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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代文学批评界，韩石山的影响无法忽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出版了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更于90年代中期在《文学自由谈》等刊物撰写了大量酷评文章，可谓轰动文坛。本文作者就韩石山文学批评的脉络与阶段、品位与志趣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是韩石山研究中的新作。
关键词：韩石山 文学批评 酷评 《谁红跟谁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流派像山药蛋派一样，能够长期地以一种流派的稳定形式产生影响的合力，凡是提起山药蛋派的早期，一定要提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多一个不能多，少一个不能少，例如，高捷编选的《山药蛋派作品选》，就只收录了这六位作家的作品。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山西出了一位有影响的作家，都很自然地被归为山药蛋派或者和山药蛋派联系起来。这种状况的形成，首先要感谢的是山西的批评家，没有他们几十年不知疲倦地奋笔疾书和推波助澜，山药蛋派的影响一定不会持续得如此长久而弥坚。
但韩石山是一个例外，他不仅是山西批评家中唯一在全国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在姚乃文主编的《跨越沧桑的美丽——作家剪影》中，韩石山是仅有的被收录的具有批评家身份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极少谈及山药蛋派的山西籍批评家。除了一些追忆与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西戎、马烽、胡正、孙谦等人的回忆性散文外，认真系统谈山药蛋派的学理文章没有一篇。不谈的原因，想来有几点：一是韩石山只觉得那是一个时代，而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有传承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代的存在；二是韩石山只是对西李马胡孙等前辈作家的品行有着崇敬和对他们恩德的感激，并不觉得山药蛋派的创作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至少没有对他的创作产生较大的影响；三是从个人交往上看，西戎等前辈山药蛋派作家对韩石山有恩，西戎还为韩石山的第一部小说集《猪的喜剧》作序，如有批评的意见于情于理不便直言；四是山药蛋派在山西已经不仅作为一种文学意义的存在，更是一种政治资本的存在，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便被延安认为是“方向”的赵树理自不必说，马烽也曾在中国作协身居要职，山药蛋派的作家历年受到山西省领导的厚爱，被评为人民作家。对于这个流派或其中的作家做出批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无论韩石山认或不认，至少在那个时期那个阶段，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山西为背景的农村题材的大众化小说，他也因此成了山药蛋派前辈和山药蛋派研究者心中的山药蛋派的接班人，而且排名非常靠前。在李国涛的《且说山药蛋派》里，韩石山被率先提及列入了本派作家的后备新锐中（张石山语）。范泉是韩石山敬仰的前辈作家，在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山药蛋派”词条的最后一段话是：“80年代以来，马烽、西戎等山药蛋派主将创作的许多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心的发展和突破，但基本上仍保持了这一流派的某些特色。与此同时，山西涌现了韩石山、韩文洲、潘宝安、田东照、王东满等一批山药蛋派的新秀。他们又有自己的创新，并不是当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翻版。在这一批新山药蛋派作家中，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小说流派。”新山药蛋派，可以叫别的新的小说流派，当然也可以叫第三代山药蛋派。
在我们看来，韩石山的文学批评大都能够从他的文字中寻得出线索。韩石山并不是一个不擅表露心迹的人，他多次在文章或演讲中谈到他的文学生涯，例如，在太原师范学院的演讲《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中，他说：“一个文化人，一个写作者，最好能把自己的一生分做几个阶段来安排。大致可分这么三个阶段：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研究乡帮文献。”在《韩石山学术演讲录》的小序开篇，韩石山还写道：“小说写不动了写散文，散文写不动了写评论，评论写不动了做学问，学问做不动了作演讲。”理想与现实略有差别，前一段演讲是理想，后一篇小序是现实。
具体说韩石山的文学批评，似乎是非常清晰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秋，刘富道的小说集《南湖月》即将出版，闲聊之时，韩石山答应写一篇刘富道的评论，不久之后的1982年11月6日，韩石山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文学批评《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刘富道的小说艺术》，一直到1988年12月31日写完《明日来寻都是诗——评林斤澜的近作》，这期间也有停顿。第二个阶段是1995年在天津遇到《文学自由谈》的副主编任芙康后，在任芙康的鼓动下，陆续写了《我看“马桥之战”》《汪曾祺能写出长篇小说吗？》《〈收租院〉、魏明伦及其他》《刘心武的心态》《倒着走的“鲁迅”们》《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还是要多读书》等文章，当然还包括发表在其他媒体上的诸如《张季文章比较论》《王蒙的荡妇心态》等。我们可以将写贾平凹的《还是要多读书》视为这一阶段的结束，此文写于2005年的5月2日。相比这一阶段早期的众多“酷评”，语气已经温和多了。这两个阶段又都有一种略有纪念性的集子出版，前者是《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后者叫《谁红跟谁急》。当然其他时间里也会偶尔写一些，但这两个创作时段是清晰的。
此外，还有一个阶段是创作《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时期，虽不到三个月，却是准备期最长的。刘心武在讲《红楼梦》时，自信地说因为自己也写小说所以对《红楼梦》的人物情节把握会比普通学者分析得准确一些（大意），我们觉得他的观点是对的，这种情况在韩石山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也能够窥见，例如，韩石山擅归纳，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里，将留日法和英美派对立而置，再如，在2013年10月12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胡适留美的背后》中说：“国民党政府里有个文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和军人集团，有合作也有斗争。”作家眼光的独到和敏锐可见一斑。正因为有这种眼光和对现代作家长期的关注和欣赏，所以，在韩石山自己看来，在文学批评上，最为得意的，也最为重要的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具体涉及韩石山文学批评的品位和精神，同样能够从他的文字中寻得出线索。在《谁红跟谁急》序言的结尾，韩石山又说：“在文学批评上，我是服膺李健吾先生的。所不同者，因为时势的差异，我与李先生的着眼点稍有不同。李先生处于新文学的发轫期，志在拔擢，看重的是作品的新颖，作家的潜质。现在呢，可说是新文学的成熟期，也可说是一个茂盛期，同样的志向，我所做的乃是删芟，看重的是作品的取向，作家的品质。删芟也是一种拔擢，除去杂草，禾苗才会茁壮地成长。”在接受蔡凛立的采访时，韩石山还说道：“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创作之外的一门艺术。它绝对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更不是它的嫔妃，如果你认为文学创作是帝王的话。它品衡创作，督责创作，在更高的意义上为读者、社会和历史负责。当下的文学批评，只能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俗烂，俗还情有可原；烂是在任何社会里，都不能原谅的。一篇好的文学批评应当是，既对社会负责，也对作家负责，同时还对批评者自己的人格负责。眼下衡量文学批评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敢不敢指名道姓。再严厉的批评若不指名道姓，都是乡愿，都是言不及义。”这两段话，也就把他文学批评的第二个时期解释清楚了。 韩石山写过一篇《李国涛先生的文字》，开篇便说：“山西作协院里，故去的老作家不说，还健在者，李国涛与董大中两先生，都是我所敬重的前辈学人。”李国涛之所以能够成为山西文学批评的一面旗帜，我们觉得起点高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他的首篇评论《诗爱好者的意见》就发表在1955年的《光明日报》上，时年二十五岁；“文革”结束后，又在第一时间写出了《且说山药蛋派》这样的重磅文章。在山西文学批评界，能和李国涛有一样高起点的，韩石山应该算是一位。1983年的《文学评论》第1期全文刊发了韩石山的第一篇文学批评《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刘富道的小说艺术》。刘富道今天知道的人少了，三十多年前却是头顶首届短篇小说奖获奖者光环的名作家，许多年后，韩石山又写了一篇《富而无道的刘富道》，那是一篇更自然、洒脱的文章，如果谁编一本作家写作家的散文集，这绝对是应该收在前面的。总之，第一篇评论文章就发在了社科院文研所办的《文学评论》上，刘富道的获奖小说《眼睛》写了一个温柔曼妙的女子，韩石山的小说也多写这类的女性，这次尝试虽有友谊的成分却也恰切。
有人说韩石山的文学批评是远攻近交，我们觉得这话说得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事实确实存在，有人做过统计，韩石山的系列“酷评”中，几乎没有山西的作家；但说它不对也是因为我们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批评，只要看他所批评的观点是否正确就可以了，例如，韩石山最初批评谢冕时，主要是针对谢冕编了两种百年文学经典而做出的批评，换了谁也不能说这种编法是对的。编书的事情做错了，这未必关乎品行，更与谢冕是哪里人无关。而如果说要为韩石山的文学批评归纳出一个观点，那么我们觉得应该是：对事不对人。偶有对人时，也是视对方为不会怪罪的友人或是原本在心里分量更重的作家。现代文坛有这样的历史，尤其是所谓的“欧美派”。韩石山非常欣赏新月派批评家叶公超，他在《叶公超的脾气》中转引叶公超的话：“人归人，文章归文章，我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字的成就。”李健吾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说：“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如若他不能代表一般的见解，至少他可以征象他一己的存在。我们敬重他和他的批评，因为它个人具有人类最高努力的品德。一切艺术品，唯其攫有不苟且不雷同的个性，才能活在无数‘旁观者’的心目中，与日月共荣。”“人归人，文章归文章”和“一以贯之的精神”都是韩石山文学批评的原则，他并不觉得我批评了你的文章就等同于鄙薄了你的品行，所以当别人批评他的文章时，他也不以为忤，甚至当房向东写了一整本书来批判他时，他也依然视房为朋友，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陈漱渝，比如周忠厚，再比如早年的陆贵山。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精髓更在于前面说的：“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在《谁红跟谁急》中《倒着走的“鲁迅”们》前的辑前小语里，韩石山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有时候写文章，不一定觉得对方有多大的不对，而是觉得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就写了。在文学批评上，我是信奉‘艺术至上’原则的。有时意思很好，气也很大，但一想写不成好文章，就不写了。”这是韩石山文学批评的另一角度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陈为人：《山西文坛十张脸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韩石山：《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韩石山，山西省作家协会编：《一串歪斜的脚印》，《山西文学批评家自述》，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
（高玉林，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姚宏越，春风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
关键词：韩石山 文学批评 酷评 《谁红跟谁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流派像山药蛋派一样，能够长期地以一种流派的稳定形式产生影响的合力，凡是提起山药蛋派的早期，一定要提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多一个不能多，少一个不能少，例如，高捷编选的《山药蛋派作品选》，就只收录了这六位作家的作品。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山西出了一位有影响的作家，都很自然地被归为山药蛋派或者和山药蛋派联系起来。这种状况的形成，首先要感谢的是山西的批评家，没有他们几十年不知疲倦地奋笔疾书和推波助澜，山药蛋派的影响一定不会持续得如此长久而弥坚。
但韩石山是一个例外，他不仅是山西批评家中唯一在全国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在姚乃文主编的《跨越沧桑的美丽——作家剪影》中，韩石山是仅有的被收录的具有批评家身份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极少谈及山药蛋派的山西籍批评家。除了一些追忆与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西戎、马烽、胡正、孙谦等人的回忆性散文外，认真系统谈山药蛋派的学理文章没有一篇。不谈的原因，想来有几点：一是韩石山只觉得那是一个时代，而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有传承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代的存在；二是韩石山只是对西李马胡孙等前辈作家的品行有着崇敬和对他们恩德的感激，并不觉得山药蛋派的创作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至少没有对他的创作产生较大的影响；三是从个人交往上看，西戎等前辈山药蛋派作家对韩石山有恩，西戎还为韩石山的第一部小说集《猪的喜剧》作序，如有批评的意见于情于理不便直言；四是山药蛋派在山西已经不仅作为一种文学意义的存在，更是一种政治资本的存在，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便被延安认为是“方向”的赵树理自不必说，马烽也曾在中国作协身居要职，山药蛋派的作家历年受到山西省领导的厚爱，被评为人民作家。对于这个流派或其中的作家做出批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无论韩石山认或不认，至少在那个时期那个阶段，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山西为背景的农村题材的大众化小说，他也因此成了山药蛋派前辈和山药蛋派研究者心中的山药蛋派的接班人，而且排名非常靠前。在李国涛的《且说山药蛋派》里，韩石山被率先提及列入了本派作家的后备新锐中（张石山语）。范泉是韩石山敬仰的前辈作家，在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山药蛋派”词条的最后一段话是：“80年代以来，马烽、西戎等山药蛋派主将创作的许多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心的发展和突破，但基本上仍保持了这一流派的某些特色。与此同时，山西涌现了韩石山、韩文洲、潘宝安、田东照、王东满等一批山药蛋派的新秀。他们又有自己的创新，并不是当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翻版。在这一批新山药蛋派作家中，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小说流派。”新山药蛋派，可以叫别的新的小说流派，当然也可以叫第三代山药蛋派。
在我们看来，韩石山的文学批评大都能够从他的文字中寻得出线索。韩石山并不是一个不擅表露心迹的人，他多次在文章或演讲中谈到他的文学生涯，例如，在太原师范学院的演讲《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中，他说：“一个文化人，一个写作者，最好能把自己的一生分做几个阶段来安排。大致可分这么三个阶段：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研究乡帮文献。”在《韩石山学术演讲录》的小序开篇，韩石山还写道：“小说写不动了写散文，散文写不动了写评论，评论写不动了做学问，学问做不动了作演讲。”理想与现实略有差别，前一段演讲是理想，后一篇小序是现实。
具体说韩石山的文学批评，似乎是非常清晰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秋，刘富道的小说集《南湖月》即将出版，闲聊之时，韩石山答应写一篇刘富道的评论，不久之后的1982年11月6日，韩石山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文学批评《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刘富道的小说艺术》，一直到1988年12月31日写完《明日来寻都是诗——评林斤澜的近作》，这期间也有停顿。第二个阶段是1995年在天津遇到《文学自由谈》的副主编任芙康后，在任芙康的鼓动下，陆续写了《我看“马桥之战”》《汪曾祺能写出长篇小说吗？》《〈收租院〉、魏明伦及其他》《刘心武的心态》《倒着走的“鲁迅”们》《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还是要多读书》等文章，当然还包括发表在其他媒体上的诸如《张季文章比较论》《王蒙的荡妇心态》等。我们可以将写贾平凹的《还是要多读书》视为这一阶段的结束，此文写于2005年的5月2日。相比这一阶段早期的众多“酷评”，语气已经温和多了。这两个阶段又都有一种略有纪念性的集子出版，前者是《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后者叫《谁红跟谁急》。当然其他时间里也会偶尔写一些，但这两个创作时段是清晰的。
此外，还有一个阶段是创作《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时期，虽不到三个月，却是准备期最长的。刘心武在讲《红楼梦》时，自信地说因为自己也写小说所以对《红楼梦》的人物情节把握会比普通学者分析得准确一些（大意），我们觉得他的观点是对的，这种情况在韩石山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也能够窥见，例如，韩石山擅归纳，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里，将留日法和英美派对立而置，再如，在2013年10月12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胡适留美的背后》中说：“国民党政府里有个文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和军人集团，有合作也有斗争。”作家眼光的独到和敏锐可见一斑。正因为有这种眼光和对现代作家长期的关注和欣赏，所以，在韩石山自己看来，在文学批评上，最为得意的，也最为重要的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具体涉及韩石山文学批评的品位和精神，同样能够从他的文字中寻得出线索。在《谁红跟谁急》序言的结尾，韩石山又说：“在文学批评上，我是服膺李健吾先生的。所不同者，因为时势的差异，我与李先生的着眼点稍有不同。李先生处于新文学的发轫期，志在拔擢，看重的是作品的新颖，作家的潜质。现在呢，可说是新文学的成熟期，也可说是一个茂盛期，同样的志向，我所做的乃是删芟，看重的是作品的取向，作家的品质。删芟也是一种拔擢，除去杂草，禾苗才会茁壮地成长。”在接受蔡凛立的采访时，韩石山还说道：“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创作之外的一门艺术。它绝对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更不是它的嫔妃，如果你认为文学创作是帝王的话。它品衡创作，督责创作，在更高的意义上为读者、社会和历史负责。当下的文学批评，只能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俗烂，俗还情有可原；烂是在任何社会里，都不能原谅的。一篇好的文学批评应当是，既对社会负责，也对作家负责，同时还对批评者自己的人格负责。眼下衡量文学批评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敢不敢指名道姓。再严厉的批评若不指名道姓，都是乡愿，都是言不及义。”这两段话，也就把他文学批评的第二个时期解释清楚了。 韩石山写过一篇《李国涛先生的文字》，开篇便说：“山西作协院里，故去的老作家不说，还健在者，李国涛与董大中两先生，都是我所敬重的前辈学人。”李国涛之所以能够成为山西文学批评的一面旗帜，我们觉得起点高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他的首篇评论《诗爱好者的意见》就发表在1955年的《光明日报》上，时年二十五岁；“文革”结束后，又在第一时间写出了《且说山药蛋派》这样的重磅文章。在山西文学批评界，能和李国涛有一样高起点的，韩石山应该算是一位。1983年的《文学评论》第1期全文刊发了韩石山的第一篇文学批评《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刘富道的小说艺术》。刘富道今天知道的人少了，三十多年前却是头顶首届短篇小说奖获奖者光环的名作家，许多年后，韩石山又写了一篇《富而无道的刘富道》，那是一篇更自然、洒脱的文章，如果谁编一本作家写作家的散文集，这绝对是应该收在前面的。总之，第一篇评论文章就发在了社科院文研所办的《文学评论》上，刘富道的获奖小说《眼睛》写了一个温柔曼妙的女子，韩石山的小说也多写这类的女性，这次尝试虽有友谊的成分却也恰切。
有人说韩石山的文学批评是远攻近交，我们觉得这话说得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事实确实存在，有人做过统计，韩石山的系列“酷评”中，几乎没有山西的作家；但说它不对也是因为我们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批评，只要看他所批评的观点是否正确就可以了，例如，韩石山最初批评谢冕时，主要是针对谢冕编了两种百年文学经典而做出的批评，换了谁也不能说这种编法是对的。编书的事情做错了，这未必关乎品行，更与谢冕是哪里人无关。而如果说要为韩石山的文学批评归纳出一个观点，那么我们觉得应该是：对事不对人。偶有对人时，也是视对方为不会怪罪的友人或是原本在心里分量更重的作家。现代文坛有这样的历史，尤其是所谓的“欧美派”。韩石山非常欣赏新月派批评家叶公超，他在《叶公超的脾气》中转引叶公超的话：“人归人，文章归文章，我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字的成就。”李健吾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说：“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如若他不能代表一般的见解，至少他可以征象他一己的存在。我们敬重他和他的批评，因为它个人具有人类最高努力的品德。一切艺术品，唯其攫有不苟且不雷同的个性，才能活在无数‘旁观者’的心目中，与日月共荣。”“人归人，文章归文章”和“一以贯之的精神”都是韩石山文学批评的原则，他并不觉得我批评了你的文章就等同于鄙薄了你的品行，所以当别人批评他的文章时，他也不以为忤，甚至当房向东写了一整本书来批判他时，他也依然视房为朋友，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陈漱渝，比如周忠厚，再比如早年的陆贵山。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精髓更在于前面说的：“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在《谁红跟谁急》中《倒着走的“鲁迅”们》前的辑前小语里，韩石山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有时候写文章，不一定觉得对方有多大的不对，而是觉得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就写了。在文学批评上，我是信奉‘艺术至上’原则的。有时意思很好，气也很大，但一想写不成好文章，就不写了。”这是韩石山文学批评的另一角度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陈为人：《山西文坛十张脸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韩石山：《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韩石山，山西省作家协会编：《一串歪斜的脚印》，《山西文学批评家自述》，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
（高玉林，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姚宏越，春风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