审查剧本，还需要牌照。”
方励对《中国周刊》记者形容他就这样被王超给“地下”了。
已经这样了，就得想办法把胶片弄出去。从这时候开始，方励对电影的了解也正式开始。
“胶片运到阿姆斯特丹，调光、混录、声音转光、反底反正 ……连电影术语都听不懂。拿着词典一个单词一个术语对照。在这个过程之后，觉得电影工艺不简单。必须了解。” 《安阳婴儿》入围戛纳电影节之后，方励的热情突然来了。
“在戛纳，我体验到观众观影热情之后的那种感动。因为这种感动，后来才有了《日日夜夜》。”在这种热情的支撑之下，方励一直赔钱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红颜》《颐和园》《苹果》，一直到《观音山》的公映。
“那时候没市场，整个院线票房刚过十亿。那叫投资人？对我而言，叫做花钱做自己喜欢的电影。”
在方励的心里，“好电影的标准很简单：人物要真实生动，人物关系要独特，人性要真实……”。
当然方励也因此成为电影史上第一个被禁的电影公司法人代表，但是他对现实题材电影依然矢志不渝。
从《安阳婴儿》的初生牛犊，历经《颐和园》《苹果》受挫之后，方励成为一个老江湖，他逐渐摸索着审查的底线，并希望用自己的投资保护到那些现实题材的电影。
“方励不缺钱”，在一个事关电影的微信群里，济南大学一位影视教师如此以为。
“‘私房钱’全部投入到了电影，直到《后会无期》，仍没有收回这么多年投资电影的成本。我不是缺不缺钱，就那点私房钱，赔得起就一直干呗。”
这是他兴趣所致。他的新浪微博认证也是“制片人方励”，这也决定了方励永远是“背后”的那个人。
《后会无期》上映之时，满大街都是导演韩寒的封面。方励被媒体挖出来，封以“韩寒背后的男人”。
“我不是靠电影吃饭的人，对投资回报都没多大期待。做电影的方式很多，不是非要做导演才是做电影。”方励在谈到《后会无期》的时候，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如果没有电影，方励是谁呢？
凌晨一点，方励在上海给《中国周刊》记者发来一条短信：“近期回北京，到时再约。”
凌晨两点，忙完工作的方励给韩寒打电话讨论剧本。两个“夜猫子”侃侃而谈。这就是方励，一个年过花甲依然精神矍铄的老顽童，心态之好完全看不出其内心被摧残过的影子。
方励的少年是不堪回首的“黑五类”后代，青年是沉溺在读书中的青春和不断追逐内心的时代。
因为客观的政治因素，方励12岁遭遇“文革”，家庭支离破碎。“心里总有些苦闷吧，在不解的困惑和信仰的危机中，唯一能够产生共鸣的就剩那些经典文学作品的丰富情感和人性证实”。12岁之后的很多年，方励沉浸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中。
“在电影、小说里面，你是干净的、浪漫的，没有外面的乌烟瘴气、硝烟弥漫，也没有谎话连篇、自欺欺人。”因为寻找这种皈依，方励读完了所有能看得见的名著。也因腹有诗书，他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完全不假思索便能出口成章，带着文采和严密的逻辑。
“那时候主要是大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大小仲马、哈代、巴尔扎克、雨果、霍桑等等能找到的所有名著，20岁后开始关心国际政治，包括挪威史、丹麦史、荷兰史、法国简史、比利时简史、北非史、埃塞俄比亚新政治经济史、美国简史、加拿大简史、拉丁美洲史，艾森豪威尔传、戴高乐传、蓬皮杜传、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等等。能找到的书基本上都看完了。”
“我记得看完《艾森豪威尔传》最后一页，开始翻看国际政治经济史。眼界一下打开了，在那个年代你是无法看到真相的，只能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寻找世界的真实。”方励回忆说。
“因为喜欢物理，却又担心考不上大学。填报志愿的那天，就想起小时候在成都地质学院踢足球知道了地质专业。看见地质学院有一个地球物理，就直接选择了，还是放射性地球物理，这个专业很多人害怕我不害怕，越是艰苦越不容易落榜呗，考上学的把握性就越大了。”
后来方励进了研究所，呆了两年后开始对体制内的氛围失望，“那时连申请科研经费和发表论文都是分派系”。于是方励就想到了辞职下海。
从1982年以后，每两年就换一份工作。从机关事业单位，到外企， 最后“为了自己的兴趣”，方励想，“还是自己干点事吧”。
1991年，在美国硅谷，方励创办了“全球最大的海洋调查和地球物理仪器系统集成与销售公司”——劳雷工业公司，在地球科学和海洋科学技术领域都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
“当你去做一个新的选择的时候，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许在别人觉得你放弃这么好的环境可惜时候，你可能对你的环境已经感到无聊了，但正是未知才让人兴奋和幻想，成功和失败其实是你自己的感受而已，别人怎么评价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最后，方励还是说，他很喜欢韩寒、欣赏韩寒。
其实他们很像。
相比电影而言，这是一群更喜欢足球的年轻人。韩寒、路金波、张冠仁，还有心态仍是年轻人的方励。他们从东极岛的海滩沿着电影的拍摄轨迹踢到了西昌、内蒙古的沙漠。倘若顺着韩寒的秉性，电影一定会按照当初的设想，沿着公路走出国，但是“老江湖”方励为了审片的顺利，把韩寒拉了回来。倘若当初完全遂了韩寒的愿，人人都会相信这帮把足球踢出“乒乓球比分”的业余队员也定能把足球“踢出国门”，虽然方励一再说他没多少时间踢足球。
在那个周末的下午4点，方励在劳雷工业公司的办公室用一支油墨笔在白板上画了一艘无人探测船，然后又添了寥寥几笔，算是海水。跟唯一来开会的下属聊过之后，他把代表船体的线擦去，又画上，“船体”明显被“削尖”。这次会议之后，上述劳雷工业公司的这名员工就要直飞美国，而前一个小时，方励还在望京的足球场上，一副玩心肆意的样子。
这一点，方励和韩寒很像。总是那么坦然，即使火烧眉毛他们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路数解决自己的问题。
虽然他也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
“不是韩寒，我也会参与《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成片粗剪之后，方励缩在小屏幕之后观看。
张冠仁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方励听到朴树那首《平凡之路》结束的时候，忽然起身，走到韩寒跟前给了韩寒三个拥抱并热泪盈眶，韩寒一时愣了。
“根本就挡不住，他真的打动我了。看完粗剪片已经觉得像是一个电影。”方励悉数列举了一下电影里的人物，“全篇没有一个坏人，包括说出‘我们都是没饭吃的人，各走各路’的贾樟柯（所饰演角色，下同）。陈乔恩本身是一个群众演员，还能够很平淡地说出‘混不好的时候再来找我’。甚至钟汉良这个唯一的‘坏人’，也是对自己的妻子怀有深爱之极的感情，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为了看卫星发射，偷走了别人的车。” 这些都真实透露着小人物的生活情感，也透露着现实生活中很多无奈。
“我小时候为了造无线电，也偷过学校的镇流器。”方励对钟汉良表示理解。
当记者问：“在所制片的电影中你最喜欢哪部？”
“《观音山》《苹果》《后会无期》《颐和园》《红颜》《安阳婴儿》《二次曝光》《日日夜夜》”，方励对《中国周刊》记者做了以上排序。
按照方励心中电影的标准，《后会无期》不算最好的，但是他依然对韩寒的故事十分赞扬。“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必须好好保护，这样才能展现他最初自己的情怀。”
从决定做电影，到电影上映，两年半的时间里，韩寒讲述了三个故事。方励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最终确定了《东极岛少年往事》，也就是《后会无期》的雏形。
当时还仅仅是口头表达。“韩寒这个小朋友太能拖了，说好了开机日期，还继续不断赛车，最后的剧本交稿日期一改再改，真急死人，不过韩寒作为一个导演，我觉得没问题。他跟人的交流很温和。一次都没着急过，很有礼貌的人，不过会给你软钉子，倒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建议。”
因为喜欢故事本身，“那种用外来的眼光来看大陆，用一个海岛上来的少年眼光来看待大陆的现实生活”。方励笑了下，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如果不是韩寒，我一样投资《后会无期》，但如果换了别人，可能会干预多一些而已。”
毕竟韩寒有那么多喜欢他的人，方励想通过韩寒展现一种韩寒的风格，“本身都是合作关系，是一起来完成一个夙愿”。
做电影是被纪录片感染的
少年时代的方励热爱摄影，自己做放大机、暗房冲印，“但那只是拍拍照片，那个时候对电影只是喜欢看，做电影绝对是高不可攀的事情”。
80年代末，在美国读书期间，方励租住在一个美国家庭里。“房东家有三个付费的电影频道，于是就狂看。在那几年看了大批好莱坞电影，对电影的了解和热爱从那时候开始。”
方励看完了几乎所有关于战争的纪录片，“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中东、马岛战争，空战、海战、坦克战，什么都看”。“那些记录时代和人们命运的强烈画面很打动我，永远难忘。”“那会儿的感想很多，但做电影的想法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对电影还不懂，直到1999年，朋友介绍认识了王超”。
2000年，从未做过导演的小说作家王超找到了方励，寻求他的处女作电影投资。方励郑重其事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第一次踏入电影圈是帮朋友忙，从来没想投资赚钱。” 没看剧本，不挑演员，方励直接对王超说：“你给我讲故事，能打动我，我就拍。”
王超的故事确实感人，当然王超的表达也应该不错，总之他打动了方励。
这故事就是《安阳婴儿》的雏形。
“我都是被‘地下’的”
地下电影或许是一种基于不妥协的独立电影。
一批人怀着理想主义情怀，用电影语言去记录一个时代，“在自己的情感和视角里，去讲述一个故事，让观众能走进电影里去，在自己不曾经历的历史片断里又生活一遍” 。
“我从来没选择做‘地下’电影。想法很简单，听完故事感觉不错那就做呗。”
方励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地下”电影人，“都是被‘地下’的，我是奔着做地上（公映）电影来做任何一部电影的。”但《安阳婴儿》之时，方励并不懂如何做电影，连业余都不算，只是心底的电影情怀刚好被王超的故事打动。开机以后，一个朋友随口一问方励：“你的片子有拍摄许可吗？”
方励一脸茫然：“还要许可？”
“我完全不知道，拍电影还需要许可证，还要审查剧本，还需要牌照。”
方励对《中国周刊》记者形容他就这样被王超给“地下”了。
已经这样了，就得想办法把胶片弄出去。从这时候开始，方励对电影的了解也正式开始。
“胶片运到阿姆斯特丹，调光、混录、声音转光、反底反正 ……连电影术语都听不懂。拿着词典一个单词一个术语对照。在这个过程之后，觉得电影工艺不简单。必须了解。” 《安阳婴儿》入围戛纳电影节之后，方励的热情突然来了。
“在戛纳，我体验到观众观影热情之后的那种感动。因为这种感动，后来才有了《日日夜夜》。”在这种热情的支撑之下，方励一直赔钱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红颜》《颐和园》《苹果》，一直到《观音山》的公映。
“那时候没市场，整个院线票房刚过十亿。那叫投资人？对我而言，叫做花钱做自己喜欢的电影。”
在方励的心里，“好电影的标准很简单：人物要真实生动，人物关系要独特，人性要真实……”。
当然方励也因此成为电影史上第一个被禁的电影公司法人代表，但是他对现实题材电影依然矢志不渝。
从《安阳婴儿》的初生牛犊，历经《颐和园》《苹果》受挫之后，方励成为一个老江湖，他逐渐摸索着审查的底线，并希望用自己的投资保护到那些现实题材的电影。
“方励不缺钱”，在一个事关电影的微信群里，济南大学一位影视教师如此以为。
“‘私房钱’全部投入到了电影，直到《后会无期》，仍没有收回这么多年投资电影的成本。我不是缺不缺钱，就那点私房钱，赔得起就一直干呗。”
这是他兴趣所致。他的新浪微博认证也是“制片人方励”，这也决定了方励永远是“背后”的那个人。
《后会无期》上映之时，满大街都是导演韩寒的封面。方励被媒体挖出来，封以“韩寒背后的男人”。
“我不是靠电影吃饭的人，对投资回报都没多大期待。做电影的方式很多，不是非要做导演才是做电影。”方励在谈到《后会无期》的时候，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如果没有电影，方励是谁呢？
凌晨一点，方励在上海给《中国周刊》记者发来一条短信：“近期回北京，到时再约。”
凌晨两点，忙完工作的方励给韩寒打电话讨论剧本。两个“夜猫子”侃侃而谈。这就是方励，一个年过花甲依然精神矍铄的老顽童，心态之好完全看不出其内心被摧残过的影子。
方励的少年是不堪回首的“黑五类”后代，青年是沉溺在读书中的青春和不断追逐内心的时代。
因为客观的政治因素，方励12岁遭遇“文革”，家庭支离破碎。“心里总有些苦闷吧，在不解的困惑和信仰的危机中，唯一能够产生共鸣的就剩那些经典文学作品的丰富情感和人性证实”。12岁之后的很多年，方励沉浸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中。
“在电影、小说里面，你是干净的、浪漫的，没有外面的乌烟瘴气、硝烟弥漫，也没有谎话连篇、自欺欺人。”因为寻找这种皈依，方励读完了所有能看得见的名著。也因腹有诗书，他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完全不假思索便能出口成章，带着文采和严密的逻辑。
“那时候主要是大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大小仲马、哈代、巴尔扎克、雨果、霍桑等等能找到的所有名著，20岁后开始关心国际政治，包括挪威史、丹麦史、荷兰史、法国简史、比利时简史、北非史、埃塞俄比亚新政治经济史、美国简史、加拿大简史、拉丁美洲史，艾森豪威尔传、戴高乐传、蓬皮杜传、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等等。能找到的书基本上都看完了。”
“我记得看完《艾森豪威尔传》最后一页，开始翻看国际政治经济史。眼界一下打开了，在那个年代你是无法看到真相的，只能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寻找世界的真实。”方励回忆说。
“因为喜欢物理，却又担心考不上大学。填报志愿的那天，就想起小时候在成都地质学院踢足球知道了地质专业。看见地质学院有一个地球物理，就直接选择了，还是放射性地球物理，这个专业很多人害怕我不害怕，越是艰苦越不容易落榜呗，考上学的把握性就越大了。”
后来方励进了研究所，呆了两年后开始对体制内的氛围失望，“那时连申请科研经费和发表论文都是分派系”。于是方励就想到了辞职下海。
从1982年以后，每两年就换一份工作。从机关事业单位，到外企， 最后“为了自己的兴趣”，方励想，“还是自己干点事吧”。
1991年，在美国硅谷，方励创办了“全球最大的海洋调查和地球物理仪器系统集成与销售公司”——劳雷工业公司，在地球科学和海洋科学技术领域都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
“当你去做一个新的选择的时候，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许在别人觉得你放弃这么好的环境可惜时候，你可能对你的环境已经感到无聊了，但正是未知才让人兴奋和幻想，成功和失败其实是你自己的感受而已，别人怎么评价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最后，方励还是说，他很喜欢韩寒、欣赏韩寒。
其实他们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