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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乃甫先生去了。在这个多雪的冬天,先生在与无情的病魔战斗一年半后,在京华的医院的病床上,他睿智的眼睛再也没能够睁开。
临终前去看望过他的人说,先生是坚强的,尽管病痛让他高岸的身躯蜷缩了,但知道有亲友来探望时,他便奋力要坐起,极力平静地说话。
记得一年多前也是冬季,先生住在医院里,我去看他,见他标志性的艺术家式样的自来卷发比以前稀疏了不少,原本白皙的脸庞变得有些浮肿,总是能给人平和温暖的笑容不见了,眼神也不像平常那样充满参透般的清澈,我心里很是不安,不知该从何说起。他坐在病床边,轻声说:“有些炎症,输输液消消炎。”又说:“最新寄来的杂志(指《记者观察》)我看了,做了不少稿子,但还是要在‘观察’二字上做文章,这是咱们杂志的卖点。”接着说:“最近没给杂志传稿子,欠了你这个‘生产队长’的账了,过一阵出院后再补吧。”
他说到这个事,我眼窝一潮,差点掉出泪来。自从担任《记者观察》杂志的特邀编委会主任以来,先生是非常认真的。虽然当初请他来担任这个荣誉性职务,本意是杂志借他的名而从未想过给他有什么要求,可他却不这样看。除了宏观上的策划和指导,他还一直坚持给杂志写稿子,不是泛泛之论,而是精妙的杂文,是他70年人生阅历和半世纪新闻生涯的披沙拣金和精华浓缩,为此杂志上专门开了个“名家专栏”,基本上每期必发他的一篇。每到杂志快截稿时,他就提前把稿子发到邮箱里,然后给我发一短信:“稿子发去,请查。”而“任命”我为“生产队长”也是他的发明。他曾说我带着一帮年轻人做稿子,就是一个“工头”的角色,叫“工头”有阶级性,不如“生产队长”平等,他还说:“我也是给你这个‘生产队长’干活呢。”说时,脸上眼角是呵呵的笑,慈祥而温情。
这一年间,听说先生辗转几家国内的著名医院治疗,有时,我给他发个短信,不敢多问病情,只是无比虔诚的祝福的字,他总是回信“谢谢”。每有熟人从他那里回来,我总要问先生的情况。消息时好时坏,以至最后不愿多问,而心底祈求人间会有奇迹给先生。谁知,最后的消息竟是不治。那阴霾笼罩的京华,何以如此令人哀伤。
一
先生名高天下时,我还只是初入道的新闻小兵。我知先生而先生不知有我。他当时是新华社国内新闻报道的主要负责人,组织策划了不少轰动全国的大报道。其后被新华社原社长穆青“点将”,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真正的新聞报纸——《新华每日电讯》,并于之后任该报的总编辑。
大约就在他担任总编辑期间,曾到山西一次,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被称为“新华社第一才子”的新闻名宿。他长及肩头的自来卷发使他浑身充满了浪漫的才子气息,一说话就笑呵呵的神态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少了许多乍见名人时的拘谨,再有印象深的就是他抽烟的执著和痴迷。后来有一回我们聊起过他这次到山西的事,他讲:“那时太旧高速公路刚开通,路上车少,又不限速,我们的车早上从北京走,中午就到太原了,最快开到一百七八。”现在不行了,走公路进北京,顺利的话也得六七个小时。然后他说:“这里边就有新闻可做,说明现在经济发展了,车辆多了,人口流动大了。还可以反着想,修公路搞建设要有未来的眼光,目光短浅,受害的还是自己。比如北京的三环就是在设计上吃了大亏,每天堵得要死,现在改都没法改,这也可以做个调研的……”
就是这样,和先生在一起,哪怕信马由缰聊开去,最后总能在“新闻”上找到落脚点。可能在他眼里,太阳永远都是新的。
真正与先生相识,是2005年的事了。《记者观察》杂志第二次创业,杂志总编辑与先生是兄弟之交,便力邀先生加盟助阵。其时,先生虽退休数年,但并不是关门谢客或养花弄鸟,他多次说:“北京一些部级干部一退休,就钻回家不敢出来见人了,出门时还要戴顶帽子遮住脸,纯粹是自己累自己。”他文章好,常受邀参加各种笔会;他书法好,经常有全国各地慕名找来题字的,也有请到外地采风的;他为人好,旧朋新友隔三差五请他在京城的馆子里小酌,先生平和,很少拒绝。
兄弟的事,在先生眼里就是自己的事,所以他爽快应允。初春的北京尚有寒意,我们是带着在太原拟好的杂志新栏目来的,想听听京城名家的意见。跟着总编住进一家旅馆,总编告诉我“姬总一会就来”。天擦黑时,门一开,一个高大的身影进来了,我一看正是他!尽管岁月使他腰背不那么挺直了,但自有一股潇洒超逸的风度在。总编把我介绍给他,我上前握住他的手,那手是绵而温的感觉,却可以挥动如椽大笔,写出惊天动地的文章来。
他坐下来仔细看了我们的新栏目,然后轻轻往床上一放,和言细声地说:“《记者观察》,一个‘记者’,一个‘观察’,两者结合起来就是金字招牌,就是杂志的方向和特色所在。全国观察类的杂志目前就咱们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一定要在‘观察’上做文章,通过‘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过去有过《观察》和《新观察》,都办得很成功,我们要想办好杂志,好多方面应该向他们学习。”
大凡圣贤,总是能在紧要关头点亮普通人心间智慧的灯,先生对我等,不也是这样吗?其后几年里,每有一些重要场舍,比如杂志改版研讨会、新进采编人员入社培训、特邀编委会开年会等,他始终如一地讲这样的话。就是在辞世前几天见到杂志社去看他的同志,他仍断续着说:“要在‘观察’上做文章。”斯人虽逝,言犹在耳,使我们这些后继者不敢迟疑,不敢动摇,惟埋头勤勉直至把事业做大做强才无愧于先生。
再见到先生,彼此已相熟了,未多开口,他便给我们几个分别题了字,这可真是喜出望外了。这个时候,正是北京美好的暮春时节,城里城外花开成阵,一派芬芳气象。先生这回又是语出惊人:“《记者观察》要办成全国性的大刊,就要立足北京,放眼全国,所以要在北京组稿。”走出娘子关,走进北京城,这个梦想我们在潜意识里或许有过,但一经先生点破,便成了后来一步步走下去的道路。
二
我们在北京西三环莲花桥西南的莲花小区设立组稿中心,也即实现在北京组稿的目标,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里距先生住在羊坊店西路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的家很近。步行不过半小时,骑自行车十来分钟足矣。这样便常见到先生了。
其时新招了五六个年轻人,都是刚毕业甚或准毕业的大学生,新闻从业经验几乎为零,要从零培养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先生每周都要来好几趟,特别是每周一的例会他从来不错过。偶尔他有笔会,便提前给我打电话:“有个笔会,下午赶回来,请大家等等吧。抱歉了。”
想他当年在新华社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而他的那些部属如今许多都名震天下,不少人还成了新闻界镇守一方的老总了。可他很少提及这些,对我们招的这些新手言之谆谆,诲人不倦,从新闻ABC讲起,从中央政策精神讲起,从培养职业素质讲起……那些在大学里上过新闻课的青年人都说:“听姬老讲这些真新鲜,是在大学课堂上没听到过的。”我告诉他们:“姬老是中国新闻界的大师,你们刚工作就直接聆听大师的教导,而且是面对面手把手的,这是你们新闻职业生涯最荣幸的开始,也是最幸福的事。”青年们无不点头。就是到后来,青年们跳槽到了别的媒体,不再与《记者观察》联系了,但我知道他们依然一直与他们称为“姬老”的先生保持着联系,有的是把最近的新作告诉他,有的是把新去媒体的样刊寄给他,有的是逢年过节发句温馨的问候给他。在青年们眼里,他是个宽容平和、博识睿智的好老头儿,好长辈,好导师。
先生每次都是骑着一辆半旧的山地自行车过来的,暑去寒来,总是如此。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在小区院里走着,听到有人喊我,我回头看,眼前一亮:他戴着帽子,围了围巾,穿着一件半长的红色羽绒服,骑着车子火一样而来,其潇洒风姿,无与伦比。我顿时觉得灰蒙蒙的京城冬日里竟鲜亮了许多。
当我们面对名家大腕时难免有忐忑不安的感觉,生怕说错话做错事,但先生的宽厚平和总能让我们安静沉稳,是一种游鱼入海的轻松自在。开会或讨论到中午时,我们每人一份8元钱的工作餐,这时先生便也要了一份。那米饭有时夹生,甚至还有砂粒,而那菜里油很大,味道也不佳,有的青年吃几下就“罢口”了,而先生坐在一角,津津有味地吃个一干二净,不说多余的话。因条件有限,我们租住的房子里没法给先生安放一张临时休息的床,我心里一直因此而不安,可他从来没当回事。吃罢工作餐,他靠在沙发上抽完一支烟,站起身说:“我走了。”我要送他下楼,他把我拦在电梯口,嘱咐说:“有事随时打手机。”
遇到有人请他吃宴席,他是一定要把在场的青年们全都叫上的。他常讲:“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说,参加宴席也是长见识、开眼界的好机会,是一种社会交往的锻炼。”有时他在外面,还专门打来电话:“晚上有人请客,在某某酒店,你把大家都叫上吧。”我便告诉青年们:“姬老晚上请大家吃饭。”屋里一片欢呼。一次,在一家酒楼吃饭,席上备的是茅台酒,开始时几个女孩子不喝,说从来不会喝酒,先生说:“这可是国宴酒,你们应该尝尝。”女孩子们慢慢便喝开了。推杯换盏,酒意渐浓,先生笑得合不拢嘴,说道:“三杯白酒下肚去,两片红云上脸来,这酒越喝越有味了。”众人喊好,群声喧闹,两瓶酒罢,各各尽兴。再看先生,面庞微红,眼神朦胧,一副十分满足的样子。
转眼就到了年末了,我把北京的工作安排妥当,买了车票,准备回太原过年了。天黑得早,青年们都下班走了,屋里剩我一人,还有点冷清的感觉。这时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先生的:“你到旁边的饭店吧,请你喝酒。”我过来时,见一个小包间里,共有3个人,先生,他的一位要好的小兄弟,还有一位女士是先生的红颜知己。先生说:“你在北京辛苦一年了,今天专门请你喝喝酒,也算给你饯行。”一股热浪从我心底涌起,不知如何表达。先生的小兄弟说:“大哥说今天请一位好朋友,指的就是你,还说你能喝点酒。我特意准备了这种最贵的二锅头,你就多喝点吧。”我还能再说什么呢?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小先生30岁,先生如此待我,我不一醉方休,又怎对得起先生的一番心意呢?那天晚上,我真喝了不少,踉跄着回到房间时,觉得眼前全是先生魁梧的影子。
三
先生个性天然,在食、茶、烟、酒上俱有喜好;才情天纵,文字、书法无不精深;通达重义,朋友兄弟一旦与其相处便为之折服。
虽说工作餐他是不挑剔的,但到了饭店,在吃上还是有选择的:一般会要一份全素大拌菜,再来一条鱼,如果有条件上一盘爆炒羊肉那是最好了。先生是陕西米脂人,据说小时候家境颇丰,别人曾戏称他当年过的是吃穿不愁的“少爷”生活,他呵呵笑着未置可否。但假如饭店的爆炒羊肉做得不到味,他是宁可不吃的。辣菜也不怎么吃,刚开始我们不了解,请他去吃川菜,先生不说不去,但去了怎么劝也不见动筷子,后来知道了再不给他点辣菜了。再后来,鱼也不能吃了,他说手上有湿疹,发的东西不宜吃。现在想来,可能此时先生身体中已有病灶了。
茶我是见他一直喝铁观音。在莲花小区时,知道我们没有,他便自己带了一大桶来,每次他来我们就给他沏了喝。等他一走,我马上告诉青年们把茶收好,别人不许动。
烟上可是有故事的。他嗜烟远胜过茶和酒,或许无茶无酒不碍事,可一刻少了烟却是不行的。他说自己基本上属于点一次火能抽一天的“超级烟民”,以至最后因病不得不戒烟后还曾对人讲:“抽烟的人不能轻易戒烟的,一下戒掉了身体准会出问题。”他还强调,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也曾说过这样的观点。我们都知道他这个爱好,遇到开会或者宴请,便事先在桌上放兩盒烟。先生德高,常就主座,他这时的表现便特别像个顽皮的孩子:落座后,他径自将其中一盒取来揣入口袋,再将另一盒拿来拆开,抽出一支点上后把烟盒放到他面前的位置,事实上也“据为己有”了。我们故意装作看不见,每逢这种场合总要摆两盒。
先生过去几十年如何喝酒,我不知道,老年的他对酒非但不忌而是喜好的,但他每次饮酒都有度,有时少几杯,有时多几杯,大约不超过一二两的样子,到了这个度,任谁如何变着花样劝他也不会再多饮一杯的。他对酒是有挑的,有条件时就喝茅台,没条件时只喝二锅头,他说:“就这两种酒喝了不上头,别的都不行。”我们从山西去北京,总是迷信山西的汾酒,因为从渊源上讲,汾酒是酒的“祖宗”,据说包括茅台、五粮液等名酒的源头都与汾酒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进京时会带汾酒里的极品“青花瓷”,好几百元一瓶,欲博先生一乐,但他却说:“这个不中,喝了上头,还是来二锅头吧。”我们直说:“从来没听过喝汾酒上头的。”先生软硬不从。
先生有句名言:“我的经验是,工作上的事要在工作中解决,不要把工作上的问题和烦恼带到工作以外,特别不要带到饭桌上。”因此他是坚决反对在饭桌上谈工作的。遇到别人固执地谈时,他就闷头吃菜,不发一言。
先生微醺,经旁人一鼓动,便会一展歌喉的。声音未必嘹亮,但把调却很准,《心太软》《懂你》……一水儿的流行歌曲。他倾情投入,唱得如醉如痴,令听者无不动容。
先生老年更以书法名于世。如能有幸目睹他现场挥毫泼墨的神采,那是非常美妙的享受。据我观察,他题字送人是有讲究的:常规的情形是常规的题法,会根据对方的特点或名字题写。比如,一位女士淑雅端庄,他便为其题字“雅秀”;还有一位女士纯正温和,他便题了“冰清玉洁”;有个女孩子叫“文璐”,他为她题的字是“文如玉润”。对于官场来的朋友,先生题写最多的是“戒急”,知道他们心里藏不住一个“急”字,故题此字以劝。对于关系不一般的朋友和兄弟,先生才会题最拿手、最得意,是他独创的一幅:“无极。”
2005年冬天,先生要去另一位新华社名人李春岚家里为其题字,这可是件隆重的事。李老长先生几岁,在新华社赫赫有名,曾负责新华社基建和后勤工作几十年,是新华园里功德无量的“总后勤部长”。巧的是,李老对烟、酒、美食的喜爱程度竟是甚过先生的。先生早知这些,对李老敬重有加。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因为与《记者观察》杂志总编的关系,李老也是老来出山,同意就任《记者观察》的总顾问一职。
这天一早,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到琉璃厂去买纸和墨,纸要上好的宣纸,墨要“一得阁”,并约好上午11点到李老家碰面。李老家在新华社大院西门内南侧,他家最显眼的是靠墙一个大大的酒架,上面摆放着数百瓶世界各地的名酒。据李老讲,这些酒有的是他当年出国时买的,有的是朋友送的。11点前,先生携一身寒风准时到来。李老已沏了好茶等着,边请先生喝茶边把酒架上的名酒一一介绍。
身子暖和后,先生便要题字了。我帮他在桌子上铺好纸,又把新买的墨倒在碗里,先生拿出自带的笔,略一凝神,便落毫纸上。但见墨云翻动,笔走龙蛇,几分钟工夫,一件书法艺术品诞生了。其意思为:春岚先生在新华园耕耘几十载,劳苦功高,阅历无数风烟,遍搜世间佳酿,潇洒无比,快意人生,不愧人中豪杰,酒界君子,乃天下一奇人也。
可惜当时没有记下原文。第二年夏,李老故去。而先生的辞世,更使原文无从找起了。
李老看了字后,格外高兴,要先生从酒架上任意挑一瓶酒大家一起喝去,先生只说“二锅头就行”,但李老是不听他的,自己取了一瓶洋酒,我们一起到院外西南角一家酒馆分而饮之。
和先生在一起,任何时候都会有风行草偃的感觉。孔子形容君子的德行如风行天下,时刻能让普通人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和魅力。而姬乃甫先生不正是一位这样的君子吗?
在此只愿先生一路走好!天一方,水一方,那里一定阳光灿烂,福寿安康。
(文中图片由许兰武、于民提供)
临终前去看望过他的人说,先生是坚强的,尽管病痛让他高岸的身躯蜷缩了,但知道有亲友来探望时,他便奋力要坐起,极力平静地说话。
记得一年多前也是冬季,先生住在医院里,我去看他,见他标志性的艺术家式样的自来卷发比以前稀疏了不少,原本白皙的脸庞变得有些浮肿,总是能给人平和温暖的笑容不见了,眼神也不像平常那样充满参透般的清澈,我心里很是不安,不知该从何说起。他坐在病床边,轻声说:“有些炎症,输输液消消炎。”又说:“最新寄来的杂志(指《记者观察》)我看了,做了不少稿子,但还是要在‘观察’二字上做文章,这是咱们杂志的卖点。”接着说:“最近没给杂志传稿子,欠了你这个‘生产队长’的账了,过一阵出院后再补吧。”
他说到这个事,我眼窝一潮,差点掉出泪来。自从担任《记者观察》杂志的特邀编委会主任以来,先生是非常认真的。虽然当初请他来担任这个荣誉性职务,本意是杂志借他的名而从未想过给他有什么要求,可他却不这样看。除了宏观上的策划和指导,他还一直坚持给杂志写稿子,不是泛泛之论,而是精妙的杂文,是他70年人生阅历和半世纪新闻生涯的披沙拣金和精华浓缩,为此杂志上专门开了个“名家专栏”,基本上每期必发他的一篇。每到杂志快截稿时,他就提前把稿子发到邮箱里,然后给我发一短信:“稿子发去,请查。”而“任命”我为“生产队长”也是他的发明。他曾说我带着一帮年轻人做稿子,就是一个“工头”的角色,叫“工头”有阶级性,不如“生产队长”平等,他还说:“我也是给你这个‘生产队长’干活呢。”说时,脸上眼角是呵呵的笑,慈祥而温情。
这一年间,听说先生辗转几家国内的著名医院治疗,有时,我给他发个短信,不敢多问病情,只是无比虔诚的祝福的字,他总是回信“谢谢”。每有熟人从他那里回来,我总要问先生的情况。消息时好时坏,以至最后不愿多问,而心底祈求人间会有奇迹给先生。谁知,最后的消息竟是不治。那阴霾笼罩的京华,何以如此令人哀伤。
一
先生名高天下时,我还只是初入道的新闻小兵。我知先生而先生不知有我。他当时是新华社国内新闻报道的主要负责人,组织策划了不少轰动全国的大报道。其后被新华社原社长穆青“点将”,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真正的新聞报纸——《新华每日电讯》,并于之后任该报的总编辑。
大约就在他担任总编辑期间,曾到山西一次,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被称为“新华社第一才子”的新闻名宿。他长及肩头的自来卷发使他浑身充满了浪漫的才子气息,一说话就笑呵呵的神态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少了许多乍见名人时的拘谨,再有印象深的就是他抽烟的执著和痴迷。后来有一回我们聊起过他这次到山西的事,他讲:“那时太旧高速公路刚开通,路上车少,又不限速,我们的车早上从北京走,中午就到太原了,最快开到一百七八。”现在不行了,走公路进北京,顺利的话也得六七个小时。然后他说:“这里边就有新闻可做,说明现在经济发展了,车辆多了,人口流动大了。还可以反着想,修公路搞建设要有未来的眼光,目光短浅,受害的还是自己。比如北京的三环就是在设计上吃了大亏,每天堵得要死,现在改都没法改,这也可以做个调研的……”
就是这样,和先生在一起,哪怕信马由缰聊开去,最后总能在“新闻”上找到落脚点。可能在他眼里,太阳永远都是新的。
真正与先生相识,是2005年的事了。《记者观察》杂志第二次创业,杂志总编辑与先生是兄弟之交,便力邀先生加盟助阵。其时,先生虽退休数年,但并不是关门谢客或养花弄鸟,他多次说:“北京一些部级干部一退休,就钻回家不敢出来见人了,出门时还要戴顶帽子遮住脸,纯粹是自己累自己。”他文章好,常受邀参加各种笔会;他书法好,经常有全国各地慕名找来题字的,也有请到外地采风的;他为人好,旧朋新友隔三差五请他在京城的馆子里小酌,先生平和,很少拒绝。
兄弟的事,在先生眼里就是自己的事,所以他爽快应允。初春的北京尚有寒意,我们是带着在太原拟好的杂志新栏目来的,想听听京城名家的意见。跟着总编住进一家旅馆,总编告诉我“姬总一会就来”。天擦黑时,门一开,一个高大的身影进来了,我一看正是他!尽管岁月使他腰背不那么挺直了,但自有一股潇洒超逸的风度在。总编把我介绍给他,我上前握住他的手,那手是绵而温的感觉,却可以挥动如椽大笔,写出惊天动地的文章来。
他坐下来仔细看了我们的新栏目,然后轻轻往床上一放,和言细声地说:“《记者观察》,一个‘记者’,一个‘观察’,两者结合起来就是金字招牌,就是杂志的方向和特色所在。全国观察类的杂志目前就咱们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一定要在‘观察’上做文章,通过‘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过去有过《观察》和《新观察》,都办得很成功,我们要想办好杂志,好多方面应该向他们学习。”
大凡圣贤,总是能在紧要关头点亮普通人心间智慧的灯,先生对我等,不也是这样吗?其后几年里,每有一些重要场舍,比如杂志改版研讨会、新进采编人员入社培训、特邀编委会开年会等,他始终如一地讲这样的话。就是在辞世前几天见到杂志社去看他的同志,他仍断续着说:“要在‘观察’上做文章。”斯人虽逝,言犹在耳,使我们这些后继者不敢迟疑,不敢动摇,惟埋头勤勉直至把事业做大做强才无愧于先生。
再见到先生,彼此已相熟了,未多开口,他便给我们几个分别题了字,这可真是喜出望外了。这个时候,正是北京美好的暮春时节,城里城外花开成阵,一派芬芳气象。先生这回又是语出惊人:“《记者观察》要办成全国性的大刊,就要立足北京,放眼全国,所以要在北京组稿。”走出娘子关,走进北京城,这个梦想我们在潜意识里或许有过,但一经先生点破,便成了后来一步步走下去的道路。
二
我们在北京西三环莲花桥西南的莲花小区设立组稿中心,也即实现在北京组稿的目标,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里距先生住在羊坊店西路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的家很近。步行不过半小时,骑自行车十来分钟足矣。这样便常见到先生了。
其时新招了五六个年轻人,都是刚毕业甚或准毕业的大学生,新闻从业经验几乎为零,要从零培养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先生每周都要来好几趟,特别是每周一的例会他从来不错过。偶尔他有笔会,便提前给我打电话:“有个笔会,下午赶回来,请大家等等吧。抱歉了。”
想他当年在新华社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而他的那些部属如今许多都名震天下,不少人还成了新闻界镇守一方的老总了。可他很少提及这些,对我们招的这些新手言之谆谆,诲人不倦,从新闻ABC讲起,从中央政策精神讲起,从培养职业素质讲起……那些在大学里上过新闻课的青年人都说:“听姬老讲这些真新鲜,是在大学课堂上没听到过的。”我告诉他们:“姬老是中国新闻界的大师,你们刚工作就直接聆听大师的教导,而且是面对面手把手的,这是你们新闻职业生涯最荣幸的开始,也是最幸福的事。”青年们无不点头。就是到后来,青年们跳槽到了别的媒体,不再与《记者观察》联系了,但我知道他们依然一直与他们称为“姬老”的先生保持着联系,有的是把最近的新作告诉他,有的是把新去媒体的样刊寄给他,有的是逢年过节发句温馨的问候给他。在青年们眼里,他是个宽容平和、博识睿智的好老头儿,好长辈,好导师。
先生每次都是骑着一辆半旧的山地自行车过来的,暑去寒来,总是如此。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在小区院里走着,听到有人喊我,我回头看,眼前一亮:他戴着帽子,围了围巾,穿着一件半长的红色羽绒服,骑着车子火一样而来,其潇洒风姿,无与伦比。我顿时觉得灰蒙蒙的京城冬日里竟鲜亮了许多。
当我们面对名家大腕时难免有忐忑不安的感觉,生怕说错话做错事,但先生的宽厚平和总能让我们安静沉稳,是一种游鱼入海的轻松自在。开会或讨论到中午时,我们每人一份8元钱的工作餐,这时先生便也要了一份。那米饭有时夹生,甚至还有砂粒,而那菜里油很大,味道也不佳,有的青年吃几下就“罢口”了,而先生坐在一角,津津有味地吃个一干二净,不说多余的话。因条件有限,我们租住的房子里没法给先生安放一张临时休息的床,我心里一直因此而不安,可他从来没当回事。吃罢工作餐,他靠在沙发上抽完一支烟,站起身说:“我走了。”我要送他下楼,他把我拦在电梯口,嘱咐说:“有事随时打手机。”
遇到有人请他吃宴席,他是一定要把在场的青年们全都叫上的。他常讲:“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说,参加宴席也是长见识、开眼界的好机会,是一种社会交往的锻炼。”有时他在外面,还专门打来电话:“晚上有人请客,在某某酒店,你把大家都叫上吧。”我便告诉青年们:“姬老晚上请大家吃饭。”屋里一片欢呼。一次,在一家酒楼吃饭,席上备的是茅台酒,开始时几个女孩子不喝,说从来不会喝酒,先生说:“这可是国宴酒,你们应该尝尝。”女孩子们慢慢便喝开了。推杯换盏,酒意渐浓,先生笑得合不拢嘴,说道:“三杯白酒下肚去,两片红云上脸来,这酒越喝越有味了。”众人喊好,群声喧闹,两瓶酒罢,各各尽兴。再看先生,面庞微红,眼神朦胧,一副十分满足的样子。
转眼就到了年末了,我把北京的工作安排妥当,买了车票,准备回太原过年了。天黑得早,青年们都下班走了,屋里剩我一人,还有点冷清的感觉。这时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先生的:“你到旁边的饭店吧,请你喝酒。”我过来时,见一个小包间里,共有3个人,先生,他的一位要好的小兄弟,还有一位女士是先生的红颜知己。先生说:“你在北京辛苦一年了,今天专门请你喝喝酒,也算给你饯行。”一股热浪从我心底涌起,不知如何表达。先生的小兄弟说:“大哥说今天请一位好朋友,指的就是你,还说你能喝点酒。我特意准备了这种最贵的二锅头,你就多喝点吧。”我还能再说什么呢?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小先生30岁,先生如此待我,我不一醉方休,又怎对得起先生的一番心意呢?那天晚上,我真喝了不少,踉跄着回到房间时,觉得眼前全是先生魁梧的影子。
三
先生个性天然,在食、茶、烟、酒上俱有喜好;才情天纵,文字、书法无不精深;通达重义,朋友兄弟一旦与其相处便为之折服。
虽说工作餐他是不挑剔的,但到了饭店,在吃上还是有选择的:一般会要一份全素大拌菜,再来一条鱼,如果有条件上一盘爆炒羊肉那是最好了。先生是陕西米脂人,据说小时候家境颇丰,别人曾戏称他当年过的是吃穿不愁的“少爷”生活,他呵呵笑着未置可否。但假如饭店的爆炒羊肉做得不到味,他是宁可不吃的。辣菜也不怎么吃,刚开始我们不了解,请他去吃川菜,先生不说不去,但去了怎么劝也不见动筷子,后来知道了再不给他点辣菜了。再后来,鱼也不能吃了,他说手上有湿疹,发的东西不宜吃。现在想来,可能此时先生身体中已有病灶了。
茶我是见他一直喝铁观音。在莲花小区时,知道我们没有,他便自己带了一大桶来,每次他来我们就给他沏了喝。等他一走,我马上告诉青年们把茶收好,别人不许动。
烟上可是有故事的。他嗜烟远胜过茶和酒,或许无茶无酒不碍事,可一刻少了烟却是不行的。他说自己基本上属于点一次火能抽一天的“超级烟民”,以至最后因病不得不戒烟后还曾对人讲:“抽烟的人不能轻易戒烟的,一下戒掉了身体准会出问题。”他还强调,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也曾说过这样的观点。我们都知道他这个爱好,遇到开会或者宴请,便事先在桌上放兩盒烟。先生德高,常就主座,他这时的表现便特别像个顽皮的孩子:落座后,他径自将其中一盒取来揣入口袋,再将另一盒拿来拆开,抽出一支点上后把烟盒放到他面前的位置,事实上也“据为己有”了。我们故意装作看不见,每逢这种场合总要摆两盒。
先生过去几十年如何喝酒,我不知道,老年的他对酒非但不忌而是喜好的,但他每次饮酒都有度,有时少几杯,有时多几杯,大约不超过一二两的样子,到了这个度,任谁如何变着花样劝他也不会再多饮一杯的。他对酒是有挑的,有条件时就喝茅台,没条件时只喝二锅头,他说:“就这两种酒喝了不上头,别的都不行。”我们从山西去北京,总是迷信山西的汾酒,因为从渊源上讲,汾酒是酒的“祖宗”,据说包括茅台、五粮液等名酒的源头都与汾酒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进京时会带汾酒里的极品“青花瓷”,好几百元一瓶,欲博先生一乐,但他却说:“这个不中,喝了上头,还是来二锅头吧。”我们直说:“从来没听过喝汾酒上头的。”先生软硬不从。
先生有句名言:“我的经验是,工作上的事要在工作中解决,不要把工作上的问题和烦恼带到工作以外,特别不要带到饭桌上。”因此他是坚决反对在饭桌上谈工作的。遇到别人固执地谈时,他就闷头吃菜,不发一言。
先生微醺,经旁人一鼓动,便会一展歌喉的。声音未必嘹亮,但把调却很准,《心太软》《懂你》……一水儿的流行歌曲。他倾情投入,唱得如醉如痴,令听者无不动容。
先生老年更以书法名于世。如能有幸目睹他现场挥毫泼墨的神采,那是非常美妙的享受。据我观察,他题字送人是有讲究的:常规的情形是常规的题法,会根据对方的特点或名字题写。比如,一位女士淑雅端庄,他便为其题字“雅秀”;还有一位女士纯正温和,他便题了“冰清玉洁”;有个女孩子叫“文璐”,他为她题的字是“文如玉润”。对于官场来的朋友,先生题写最多的是“戒急”,知道他们心里藏不住一个“急”字,故题此字以劝。对于关系不一般的朋友和兄弟,先生才会题最拿手、最得意,是他独创的一幅:“无极。”
2005年冬天,先生要去另一位新华社名人李春岚家里为其题字,这可是件隆重的事。李老长先生几岁,在新华社赫赫有名,曾负责新华社基建和后勤工作几十年,是新华园里功德无量的“总后勤部长”。巧的是,李老对烟、酒、美食的喜爱程度竟是甚过先生的。先生早知这些,对李老敬重有加。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因为与《记者观察》杂志总编的关系,李老也是老来出山,同意就任《记者观察》的总顾问一职。
这天一早,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到琉璃厂去买纸和墨,纸要上好的宣纸,墨要“一得阁”,并约好上午11点到李老家碰面。李老家在新华社大院西门内南侧,他家最显眼的是靠墙一个大大的酒架,上面摆放着数百瓶世界各地的名酒。据李老讲,这些酒有的是他当年出国时买的,有的是朋友送的。11点前,先生携一身寒风准时到来。李老已沏了好茶等着,边请先生喝茶边把酒架上的名酒一一介绍。
身子暖和后,先生便要题字了。我帮他在桌子上铺好纸,又把新买的墨倒在碗里,先生拿出自带的笔,略一凝神,便落毫纸上。但见墨云翻动,笔走龙蛇,几分钟工夫,一件书法艺术品诞生了。其意思为:春岚先生在新华园耕耘几十载,劳苦功高,阅历无数风烟,遍搜世间佳酿,潇洒无比,快意人生,不愧人中豪杰,酒界君子,乃天下一奇人也。
可惜当时没有记下原文。第二年夏,李老故去。而先生的辞世,更使原文无从找起了。
李老看了字后,格外高兴,要先生从酒架上任意挑一瓶酒大家一起喝去,先生只说“二锅头就行”,但李老是不听他的,自己取了一瓶洋酒,我们一起到院外西南角一家酒馆分而饮之。
和先生在一起,任何时候都会有风行草偃的感觉。孔子形容君子的德行如风行天下,时刻能让普通人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和魅力。而姬乃甫先生不正是一位这样的君子吗?
在此只愿先生一路走好!天一方,水一方,那里一定阳光灿烂,福寿安康。
(文中图片由许兰武、于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