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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翻译《共产党宣言》已迫在眉睫。但直到1919年，此书仍然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翻译起来并非易事，译者至少具备3个条件：精通德语、英语、日语等《共产党宣言》主要版本语言之一，拥有较高的中文素养以及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1920年初，在《民國日报》社经理邵力子等人的力荐下，一位青年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译者，并被推向历史的前台。这位青年，就是陈望道。
陈望道，1891年生，浙江义乌人。1915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求学的4年多时间里，他结识了日本进步学者、共产主义活动家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逐渐接触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与文章。
1919年5月，陈望道回国，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陈望道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其中。他提倡新道德、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成为“一师风潮”的中心人物。期间，陈望道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浙江一师的《校友会十日刊》等报刊上发表《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因袭的进化和开辟的进化》等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释进步思想。1920年初，陈望道来到上海，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任主编，还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的创刊工作。
已经具备较高中文文学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且精通日语的陈望道，当得知自己承担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后，激动之余又倍感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为了专心致志翻译好《共产党宣言》，1920年早春，陈望道携带此书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回到家后的陈望道住在一间小柴屋里，条件异常艰苦。在这样的环境下，陈望道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钻研书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中文版本的字词语句，力求贴切、精准、生动。
一天，陈望道的母亲特意为儿子包了粽子改善伙食，并叮嘱他吃粽子时记得蘸红糖水。过了一会儿，母亲在门外问：“粽子吃了吗？”他答道：“吃了吃了，可甜了。”母亲不放心，推门去看，结果发现儿子正奋笔疾书，嘴上全是墨水，手边的红糖水却一口未动。原来，陈望道过于聚精会神，竟错把墨水当作红糖，吃完也浑然不觉。
经过两个多月的呕心沥血，近两万字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终于翻译完成，这在陈望道心中真可谓“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译本完成后，刊印却遇到了困难。原来，《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原定要在进步刊物《星期评论》上连载发表，但该刊突遭当局查禁，发表计划被迫搁浅。由于缺乏经费，译稿出版无门。恰在此时，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委派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资助其发表。
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红底马克思肖像、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出版，由于排版错误，书名被印为《共党产宣言》。此书一经问世，即刻引起强烈反响，进步知识分子竞相购买、争相阅读，初版时刊印的1000册书很快便销售一空。当一个月后再版时，封面的红底改为蓝底，书名的错误也更正过来，这次加印的1000册书又迅速售罄。截至1926年5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意义非凡：它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准备。《共产党宣言》帮助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明确了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建立共产党为了什么、怎样建立共产党等一系列问题，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路与框架，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纲领，亦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