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爱情、婚姻、家庭是女作家永远关注的题材，现当代的众多女性作家在书写爱情的同时又解构了爱情，但由于时空的巨大差异，她们对爱情的解构呈现出不同的姿态，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精神恋到性唯美的发展过程，主人公也经历了从弱者到强者、从“审他”到自审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解构 爱情 现当代女作家
中国现代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带着灵魂苏醒的蓬勃朝气登上文坛，在当时盛行的爱情小说潮流的影响下，她们不约而同地以书写爱情开始自己的文学之旅。在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她们发现，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里，女性对甜蜜爱情和美满婚姻的企盼，简直成为一种幻想。文人雅客们塑造了千年的爱情神话在现代女作家的笔下被一一解构。
纵观新时期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婚恋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历史在惊人地作着复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五四类似的文化氛围，使得女性对爱情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五四的传统，不自觉地进行着爱情乌托邦的编织。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张洁就将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渲染成为一种无与伦比、超凡脱俗的天国之恋。这种理想化的倾向在张抗抗的《北极光》、王安忆的《雨，沙沙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从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爱情和婚姻的理想主义在渐渐退却，代之而起的是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经验碎片。所以，就有了池莉的宣告《不谈爱情》，有了徐坤的警示《离爱远点》，有了古叶的反驳《爱，是可以忘记的》；也就有谌容笔下的“模范夫妻”得过且过，甚至《懒得离婚》；身处南国的张欣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金钱和物质对爱情的侵袭，她目睹《爱情奔袭》，她感慨《此情不再》，她追问《爱又如何》，她无奈地承认《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仅仅从这一连串的文本名称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当代女作家对传统爱情婚姻观念的某种反叛。
爱情，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它无时不刻不与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着种种关联，由于时空的巨大差异，现当代女作家对爱情的解构也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一、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由于自身及时代的局限，除了张爱玲这个特例，现代女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多是朦胧的、无意识的。她们悉心地感受、真实地记录，却很难将自己置身爱情之外去冷静地解析和思考。相比较而言，新时期的女性作家对爱情神话所进行的消解式的书写，则是清晰的、自觉的。80年代中期以来的女性作家，将她们犀利的笔，深入掘进到现实的性别权力关系层面，彻底走出了传统文化造就和传播了千载万世的爱情神话。
池莉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曾明确表示：“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80年代末，池莉以《不谈爱情》让人们看清了当代社会世俗人生中的婚恋真相——“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1993年，她又创作了《绿水长流》，把“我”亲历的或耳闻目睹的关于初恋的故事，关于革命年代一见钟情的故事，关于婚外恋的故事，关于当代男女邂逅于浪漫情境的故事，串连成一个专写爱情的篇章。尽管通篇是在写爱情，然而每一个爱情故事都是对爱情本身的无情解构，文中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们的爱情故事，无一例外不被淹没在世俗丑恶的情欲操纵和政治利用中。
《香港的情与爱》是王安忆营构的一个当代爱情彻底告别理想乌托邦的故事。以诗意、浪漫、纯情、执着为表征的古典爱情神话，在以物质与货币组成的天平上，根本就秤不出分量。所谓两性的尊重、真情和诚挚，在物质化的现实空间中已然没有了容身之处，商业化时代物质主义的爱情游戏已经粉墨登场。
进入21世纪以后，女性作家的书写空间越来越自由，爱情的话题在更年轻的一批作家那里（“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更加失去了神圣与崇高，她们似乎真的是“不谈爱情”了。在卫慧、棉棉、九丹等年轻女作家的笔下，爱情既不是理想的替代物，也不是世俗生活全部的反映，愛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爱常常等同于性。她们对爱的阐释
既大胆，也嚣张，没有痴情的呼唤，没有浪漫的想象，只剩下坦荡、洒脱甚至疯狂的欲望。
二、从精神恋到性唯美
正如笔者在篇首所叙述的那样，现代女作家的婚恋小说普遍存在精神恋爱的倾向，爱情表现更多地驻足于心理的、精神的层面，将人的本能化欲望作隐蔽化处理，体现出重灵轻性的特点。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80年代的精神之爱铺平了道路,女性文学的精神恋达到了第二个高峰。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张抗抗的《北极光》等都体现出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
女性文学对性爱的隐蔽化处理，实则是传统的女性意识深处的性丑说在作怪，这一尴尬的局面在后新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性丑说被性美说所替代，这不能不说是女性文学的巨大进步，因为这体现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正确审视。
80年代末，王安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分别描写了三对男女之间的情恋、性恋和婚外恋，其核心是审视男女两性生命本体对相互融合的渴望。作者以一种严肃的、审美的态度来对待性描写，力求从人的性本能的角度追索人性的奥秘和生命本体的价值。
到了陈染时期，性爱支配情爱变得纯粹起来，因为它不再受道德规范和精神理性的约束，性只代表愉悦和快乐的行为，显现出性唯美的诗意追求。陈染在《时光与牢笼》中借主人公水水表明了她的看法：“水水坚信，只有当人们把自身从神化的爱情中充分拯救出来，性爱才能得以淋漓尽致地施展，爱抑或仰慕于某人来讲是性行为的牢笼。”陈染不仅把性欲与爱情和精神对立起来，而且进一步把性欲神圣化。
三、从弱者到强者
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在面对爱情的创伤时，或逃避，或消沉，甚至选择死亡，潜意识里对男性的依附和现实社会的残酷使她们只能作出弱者的选择，其文本中也弥漫着苦闷、无奈、悲凉的情绪。而新时期女作家站在新时代的基石上审视人生，她们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在经济、政治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并获得一定的地位之后，还必须有社会意识的相应变革和女性本身的精神自立。女性应该在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去获得爱情。
张洁在1981年创作的《方舟》就是这种认识的体现。文中三位知识女性已不再对男人、对婚姻抱有任何奢望，她们勇敢地结束了失败的婚姻，宁愿独自在生活中艰难拼搏，也不去依靠那心灵无法相通的男人的臂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女主人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处境，不愿单纯做丈夫的内助，而要独立地干事业，为此她承受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即使爱情和婚姻得而复失，她也决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她所坚持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事业本身，而首先是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立足点。
在这些小说中，女人不再仅仅属于家庭，属于男性主人。她们是在自立的旗帜下寻求生命的另一半，希望在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拥有生命的完美。倘若不能如此，她们宁可选择孤军奋战。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现代女性正在逐渐挣脱掉对男性的依附，经济的独立给女性带来了战胜生活、拥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她们在爱情挫折和创伤面前的从容、理智，显示了一种人格的尊严和力度。
四、从“审他”到自审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爱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传统的色彩，当爱情受挫时，她们批判的锋芒总是指向封建社会，而很少反省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即使如凌叔华含蓄地流露出一定的自审意识，这种自审尚停留在相当肤浅的层面，作者伸向女性的解剖刀总还渗透着脉脉温情。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女性作为刚刚从几千年历史中被发现的弱势群体，自然更多地是与受同情、被怜悯联系在一起，女作家面对自我时油然而生的自怜也会远远大于冷静理性的自审。三十年代，作家们瞩目的中心主要在于民族的斗争，阶级的事业，只有极为个别的女作家如沉樱在婚恋小说的创作中对女性意识深层的传统积淀给予了一定的展露和剖析。直至40年代，张爱玲才以冷静犀利的态度去挖掘女性身上的丑陋之处，试图告诉人们爱情婚姻悲剧的形成与女性自身有着不可脱离的干系。
新时期女作家则以更冷峻的目光着意审视女性自身的历史积淀与因袭的重负，使其作品具有一种更加特别的深刻。谌容的《错！错！错！》从女性的心理误区、性格缺陷着眼，探究造成女性婚恋悲剧的缘由。脆弱而贫乏的慧莲不懂得生活不能立足于梦幻，爱情应当与真实的人生、丰富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而一味地神往想象中的爱情。
万方的《在劫难逃》借一家三代的婚姻遭遇，考察女性对其自身命运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小说中自私、愚昧的外婆，软弱顺从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女人应当享有的幸福和权利，而只是沉迷于痴情忘我的母爱中，迷失了自己，也造成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婚姻悲剧。而铁凝、王安忆大胆地将“性”引入了婚恋题材，从性爱角度考察女性本体，冷峻地拷问女性的灵魂。《棉花垛》、《玫瑰门》、《小城之恋》和《逐鹿中街》中均有对女性“内”的本体的深彻剖视和反思。她们消解了传统理想爱情的神圣光环和永恒特质，把爱情拉回纷繁芜杂的世俗生活中。而对爱情的世俗化处理，同时引导着我们对人类爱情的实质作出理性的反思。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说：“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解构不是拆解或破坏。” 当代学者陈晓明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为明晰的解释：“所谓的解构，是对一切权威、真理、知识的讨论和评注活动。” 爱情、婚姻、家庭是女作家永远关注的题材，现当代的众多女性作家在书写爱情的同时又解构了爱情。爱情仍然将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只是关于爱情的话题在今后的女性创作中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她们赋予爱情的注解也会更新更全。
参考文献：
［１］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２］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３］汪家堂.解构意味着什么.社会观察，2004年第12期.
［４］张华.斩不断的情爱情结.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５］腾朝军.试论王安忆创作中的解构主义特征.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
关键词：解构 爱情 现当代女作家
中国现代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带着灵魂苏醒的蓬勃朝气登上文坛，在当时盛行的爱情小说潮流的影响下，她们不约而同地以书写爱情开始自己的文学之旅。在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她们发现，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里，女性对甜蜜爱情和美满婚姻的企盼，简直成为一种幻想。文人雅客们塑造了千年的爱情神话在现代女作家的笔下被一一解构。
纵观新时期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婚恋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历史在惊人地作着复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五四类似的文化氛围，使得女性对爱情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五四的传统，不自觉地进行着爱情乌托邦的编织。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张洁就将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渲染成为一种无与伦比、超凡脱俗的天国之恋。这种理想化的倾向在张抗抗的《北极光》、王安忆的《雨，沙沙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从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爱情和婚姻的理想主义在渐渐退却，代之而起的是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经验碎片。所以，就有了池莉的宣告《不谈爱情》，有了徐坤的警示《离爱远点》，有了古叶的反驳《爱，是可以忘记的》；也就有谌容笔下的“模范夫妻”得过且过，甚至《懒得离婚》；身处南国的张欣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金钱和物质对爱情的侵袭，她目睹《爱情奔袭》，她感慨《此情不再》，她追问《爱又如何》，她无奈地承认《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仅仅从这一连串的文本名称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当代女作家对传统爱情婚姻观念的某种反叛。
爱情，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它无时不刻不与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着种种关联，由于时空的巨大差异，现当代女作家对爱情的解构也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一、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由于自身及时代的局限，除了张爱玲这个特例，现代女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多是朦胧的、无意识的。她们悉心地感受、真实地记录，却很难将自己置身爱情之外去冷静地解析和思考。相比较而言，新时期的女性作家对爱情神话所进行的消解式的书写，则是清晰的、自觉的。80年代中期以来的女性作家，将她们犀利的笔，深入掘进到现实的性别权力关系层面，彻底走出了传统文化造就和传播了千载万世的爱情神话。
池莉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曾明确表示：“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80年代末，池莉以《不谈爱情》让人们看清了当代社会世俗人生中的婚恋真相——“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1993年，她又创作了《绿水长流》，把“我”亲历的或耳闻目睹的关于初恋的故事，关于革命年代一见钟情的故事，关于婚外恋的故事，关于当代男女邂逅于浪漫情境的故事，串连成一个专写爱情的篇章。尽管通篇是在写爱情，然而每一个爱情故事都是对爱情本身的无情解构，文中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们的爱情故事，无一例外不被淹没在世俗丑恶的情欲操纵和政治利用中。
《香港的情与爱》是王安忆营构的一个当代爱情彻底告别理想乌托邦的故事。以诗意、浪漫、纯情、执着为表征的古典爱情神话，在以物质与货币组成的天平上，根本就秤不出分量。所谓两性的尊重、真情和诚挚，在物质化的现实空间中已然没有了容身之处，商业化时代物质主义的爱情游戏已经粉墨登场。
进入21世纪以后，女性作家的书写空间越来越自由，爱情的话题在更年轻的一批作家那里（“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更加失去了神圣与崇高，她们似乎真的是“不谈爱情”了。在卫慧、棉棉、九丹等年轻女作家的笔下，爱情既不是理想的替代物，也不是世俗生活全部的反映，愛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爱常常等同于性。她们对爱的阐释
既大胆，也嚣张，没有痴情的呼唤，没有浪漫的想象，只剩下坦荡、洒脱甚至疯狂的欲望。
二、从精神恋到性唯美
正如笔者在篇首所叙述的那样，现代女作家的婚恋小说普遍存在精神恋爱的倾向，爱情表现更多地驻足于心理的、精神的层面，将人的本能化欲望作隐蔽化处理，体现出重灵轻性的特点。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80年代的精神之爱铺平了道路,女性文学的精神恋达到了第二个高峰。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张抗抗的《北极光》等都体现出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
女性文学对性爱的隐蔽化处理，实则是传统的女性意识深处的性丑说在作怪，这一尴尬的局面在后新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性丑说被性美说所替代，这不能不说是女性文学的巨大进步，因为这体现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正确审视。
80年代末，王安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分别描写了三对男女之间的情恋、性恋和婚外恋，其核心是审视男女两性生命本体对相互融合的渴望。作者以一种严肃的、审美的态度来对待性描写，力求从人的性本能的角度追索人性的奥秘和生命本体的价值。
到了陈染时期，性爱支配情爱变得纯粹起来，因为它不再受道德规范和精神理性的约束，性只代表愉悦和快乐的行为，显现出性唯美的诗意追求。陈染在《时光与牢笼》中借主人公水水表明了她的看法：“水水坚信，只有当人们把自身从神化的爱情中充分拯救出来，性爱才能得以淋漓尽致地施展，爱抑或仰慕于某人来讲是性行为的牢笼。”陈染不仅把性欲与爱情和精神对立起来，而且进一步把性欲神圣化。
三、从弱者到强者
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在面对爱情的创伤时，或逃避，或消沉，甚至选择死亡，潜意识里对男性的依附和现实社会的残酷使她们只能作出弱者的选择，其文本中也弥漫着苦闷、无奈、悲凉的情绪。而新时期女作家站在新时代的基石上审视人生，她们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在经济、政治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并获得一定的地位之后，还必须有社会意识的相应变革和女性本身的精神自立。女性应该在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去获得爱情。
张洁在1981年创作的《方舟》就是这种认识的体现。文中三位知识女性已不再对男人、对婚姻抱有任何奢望，她们勇敢地结束了失败的婚姻，宁愿独自在生活中艰难拼搏，也不去依靠那心灵无法相通的男人的臂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女主人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处境，不愿单纯做丈夫的内助，而要独立地干事业，为此她承受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即使爱情和婚姻得而复失，她也决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她所坚持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事业本身，而首先是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立足点。
在这些小说中，女人不再仅仅属于家庭，属于男性主人。她们是在自立的旗帜下寻求生命的另一半，希望在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拥有生命的完美。倘若不能如此，她们宁可选择孤军奋战。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现代女性正在逐渐挣脱掉对男性的依附，经济的独立给女性带来了战胜生活、拥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她们在爱情挫折和创伤面前的从容、理智，显示了一种人格的尊严和力度。
四、从“审他”到自审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爱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传统的色彩，当爱情受挫时，她们批判的锋芒总是指向封建社会，而很少反省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即使如凌叔华含蓄地流露出一定的自审意识，这种自审尚停留在相当肤浅的层面，作者伸向女性的解剖刀总还渗透着脉脉温情。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女性作为刚刚从几千年历史中被发现的弱势群体，自然更多地是与受同情、被怜悯联系在一起，女作家面对自我时油然而生的自怜也会远远大于冷静理性的自审。三十年代，作家们瞩目的中心主要在于民族的斗争，阶级的事业，只有极为个别的女作家如沉樱在婚恋小说的创作中对女性意识深层的传统积淀给予了一定的展露和剖析。直至40年代，张爱玲才以冷静犀利的态度去挖掘女性身上的丑陋之处，试图告诉人们爱情婚姻悲剧的形成与女性自身有着不可脱离的干系。
新时期女作家则以更冷峻的目光着意审视女性自身的历史积淀与因袭的重负，使其作品具有一种更加特别的深刻。谌容的《错！错！错！》从女性的心理误区、性格缺陷着眼，探究造成女性婚恋悲剧的缘由。脆弱而贫乏的慧莲不懂得生活不能立足于梦幻，爱情应当与真实的人生、丰富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而一味地神往想象中的爱情。
万方的《在劫难逃》借一家三代的婚姻遭遇，考察女性对其自身命运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小说中自私、愚昧的外婆，软弱顺从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女人应当享有的幸福和权利，而只是沉迷于痴情忘我的母爱中，迷失了自己，也造成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婚姻悲剧。而铁凝、王安忆大胆地将“性”引入了婚恋题材，从性爱角度考察女性本体，冷峻地拷问女性的灵魂。《棉花垛》、《玫瑰门》、《小城之恋》和《逐鹿中街》中均有对女性“内”的本体的深彻剖视和反思。她们消解了传统理想爱情的神圣光环和永恒特质，把爱情拉回纷繁芜杂的世俗生活中。而对爱情的世俗化处理，同时引导着我们对人类爱情的实质作出理性的反思。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说：“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解构不是拆解或破坏。” 当代学者陈晓明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为明晰的解释：“所谓的解构，是对一切权威、真理、知识的讨论和评注活动。” 爱情、婚姻、家庭是女作家永远关注的题材，现当代的众多女性作家在书写爱情的同时又解构了爱情。爱情仍然将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只是关于爱情的话题在今后的女性创作中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她们赋予爱情的注解也会更新更全。
参考文献：
［１］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２］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３］汪家堂.解构意味着什么.社会观察，2004年第12期.
［４］张华.斩不断的情爱情结.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５］腾朝军.试论王安忆创作中的解构主义特征.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