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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烁说，“我正正经经地让自己费心劳神地开始写作是因为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的死。”人世间，可以说得清清楚楚的源头往往未必就是真正的源头，但是，极其可能有着特别的文学况味。起初，她的几篇作品，确乎与死亡相关，如《水上漂》，如《夜夜夜夜》。不过，有时当我们惯于借助或通过死亡才能将一个故事讲下去或收束住，也可能是一种文思的疏懒或匮乏。渐渐地，可以发现，她在变，在化转，譬如新近的短篇《让这夜晚继续》便是在思考人要如何活着，如何在一个个缝隙中保持自我小小的整全和尊严。
小说将太多事情都塞进一天之中。文学史上，不乏作品以一天来书写人的一段经历甚至整整一生，遥远而漫长的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切近而简短的如陈村和田耳各自写下的《一天》。夏烁一开篇便明确了时间：“来看画的太太约了周一，上午九点。”而故事发生得比这要早，女主人公因坐了摩的才免于迟到。接下来作者用不小的篇幅写高官夫人，写画家，写她的同学，但是热热闹闹的这一切悄悄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兀自失了重。一个人可以在高格调的地方接待高官夫人，可以和文化记者倾谈，可以观察并评断实习生或同事，可以品鉴艺术家闪闪发光的履历，但还是要面对回家之路。
回家之路和来时之路是同一条。作者在这条路上变昼为夜，撒豆成兵，整体完成度还不是那么自然、有力，一些细节尚较为刻意或缺乏弹性，但是叙事意图与脉络是清晰的，尤其是总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横生出来，令故事波转。女主人公再次乘坐那辆摩的，便见有警察指称摩的司机非法营运，她以女友的姿态助他逃过此小劫。再后來，摩的司机又出现了。这时作者笔锋一转——摩的司机提出跟她交朋友，她一点点萌生恐惧和厌烦，甚至“想到过报警”。
接下来的转换是小说中的一个鲜亮之处。摩的司机开始跟她商量“借你们画室的画用一下”，说到底就是盗版以获利。她拒绝了，但作者依旧不肯罢手，最后又让女房东几乎是将她赶向另一个住所，尴尬与屈辱之际，摩的司机再度出现。夜色之下，她面临抉择，如果告诉势利的女房东来者不是自己的（男）朋友，眼前的困局如何摆渡？但真的说是，困境或可暂时渡过，却又将陷入新的困境——接下去的长夜以及新的一天如何面对？
这已不是简单的情感或利益故事，而是因了人的身份、差距与欲念而生出的困局。于是，开头那些对经济和身份差异的热闹描写，又慢慢恢复了些气血和分量。不少人恐怕会为这个略有欧·亨利意味的结局而一凛。
人和人之间生出了越来越森严而无形的阶层分化乃至等级区隔，这种生态引人深思。画家名人对于来实习的她处于一种优越的位置；高官夫人对于她处于优越位置；她即便因摩的而享受到便利，但她一直保持优越感；一天将要结束，望着车窗外周而复始的奔波者，她感到自己正走在改变世界的路上，于是“从容了起来”；摩的司机想挣快钱挣大钱，想和体面的姑娘交朋友，但一切谈何容易，这尤其和他着迷于开摩托的理由——“风驰电掣的感觉”——形成讽刺性的对比。
因为身份、知识、地位等，准备读研的女大学生不可能真的理解或接纳摩的司机，摩的司机也难以完成传说中的逆袭或上升。夏烁曾讲过一句话，“我和‘我’待在一起”，可以说，第二个“我”是作者虚构或建构的“我”，不断分身的“我”，期待成为而又惧怕成为的“我”，作为展示的我，甚至伪装的“我”，相反的“我”，终究，那是作为他者的“我”。道德、品味、虚荣、资本和权力等不断在塑造另一个“我”。
太多因素相互叠加、捆绑，将一个个人置于局促的时空之中，获得暂时静好的人又可能轻慢或忽视那些尚未获得静好的人。
她说，“盗版是侵权，违法的”，摩的司机说，“那个警察拦着我的时候，不是也说非法营运吗？是你帮我啊。今早你如果不坐我的车，肯定就迟到了。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什么非法不非法？”这是小说中最为动人也最具悖论性的对话，它揭示了小说的一个内核：无论多么盛大的时代依然可能是贫乏的，是过渡性的，各种人除了自身的困境，也和社会一起处于法律、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局限之中。自由、信任与爱是最为宝贵的，却也往往最不易抵达。
就此篇作品而言，作者有些忙于推进情节，重点和锐度不够凸显，故事还可更自在、浑然并富于纹理，语言上也还能更精炼而柔韧，不过和她以往作品一样颇可珍视之处在于，作者一直在努力去实现文学对现实的“一瞥”和“一击”。
就是这样，不断变奏的故事在一天之内发生，而且主要就集中于白昼（也可视为夜色一直在向白日渗透），总是有一些物事强行插入，将虚构人物的生活和心情分为两半，然后又是一次切分，而被分开的部分又不断转化、碰撞、荡曳，主人公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接下去的故事发展。这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化了的真实人生。人的一生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插入语、插入的段落，它们不断变换样貌，有时甚至会直接僭越为主要剧情，成为常态，改写我们的人生。即便那些似乎很不重要的插入语句，依旧可能埋下种种幽微的伏笔，构成命运的暗流与黑洞。
小说将太多事情都塞进一天之中。文学史上，不乏作品以一天来书写人的一段经历甚至整整一生，遥远而漫长的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切近而简短的如陈村和田耳各自写下的《一天》。夏烁一开篇便明确了时间：“来看画的太太约了周一，上午九点。”而故事发生得比这要早，女主人公因坐了摩的才免于迟到。接下来作者用不小的篇幅写高官夫人，写画家，写她的同学，但是热热闹闹的这一切悄悄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兀自失了重。一个人可以在高格调的地方接待高官夫人，可以和文化记者倾谈，可以观察并评断实习生或同事，可以品鉴艺术家闪闪发光的履历，但还是要面对回家之路。
回家之路和来时之路是同一条。作者在这条路上变昼为夜，撒豆成兵，整体完成度还不是那么自然、有力，一些细节尚较为刻意或缺乏弹性，但是叙事意图与脉络是清晰的，尤其是总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横生出来，令故事波转。女主人公再次乘坐那辆摩的，便见有警察指称摩的司机非法营运，她以女友的姿态助他逃过此小劫。再后來，摩的司机又出现了。这时作者笔锋一转——摩的司机提出跟她交朋友，她一点点萌生恐惧和厌烦，甚至“想到过报警”。
接下来的转换是小说中的一个鲜亮之处。摩的司机开始跟她商量“借你们画室的画用一下”，说到底就是盗版以获利。她拒绝了，但作者依旧不肯罢手，最后又让女房东几乎是将她赶向另一个住所，尴尬与屈辱之际，摩的司机再度出现。夜色之下，她面临抉择，如果告诉势利的女房东来者不是自己的（男）朋友，眼前的困局如何摆渡？但真的说是，困境或可暂时渡过，却又将陷入新的困境——接下去的长夜以及新的一天如何面对？
这已不是简单的情感或利益故事，而是因了人的身份、差距与欲念而生出的困局。于是，开头那些对经济和身份差异的热闹描写，又慢慢恢复了些气血和分量。不少人恐怕会为这个略有欧·亨利意味的结局而一凛。
人和人之间生出了越来越森严而无形的阶层分化乃至等级区隔，这种生态引人深思。画家名人对于来实习的她处于一种优越的位置；高官夫人对于她处于优越位置；她即便因摩的而享受到便利，但她一直保持优越感；一天将要结束，望着车窗外周而复始的奔波者，她感到自己正走在改变世界的路上，于是“从容了起来”；摩的司机想挣快钱挣大钱，想和体面的姑娘交朋友，但一切谈何容易，这尤其和他着迷于开摩托的理由——“风驰电掣的感觉”——形成讽刺性的对比。
因为身份、知识、地位等，准备读研的女大学生不可能真的理解或接纳摩的司机，摩的司机也难以完成传说中的逆袭或上升。夏烁曾讲过一句话，“我和‘我’待在一起”，可以说，第二个“我”是作者虚构或建构的“我”，不断分身的“我”，期待成为而又惧怕成为的“我”，作为展示的我，甚至伪装的“我”，相反的“我”，终究，那是作为他者的“我”。道德、品味、虚荣、资本和权力等不断在塑造另一个“我”。
太多因素相互叠加、捆绑，将一个个人置于局促的时空之中，获得暂时静好的人又可能轻慢或忽视那些尚未获得静好的人。
她说，“盗版是侵权，违法的”，摩的司机说，“那个警察拦着我的时候，不是也说非法营运吗？是你帮我啊。今早你如果不坐我的车，肯定就迟到了。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什么非法不非法？”这是小说中最为动人也最具悖论性的对话，它揭示了小说的一个内核：无论多么盛大的时代依然可能是贫乏的，是过渡性的，各种人除了自身的困境，也和社会一起处于法律、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局限之中。自由、信任与爱是最为宝贵的，却也往往最不易抵达。
就此篇作品而言，作者有些忙于推进情节，重点和锐度不够凸显，故事还可更自在、浑然并富于纹理，语言上也还能更精炼而柔韧，不过和她以往作品一样颇可珍视之处在于，作者一直在努力去实现文学对现实的“一瞥”和“一击”。
就是这样，不断变奏的故事在一天之内发生，而且主要就集中于白昼（也可视为夜色一直在向白日渗透），总是有一些物事强行插入，将虚构人物的生活和心情分为两半，然后又是一次切分，而被分开的部分又不断转化、碰撞、荡曳，主人公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接下去的故事发展。这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化了的真实人生。人的一生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插入语、插入的段落，它们不断变换样貌，有时甚至会直接僭越为主要剧情，成为常态，改写我们的人生。即便那些似乎很不重要的插入语句，依旧可能埋下种种幽微的伏笔，构成命运的暗流与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